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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一代地理著作層出不窮，其中，清初顧祖禹獨撰的《讀史方輿紀要》頗受後世稱道，被譽為「千古絕作」、「海內奇書」。 顧祖禹，字瑞五，號景范，江蘇無錫人，生於明崇禎四年（1631年），卒於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由於久居無錫城東宛溪，被學者稱為宛溪先生。他自幼聰穎過人，好學不倦，背誦經史如流水，且博覽群書，尤好地理之學。順治元年（1644年），清兵入關，顧祖禹隨父避居常熟虞山，長期躬耕授業，過著「子號於前，婦歎於室」的清貧生活。雖如此，亦恥於追名逐利，走入仕途。相反，選擇了以著書立說為手段，以圖匡覆亡明的道路。秉承父親遺命，立志著述《讀史方輿紀要》，「蓋將以為民族光復之用」。自順治十六年（1659年）始，他邊教私塾，邊開始《讀史方輿紀要》的著述。 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藩起兵，顧祖禹隻身入閩，希望投靠耿精忠，借其力達到反清復明的目的，但未被耿精忠收用，只好重返故里，繼續撰寫《讀史方輿紀要》。康熙年間，雖曾應徐乾學再三之聘，參與《大清一統志》的編修，但堅持民族氣節，不受清廷一官一職，書成後甚至拒絕署名。在此期間，顧祖禹利用工作之便，遍查徐氏傳是樓藏書，為《讀史方輿紀要》的修撰，積累了大量資料。經過30餘年的筆耕奮鬥，約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前，也就是顧祖禹50歲左右時，終於完成了這部舉世聞名的歷史地理巨著。 《讀史方輿紀要》共130卷（後附《輿地要覽》4卷），約280萬字。綜觀全書有如下一些特點： 第一，選材得當，體裁新穎。《讀史方輿紀要》選取材料與一般地誌不同。著重記述歷代興亡大事、戰爭勝負與地理形勢的關係，而遊觀詩詞則大多「汰去之」。前9卷撰述歷代州域形勢。接著，以114卷之多，以明代兩京十三布政使司及所屬府州縣為綱，分敘其四至八到、建置沿革、方位、古跡、山川、城鎮、關隘、驛站等內容。與各地理實體有關的重要史實，附繫於各類地名地物之下。並常在敘述中指出該地理實體得名的原由。隨後，以6卷記述「川瀆異同」，作為「昭九州之脈絡」。最後一卷是傳統之說「分野」，作天地對應，有「俯察仰觀之義」。前面歷代州域形勢以朝代為經，以地理為緯；後面分省則以政區為綱，朝代為目，全書經緯交錯，綱目分明，且自作自注，敘述生動，結構嚴謹，讀之趣味無窮。 第二，具有濃厚的軍事地理色彩。顧祖禹著述《讀史方輿紀要》的主要目的之一既然是為反清復明之需，當然十分注重對於軍事的記述。他鑒於明朝統治者不會利用山川形勢險要，未能記取古今用兵成敗的教訓，最後遭致亡國的歷史，在書中著重論述州域形勢、山川險隘、關塞攻守，引證史事，推論成敗得失，「以古今之史，質之以方輿」。詳細記載歷代興亡成敗與地理環境的關係，而對名勝古跡的記載則相對簡單得多。不僅前面9卷專門論述歷代州域形勢，而且每省每府均以疆域、山川險要、形勢得失開端。各省形勢及其在軍事上的重要性，皆有總序一篇進行論述。《歷代州域形勢》和各省山川險要總論，幾乎每篇都是甚有價值的軍事地理論文。 而且每敘述某一地理實體時，必窮根究源備述其軍事上的地位和價值。顧祖禹認為，地利是行軍之本。地形對於兵家，有如人為了生存需要飲食，遠行者需靠舟車一樣重要。只有先知地利，才能行軍，加上「鄉導」的幫助，「夫然後可以動無不勝」。這正是他在《讀史方輿紀要》中，對於地理環境與戰爭得失成敗的關係著重記述的初衷。難怪張之洞認為「此書專為兵事而作，意不在地理考證。」梁啟超也認為，「景范之書，實為極有別裁之軍事地理」。 第三，注重人地關係的辯證思維。以研究天險地利為主的《讀史方輿紀要》，始終貫穿著天險地利只是成敗得失的從屬條件，而決定的因素還在於社會和人事的正確思想。因為「陰陽無常位、寒暑無常時、險易無常處」。雖是「金城湯池」之故，若「不得其人以守之」，連同「培塿之丘」、「氾濫之水」都不如。如若用人得當，縱使「枯木朽株皆可以為敵難」。也就是說，決定戰爭勝負的原因，地理形勢固然重要，但帶兵將領所起的作用更大。在論述歷代都城的變化和原因時，顧祖禹認為是由許多因素決定的，並非地勢險固決定一切。首先，都城的選擇與當時的形勢有關，此時可以建都的地方，而到彼時則不一定適於建都，其次，是否適合建都不但要看地勢是否險固，攻守是否有利，而且要看交通是否方便，生產是否發達，對敵鬥爭是否有利。由於建都的各種因素是在經常變化的，不能單純考慮山川地勢。他的這種觀點與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基本上是符合的。 第四，注重經世致用，有關國計民生的問題尤其重視。顧祖禹認為：輿地之書不但要記載歷代疆域的演變和政區的沿革，而且還要包括河渠、食貨、屯田、馬政、鹽鐵、職貢等歷史自然地理和歷史經濟地理的內容。當他開始撰寫時的確對此十分重視，但後來由於各種原因，原稿多有散佚，加上「病侵事擾」，顧不上補綴，但其大略亦能「錯見於篇中」。不過他在論述各地的地理形勢時，盡量做到以地理條件為印證，使歷史成為地理的嚮導，地理成為歷史的圖籍，互相緊密融匯。全書對於有關國計民生的多寫，無關的少寫，詳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詳，這也是《讀史方輿紀要》有別於其他地理著作之處。由於黃河之患歷來不止，直接對國計民生產生不良影響，因此，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中大量輯錄前人治水的主張，以留給後人借鑒。他十分賞識潘季馴的治河方針。認為「以堤束水，借水攻沙，為以水治水之良法，切要而不可易也。」（《讀史方輿紀要》卷126）書中對潘季馴的主張頗多引證。此外，書中對漕運的記載也十分重視。顧祖禹認為漕運相當重要，因為「天下大命，實繫於此」。但他反對為了漕運而置運河沿線百姓生命財產於不顧的觀點。在《川瀆異同》中，他以整整一卷的篇幅，論述漕運和海運，又在有關州縣下，詳細記載運河的閘、壩、堤防和濟運諸泉。此外，對於明代農業經濟發展較快的蘇松地區，以及揚州、淮安等轉漕城鎮衝要地位，書中都一一作了記載。同時，《讀史方輿紀要》於農田水利的興廢、交通路線的變遷、城邑鎮市的盛衰，都詳略得當地有所記載。由此可見，不但對於軍事地理、沿革地理方面《讀史方輿紀要》有十分重要的記述，而且在經濟地理方面亦有相當可觀的內容。 以軍事地理為主，集自然與人文地理於一身的巨著—— 《讀史方輿紀要》的撰成，當然與顧祖禹本人的努力分不開。 為了編撰這本巨型歷史地理著作，他先後查閱了二十一史和100多種地誌，旁徵博引，取材十分廣泛。同時，他也比較注重作實地考察，每凡外出有便必然觀覽城廓，而且對於山川、道裡、關津無不注意察看。並且深入作調查，無論過往商旅、征戍之夫，乃至與客人談論時都注意對地理狀況的異同進行考核。但無論實地考察或是調查，囿於條件所限，他都只能「間有涉歷」而已。主要工作還是限於對圖書資料的探索和考校。儘管全書考證嚴謹，描述論證也多確實可靠，但他本人總覺得未能十分滿意，尤其以缺乏只有從實地考察中才能獲得的感性知識為憾事。當然，由於時代與條件的限制，加上全書僅為顧祖禹一人獨撰，難免有疏漏、謬誤之處，但這些並非其主流，毫不影響它閃耀於歷史地理巨著之林的光輝。 《讀史方輿紀要》長期以來由於內容豐富、地名齊全、考訂精詳、結構嚴密，不但勝於唐代成書的《元和郡縣圖志》、宋代成書的《太平寰宇記》，而且超越明代成書的《寰宇通志》、《大明一統志》。若與清代歷史地理巨著、官修的《大清一統志》相比，也是各有千秋，並不遜色。至今仍成為歷史地理學者乃至研究歷史、經濟、軍事的學者們必讀的重要參考書。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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