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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後購買的章氏遺書，計有： 一、《章太炎先生所著書》。上海古書流通處一九二四年石印，所據為浙江圖書館校刊章氏叢書本。共二十冊，有光紙，價十二元。其目錄為： 《春秋左傳讀敘錄》、《劉子政左氏說》、《文始》、《新方言附嶺外三州語》、《小學答問》、《說文部首均語》、《莊子解故》、《管子余義》、《齊物論釋又重定本》、《國故論衡》、《檢論》、《太炎文錄初編》、《補編》、《菋漢微言》。 二、《章氏叢書續編》。成都薛氏崇禮堂木刻本，共四冊，價八元。其目錄為： 《廣論語駢枝》，《體撰錄》、《太史公古文尚書說》、《古文尚書拾遺》、《春秋左氏疑義答問》、《新出三體石經考》、《菋漢昌言》。 三、《章太炎先生家書》。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影印本。家書共八十四通，系與夫人湯國梨之通信。 此外，還購有《章太炎年譜長編》。章志釣編，一九七九年中華書局版。此書以章氏自訂年譜為綱，系以各時期與章氏思想行動有關之資料，收羅豐富，編織有序。不只從一個時代，反映出一個人物的風格，也從一個人物，反映出一個時代的面貌。此書上下二冊。 中學時，我買了一本《國故論衡》，可能是國文老師的介紹，是為讀章氏著作之始。當時是怎樣讀的，現在已經記不清，但沒有讀懂，是可以肯定的。因為就是現在我讀起此書，還是很吃力。當時，確是認真讀過的，就像我那時讀《費爾巴哈論綱》，英文原本《林肯傳》，嚴譯《名學綱要》一樣，是用一種硬啃的讀書法。這種讀書法，當時頗具效力，好像是鑽進書中去了。但印象不深刻，經過若干年，又都茫茫然。現在，購置了以上書籍，通讀能懂的也只有：《文錄》、《菋漢微言》及《昌言》（這都是章氏對弟子的談話記錄，多關於歷史、人物、時事，文字比較通俗）、家書以及年譜。 章太炎二十三歲時，肄業詁經精舍，受德清俞蔭甫（樾）教。曾國藩說過：李鴻章拚命做官，俞蔭甫拚命著書。 是當時知名學者。嚴格說，這是章太炎做學問之始，並從此得以成為樸學大師，享名於後。樸學是清朝一種主導的學術，如果不是時局的影響，他可能一生從事這種書齋中的工作。因為排滿運動的興起，他成為革命人物，辛亥革命以後，他又成為民國的元勳，政治和學術的名望，同時有之。實際上，他只以學術文章見長，雖然好參與政治，好談政治，好作幻想大言，多不切於實際。所以在政治上，名望雖高，卻並沒有什麼實績，也沒有做成什麼大官。民國以後，政局屢變，章氏言論態度亦屢變，甚至依附過軍閥吳佩孚和孫傳芳。後來不能活動，就常常發通電表示政治見解，看來他是一生不甘寂寞的。 章氏幼年即患有眩厥症。應童子試時，即因此病而未終場。他自己後來也常常提到：「予少時多病」。眩厥是一種腦神經疾病，但並不影響讀書、作文，且有時表現為靈敏、激越，故章氏文章，鋒利如削，有一種奇異色彩，此病理使然。 然此病有時興奮易怒，有時沉鬱寡言，顯然不宜於理政，所以他雖熱心政治，當權者從未委他以重任。袁世凱不得已委他個東三省籌邊使，他也沒有做出多少成績，很快就辭職不幹了。 章氏為文，好罵人，有些地方，看起來近似人身攻擊。如罵吳敬恆：「善鉗爾口，勿令舔癰；善補爾褲，勿令後穿。」等語，當時稱為名句。有一次，竟罵蔡元培為法國人，非中國人。但對人對事，又像並無成見，時有改變，也不記私怨。為友為敵，常有反覆，這也是和他的性格有關的。 章氏好鋪張，章士釗在一篇回憶文章中說，章太炎好穿奇裝異服，招搖過市。另有記載，有一次，他到四川公幹，買了一大條紅布，製成一幅橫標，雇兩個人抬著，作為他的前導，以壯行威。 此人很重道義，他為參與締造民國，光榮犧牲的同志，都寫了傳記，並為他們請封表揚。傳記真實地記錄了這些人的個性行跡，使我們可以看到清末民初那些志士仁人的形象。如記鄒容幼年好雕刻，獄中得弱症，章氏為其診脈處方等情節，都有班馬史傳之遺意。 他的學術，因為我不懂，姑且不論。章氏的文章，我以為辯才不及梁啟超，然切實過之；深湛不及王國維，然條暢過之。章梁文體，實為後來報章文字之先聲，影響新聞界至巨。他的著名文字，如討滿洲檄，我以為寫得並不精彩，羅列罪狀，有勉強湊數之弊，文字也冗長造作，生動之筆太少。 與康有為論難的信，感情就充沛得多了。又好用古字，人多不識，這實際上是限制了自己文字的流傳。 文人逸事，熱鬧有趣者多，真實可信者少。章太炎大鬧總統府一事，最為當時所樂道。記載頗多，且加演義，以為章太炎如何英雄，袁世凱如何沒有辦法。其實，在那種場合下，有辦法的還是大總統，沒辦法的還是窮書生，他究竟是被拘留起來了。章氏自記，就平實得多，晚年並稱讚了袁世凱的肚量，證明章太炎是一個誠實的人，一個真正的書獃子。 章氏晚年，受人饋贈，賣文章，為海上聞人如杜月笙的先人寫碑傳，為人所詬病。其實這些都是小節，是情有可原的。他的愛民族愛國家的大節，至死是為人們所稱道的。 他晚年，不承認甲骨文的真實和價值，這是魯迅說的「專家之悖」造成的，也是情有可原的。人一旦成為某一學術領域的權威，即不知不覺，把自己看成偶像。偶像是要本能地排除自己所不知的新生事物的。 古人以能立功、立德、立言者，為名人。章氏有功於民國，雖無大德於民，然亦無虧缺之處。至於言，煌煌大著，更無論矣。成為中國近代史上一大名人，固非投機取巧，沽名釣譽者流可比。然名人都有時代的特點，為歷史所鑄造，與英雄同。當其一旦成為名人，則追逐者日眾，吹捧者日多，軍閥官僚商賈皆爭先利用之。或贈以高樓，或贈以駿馬。黃金不求自得，美女紛至沓來。於輿論優勢之外，往往亦得實利。 本人亦以不同凡俗自居，人之阿諛，不以為怪，人之厚贈，以為應當。日久天長，主觀客觀上，名存實亡，變成偶像。言行不顧，見利忘義，有些名人，遂成為不名譽之人。名人既敗，毀之者亦眾，過去譽之者，必轉而造謠，投井下石而後快。此名人興衰之通則也。 近世之名人，為數甚眾，流品腳色亦甚雜，根基牢固者少，忽起忽落者多，求如章氏之人品學術貫徹始終者，並不多見。我讀他的著作，是懷著虔誠尊教之心的。 發願寫這樣一篇文章，時間已有三年。參考書打開又放起，放起又打開，一直未得成篇。此因過去讀過的書，都已忘記，年老少精神，又不願去翻檢，知難而退。近日，其他文章不好寫，遂決心寫出，然亦只是讀書的印象斷片，不得稱為研究文字也。 1986年8月23日校訖並記 《呂氏春秋》附考。明方孝孺曰：「然予獨有感焉，世之謂嚴酷者，必曰秦法。而為相者乃廣致賓客以著書。書皆詆訾時君為俗主，至數秦先王之過無所憚。若是者，皆後世之所甚諱，而秦不為罪。嗚呼，然則秦法猶寬也。」 耕堂按：方孝孺蓋有感於明政之嚴苛也。附考引宋高似孫言論，意見與方氏稍合。可謂皆獨特之見矣。然漢以秦為嚴酷，魏晉以漢為嚴酷。屠沽負販，起而革命，而嚴酷如故，革不掉也。後世論前世事，矛盾往往易見。而在當時，恐不如此認識。書本為書本，行政為行政耳。後人以某事斷秦政寬，以某事斷秦政嚴，皆出意想。必須根據史實，全部考察，方能稍得其實際。然近代史實，尚不易弄清，歷史公案，更難定矣！ 《史記·呂不韋列傳》：「《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桓譚新論》：「秦呂不韋請迎高妙作《呂氏春秋》。書成，布之都市，懸置千金，以延示眾士。而莫能有變易者，乃其文約艷，體具而言微也。」 唐馬總曰：「暴於咸陽市，有能增損一字與千金，無敢易者。」 宋高似孫曰：「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人卒無一敢易者，是亦愚黔之甚矣。秦之士其賤若此，可不哀哉！」 《郡齋讀書志》：「時人無增損者，高誘以為非不能也，畏其勢耳。」 耕堂按：從以上引文看，千金不能易一字之原因有二，即不能與不敢。不敢是畏不韋當時的權勢。不能，則一是文章為高妙之作，二是當時的秦士，都是愚黔之徒。然仔細想來，這一個典故，恐怕只是一種傳說，一種演繹。因為司馬遷所作《呂不韋傳》，只說予以千金，並無下面的話。司馬遷說予以千金，只是強調這一著作的不苟與當時對待的隆重耳。 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又說：「不韋遷蜀，世傳呂覽。」 後世學者以為呂覽（即《呂氏春秋》），成於不韋為相之時，不韋遷蜀以後，不久死去。何以能聚賓客著書，又何以能「懸之咸陽」。乃是司馬遷的筆誤駁雜之辭。其實，這裡說的只是「世傳」，其意即呂不韋遭到不幸之後，其書反而得到世人的重視，與自序上下文文意相通，不足為過也。 《呂氏春秋》一書，列入雜家，歷史上不大被人重視。有人說是因為呂不韋名聲不好。我看，恐怕是因為這部書的編寫體制不太通俗，每篇前冠以月令，初讀時，叫人摸不著頭腦。其實裡面好的東西很多，即以古代寓言故事而論，孟子、韓非子等書，以此見長，而《呂氏春秋》，「察今」一篇中，即包含三則，無疑是一個大寶藏。且它所引古書，多是秦火以前的舊文，其價值就更可貴了。 我過去有廣益書局的高誘注普通本。後又購得許維遹集釋本，線裝共六冊。民國二十四年，清華大學出版。白紙大字，註釋詳明，斷句準確，讀起來，明白暢曉，真能使人目快神飛。晚年眼力差，他書不願讀，每日拿出此書，展讀一二篇，不只涵養性靈，增加知識，亦生活中美的消遣與享受也。 1986年11月22日記 滕雲同志送我一本他所選譯的《漢魏六朝小說》。冬夜無事，在爐邊讀了一篇《燕丹子》。《燕丹子》一書，我有光緒初年湖北崇文書局的百子全書本，為嘉慶年間著名學者孫星衍集校，初未細讀也。 《燕丹子》作者不詳，舊題燕太子丹撰。據孫星衍序： 「古之愛士者，率有傳書，由身沒之後，賓客紀錄遺事，報其知遇。」想來這部書，也是太子的賓客所寫。 孫星衍又說：「其書長於敘事，嫻於詞令，審是先秦古書，亦略與左氏國策相似，學在縱橫上說兩家之間。」讀過以後，覺得他的評價是很恰當的。 此書以記事為目標，原擬成為歷史，然敘述夾雜一些傳說及荒誕之事，遂為後人定為小說。即使作為小說，因為它有堅實而動人的歷史事實，再加上敘述之委婉有致，乃成為古代小說之翹楚。 冬夜讀之，為之血湧神馳，寒意盡消。周圍沉寂，而心目中的秦廷大亂。此真正小說佳品也，非泛泛者可比。乃取《史記·荊軻傳》對讀之，並記兩書寫法之異點如下： 一、《燕丹子》共分三卷，第一卷記麴武，第二卷記田光，第三卷才記荊軻。系一人引出一人。而《史記》一開始就寫荊軻，並同時寫了與他有關涉的高漸離、蓋聶、魯句踐等。在《燕丹子》中，高漸離只是在易水送別時，露了一次面。《史記》則把他處理成僅次於荊軻的一位俠義之士。 二、在細節中，除去孫星衍提到的：「《國策》《史記》取此為文，削其烏白頭馬生角及乞聽琴聲之事，而增徐夫人匕首，夏無且藥囊。」《燕丹子》還有荊軻赴秦時，「夏扶當車前刎頸以送」，和「行過陽翟，軻買肉，爭輕重，屠者辱之，舞陽欲擊，軻止之。」兩個細節，為《史記》所無。 買肉這一細節，對小說很重要，因為表明荊軻在進行大事中間，不為小事所誤的克制精神。而司馬遷或者認為，他前面已經寫過兩次荊軻的這種精神了，不再重複。這在史裁上講，也是應該的。 小說，一再重複，可加強人物性格和故事效果，但也要得當。《燕丹子》的處理，還是得當的。 司馬遷的《荊軻傳》，現在通稱為「傳記文學」，然其本質仍為歷史。所謂傳記文學，只是標明：司馬遷的歷史著作，同時具有文學的價值與功能。作為歷史，選材就應該更嚴格一些。荊軻刺秦，是一大悲劇。這一事件的失敗，在當時是震動了千萬人的心靈的。並且關係到了對荊軻這一人物的評價。司馬遷不能不找出其失敗的原因：太子催促太緊，荊軻沒得與他等待的那位客同行，而與秦舞陽同行，荊軻在出發之前，就看出這個人不行了。小說對於失敗，則不必有結論，任人想像去好了。 三、《史記》沒有採用燕丹子中的，用金子投青蛙，吃千里馬肝，砍美人手等細節，這是司馬遷的高明之處。小說可以這樣寫，民間可以這樣傳說，作為人物傳記，這些材料，只會傷害荊軻的形象。 四、至於《史記》不採用燕丹子中的烏白頭，馬生角，是因為荒誕。不採用它的乞聽琴聲，是因為虛構。乞聽琴聲的原文為：「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羅觳單衣，可掣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軻不解音。秦王從琴聲負劍拔之，於是奮袖超屏風而走。軻拔匕首擲之，決秦王耳，入銅柱，火出燃。」 在那樣緊張的局面下，間不容髮，哪有這種閒情逸致，這等從容？當然是不可能的。入銅柱，火出燃，卻比《史記》所寫，更為有聲有色。 《史記》雖不採這兩件事，但放在小說中，還是可以的，能引起人們的一些聯想。群眾會這樣想：啊，所以沒有成功，是上了秦王的當呀！ 五、《燕丹子》一書，就在這個地方終止了。《史記》卻在荊軻刺秦失敗之後，又寫了高漸離的不尋常的舉動，又寫了魯句踐感歎的話。使文末搖曳生風，更撥動了讀者懷古的思緒，增加了作品的悲劇效果。 耕堂曰：歷史與小說之分野，在於虛構之有無。無虛構即無小說，正如無衝突即無戲劇。然在中國，歷史與小說，實亦難分。有時歷史的生動，如同小說，有時小說的翔實，超過歷史。而歷史家有時也從小說取材，小說從歷史取材，則更為多見。但文體不能混淆，歷史事實，有時雖出人意想，不得稱為小說；小說虛構多麼合情合理，也不得當作歷史事實。 《燕丹子》與《荊軻傳》，題材無出入，人物無等差，古人已因其有無虛構，判為涇渭。文體雖不同，寫作藝術，仍有高下之別。仔細推敲，《史記》的剪裁塑造必勝。學者認為《燕丹子》成書於前，《史記》採摘之，亦未必然。要是秦漢之際，關於這一次政治性大事件的記載，關於荊軻事跡的傳述，不會是一種，而是多種。其中有事實，有傳說。事實有傳聞異詞，傳說有誇張想像，記載有繁簡取捨，不會一致。《燕丹子》為其中之精粹完備者耳。 1986年11月29日 我們知道，魯迅先生不好給青年人開列必讀書目，但他給許壽裳的兒子許世瑛開的那張書目，對我們這一代青年，卻發生了意想不到的影響。我記得在進城以後，大家都爭先恐後地搜集那幾本書。《世說新語》就是其中的一種。 我先在南市地攤上，買了一本啟智書局鉛印的本子，只有上冊。這本書後來送人了。 不久我在南開區一家廢紙店，買了一部四部叢刊黑紙本的《世說新語》。那時，四部叢刊流落街頭的很多，舊書店只收一些成套的白紙本，黑紙本無人過問，就都賣給廢紙店了。 這部書一共三冊，我給他三角錢，他已經很高興了。 四部叢刊本的《世說新語》，是影印的明袁氏嘉趣堂刊本，首頁有袁褧寫的序，他說： 晉人話言，簡約玄澹，爾雅有韻，世言江左善清談，今閱新語，信乎其言之也。臨川撰為此書，采綴綜敘，明暢不繁。孝村所注，能收錄諸家小史，分釋其義，訓詁之賞，見於高似孫緯略。余家藏宋本，是放翁校刊本。 目錄後所附的高氏緯略說： 宋臨川王義慶，採擷漢晉以來，佳事佳話，為《世說新語》，極為精絕，而猶未為奇也。梁劉孝標注此書，引援詳確，有不言之妙。 從以上兩段引文，可見古人對此書的評價。這是當之無愧的。 後來，我又在天祥市場，買了一本唐寫本《世說新書》。 是羅振玉印的，極講究，大本宣紙。這是《世說新語》最古的本子，系長卷，分藏四個日本人家，羅氏借來合印的。末附羅振玉手寫的長跋，其中包括楊守敬初見此卷時的題跋。 這個寫本，後來附印在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影印的，宋紹興八年，廣川董棻，據晏殊校定本所刻的《世說新語》的後面，當然是大大縮小了。這部書，我也購存一部，末附宋人汪藻所作敘錄，包括書名篇數考證，考異，人名譜名一卷。 我買唐寫本時，並不是打算考證《世說新語》的源流，對於這種學問，我是一無所知的。是為了習字。唐人寫經，我已經有了幾種，很喜歡這種楷法，這個寫本，字更精采，也大一些。 買來以後，我臨寫過兩次。發見：這個寫本，雖為考古家所重，當做字帖也很好。如果當做書籍來讀，就很費勁。抄寫時，脫字、錯字很多，很多地方，讀不成句，或不明其義。 此外，有些字的寫法，也很特別，雖系古法，已不適用於今日。 唐時，書籍靠抄寫，為人抄寫經卷，是一種職業。但這些書手，只寫得一手好字，文化卻不高明。抄寫錯漏之處，也不願修改，因為那樣一來，會使得卷面不乾淨，引起主人的不滿。如果主人再不察，隨即束之高閣，那就只能以訛傳訛了。 無論是晏殊校本，還是陸游校本（實際也是根據的晏殊校本，即董棻刻本），都是在傳寫的基礎上，經過整理的。古籍經過整理，總要進一步，但也要看整理者是什麼人。如果遇人不淑，不學無術，妄自尊大，那古書的命運就很難說了。 晏、陸二家，一代名宿，所校當然可靠。但四部叢刊本陸游跋語甚簡略，並未說曾經他校改。文字可疑之處，已經後人校出，列於書後。 四部叢刊本《世說新語》，雖系明刻，實際上重開宋本，僅次真跡一等，確是善本。我現在閱讀的，主要是這個本子。 我還從天津古籍書店，買過一部光緒十七年，湖南思賢講捨刻的，經王先謙、葉德輝校勘的本子，共四冊。第一冊多題跋、釋名，各一卷，第四冊多考證、校勘小識，引用書目、佚文各一卷。材料多一些，但讀起來，還是不如四部叢刊本醒目。 這部書，在書店翻閱時，標的定價是四元，當時我沒買。 後來，請他們給我送來，書價已改為六元。臨時加碼，裝入私囊，這是一些書商的慣技，所遇已非一次，我只好任他敲了一下輕輕的竹槓，權當送他的車馬費。 楊守敬跋唐寫本云： 自規箴篇孫休好射雉起，至張闓毀門止，其正文異者數十字，其注異文尤多，所引管輅別傳，多出七十餘字，竊謂此卷不過十一條，而差異若此。 這是考據家的發見，應該尊重，但與讀書關係不大。後來的整理本，刪去管輅別傳七十餘字，是因為這一注文過長，有些文字與正文關聯不大。其他個別字的差異，則因為寫本的遺漏或錯誤。如元帝過江猶好酒一條，末句：「酌酒一酣，從是遂斷」。寫本作「酌酒一唾從此斷」，顯然不雅。遠公在廬山一條，「執經登坐，諷誦朗暢」句，寫本脫「朗暢」二字，使句子不整。 像《世說新語》這類書，記載的是歷史人物的言行，在古代，曾被列入史部，後來才改為子部小說類。史評家劉知幾，曾對這樣的「史書」，作如下評論： 孝標善於攻繆，博而且精，固以察及泉魚，辨窮河豚。嗟乎！以峻（孝標名——耕堂注）之才識，足堪遠大。而不能探頤彪嶠，綱羅班馬，方復留情干委巷小說，銳思於流俗短書，可謂勞而無功，費而無當者矣（《史通》） 但真正的歷史家，例如司馬光，在他撰寫《資治通鑒》時，卻常常取材於這類「小說」，讀者信之，不以為非。 在古代，歷史和小說，真是難分難解，能否吸取它的精華，全看自己的鑒裁眼光如何。 《世說新語》這部書的好處和價值，已見開篇引文。為更使覽者明確，再引魯迅論斷： 《世說新語》，今本凡三十八篇，自德行至仇隙，以類相從，事起後漢，止於東晉。記言則玄遠冷俊，記行則高簡瑰奇，下至繆惑，亦資一笑。孝標作注，又徵引浩博，或駁或申，映帶本文，增其雋永。所用書四百餘種，今又多不存，故世人尤珍重之（《中國小說史略》） 我讀這部書，是既把它當做小說，又把它當做歷史的。以之為史，則事件可信，具體而微，可發幽思，可作鑒照。以之為文，則情節動人，鋪敘有致；寒泉晨露，使人清醒。尤其是劉孝標的注，單讀是史無疑，和正文一配合，則又是文學作品。這就是魯迅說的「映帶」，高似孫說的「有不言之妙」。這部書所記的是人，是事，是言，而以記言為主。事出於人，言出於事，情景交融，語言生色，是這部書的特色。這真是一部文學高妙之作，語言藝術之寶藏。 雖是小品，有時像詩句，有時像小說梗概，有時像戲劇情節。三言兩語，意味無盡。這是中國一種特殊的文體，一種文史結合，互相生發的藝術表現形式。 人言東晉，清談誤國，是否如此，不得而知。統觀此書，其談吐雖沖遠清淡，神韻玄虛，然皆有助於世道人心之向善，即後記人物行止，亦皆備懲勸之功能，絕非虛無出世之釋道思想，所可比擬也。 此書尚有清代紛欣閣刻本，亦稱善本，寒齋未備。 1986年12月20日記 我忘記了從什麼地方知道這部書，並為什麼想要買它。魯迅日記的書帳上，不記得有沒有這部書。有很長時間，我是按照他的書帳買書的。魯迅曾經說過，羅振玉印的書是很貴的。 六十年代初，我從北京中國書店，購進這部書。可能只是因為慕名，也因為有些閒錢。書店的標籤上定價是一百元，為甲等一級，可見其名貴，也是我藏書中價錢最高的一種。 書共兩函，三大冊。烏青布套，封面為土黃色，這是象徵流沙吧。紙是日本印書用的宣紙，質地很好，國內是很少見的。羅氏的書，很多是在日本印行的。此書除圖版外，文字部分全部系書寫上版，楷書莊嚴秀麗，兩個序文的字體尤佳。第一冊，扉頁裡面有上虞羅氏宸翰樓印標記。羅序稱：古簡冊出於世，載於前籍者凡三事：一、晉之汲郡：二、齊之襄陽；三、宋之陝右。序末記宣統甲寅，實為一九一四年也。 次為王國維序。略考簡牘出土之地：一為敦煌西北之長城（出土者為兩漢之物）。二為羅布淖爾北之古城（魏末以訖前涼之物）。三為和田東北之尼雅城等三地（古者漢遺物，近者隋唐之際）。王序末無宣統字樣，只書甲寅。 圖版分三部：一、小學術數方技書。二、屯戍叢殘。三、簡牘遺文。 第二函兩冊，內容為考釋及補遺，補遺考釋，附錄等。 以上，此書內容之大略也。 羅氏此書，雖根據英人斯坦因圖版及沙畹考釋，然為國內研究漢晉簡牘之始。王國維的序及先後考釋，內容精確，行文嚴謹，功力甚厚，為後來研究此種學問者，開闢了一條正確的道路。出土簡牘的研究，主要在於漢代及以後的屯戍制度，王國維分為：簿書、烽燧、戍役、稟給、器物、雜事六項。它涉及的是古代西北地理、軍事設施及其沿革。 然此書所得簡牘甚少，後續有出土。一九三○年，在額濟納河流域黑城附近，發掘出漢簡一萬餘枚。建國後，用其中兩千餘圖片，匯印為居延漢簡甲編，我也買了一冊。精裝大本，價三十元。與羅氏印書相較，書品風格，已大不相同。 陳夢家根據豐富的材料，寫了不少研究木簡的論文，後彙集為《漢簡綴述》一書，一九八○年中華書局刊行。我也買了一冊。較之王國維，陳的考釋，更為詳細具體，研討方法，仍追蹤王氏，行文則比較通俗。陳初為聞一多派詩人，後考訂金石，一九六○年，轉治漢簡，突飛猛進，成績可觀，然不久即慘死於十年浩劫。以詩人才華，退而考古，終不免死於人事紛擾之中，與王氏同，二人先後以學者之身，死於非命，亦考古一途之厄運也。讀其書，不無慼慼之感。 《流沙墜簡》一書，初到我家時，完整如新，想來也是愛書人所藏，大概也不經常翻閱，上面連顆圖章也沒有。「文革」中被抄去，封套略有破損，發還後，我已修整過。我對它，與其說是讀書識字，不如說是欣賞印本。幾十年來，不過打開過三次，這次是為了寫文章，恐怕是最後一次了。想在上面打個印章，想了想，還是前人的作法對，就作罷了。 為了閱讀它，我還從北京五洲書局，買了一本斯坦因西域考古記，向達譯。這本書裡，有斯坦因竊取敦煌石窟寶物的詳細記述。第十章，有關於這些木簡出土的情況。在這本書裡，還可以看到，當這個外國人在我國西北行竊時，當地的官員、首領以及無業遊民，吸鴉片者，貪圖小利，為洋大人所收買驅使，甚至主動幫忙的情景，貪婪、愚昧、無知的心態。撫今而思昔，溫故而知新。這當然是文字以外的書，題目以外的話了。 1987年1月10日寫訖 有那麼一段時間，我向外地函購舊書，達到了恣意濫買的程度。存書中竟有這樣兩部： 一、《宦海指南》五種。包括：《欽頒州縣事宜》、《佐治藥言（續言附）》、《學治臆說（續說附）》、《夢痕錄節鈔》、《折獄便覽》。 二、《增廣入幕須知》十種。包括：《幕學舉要》、《佐治藥言》、《續佐治藥言》、《學治臆說》、《學治續說》、《學治說贅》、《辦案要略》、《刑幕要略》、《贅言十則》、《辦公八字》。 兩部書內，有好幾種是相同的。我既不想做官，也不想入幕，不知道為什麼買了這些書。 即使想做官入幕的人，這些書對他恐怕也沒有什麼用處，因為都是清朝時的文獻。不過，《佐治藥言》和《學治臆說》，還有《夢痕錄》的作者——汪輝祖，卻引起我很大的興趣。從這裡讀到他的著作，我是很高興，很有興趣，很滿意的。 汪輝祖，清乾嘉時，浙江蕭山人。那一帶的讀書人，如果科場不得利，多改業佐幕，就是後世所稱的紹興師爺。他的父親，曾從事過這種職業，但很快就自動不幹了，以為「有損吾德」。汪輝祖青年時，在做官的岳父那裡，看到那些幕僚們收入不錯，可以養家餬口，他也躍躍欲試。當他把這個願望告訴家人時，他的祖母和母親同聲斥責他，不要忘記父親的遺言。汪輝祖鄭重發誓以後，才正式當了幕賓。他先後在十幾個州縣官那裡當刑名師爺，工作了三十多年，寫了《佐治藥言》一書。晚年得中進士，自己也做了一兩任州縣官，很快就退休了，又寫了《學治臆說》一書。 他的《佐治藥言》，當時就很有名，為人重視，因為都是根據他的見聞經驗寫作而成，他的文字也很通達簡練。 師爺一職，名聲本來很壞。汪輝祖也自稱，從事這種職業，是「寄人籬下，雞鶩奪食」。但這種職業，又關係人民的安危生死，至為重要。所以他根據這一行應有的職責道德，著書立說，以教後人。 他的書，一直到清朝末年，還不斷為州縣官翻印，是有價值的政書。《夢痕錄摘抄》，是從他晚年所寫的回憶錄，摘取有關幕職的片斷而成，所以也列在這類書籍之中。 耕堂曰：汪輝祖在當時，既非文化界名流，亦非思想界領袖，不過是州縣的一個幕僚。但他的著作，卻不只受重視於當時，鮑庭博刻入權威性的《知不足齋叢書》，阮元為之作序。而且被推崇於後世，及至民國，仍為胡適、周作人輩所搜求。汪氏著書之時，不過是為了把自己從事這種職業的經驗和見解，介紹給同業者或初習者，並非有意邀取評論界的哄抬，或羨慕外國的獎金。當今之世，有文士焉，本無經歷，亦乏學識，著書立說，不為社會效益著想，不為讀者身心立意，空設玄虛之境，唸唸巫祝之辭，企圖惑群招眾，成立流派，自封教主，亦近狂矣。中華民族，並非如此等人所說的，那麼愚昧，那麼封建。自古以來，中國人對文化對書籍，都是有選擇的，有見解的。主要是看你的書，是否實際，是否有用，是否引人向上。如果你寫的書，內容無實際，所談非經驗，讀後使人昏暗沉淪，即使你虛作聲勢，亮出旗號，人民也是不買你的帳的。 中國人認為有用的書，必須：一、有義理。二、有辭章。 三、有事實。如果，你所寫的書，與以上三方面，都不沾邊，那就是無用的書，古人所謂災害棗梨的書。江輝祖得著書之說之道，故其書人稱為有用之書。 任何工作從事久了，富有經驗，都可以寫成一部書。這部書如果寫得好，就不只對這一種職業有用，也會對其他職業有用。汪輝祖從事的職業目前已經沒有了，但他的著作，還是有用處的。 1987年2月20日 四部叢刊二集，有此書名，我沒有買到零本。後來在天祥市場，遇到這一部清朝道光年間朱緒曾仿宋刻本，花了兩元五角錢，買了回來。書堆放在貨架底層，封套破舊，落滿灰塵，想來是很久賣不出去的下腳貨了。 原藏書人，不可考，好像是一個銀行職員。他用來抄補缺斷的紙，是營口中國銀行的簿記紙。他除抄錄了殘頁的文字，還抄了知不足齋抄本的一個序文，夾在書內。書已經修補重裝過，到我手中，我又把開裂的頁縫用薄紙粘連好，把封套刷淨。 它還是很可愛的。因為書的底本，是黃蕘圃的舊藏，真正的宋本。黃在為人家析產時，在租簿中發見了它，當時即定為上等。後來到了他的手中，寫有很長的跋尾，也刻在這個本子的後面。 朱緒曾的刻本，無論版式、字體、紙張，一體仿宋，就連宋諱，也照樣缺筆，對於我這個沒有見過宋版書的人來說，真是大開眼界了。 本書作者桂萬榮，南宋時鄞縣人，慶元二年進士，做過余干尉。他在序文中說：「取和魯公父子疑獄集，參以開封鄭公折獄龜鑒，比事屬辭，聯成七十二韻。」就是先以四字兩句的韻語為一條目，然後分注一段有關折獄的故實。這些故實，都取材於宋人的筆記、碑傳，或宋以前的著作。現在看來，他擬定的這些韻語小標題，實在沒有什麼特殊的意義。如果單獨看，則不知所云；如果聯繫注文來看，又似乎多此一舉。並且所引事例，多系傳聞小說性質，說對辦案人有所啟發則可，說是辦案的準繩、龜鑒，則懸殊太大，且太危險。如言八十老翁所生子，最怕冷，在日下無影子等等，幾近於迷信無知之談。明人吳訥，為其刪補，蓋有因矣。 然此書歷來被列入子部法家類著作之中，且被從政的人以及藏書家稱為有用之書。這是因為中國古代崇尚道理空談之書，一提法家，就是商韓，真正的有關法律著作，流傳下來的太少。明清以前的刑律，只有一部唐律，較為完整。私家著述，有關這方面就更少，只散見於一些筆記小說之內。而一成小說，則故事性、趣味性強；一成筆記，則上下其手，出入其詞。或自作聰明，主觀想像，摻雜其間，以之為法制準則，其不可也甚明。清代一些學者如孫星衍輩，注意及此，輯錄校印一些舊文獻，也很零碎，不足為「法」。 這部書，我買來時沒有仔細看，近日讀了一遍，就像讀其他筆記小說一樣，沒有什麼「法家」的感覺。 書分兩冊，正文只五十二頁，而字如核桃大小，很快就讀完了。 耕堂曰：司馬遷有言：「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又說：「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魯迅有言曰： 「印書的合同，是明明白白的，但我不願意到那些不明不白的地方去辯解。」鄉諺有云：「屈死不告狀。」此為過去人民對政法之印象。法本為民而立，而民與之隔閡，畏而遠之。疑獄多而難明，由來久矣！ 1987年2月26日寫訖 進城以後，我買了不少叢書集成的零種書，其中包括一些政治家的文集。書籍發還以後，我還住在小屋裡，大書靠牆壘好，這些小型書本，就堆在方桌底下。那時與張君同居。 一天我下班回來，張告訴我，她把那些小書都處理了。處理是很方便的，出門就是一個廢品收購站。我沒有說什麼，除去一些雜書，有幾部成套的文集，也被處理掉了，包括範文正公全集。都是很新的書，道林紙本。 惋惜之情，與日俱增。商務當年印的這些書，版本小巧輕便，印刷清楚，校對可靠，斷句可信。現在有些新印的古籍，前言說明根據的什麼珍本，參校了多少善本。別的不講，只看標點，就錯誤百出，有的實在是笑話。書裝訂得很厚，是為省工；用紙粗糙，是為了料賤，與商務印本相比，有今不如昔之歎。張君處理書，以書本大小為取捨，不懂書的內容，因為她只讀過一些唐詩宋詞和外國小說。也可能只是為了走路方便，吃飯時腳下清爽。 還好，床鋪下面的沒有動。這部《李衛公會昌一品集》，當時就屈尊在那裡。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叢書集成初編，據畿輔叢書本排印。不到三百頁的書，卻分裝四冊，老年人讀起來，輕巧方便，有不可言之妙。 李衛公就是李德裕，唐武宗時名相，新舊唐書均有傳，傳都寫得很長，記其功業事跡。 舊書卷一百七十四，史臣稱讚他的「禁掖彌綸，巖廊啟奏」時說：「語文章，則嚴馬扶輪；論政事，則蕭、曹避席。」 評價很高。談到他的缺點，則說：「不能泯是非於度外，齊彼我於環中。」這指的是他同牛僧孺等人的朋黨鬥爭。「與夫市井之徒，力戰錐刀之末，才則才矣，語道則難。」 新書卷一百八十，對他的缺失，說得比較委婉：「寧明有未哲歟？」 道與哲，都是很玄妙的，很難捉摸，也就很難判斷有無。 對歷史人物，我們只能信任史書的論斷評價。近人呂思勉著《隋唐五代史》，稱李德裕為人賊險陰狠。魯迅在《唐宋傳奇集·稗邊小綴》中，也說這人最後流竄嶺南，是因為傷人太多，自食其果。魯迅是從那篇傳奇小說《周秦行紀》談起的。 李的門徒寫了這篇小說，署上牛僧孺的名字。小說是自述體，內容不止對當今皇帝大不敬，主人公並於冥冥之中，與前代皇后楊貴妃結合。然後，李德裕作《周秦行紀論》，咬牙切齒，羅織罪名，落實到牛的身上，欲置之死地而後快，那文字真可以說是帶有血腥味道。 奇怪的是，這篇小說，一直署著牛僧孺的名字，流傳下來。當時皇帝，並未追究此事，牛本人也不曾辯誣自解，遂成為文學史上一樁奇異公案。這是因為，李黨的這種栽贓做法，手段和目的太明顯了。皇帝不會相信，讀者也不會相信的。 小說寫得確實好，為歷代文學史家們稱許。在當時可以說是富有開拓精神，並闖入了一個禁區。使人又奇怪的是，作者既有這般才能，為什麼不自行創作，卻去幹這種事？為什麼除此以外，又別無作品流傳，卻把版權白白送給了敵手？ 李慈銘在他的日記中說，唐代的傳奇小說，多是考不中進士，或考中進士而窮極無聊的人所為。故多荒唐之言，並好造作、揭露他人陰私。這當然不能一概而論。 我現在讀的一品集目錄中，原有這篇小說和李德裕的《周秦行紀論》，都為編者刪去。注云：朋黨之見，不足示後。 蓋為鄉賢諱也。李德裕是趙郡人。 古代的所謂朋黨，大概就是政見相同的集團；其間的鬥爭，就是政見不和吧？ 李德裕在《論侍講奏孔子門徒事狀》一文中說：「西漢劉向云：昔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皋陶，轉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 在《朋黨論》中，他又說：「治平之世，教化興行，群臣和於朝，百姓和於野。人自砥礪，無所是非，天下焉有朋黨哉！仲長統所謂：異同生是非，愛憎生朋黨，朋黨致怨隙是也。」 這些見解、說法，都是無可挑剔的。實際鬥爭起來，劍拔弩張之際，恐怕就做不到，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了。唐宋以來，朋黨間的鬥爭，得勢者都是把對手流竄得越遠越好。 耕堂曰：今讀李衛公失意後所作詩文，亦多悟道之言。豈人之一生，窮極潦倒之時，則與道近；而氣勢焰盛之時，則與道遠乎！ 1987年5月1日寫訖 一 求闕齋，系曾國藩齋名，撰者王定安曾供職他的幕中，小有文名，過去提到的《湘軍記》，也是他的著作。文師桐城，對自己的史才，也頗自負，實際上並不高明，但史法還是可以看出一些來的。這部書，實際上是曾國藩的傳記資料。 據扉頁，此書光緒二年，刊於都門，板存硫璃廠東門桶子胡同龍文齋。李鴻章題署。 書價十六元，購自何地，已不能記憶。白粉連紙印，刻工不精，筆畫時有錯亂，京板之通病。有七千卷書樓孫氏記印章，朱、黃二色斷句，通讀到底，可謂用功之士矣。 全書共十六冊，三十二卷。分《恩遇》，《忠讜》，《平寇》，《剿捻》，《撫降》（李世忠），《馭練》（苗沛霖），《綏柔》（包括天津教案），《志操》，《文學》，《軍謨》，《家訓》，《吏治》，《哀榮》等節。 此書購於讀太平天國史料，興趣正濃之時，然書到較遲，不久即逢浩劫，未及細讀。今又檢出，心情已非往日。太平天國史料，多已束之高閣，興趣已成過去。寫來寫去，讀來讀去，所謂天國之夢，不過驚醒於「自相殘殺」四字而已。非曾氏兄弟之功業也。 當金田騷動之時，天主耶穌，本非中國之物，塾師炭夫，亦非群眾景仰之人，何以登高一呼，萬夫雲從？此因人民深陷水火，求生之念甚切，亟思有人拯救，並不顧及前途吉凶，到底如何。遂於短期之內急轉直下，掩有半部江山。曾、左之徒，初以封建道統，號召地主子弟反抗異端，而曠日持久，未見成效。終以天國內訌，乃告功成。此非曾、左封建道統之勝利，乃洪楊本身封建道統之勝利也。歷史如此嘲弄人民可不知畏乎？ 今讀此書，《平寇》一節，略而不讀，從《剿捻》開始。 由弟子記其先師言行，成為著述，古代多有。《論語》就是一部弟子記。但像《求闕齋弟子記》這樣卷帙浩瀚的書，還是少見的。這是因為曾國藩去世不久，威名未消，他手下文武，仍在掌權。把老師的文功武略，弄得冠冕一些，大家的臉面，都會增添光彩。 曾國藩對付太平軍，是用深溝高壘，長期圍困的辦法。對付捻軍的辦法，則經過幾次改變。最初，鑒於僧格林沁的慘敗，他向皇帝疏奏：他本人不能騎馬，不能像僧親王那樣，身不離鞍，晝夜窮追。他主張用重鎮堵截的辦法，並說這是他的所長。然而他的措施並不見效，引起朝廷的不滿，有的御史還上折子，請求對他「略加貶抑」，朝廷雖然沒有採納，但對他的態度，已經遠不像「發逆」未平時那樣倚重了。 後來，他又採用追、堵並重的辦法，收效也不大。捻軍之敗，還是敗在潘鼎新屬下的洋槍隊上，正像帝國主義參與其間，遂使太平天國失利一樣。 捻軍的馬隊，實在厲害。王定安描述道： 然旋滅旋起，且益狡悍。每偵官軍至，避走若不及，或窮追數晝夜，乃反旗猛戰，以勁騎分兩翼，抄我軍馬。 呶人，慓，疾如風雨，官軍往往陷圍不得出。賊尤善用長錨，巨者逾二丈。我軍以槍炮轟擊，賊馬聞槍聲，騰撲愈猛，瞬息已逼陣，槍不得再施。又喜以一步挾一騎，為團陣滾進，官軍以此益畏之。 曾國藩屢次承認，官軍的馬隊，遠不及捻軍。不過他提出的清圩政策，確實給捻軍造成了很大的困難。王定安寫道： 自捻逆擾亂以來，據蒙亳村堡為老巢，居則為民，出則為捻，若商賈之遠行，時出時歸。其回竄也，皆有莠民勾引。 清圩以後的情形，則是： 厥後任賴由泗宿入懷遠，牛烙洪由永城入亳州，皆欲回巢，糾黨裝旗。各圩寨閉門與賊絕，賊徘徊懷遠，幾及一月，卒不得逞。從此賊遂四出不歸，以迄於滅。 但是，曾國藩的「剿辦流寇，原不可以無定之賊蹤，改一定之成局」的老成持重的主張，因師老無功，朝廷不再耐煩，就叫李鴻章把他換掉了。 同治七年正月，西捻首領張總愚，從陝西轉戰到京畿以南，雄縣一帶。京師戒嚴，清廷大恐，幾乎把全國得力的將領都調來會剿。左宗棠到了定州，他向皇帝疏陳的方略中，也有一段對捻軍的描述： 臣維捻匪慣技，在飄忽馳騁，避實乘虛。始猶馬步夾雜，近則掠馬最多，即步賊亦均乘馬。臨陣則步賊下馬，挺矛攢刺，而騎賊分剿官軍之後。其乘官軍也，每在出隊收隊，行路未及成列之時。遇官軍堅不可撼，則望風遠引，瞬息數十里，俟官軍追及，則又盤折迴旋以疲我。其欲東也，必先西趨；其欲北也，必先南下。多方以誤我…… 從以上所引，可略見當時捻軍之聲勢，軍容，戰術，以及進止聚散的情形。此次，捻軍曾打到我的家鄉安平、深澤、深縣、饒陽一帶，給當地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幼年還聽到母親講「小閻王造反」的故事，當時不知小閻王是誰，現在才知道是張總愚的綽號。 那麼多馬隊，馳騁在大平原，可謂壯觀。閉目凝思，宛如再現。故鄉近代，凡經戰爭逃難生活三次：一即小閻王造反；二義和團抗擊洋人；三抗日。前二次，母親一輩經歷之。 1987年8月26日記 二 王定安撰寫的《求闕齋弟子記》中的《家訓》部分，實際就是我們常見的《曾文正公家書》，不過免去了上下款及年月日。分為《寄諸弟》、《寄弟國潢》、《寄弟國華》、《寄弟國荃》、《寄弟貞干》、《諭二子》、《諭子紀澤》、《諭子紀鴻》。所收亦略少，只有薄薄一冊。 中國自古以來，有很多家書、家訓行世。然多流傳不廣，有些只存在自家的祠堂中。曾國藩的家書，卻不得了，流傳了幾十年，差不多讀書人家，都會有一部。因為他是近代「聞人」，官職又高，他的思想，為封建統治者所推崇，儒學子弟所信仰。五四以後，才逐漸冷落下來。但在一部分家長心中，還認為是教育子弟的必讀之書。 我上中學的時候，父親寄給我一部《曾文正公家書》，是大達圖書公司的排印本（即當時所謂一折八扣書）。父親還附了一封信，大意是：他幼年家貧，讀書不多，今以此書授我，願我認真閱讀。信寫得很帶感情。我年幼不懂事，那時正在閱讀革命書籍，對曾國藩等人很反感，且甚瞧不起大達印的書。隨即給父親回了一封信說：以後不要再買這種書，這種書在保定街頭，到處都有，沒有人買……我想父親接到信，一定會很不高興，但也沒有來信責備我，以後也沒有再給我寄過書。我帶回家中的書，父親從來也不看，也不問，只說我是個書獃子。中年以後，我才認真讀了這部書。 因此我想到：所謂家書家訓之所以流傳，不一定是因為它的內容，多半是由於寫信人的權勢和聲望。他的說教，即使當時，受信人也不一定聽信。例如曾國藩的家書，前後言論，並不完全一致。對於一個人，例如對曾國荃，在曾國荃未顯達與已顯達之後，所談所論，就有很多不一樣。有很多順時應勢，矛盾依違，甚至吹噓拍馬之辭。這還說得上是兄弟間的真誠感情嗎？ 再說，家庭已經是朱門侯府，子弟已經是褲褲少爺，還教他「書、黍、魚、豬」，會有效果嗎？ 對於廣大讀者，則有環境和時代不同，心意能否相通的問題。我幼年時，在中學課本上，讀曾國藩的家書，就覺得不如讀鄭板橋的家書親切。因為鄭雖是縣令，他弟弟究竟是農民，和我的生活距離小，所談事物，容易理解。曾國藩是太子太保，是爵相，即使他談的也是普通道理，總覺得和我們平民的心思，不能相通。因此也就不能完全相信，總覺得其中有什麼虛偽的地方，言行不一致的地方。 這當然不是一筆抹殺曾國藩的家書。他的家書，自有它多方面的價值，現在還有很多人在研究。另外，他的家書和他同時代的要人們的家書相比，在指導讀書，談論詩文，討論書法，研究刻書等方面，見解雖不見得高明，讀後還是使人有些收穫的。比起左宗棠的家書，就顯得有學問多了。左氏的家書，我有仿宋排印本兩冊。其中多談家務雜事，少談文史。 至於時代不同，思想變化，那就更難說了。我認為，現在不會有家長，再叫孩子們去讀曾氏家訓。八十年代的中國青年，將不知他的「進德、修業」為何物。 我的結論是：凡是家書、家訓，只能對當家長的人，有影響，有用處。對於青年人，總是格格不入的。 但是，什麼話也不能說得太絕對。聽說，曾氏的後人，情況還是不錯的。這也可能是他們先世的遺澤，包括家書、家訓，起了一定的作用。 耕堂曰：鹹同之世，湘鄉曾氏，號稱偉人。對內盡忠於異族，對外屈膝於列強。接連討伐起義之民眾，極盡殘酷。殺人日多，聲勢益隆。曾氏自言其初衷：為解君父之憂，不畏後世之譏。後雖亦自省：內疚神明，外慚清議，蓋飾詞耳。早已蓋棺論定，實已無案可翻。然政治風雲，究非個人私事，時代如彼，對曾氏亦應論世知人。 當其顯赫之時，正如長江上往來船隻，無一艘不插曾氏旗號，他的一言一行，亦無不為人師法。其所著述，人手一編，眾口一詞，不敢異議。然僅至民國初年，新的學說興起，革命者已視彼為糞土矣。因知偉人之言論，其價值，隨時代之變化，或因其權勢之消長，必有所升降。其升也迅，其降也速；其勢也隆，其消也無聲。萬世不移，放之四海而皆准，乃誇張之說法。傳人之論如此，名人之論亦如此。在歷史長河中，一種言論，一種學說的沉浮現象，是常見的。它是與時代要求，社會現象相關聯的。但一種學說沉落之後，有機會再為浮起，無論如何，不會再有當年的聲勢和影響。對曾國藩的家書、家訓，也要這樣去看。 1987年9月2日寫訖 三 「天津教案」列在本書的《綏柔》中一章。著者王定安記其梗概云： 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五日，上諭曾國藩，著前赴天津，查辦事件。初天津有奸民張拴、郭拐以妖術迷拐人口，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捕誅之。而桃花口民團，復獲妖人武蘭珍。蘭珍迷拐幼孩李所，鞫訊得實。訕言受迷藥於教民王三。閭閻大嘩，疑西洋天主教堂所嗾，或言洋人抉幼孩目，剖其心為藥料，城外義塚內屍骸暴露，皆教堂所棄。津民益怒，時相聚語謀報復。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檄天津道周家勳等，會法國領事官豐大業，至天主堂公訊。蘭珍語言殊支離，案弗能決。適士民觀者麇集，偶與教堂人有違言，拋磚石相擊。豐大業負氣，逕至崇厚公署，訴其狀。崇厚出見，以槍狙擊不中。崇厚撫慰之，且戒勿輕出激民憤，弗從。恚憤出署，路遇傑，復以槍擊之，誤傷其僕。居民見者皆嘩噪，毆豐大業斃焉。遂焚燬教堂洋房數處，教民及洋商死者數十人…… 著者對這次事件的敘述，還是比較真實客觀的，也很簡練，頭緒也清楚。在敘述中，又以夾注的形式，引用了當時天津知府張光藻寫給曾國藩幕賓吳汝綸的信，詳細地敘述了事件的經過，並在文字中透露了知府本人的看法。這是官場的一種手法，所謂先通關節，以便使即將來查辦此案的曾國藩先入為主，聽信他的報告。 但現任直隸總督的曾國藩，已經是久經仕宦的老奸巨猾，他所注意的不只是下情，更注意的是上情——即朝廷的意圖。 而朝廷的意圖，又是常常變化的，對涉外的事件，尤其如此。 掌握不好，不只於事無補，甚至會弄得身敗名裂。所以，這次皇帝（實際是慈禧太后）叫他查辦此案，對曾國藩來說，實在是一個大難關，關係他一生榮辱利害的大考驗，大關鍵。 我有一部石印的《曾文正公手書日記》，不妨再利用一下。 在日記第三十六冊，五月十五日，他上了續病假的折子。但朝廷催得緊，他在二十六日記道：「廷寄派余赴天津查辦事件。 因病未痊癒，躊躇不決。」二十七日記道：「思往天津查辦毆斃洋官之案，熟籌不得良策，至幕與吳執甫一商。」三十日記道：「天津洋務，十分棘手，不勝焦灼。」六月初二日記道： 「餘日內因法國之事，焦慮無已。」初三日記道：「將赴天津，恐有不測，擬寫數條，以示二子。」六月初六日記道：「是日啟行赴天津。」二十二日記道：「因奏請將府縣交刑部治罪，忍心害理，愧恨之至。」二十四日記道：「崇帥來談，夜接廷寄二件，羅使照會一件，閱之鬱悶之至，繞室行走而已。」二十五日記道：「是日竟日昏睡，蓋心緒煩悶，而病又作也。」七月十六日記道：「非刑拷訊習教人，堅囑拿混星子及水火會。」 八月十九日記道；「是日天津陳鎮及委員二人，在余寓審案，敲搒之聲，竟日不絕。」 在知府寫給吳汝綸的信中，是痛愛自己的「子民」，反對崇厚的袒護教民和向洋人屈服的。但崇厚是旗人，又是當時執政的恭親王手下的，洋務得力人士，曾國藩不得不分清輕重，分清去向。與崇厚這個有強硬後台的人，站在一邊，當然是上策。他遷就法國公使羅淑亞的要求，奏請將府縣交刑部治罪（羅淑亞的要求，是將天津府縣抵命）。這樣做不能不引起朝野的議論。朝廷固然害怕外國人，但一時也不好大傷人民愛國禦侮之氣，一直在觀望，沒有決心。曾國藩對朝廷最終還是要屈服於外人這一點尤其明白。他洞悉清政府的實力空虛，外強中乾，反覆無常的習性。他下定決心：不惹惱外國人。他警告朝廷：自道光以來，對外常常是「先戰後和」的，也就是先硬後軟的。又說：現在外國還是強盛的。外國人是只重實力，不講道理的。他先辯挖眼剖心之說，純屬謠言，然後捉拿兇犯，迅速結案。 王定安記述，當曾國藩初到天津，曾張榜通衢，「仰讀書知理君子，悉心籌議。於是至公署條陳者，或欲借津民義憤，驅逐洋人；或欲聯俄、英之交，以攻法國；或欲調集兵勇，以為應敵之師。公既諭津民不許擅起兵端，其致崇厚書，有禍則同當，謗則同分之語。報友人則云：寧可得罪於清議，不敢貽憂於君父。」 這就是說，他不聽或沒心思聽，群眾那些很正確很有見地的建議，而是一心一意保定清王朝，也就是保定他自己的官帽。 此案，「正法之犯二十人，軍徒各犯二十五人」。其中有馮瘸子、羅生瓜旦子、小錐王五等名號。多系拷打成招，即所謂「但取情節較真，不能拘守成例」，變通辦理，而定案的。 其結果，曾國藩自己承認：「民氣既已大傷，和局仍多不協，不能不鰓鰓過慮也。」 人民反抗的騷亂，表面被壓制下去了。但人民的憤怒之火，不會因壓制而熄滅。壓制越重，復燃之勢也越凶。它種下了義和團興起之火。 耕堂曰：平心而論，外交固以國勢強弱為準。然清王朝何以衰敗至此，還不是因為連年剿殺過多，使國家菁英，陷於無類。曾、左、胡、李，實參與執行，尚望此等人，珍視民氣、民心？此次所開外交模式，不只為以後李鴻章、袁世凱所重蹈，民國以後之外交亦因循之。嗚呼，實國家民族深重災難之源也。曾國藩復郭筠仙中丞書：「然古來和戎，持圓之說者，例為當世所譏，尤為史官所貶，智者有戒心焉。」其內心矛盾，自亦可見。然利令智昏，遂使有些中國人，在外國人面前，低三下四，恬不知恥矣。 1987年9月8日寫訖 之一 這只是初刻，共四十家，分裝三十冊。起漢枚叔，迄隋煬帝。續刻七十家，未見，恐未出書也。 此書為丁福保字仲祜（一八七四——一九五二）編輯。丁氏原學醫，在上海開辦醫學書局，他印的醫書，我未見過，卻購置了他編印的幾種文學書。除此書外，有《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唐詩紀事》，《歷代詩話》。另買關於古錢的書兩種。 他還印一些有關佛學的書。 他好像有些資財，從他的筆記中看到，袁世凱的二公子袁克文的一些古籍、古錢，都抵押在他手中。 當然，除去有錢，他還是個有學問的人，不然，就只能印書，不能編書；或所印之書，也都是烏七八糟，坑騙讀者之物了。 魯迅先生，曾經對他編印的書，表示滿意。他在寫給王冶秋的一封信中說，如果想買嚴可均的全上古……六朝文，還不如買一部丁福保的《漢魏六朝名家集》，既簡便又實用。 我就是按照先生的意見，買這部書的。書很新，粉連紙，四號字排印。扉頁標明：宣統三年七月出版，上海文明書局發行。蓋較後印行之本也。 丁氏曾就讀於南菁書院，學有淵源，很是用功。從他為此書和其他著述所撰緒言中，可以看出，他的治學方法，是很嚴肅的。趣味學識，是很廣博的。作為一個出版家，印的書雖不甚多，卻給讀書界、出版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較之那種唯利是圖，無視社會效益的書店老闆，實不可同日而語。 在丁氏之前，彙集古人文章成集，系統編為大書，已有張燮所輯七十二家集；梅鼎祚所輯文紀；張溥所輯一百三家； 嚴可均所輯全上古……六朝文。皆因卷帙浩繁，價錢昂貴，購置閱讀，均有不便，流傳不廣。丁氏此編，書型小巧，排印清楚。價錢為中人所及，（據丁氏自撰長篇廣告，此書定價十元，實價五元。）銷路可觀。書存至今，已成古籍，余甚愛之。 在前人基礎上，再出新編，就不能不指出前人的一些缺點，及自己的一些優長。丁氏也不能免俗。他在緒言中，特別指摘了張溥所編中的一些錯誤。其實，也只是枝節，張氏的勞績，不會因此而被忽視的。 又如從史書、類書輯錄殘篇斷簡，零章短句，勉強成篇或成集，是魯迅先生指出的嚴可均書中的現象。而丁氏書中，這些現象也存在，他是參考了嚴書的目錄而後成書的。如第一冊，枚叔、司馬長卿、司馬子長，三個人的文章，才薄薄一冊。司馬子長只有文章四篇，一共四頁。能稱為集嗎？再就是有些作家的文集，過去已有成書，並有序跋，方便讀者。 丁氏多刪汰不錄，也是一個缺點。當然，以上所指，也是枝節，不能淹沒他的勞績。 丁書在編輯上的好處是：在全書之前，冠以初刻四十家姓氏錄，實為作家小傳。每集之前，又有作家在史書上的本傳，或錄四庫全書的提要，這就彌補了序、跋缺少的缺陷。 今人對作品的介紹，請作者自述，多陰陽怪氣，放蕩無根之言，識者笑之，不識者，以為狂徒。編者代言，亦多不著邊際，無關痛癢之詞，等於沒說。此蓋一時風氣所致，古籍序跋中，從未見也。 此書既出版於「宣統三年」，則正當民國成立，一切都在變革之時。文運亦然。丁氏在緒言結尾，有一段牢騷文字，抄錄於下： 窺情萬象之際，留連視聽之區，既與世而推移，亦隨文而升降矣。今者，歐美東漸，變革將及乎文字，附之以東瀛學派，名詞既別，塗轍遂殊。捨雅而就鄭，將長此滔滔而不返乎？或天未喪文，如昌黎蔚起於巨唐，振八代之衰，而遠宗揚馬，亦未可知也。嗟乎！湘綺一老，將稅駕於桑榆：桐城吳氏，倏已拱乎墓木。茫茫來哲，渺渺予懷，才難然乎？非所逆睹已！ 其言詞心態，可以說是很傷感的了。其實是一種杞憂。文運如天運，總是向前運行的。阻止新生，既不可能，廢棄舊有，也是妄想。高山流水，匯細流而成江河。細流可斷，江河之流，萬古不斷。湘綺何人，吳氏何功？五四以來，文學之域，不乏昌黎之才，且有過之。應對前景樂觀，不應以泥沙泛起，魚龍混雜，而疑江河澎湃之勢，衝擊之力。腐草朽木，浮萍野鶩，終有被淘汰澄清之一日。久處湖海，慣游江河者，固無須望而生畏，更無須悲觀也。 雖然如此，歷史江河，並不淹沒真正之人才。時至今日，昌黎自昌黎，固無論矣。即王湘綺、桐城吳氏，亦自有其文學歷史地位，並不因歐化、白話，陳獨秀、胡適，而消減其影響。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此天地公平，雖有傾倚，不失允正，非以私心邪念作轉移之規律也。 丁氏所謂：「大輅詎有椎輪之質，子孫寧留祖父之容」，既不合乎自然規律，也不合乎歷史規律。文學總是向前發展的，也總是帶有前人的成份的。 1987年11月24日 之二 前幾年，寫過一篇讀北齊顏之推所著顏氏家訓文章篇的筆記，文章收在《秀露集》。近讀《漢魏六朝名家集》，每集之前，附有作家本傳。我是先讀他們的傳記，然後再讀他們的文章的，就是先知其行事和為人。發見過去那篇讀書記，意有未盡，仍待發揮。今日，雨中無事，室內頗靜，乃於燈下，對照顏之所指與本傳史實，頗多出入，以知文字之事，實難於求是也。 一、顏說：「班固盜竊父史。」 後漢書本傳： 父彪卒，歸鄴裡。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 這是子繼父業，和司馬遷作《史記》的情況是一樣的。在過去，這是一種文人美德，怎麼能說是「盜竊」？ 班固後來得禍的原因是：他依附大將軍竇憲，竇敗免官。 固對子弟、奴僕，教管不嚴，多有非法，得罪過洛陽令。及固失勢，洛陽令把他逮考，遂死於獄中。 歷史文人，多有為地方官所苦者，唐之陳子昂，遭遇與固相似。 二、顏說：「揚雄德敗美新。」 這是指，揚雄寫過一篇題為《劇秦美新》的歌頌王莽的文章。 前漢書揚雄傳沒有提到這篇文章，後來還有人為他辯誣訟枉，說他沒有仕莽經歷。 前漢書對揚雄的描述，是很客觀的： 雄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為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無為，少嗜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慼慼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 又說： 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眾，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恬於勢利乃如是。 這樣一個人，後來竟牽連到政治事件中，並投閣企圖自殺，還留下一個惡名。 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 這是什麼道理呢？當然，和他的性格有關。前面所引「簡易佚蕩」，和他在《劇秦美新》一文中自稱：「臣常有顛眴病，恐一旦先犬馬填溝壑，所懷不章，長恨黃泉，敢竭肝膽，寫腹心，作劇奏美新一篇。」可以看出，他雖有高尚之心，好古而樂道，但缺乏操守之志。看到周圍的人，陞官晉爵，名利雙收，他也就不甘寂寞，躍躍欲試，獻文一篇，取悅王莽。 這種情況，在「四人幫」炙手可熱，不可一日之時，並不陌生。類似《劇秦美新》之作，也並不少，時至今日，仍從舊日報刊上，常常見到。那些言詞的卑污，心態的可恥，較之古人，真可以說是「踵事而增華，變本而加厲」。 我讀了揚雄這篇《劇秦美新》，雖不甚懂，感到也不過是一篇歌頌新朝新帝的應酬文字，並沒有多大的「政治問題」。 就因為他歌頌的是王莽，所以永遠背上了黑鍋。 至於那些直接間接，委曲、婉轉或借古諭今，或將今比古，向「四人幫」獻媚獻策的文章，戲劇，詩詞，小說，多數將作為失誤，用覆醬瓶。少數出自名人之手，以後是否被人寫入本傳，編入本集，就難說了。 從傳記裡看到，揚雄是個可笑的人物，也是個可愛的人物。他的著作，當然不會因為一篇「美新」，失去全部價值。 我還有一本他著的《法言》，四部叢刊本。 《法言》之十三為孝至。其文曰：「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歡心。」 我很欣賞這幾句話，願家有老親者，深思而力行之，這是孝的最高境界。揚氏著作，言詞古奧艱深，然其切合實際，有見有識，類多如此。 三、顏說：「蔡伯喈同惡受誅。」 這是指他和董卓的關係。《後漢書本傳》： 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為司空，聞邕（伯喈名）名高，辟之，稱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雖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敕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 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以忘大節。今天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 蔡伯喈為董卓逼迫，到他那裡做了一些事，中間還曾想逃走。可是當董卓死後，他又為他歎了一口氣，遇見了王允這種隨便加人以罪名的「司徒」，就把老命送了。 《後漢書》的作者，在傳後，寫了一段「論」。對蔡伯喈一生的流離坎坷，不幸遭遇，三致意焉，是一段很有感情的文字。 蔡的事跡，還被編為盲詞戲曲，千古流傳。 文士依附權貴，凶多吉少，多有教訓，蔡氏當明此義。既為所迫，迫者已死，即當離去。何以又坐在新的權貴面前，發出歎聲？是感情衝動嗎？ 四、顏說：「劉楨屈強輸作。」 《三國誌本傳》： 其後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眾人鹹伏，而楨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楨。減死輸作。 這個故事，蒲松齡曾寫進《聊齋》。其實是件小事，也談不上倔強不倔強。太子高興，叫夫人出來和作家們相見，當然不是為了叫人們都伏下。如果都伏下，那又叫她出來幹什麼？劉楨可能少個心眼，沒想到這是不能平視的，於是就獲罪了。可怪的是，出面干涉的不是曹丕，而是曹操。他當然是從政治上考慮的。這與後來王勃的遭遇極相似。 《舊唐書·文苑傳》： 沛王賢聞其名，召為沛府修撰，甚愛重之。諸王鬥雞，互有勝負。勃戲為檄英王雞文，高宗覽之，怒曰：據此，是交構之漸。即日斥勃，不令入府。 一篇遊戲文字，召來失業，高宗也是從政治上考慮的。 以上，是指顏之推，用寥寥幾個字，概括作家的生平行事，多有言過其實之處。 一個人的幸與不幸，固有其個性的原因，但還有歷史、環境、所遇，多種原因。也很難分清主次。顏之推為了教育子弟，強調一下個人修養，也是情有可原的。但忽視歷史與客觀的原因，則使不幸的作家，蒙冤更深，對子弟的處世，也沒有好處。 1987年11月28日 之三 《顏氏家訓·文章篇》： 夫文章者……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敷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施行多途。 古時，宦途和文途是不分的。文章寫得好，就可以做官。 封建王朝，長期以文章取士。唐宋以前，文學大家，都有官職。一邊做官，一邊寫作。文章好，官聲益隆；官越大，文章也更為人貴重。元明以後，漸漸有了不想做官，只想寫文章的布衣、隱士。各人情況不同，也時有變化。觀其主流，仍以做官為目的。 其實，做官、作文都好，主要根據自身的才能。做官、利民、教民的機會更多一些，效果也更大一些。但自從有了專業作家，為數雖甚少，卻使宦途與文途時分時合。身在文途，自鳴清高，卻不忘仕進；身在宦途，也不忘以文途為退身之路，失意之後，又拿起筆來。 這樣，也就出現了文學與政治的關係問題，並在近代形成了文藝理論上的一大難題。有的文藝評論家，瘁畢生之力，反覆談論，也沒有談出人人同意的結果。 這是因為時代和環境，在不斷推移。 古時文人，並不忌諱政治。歷代作家，沒有和政治發生過糾葛或牽連的，幾乎沒有。他們以居官為榮，立功立言並重。古文之一大宗為碑、傳、序。這些文章，都以官銜為重，求文者如此，撰文者也都把自己的官職爵位，堂皇地列於文前或文後，讀者也不以引為不清高。 民國以後，最初，還是這樣。雖然封建形式的文章，減少了一些，但文人不輕視官職，仍如從前。即如魯迅先生，也直截了當地說：「僉事這個官兒，並不區區。」對彭袁大總統頒發的文虎章，也寫入日記。 對官職的輕視，和對政治的反感，是在軍閥混戰，以及北伐戰爭之後，因國事日非，官場黑暗，使人民失去了信心，才出現的。 左翼文學興起，最初，很強調政治作用，革命者以為當然，社會上卻有些阻力。三十年代初，出現了第三種人和自由人的文學。所謂自由人文學，當時的理論家是胡秋原。他在上海神州國光社編輯刊物，提出的口號為「勿侵略文藝」。 即政治不要干涉文藝。在論爭時，他還使用了國罵：「管你什麼屁黨鳥派」。 其實，當時的神州國光社，也是有政治背景的。胡秋原在文化界出名之後，不久就當上了十九路軍發動組織的福建人民政府的委員。後來又當上了三青團的中央委員和國民黨的中央委員。 這樣就給人留下了一個印象：文人的言論、主張，和他的實際行動，常常是兩回事。從文場進入官場，這是歷代文人，無可爭議的，一貫的醉心之路。這種道路，已經不是政治侵略文藝，而是文藝侵略政治了。 我們的文壇，在過分強調政治若干年之後，出現了反思，要淡化政治。因為政治體現在生活各方面，又提出淡化生活。 也有人進一步提出：文學的起源，不是勞動；文學的基礎，也不是生活。比當時自由人的主張，更倒退了好幾步。當時的胡秋原，還是崇拜普列漢諾夫的，寫過一部很厚的唯物史觀藝術論。 過去大談政治的文藝評論家，現在絕口不談政治了。甚至也羞於談深入生活，不得已，則請作家們去貼近現實。貼近當然比遠離好，就像戀愛一樣。但如果只是到贊助筆會資金的工廠去參觀一下，接受一點紀念品，和經理一同照個像，這種貼近，必然還是兩張皮。 在作品中，政治可以淡化，生活也可以淡化，但作家的生活慾望，不能淡化。他的衣食住行都要改善，要現代化。住房，坐汽車，安電話，自己解決不了，還得給省長、市長寫信求助。作品，希望得個頭獎；團體，希望當個理事；室內，懸掛獎章、證書；機關，爭取評上高級職稱……這些都與政治有關，作家本身的政治，也淡化不了，而且，有越來越濃化之勢。 作品品格的高下，不在作品裡有沒有政治，濃淡如何，而在於作者的用心。李斯的《諫逐客書》，賈誼的《過秦論》，諸葛亮的《出師表》，通篇都是政治，卻是千古流傳的名文。 其實，你願意談也好，不願意談也好，濃化也好，淡化也好，政治是永遠不會忘懷文藝；文藝也不會忘懷政治的。 欲提高作品格調，必先淡化作家的名利思想。但這是很難的，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 《晉書·陸機傳》： 夫賢之立身，以功名為本；士之居世，以富貴為先。 然則榮利人之所貪，禍辱人之所惡。 陸機是東吳大將陸遜、陸抗的後代。但他不是一個將材，是一個真正的文材。他的詩文，不只在當時，而且在以後，也是無與倫比的。他入仕晉朝以後，不能絕意於功名，以文材而領受大將之職，忘其所以，全軍覆沒，自己被殺不算，還牽連上兩個弟弟。 所以傳記又接著說： 故居安保名，則君子處焉；冒危履貴，則哲士去焉，是知蘭植中塗，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保彌年之丹。 這都是自相矛盾的話，也就是事後靜觀的話，與當事人的處境心情，常常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這些教訓，不只在古代文書裡，就是在陸氏昆仲的文集裡，也不知說過多少遍了。為什麼事到臨頭，不能起作用呢？ 這就是傳記所歎息的：「睹其文章之誡，何知易而行難」了。 當時，一般的文人，最初，也不過做極小的官，如參軍、記室、舍人等等。這都是依附權貴的官，安分守己，還好一些，不然一遇政治變化，就會受到牽連。如日常在待人上，在文字上，得罪的人多，危險就更大。 官做得最顯赫的，莫如沈約。這人，好像很有做官的才能，會弄點權術。《梁書本傳》，有一段精彩的描繪： 時高祖勳業既就，天人允屬，約嘗扣其端，高祖默而不應。他日又進曰……高祖曰：吾方思之。對曰：公初杖兵樊、淝，此時應思，今王業已就，何所復思？…… 高祖然之。約出，高祖召范雲告之，雲對略同約旨。高祖曰：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高祖命草具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並諸選置，高祖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閣外，但雲咄咄！約出，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項，高祖召范雲謂曰：生平與沈休文群居，不覺有異人處。今日才智縱橫，可謂明識。雲曰：公今知約，不異約今知公。 用簡短文字，在謀劃禪代的緊要關頭，生動而活潑地寫出三個做特大政治交易的人的嘴臉，不愧為史傳傑作。最後所引范雲的兩句話，尤千古發人深思！《梁書》為唐姚思廉撰。 沈約雖以勸進之功，進爵三公，但結果亦不佳。 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及聞赤章事，大怒。中使譴責者數焉。約懼，遂卒。 可見依附皇帝，也不保險。 在宦途上，最失敗的，要算謝靈運。他本來不是做官的材料：「為性褊激，多愆禮度，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這本來很好，可以盡情遊山玩水，安心寫作了。他卻不認命，以為不見知，常懷憤憤，言行不檢，到處招搖，得罪官吏，最後，竟以莫名其妙的罪名，被棄市了。 1987年12月3日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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