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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郡國利病書》120卷，是明末清初偉大的啟蒙運動思想家顧炎武撰。顧炎武生於明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卒於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享年70歲。初名絳，字忠清，入清後為表示不與清朝合作，便改名為炎武，易字寧人，號亭林，江蘇昆山人。他自幼繼承家學，15歲時就加入「復社」，與宦官弊政作鬥爭，清兵南下後，他又參加了昆山嘉定人民的反清武裝鬥爭。他針對當時晚明的社會政治腐敗、人民生活困苦、外患日急，而文壇學士每每只是侈談理性、追求名利的腐朽狀況，提倡經世致用學風。他決心涉獵群書，探求一些有益於國計民生的學問，作為自己改造社會拯救國家的根據。他一生勤奮好學，博覽群書，學風嚴謹，成就宏富。 在經學、音韻學、史學、地理學、金石學等諸多方面造詣很深。有人統計他一生著述多達38種，《天下郡國利病書》和《肇域志》是其中最為宏大的地理著作。 顧炎武自崇禎十二年（1639年）開始銳意讀書，廣搜資料，兼以實地調查，有得即錄，企圖把地理知識用於改造社會和政治鬥爭實踐。他為了編纂此書，收集資料十分廣泛： 「先取一統志，後取各省府州縣志，後取二十一史，參互書之，幾閱志書一千餘部。」（《肇域志》自序）同時將這些文獻資料與實地調查相引證。他周遊蘇杭、兩淮，十謁明陵。自1668年45歲以後，捨棄江南故里，飄遊北國，足跡遍佈華北、山東和西北，尤其致力於邊防和西北地理研究。每到一地「所考山川、都邑、城廓、宮室，皆出自實踐」。（《歷代宅京記》阮元序）一路「考其山川、風俗、疾苦利病」。（潘豐《日知錄》序）他在旅途中以一騾二馬載著應用書籍隨行，每到險要地方，便找老兵退卒或當地百姓詳細詢問曲折原委，堅持實地考察、調查研究，遇有與平日所知不合，便在坊肆中翻書對勘，將其收穫心得，注之其旁，旁又不盡，便別為二集曰「別錄」。 「別錄」實際上是一些讀書札記，是作者為了準備著書長期積蓄的一些資料長編。所以在內容上將是不同的觀點，甚至相反矛盾的史料兼收並蓄，而未加考辨論述和篩選。全書很不平衡，有的地區收得很多，有的地區卻很少。在他50歲時，由於年老善忘，對這些材料不能逐一校正，便將這些原始材料編訂成冊，存於篇中，總名為「肇域志」。有人考證認為這是出典於《尚書·堯典》：「肇有十二州」，以此表示明代整個疆域。作者編訂後，希望後人能在此基礎上斟酌去捨，「續而傳之」。在他晚年時，他又將此書一分為二：「一為輿地之記，一為利病之書」，前者即《肇域志》，後者為《天下郡國利病書》。 《天下郡國利病書》以講究郡國利病貫穿全書，重點輯錄了兵防、賦稅、水利三方面內容。作者十分重視研究各地兵要地理，深感兵防之重要，所以書中對全國各地的形勢、險要、衛所、城堡、關寨、島礁、烽堠、民兵、巡司、馬政、草場、兵力配備、糧草供應、屯田以及有關農民起義和其他社會動亂等方面資料，無不詳細摘錄。所以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稱此書為「政治地理學」。我們認為未免有點偏頗。 其次在賦稅方面主要對明代一條鞭法實行後果及各地所遭破壞事實，以及揭示地主階級如何將國家賦役通過各種不法手段轉嫁到農民身上的種種事實等都加以詳細收錄，同時也輯錄了與之有關的土田、屯墾、糧額、租稅等項目。所以今人趙儷生認為此書「不應列為地理類，而應列為明朝社會經濟資料之書」。「主要是著錄明朝社會經濟情況的一部重要的資料書，僅僅它的著錄方式是按『郡國』的框框而已」。其理由「主要是由於本書絕大部分篇章所注錄的是關於賦役、屯墾、水利、漕運、兵防、馬政、鹽政、少數民族以及農民起義諸項目的資料，其中雖然偶有記錄地方風俗以及山川沿革考訂事項等，但所佔的比例究竟太少了」。這種說法雖有一定道理，但仍有些牽強。因這些經濟內容無一不通過地理顯示，至少應屬經濟地理範疇，何況書中尚有大量沿革地理、軍事地理、民俗、文化地理等材料。 再說水利方面，書中收集了主要河道、漕運諸河（運河、膠萊運河等）、航運，主要作物區特別是三吳地區農田水利以及明代水利專家治水方略、奏折等主要資料。 全書實際匯總了政治、經濟、軍事、歷史、地理等各方面資料，這些資料除了摘自方志外，同時也輯錄於實錄、文集、邸抄及其他各種史料，其中不少今已失傳，或已成罕見的碑刻和地方史志材料，十分珍貴。《四庫全書總目》稱其「雜取天下府州縣志書及歷代奏疏文集，並明代實錄，輯錄成編」，將其列入史部地理類，是有一定道理的。 至於說到這部書的價值，除了前面已敘過它保留了許多珍貴資料和進行了實地考察加以釐正以外，更重要的是它對明史研究有特殊史料價值。正如趙儷生研究後所云：在考查明朝社會經濟方面，《利病書》卻與《明實錄》、《皇朝經世文編》有三鼎足之妙。自上而下的材料，多見於實錄，《經世文編》中主要是來自中層士大夫的意見，惟有《利病書》是透過基層人們的回憶、總結、評論及一些下層的意見，可以補足《實錄》自上而下材料的片面性，對研究明代社會經濟是很有價值的。 此書原為34冊，今已不全，第14冊全缺，其他各冊也有佚文。以後版本多種，現通行本中，以四庫善本叢書館借涵芬樓印昆山圖書館所藏稿本影印本為佳。 至於《天下郡國利病書》的姐妹篇《肇域志》則是專述地理的，可謂明代地理總志，因與《天下郡國利病書》關係十分密切，這裡有必要作一些簡要介紹。《肇域志》全書不分卷，約200萬字，其內容包含沿革、形勢、城廓、山川、道路、驛遞、街市、坊宅、兵防、風俗、寺觀、水利、陵墓、郊廟等項，有的府州還附有長篇的食貨、官職資料，可見內容十分豐富。這部書一大特點是收編了大量地名。它收集的地名不僅超過《寰宇通志》、《大明一統志》，而且有的地區比《讀史方輿紀要》還多。它除記載了各省府州縣著名山川古跡外，還收錄了許多小山、支水、鹽場、坑冶、鎮市、渡口、巡檢司和課稅司所在的小地名，有的地區甚至比專志以及《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所輯錄的小地名還多，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另外它與《天下郡國利病書》一樣，也保存了大量已經失傳的明代方志資料和許多罕見的專志資料，這些珍貴資料可以作校勘其他古籍參考。此書在乾隆末年已佚京師、江西、四川、廣西四部分，現有抄本很多種。近年譚其驤主持以雲南圖書館藏的抄本為底本，校訂後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這將是我國目前國內最佳版本。 《天下郡國利病書》與《肇域志》因源出同一部資料，在拆分時比較粗疏，以致分而未淨。正如今人楊正泰的《天下郡國利病書》介紹中指出：《肇域志》雖偏重於地理，但也雜有食貨、兵防、水利等方面資料；《天下郡國利病書》雖偏重郡國利病，但也雜有許多輿地記載。諸如沿革、山川、城池、古跡、市鎮、風俗、屯墾、水利、賦役、漕運、兵防、馬政、鹽政等門類，在兩書中均有。分得不當的也屢見不鮮，有的州縣沿革、山川、城池等材料不在《肇域志》中，卻收入了《天下郡國利病書》中；同樣不少有關國計民生的「論」、「說」、「文」、「集」卻不載於《天下郡國利病書》，卻收入了《肇域志》中。甚至論證同一問題的資料卻被硬行拆開分置在各書中，最典型的是對曾子籍貫考證，提出問題和羅列不同說法的材料在《肇域志》中，大量考證資料卻留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而考證後得出的結論卻又放入他的另一部著作《山東肇域記》中。所以對這兩部書的資料，不能機械隔立對待，需要相互補充、相互參證，互得益彰。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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