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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舊唐書》 《舊唐書》，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共三十二冊，價七元八角八分，削價出售之書也。記得此書，六十年代初，購於天祥二樓，抱書出商場後門，路有煤屑，滑倒，幸未跌傷，興致仍不減。 此書，前有明人楊循吉、文征明、聞人銓三序，皆述重刊之由，舊書之佳。末有清人沈德潛一跋，對於此書校刊經過及其源流特點，敘述簡明扼要，抄錄如下： 舊唐書成於後晉時宰相劉昫。因吳兢、韋述、柳芳、令狐峘、崔龜從諸人所記載而增損之。宋仁宗朝，奉詔成新唐書，而舊書遂廢矣。後司馬光作《資治通鑒》，轉多援據舊書，以新書中所載詔令奏議之類，皆宋祁刊削，盡失本真，而舊書獨存原文也。二書之成，互有短長。新書語多僻澀，而義存筆削，具有裁斷。舊書辭近繁蕪，而首尾該贍，敘次詳明，故應並行於世。 耕堂曰：沈德潛的這段話，是很有見解的，所論甚是。中國傳統，異代編史，也是有道理的。時近，固然容易翔實，然遇有忌諱之處，則反不如過一個時期，容易下筆。但也不能時間過長，要適時為之。有些歷史現象，時間太長，後代人就難以想像，只能靠傳說，彷彿其梗概。例如「文化大革命」，雖只歷時十幾年，青年人就難以印證。有時，甚至說也說不清楚。所以，每一種史書之成就，多是既有當時官方記錄，又有同時代私人的多種記載，再經大手筆，總匯成書，垂諸後世。 在文字上，也沒有成法。「義存筆削，具有裁斷」，固然不錯。如果弄得過頭，就會失去多數的讀者。我覺得，如能多存史實，文字即使繁蕪一些，對於後人來說，還是有好處。 人們讀的是歷史，要求多知道一些事情，記事詳盡，文字又美，當然好。只求簡練，減去內容，就不能叫做好史書了。 所以，筆削之說，常常是靠不住的。很多生動材料，存在於原始記錄之中，後人筆削之時，常將一些靈魂性的材料，以各種理由刪去，就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 我就愛讀「繁蕪」的史書。 史書一事，甚難言矣。司馬遷一家之言，起自荒古，迄於漢武。其所據，有傳說，有載記，有創意。要之，漢以前為筆削前人記載，定其真偽；漢以後，則為他家世職業所在。 然人際關係，語言神態，全部實錄乎？抑有所推演乎？後人不得而知。歷史無對證，正如死人無對證一樣。唯其無考，人皆信之，無二言也。此太史公著述質量所致，非其他人所能勉強。太史公著述，以客觀取實為主，而貫以主觀感情之激越。遂使古今之情一致，天人之理合一。史實之中，寓有哲理，瑣碎之事，直通大局。後之史書，求其真實，已屬不易，文史之美，無能與比者矣。 （二）魏征 魏征傳，在《舊唐書》卷七十一。傳頗長，獨佔一卷，是名臣良將才能有的。 傳稱：魏征字玄成，巨鹿曲城人也。……少孤貧，落拓有大志，不事生業，出家為道士。好讀書，多所通涉，見天下漸亂，尤屬意縱橫之說。 魏徵文章做得很好。先為元寶藏典書記，李密很欣賞他的作品。傳中引了他為李唐安輯山東時，寫給徐世勣的信，內有： 自隋末亂離，群雄競逐，跨州連郡，不可勝數。魏公（指李密）起自叛徒，奮臂大呼，四方響應，萬里風馳，雲合霧聚，眾數十萬。威之所被，將半天下。破世充於洛口，摧化及於黎山。方欲西蹈咸陽，北凌玄闕，揚旌瀚海，飲馬渭川。翻以百勝之威，敗於奔亡之虜。因知神器之重，自有所歸，不可以力爭。…… 等語。可略見其措詞說理之工。但魏征所學為縱橫之術，也就是帝王之學，其目的是輔佐王朝，展其抱負。這就是秦李斯，漢張良，三國諸葛亮所追求和實踐的那種學問。他讀書，並不是為了當作家或學者。《四部叢刊》中，有一部《群書治要》，就是他廣泛讀書的摘要。流傳至今，學術價值很大。 治國安邦，魏徵用的是儒術。 傳載：征性非習法，但存大體，以情處斷。我們不能把他列入法家。 當個法家，其實也並不容易。文詞，口才，膽識，學問，缺一不可。「四人幫」以法家自居，看看他們的文章、學問，實在沒有一人夠格。他們以為法家就是打棍子，造冤案，是把中國的法家貶低成酷吏了。 魏征善於爭諫，為歷代所稱讚。魏征在事唐太宗之前，曾事李密、竇建德、建成，這些人都是唐太宗的敵人。唐太宗曾說：「朕拔卿於仇虜之中，任公以樞要之職。」就是指此。君臣相得，善始善終，是很不容易的。我們也可以想像，魏征當時處境也有艱難之處。傳中有一段他和太宗的對話，可以看出魏征在爭諫時的審慎態度。 太宗曰：然征每諫我不從，發言輒即不應，何也？對曰：臣以事有不可，所以陳論。若不從輒應，便恐此事即行。帝曰：但當時且應更別陳論，豈不得耶？征曰：昔舜誡群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若臣面從陛下，方始諫此，即退有後言。豈是稷契事堯舜之意耶？帝大笑曰： 人言魏征舉動疏慢，我但覺嫵媚，適為此耳。征拜謝曰： 陛下導之使臣言，臣所以敢諫，若陛下不受臣諫，豈敢數犯龍鱗。 以上，可以看出，魏征之進諫，唐太宗之納諫，是有一定的時機的。太宗初年，勵精圖治，正需要有一個魏征這樣的人。這就是宋代人所說的：趕上了好時候。但魏征說話，也是要看勢頭的。 至於傳說：太宗玩鷂子，魏征至，遂藏於懷中。魏征奏事，故意延長時間，鷂子終於悶死。恐怕不一定是事實。 魏征晚年，屢次稱疾請遜位，這也是留侯故智，自求保全。其最後所上四疏中，有言： 昔貞觀之始，聞善若驚，暨五六年間，猶悅以從諫。 自茲厥後，漸惡直言。雖或勉強，時有所容，非復曩時之豁如也。 帝王的心態，如此變化，大臣進諫，也就難以從容了。歷史如此，聖賢無術。 魏征一生還不錯。死後，不久： ……太宗始疑征阿黨。又自錄前後諫諍言辭，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太宗知之，愈不悅。先許以衡山公主，降其長子叔玉，於是手詔停婚。顧其家漸衰矣！ 傳的最後，「贊曰：智者不諫，諫或不智。智者盡言，國家之利。」是對負有言責者的鼓舞之詞。然自古迄今，機緣難得。上下之間，情投之日少，猜忌之時多耳。 魏徵引用文子的話：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我曾抄寫在台歷上。 （三）郭子儀 過去讀《資治通鑒》，關於郭子儀，有三件事，牢牢記在心中。其一為郭子儀平日見客，姬妾環侍，從不避諱。「及聞杞（盧杞）至，悉令屏去，獨隱幾以待之。杞去，家人問其故。儀曰：杞形陋而心險，左右見之必笑。若此人得權，即吾族無類矣。」其二是：「盜發子儀父墓，捕盜未獲，人以魚朝恩素惡子儀，疑其使之。子儀心知其故。及自涇陽將入，議者慮其構變，公卿憂之。及子儀入見，帝言之。子儀號泣奏曰：臣久主兵，不能禁暴，軍士殘人之墓亦多矣。此臣不忠不孝，上獲天譴，非人患也。朝廷乃安。」其三是：「麾下老將，若李懷光輩數十人，皆王侯重貴。子儀頤指進退，如僕隸焉。」 郭子儀的功業大得很，我不知為什麼單單記住了這樣三件小事。其他謀略爭戰，都忘記無遺。今讀《舊唐書·郭子儀傳》（卷一百二十），二、三兩事，都在其中。第一事，也於盧杞傳（卷一百三十五）中檢出。文字或與通鑒略有出入，內容毫無加減，可以證明前文所記，司馬光是如何重視《舊唐書》中的材料了。司馬光是很有眼光，有見解的。他像司馬遷一樣，知道要把一個歷史人物寫活，缺少這種具體事件，即細節，是做不到的。這種具體事件，聯繫著當時的社會、政治。聯繫著所寫人物的生活、思想、性格、心理，以及他周圍的人事。寫這樣一位大人物，如果像寫帝王本紀一樣，逐年記下他的攻城略地，斬獲俘虜，成為一本功業賬簿，那就太沒意思了。 別人或者以為前面所記三件事為小事。而司馬光卻把它作為大事來記載。這樣，我們才能見到一個真實的，活動的，有思想有感情的郭子儀。他不只是一位名將，還是一個普通的人。他也要處處小心，防備他人。他也得深思熟慮，把自己的切身問題處理好。因為這些小問題，都和他那政治上的大功業、大問題有關。 我沒有做過官，更沒有軍旅生活的經驗。不知為什麼，也滿有興趣地，記住了那第三件事。想來是覺得郭子儀能得部下如此，是使人羨慕和「當如是也」的吧？另外想到，如果不是這樣，郭子儀的晚年，也就不會有安全感了。 傳中引述史臣裴□的評論： 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代，而主不疑；侈窮人欲，而君子不之罪。富貴壽考，繁衍安泰，哀榮終始，人道之盛，此無缺焉！ 身為名將，能有這樣的下場，確是少見的了。 （四）盧杞 因為上文提到了盧杞，我又讀了他的傳。傳在卷一百三十五。 盧杞字子良，他的祖父懷慎，做官的名聲很好，他的父親奕，天寶末死於安祿山之亂，所以，他還可以稱為烈士的兒子。他是以門蔭做官的，官升得很順利，很快就做到了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也就是宰相。 傳記先對他的外形及行徑，作了醜化： 杞，貌陋而色如藍，人皆鬼視之。不恥惡衣糲食，人以為能嗣懷慎之清節，亦未識其心。 耕堂按：藍，是一種植物，可以製成顏料，叫做靛。盧杞的面色如此，可能是一種皮膚病。至於惡衣糲食，則系生活小節，平民如此，值得同情；如果做了官，還是這樣，則容易被人指為造作虛偽。宋代的王安石，也曾因此，遭到一些上層人士的嘲諷。 對於他的政治作風，傳記開門見山，淋漓盡致地說： 既居相位，忌能妒賢，迎吠陰害，小不附者，必致之於死。將起勢立威，以久其權。楊炎以杞陋貌無識，同處台司，心甚不悅，為杞所譖，逐於崖州。德宗幸奉天，崔寧流涕論時事，札聞惡之，譖於德宗，言寧與朱泚盟，故至遲回，寧遂見殺。惡顏真卿之直言，令奉使李希烈，竟歿於賊。初，京兆尹嚴郢與楊炎有隙，杞乃擢郢為御史大夫以傾炎；炎既貶死，心又惡郢，圖欲去之。宰相張鎰，忠正有才，上所委信，杞頗惡之…… 耕堂按：我們讀唐宋歷史，常常見到，很多大官，特別是宰相一級的官，失勢後，被放逐到崖州。古時，這可以說是最邊遠、最苦的地方了。很多人死在貶所，楊炎也是。讀史還看到：甲派得勢，把乙派首腦放逐到崖州去了。等乙派得勢，照樣又把甲派的首腦，放逐到那裡去，報仇洩憤。崖州，在古時，是個不祥之地，做官的，平時都不願提到這個地名，也不願看到這幅地圖。心理壓力很大，那裡的天空，一定充滿冤抑之氣的。 史書稱盧杞這種做法為「陰禍賊物」。在盧杞當權之日，「天下無不扼腕，然無敢言者。」失勢後的情況，就大不一樣了。盧杞因為得罪了大軍閥李懷光（這人物，我們上文提到過。）闖下禍來：「物議喧騰，歸咎於杞，乃貶為新州司馬…… 遇赦移吉州長史。」皇帝想給他落實一個刺史，遇到了很大阻力： 給事中袁高宿直，當草杞制，遂執以謁宰相盧翰劉從一曰：杞作相三年，矯誣陰賊，排斥忠良。朋附者，咳唾立至青雲；睚眥者，顧盼已擠溝壑。傲很背德，反亂天常，播越鑾輿，瘡痍天下，皆杞之為也。倖免誅戮，唯示貶黜，尋以稍遷近地，更授大郡，恐失天下望。 諫官們也都出來講話，無限上綱，什麼詞兒都用上了。什麼「外矯檢簡，內藏奸邪」呀，什麼「公私巨囊，中外棄物」呀。結果，皇帝只能給盧杞改授個澧州別駕，盧杞就死在那裡了。 耕堂按：草制，就是學士們替皇帝立言。任命要草制，貶官也要草制。執筆多系名流，文集多載之。唐宋兩代，好像特別注意這個玩藝，三言兩語，駢體。措詞極端華麗，俏皮。 尤其是對貶官，極盡挖苦之能事。不只人身攻擊，而且殃及三代，甚至暴露陰私，涉及床闈。是文人墨客的逞能報復機會。唐朝張鷟，有一本書叫《龍筋鳳髓判》，文體雖稍有不同，實際是這類文字的共同範本。 耕堂曰：細觀盧杞所為，不外當權者排斥異己，並未出爭權固寵之常格。且所用手段，也只是「譖毀」，如皇帝英明，不致為大害。至於傳中所記，度支乖張，賦斂繁重，官吏擾民，是處國家兵荒馬亂之時，不可過多責備宰相。大概，太平時宰相好當些，政局動盪，而宰相無兵柄，則不易為。盧杞處大局危急，朝廷不能作主之秋，自身又傷人過多，一旦失勢，群情必力阻其復位，醜詆之詞，乃成千古定論。李勉所謂：「盧杞奸邪，天下人皆知，唯陛下不知，此所以為奸邪也！」也就成為名言了。盧杞的兒子元輔，「自祖至曾，以名節著於史冊。簡潔貞方，綽繼門風，歷踐清貫，人亦不以父之醜行為累，人士歸美。」可見唐代看人，也是區別對待的。 （五）王叔文 因為就在同一卷書裡，我接著又讀了王叔文的傳記。王叔文這個名字，是我過去讀柳宗元的文集時知道的。 王叔文並沒有祖蔭，在政府也沒有後台。他是以偶然的機會上到這個舞台，充當了短時間的重要角色，得到悲劇下場的。 傳記說他「以棋待詔，粗知書，好言理道，德宗令直東宮。」在一次討論中，他說出了與眾不同的道理：即當太子時，不要干預外面的事，得到太子的信任。「由是重之，宮中之事，倚之裁決。」 棋藝是小技，說這番話也是老生常談，但得到太子的青睞，可不是一件小事。「每對太子言，則曰：某可為相，某可為將，幸異日用之。」這種話，不只違背了他規勸太子的初心，個人的野心，也大大膨脹起來了。太子並沒有覺察到這一點，可能正中了他的下懷。 從此，王叔文「密結當代知名之士，而欲僥倖速進者。」 與韋執誼等十數人，「定為死交」，就是今天說的哥們義氣。 這些死交，史傳只提到九個人的名字，柳宗元排在倒數第二。分工時，他也不過是「唱和」和「采聽外事」，並不是重要人物。 王叔文的當權，帶有偶然性和傳奇的色彩。史稱： 德宗崩，已宣遺詔，時上寢疾久，不復關庶政，深居施簾帷，閹官李忠言、美人牛昭容侍左右，百官上議，自帷中可其奏。王伾常諭上屬意叔文，宮中諸黃門稍稍知之。其日，召自右銀台門，居於翰林，為學士。叔文與吏部郎中韋執誼相善，請用為宰相。叔文因王伾，伾因李忠言，忠言因牛昭容，轉相結構，事下翰林，叔文定可否。 他這個權的來源和基礎，就以我們毫無做官經驗的人來看，也太玄乎了。他的死友們，官迷心竅，卻不承認這點，還在外面，同聲唱和：「曰管，曰葛，曰伊，曰周。凡其黨僩然自得，謂天下無人。」 果然不久，「內官俱文珍惡其弄權，乃削去學士之職。製出，叔文大駭。」 本來，王叔文不一定是做大官的材料，他駕御不了那麼複雜的政局，應付不了多方面的牽扯關聯。在宮中動動筆還容易，後來又兼上度支鹽鐵副使，這是要見效率的官，就有點無能為力了。因此： 智愚同曰：城狐山鬼，必夜號窟居以禍福人，亦神而畏之；一旦晝出路馳，無能必矣。 周圍的人，顯然都在看他的笑話了。 王叔文是一個書生，好感情用事。他母親死前之一日，他宴請學士和內官，發了很多牢騷，說了很多不應該說的近似市井語言的話。 不久，因順宗久病，皇太子監國，政局大變，王叔文「貶為渝州司戶，明年誅之。」 耕堂曰：史稱王叔文任氣自許，觀其行事，亦無大過，實不同於「陰賊」一型。罹此慘局，亦可傷矣。他的過錯，頂多只能說是「攬權急進」，然於仕途，此亦常規。要之，不自量力所致耳。諺云：政局如棋局，王叔文雖善於弈，其於政治，則經驗甚不足矣。但因此失敗，而使柳宗元「涉履蠻瘴，崎嶇堙厄」，文章大進，成為中國文學史上一大奇葩，亦不幸中之幸歟？ （六）初唐四傑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是文苑傳。前有序論，首謂： 臣觀前代秉筆論文者多矣。莫不憲章謨、誥，祖述詩、騷，遠宗毛、鄭之訓論，近鄙班、揚之述作。謂「采采芣苡」，獨高比興之源；「湛湛江楓」，長擅詠歌之體。殊不知世代有文質，風俗有淳醨，學識有淺深，才性有工拙。昔仲尼演三代之易，刪諸國之詩，非求勝於昔賢，要取名於今代。實以淳樸之時傷質，民俗之語不經，故飾以文言，考之弦誦。然後致遠不泥，永代作程，即知是古非今，未為通論。 序論做的並不漂亮，都是老生常談，且有矛盾之處。不過為了推出有唐一代作者，才提出以上論點。最後說： 其間爵位崇高，別為之傳。今采孔紹安以下，為文苑三篇。覬懷才憔悴之徒，千古見知於作者。 文苑傳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主要作家有盧照鄰，楊炯，王勃，駱賓王。 以上四人，文學史稱為初唐四傑，他們的文集，除楊炯外，我皆購置。《王勃集》為木刻本，不知系何種叢書之零種，共六冊，題《王子安集》，紙張刻印，均不甚佳。《盧照鄰集》系四部叢刊本，題《憂幽子集》。《駱賓王集》，系中華書局近年出箋注本，題《駱臨海集》，我都沒有細讀過，印象不深。他們的文體，還沿用六朝時的駢體，曲故連篇，讀起來很費勁。我不怕駢體，駢體自然協調，增加文字的韻味，就是近代的白話文體，也不排斥這類句法和修辭。我怕典故，我頭腦中典故很少，一邊讀文章，一邊又去看注，這實在是一種苦事。古人抒發感情，描述事物，不用直接自然的語言，而用典故去代替，這也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究竟對感情、思想的抒發，是一種局限。文章之事，傷了自然，任你對仗怎樣工整，用典如何巧妙，總是得不償失的。為什麼王勃那麼多文章，唯有《滕王閣序》那麼通行？《滕王閣序》中對仗的句子那麼多，為什麼又只有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一聯，那麼膾炙人口？還不是因為作家觸景生情，衝口而出，既盡描繪之能事，又流暢自然，通俗易懂所致？駱賓王的名句：「一□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所以能那麼動人，千古傳誦，也是因為出於自然，得其本真。 文學史上說，他們四人的文風，已不同於六朝，開始向自然活潑的方面發展，我因體會不深，就不在這裡討論了。 盧照鄰的傳記很短，只有六行。說他「因染風疾去官」。 又說「照鄰既沉痼攣廢，不堪其苦，嘗與親屬執別，遂自投穎水而死，時年四十。」也不知得的是什麼病。他曾向當時的大醫學家孫思邈請教，我讀過那篇文章，孫思邈也沒有提供什麼處方，只是向他講述了人易得病之由，及天人一致，順應自然，才得養生，並沒有什麼奇妙之處。《舊唐書》有孫思邈的傳，也引述了這段文字。 王勃的傳記較長。他的祖父王通，即文中子，是著名學者，著有《中說》。「勃六歲，解屬文，構思無滯，詞情英邁。」 可以說是早熟了，但亦早逝。傳載： 久之，補虢州參軍。勃恃才傲物，為同僚所嫉。有官奴曹達犯罪，勃匿之，又懼事洩，乃殺達以塞口。事發，當誅，會赦除名。時勃父福畤為雍州司戶參軍，坐勃左遷交趾令。上元二年，勃往交趾省父，道出江中，為採蓮賦以見意，其辭甚美。渡南海，墮水而卒，時年二十八。 駱賓王的傳記更短，只有四行。內載： 少善屬文，尤妙於五言詩。嘗作《帝京篇》，當時以為絕唱。然落魄無行，好與搏徒游。高宗末，為長安主簿，坐贓，左遷臨海丞，怏怏失志，棄官而去。文明中，與徐敬業於揚州作亂，敬業軍中書檄，皆賓王之詞也。敬業敗，伏誅，文多散失。 四傑在當時，就被識者認為：「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中間，楊炯算是比較「沉靜」的，還當了臨川令，傳記裡也說： 炯至官，為政殘酷，人吏動不如意，輒搒殺之。又所居府捨，多進士亭台，皆書榜額，為之美名，大為遠近所笑。 耕堂曰：四人皆早年成名，養成傲慢之性，舉止乖張，結局不佳。人皆望子弟早慧，不及學齡，即授以詩書技藝。此如種植，違反自然季節，過多人工，雖亦開花結果，望其豐滿充實，則甚難矣。神童之說，弊多利少，古有明證，人多不察也。 文字之事，尤其如此。知識開發，端賴教育。授書早，則開發早，授書晚，則開發晚。然就其總的成就來說，開發晚者，成果或大。此因少年感情盛，文思敏捷，出詞清麗，易招讚美。個人色彩重，人生經驗不足，亦易因驕傲，招致禍敗。晚成者，其文字得力處，即不止情感屬詞，亦包蘊時代社會。然沖淡謙和，易失朝氣。固知此道，甚難兩全，實則不可偏廢也。 （七）陳子昂、宋之問 《舊唐書》文苑傳中，包括著名作家陳子昂、宋之問等。 我有《陳子昂集》，近年中華書局排印本。《宋之問集》，為四部叢刊本。 傳載陳子昂： 家世富豪，苦節讀書。褊躁無威儀。文詞宏麗，為當時所重。卒時年四十餘。 傳載宋之問： 弱冠知名，尤善五言詩，當時無能出其右者。 易之兄弟，雅愛其才，之問亦傾附焉。預修三教珠英，常扈從游宴。則天幸洛陽龍門，令從官賦詩，左史東方虯詩先成，則天以錦袍賜之。及之問詩成，則天稱其詞愈高，奪虯錦袍以賞之。及易之等敗，左遷瀧州參軍。未幾，逃還，匿於洛陽人張仲之家。仲之與駙馬都尉王同皎等謀殺武三思，之問令兄子發其事以自贖。及同皎等獲罪，起之問為鴻臚主簿，由是深為義士所譏。 睿宗即位，以之問嘗附張易之、武三思，配徙欽州。 先天中，賜死於徙所。 耕堂曰：陳子昂、宋之問同事武則天，為後人所譏，然情況甚不一樣。其主要區別為：陳在做官過程中，言行正大； 宋言行諂媚。且告發自贖，出賣朋友，市井所不忍為，出之於知名文士，其人格，不問可知矣。 唐太宗幹掉了兩個親兄弟，才當上了太子。在他晚年，為了選定太子，真費了心思，曾急得「自投於床」。廢了一個，選定一個，即後來的唐高宗。這個人實在不怎麼樣，昏庸無能，又弄出一個武則天來，殺了那麼多無辜，用了那麼多酷吏，鬧了那麼多醜聞。但因為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歷來被一些文人學士，另眼相看。其實，她對文人學士，也並沒有什麼好感。例如前面記的贈錦袍一事吧，就是拿兩個文士開心。她是在舉行詩歌大賽，發的是實物獎。她是皇帝，多預備幾件錦袍，把得獎面擴大一些，或一年舉行一次，使更多的人，有機會獲得這一榮譽，並不費什麼，更用不著請別人贊助。她卻奪一個給一個。被奪的當場無趣。得獎的，自己或以為榮，有識者或以為恥。 陳子昂忠心耿耿，給她上了那麼多建議，臨死之前，並沒有得到她的保護。在武則天當權的時候，一些名臣良將，並沒有辭職不幹，不能單單責備陳子昂。 我在讀小學時，就知道有個武則天。國文課本上有她的畫像，頭戴皇冠，很是美麗。究竟如何評價她，我還是相信駱賓王的討伐文章。因為時間那麼接近，能看出當時人民對她的想法。 後來也有皇后、皇太后，想向她學習，誅殺勳舊，提拔心腹。但成功的少，失敗的多。也有人用詩文讚頌，都像一場幻夢過去了。得到錦袍的，只好收起，不再穿著了。 漢高祖聽任呂後殺人，唐高宗聽任武後殺人，包括他原來的妻子和新娘舅，都是為了保住自己。再以後的事，他們是想不到也管不了。遇上這樣的時代，做官和作文，都是很不容易的。正直的，自取滅亡，趨媚者，也常常得不到好下場。 宋之問還是唐詩名家，留下了一本薄薄的詩集。中國的文化傳統，是寬容的，並不以人廢文。文人並無力擺脫他所處的時代。也不是每個文人，都能善處自己的境遇的。 （八）韓愈 韓愈傳在《舊唐書》卷一百六十。傳載： 父仲卿，無名位。愈生三歲而孤，養於從父兄。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學儒，不俟獎勵。 韓愈成進士之前，「投文於公卿間，故相鄭餘慶頗為之延譽，由是知名於時。」做官以後，「發言真率，無所畏避，操行堅正，拙於世務。」因此接連貶官，屢上屢下。 傳中收錄了他三篇文章：「進學解」、「諫迎佛骨表」和「祭鱷魚文」，可見這三篇，在當時已被認為是他的代表作。 傳又載： 愈性弘通，與人交，榮悴不易，少時與洛陽人孟郊、東郡人張籍友善。二人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稱薦於公卿間，而籍終成科第，榮於祿仕。後雖通貴，每退公之隙，則相與談宴，論文賦詩，如平昔焉。而觀諸權門豪士，如僕隸焉，瞪然不顧。而頗能誘厲後進，館之者十六七，雖晨炊不給，怡然不介意。……常以為自魏、晉以還，為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矣。故愈所為文，務反近體，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 耕堂曰：由以上所記，可略知韓愈的性格及為人。韓愈沒有祖上官蔭，出身寒苦，他的性格比較開朗，遇事有耐力，遭到那麼多的挫折，他頑強地活下來了。對朋友親屬，也多義舉，對後學，非常熱心。作為一個文人，這都是好品質。文章能創新，自成一家，和他這些素質，也不無關係。 《柳宗元傳》，亦在此卷中。柳，先世顯赫，少年好勝，偶遇挫折，幾乎一蹶不振，陷於絕望之境。他的性格脆弱，文章多反省之言，雖亦成家，其風格與韓文，乃大不相同。 文章，與遭遇有關，然與性格更有關。同時代，同遭遇，而文章判然有別，性格實左右之。 至於文風的改變，絕不是一個人的力量所致。韓愈傳的開頭，已提到： 大歷、貞元之間，文字多尚古學，效揚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儒林推重。愈從其徒游，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 文苑中富嘉謨傳，亦載： 與新安吳少微友善同官。先是文士撰碑頌，皆以徐庾為宗，氣調漸劣。嘉謨與少微屬詞，皆以經典為本，時人欽慕之，文體一變，稱為富吳體。 所以說，文體的一次大變革，必須經多人的努力，時代的推移，才能成功。正如五四白話文體之興，是經過前前後後，多少人的努力，又由思想革命的促使，才能一呼百應，普及天下的。但個人嘗試提倡之功不可沒，故胡適之為人推重。 韓文起八代之衰的褒詞，也是在成就大、有代表性的意義上提出的。 我的《韓昌黎集》，是商務印書館涵芬樓大字排印本，毛邊紙印，天地極寬，布函兩套，今日已甚難得。而購置時，只花了六角錢。 有文才，不一定有史才。傳記說： 及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敘事拙於取捨，頗為當代所非。 在我早年印象中，韓愈是個老夫子，非常古板。傳記說他「拙於世務」，他自己也宣稱：「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 其實，也不完全是這麼回事。 韓愈因諫迎佛骨，招來大禍，幾乎殺頭，流放到潮州以後，上表皇帝，文詞淒苦，希望得到皇帝哀憐。能得到皇帝哀憐，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這篇表寫得有路數，有策略，證明韓愈不只是個非常天真的人，還是個非常聰明的人。皇帝好長生，諫佛是錯了。皇帝還好大喜功，喜歡人頌揚。他就在這方面做文章： 唯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為時輩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裡，作為歌詩，薦之郊廟，紀太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宏休，揚厲無前之偉跡，編於詩、書之策而無愧，措於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未肯多讓。 他的這些話，確實打動了皇帝的心，引出了憐憫之詞！ 憲宗謂宰臣曰：「昨得韓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諫佛骨事，大是愛我，我豈不知？」……乃授袁州刺史。 當然有的皇帝，就是說這些話，也不起作用。如清之乾隆，對待杭世駿（大宗），就是一例，必致之死而後快也。 （九）劉禹錫 同卷有劉禹錫傳。 劉禹錫也曾捲進王叔文事件。傳載：「禹錫尤為叔文知獎，以宰相器待之。」是個重要分子。當時的侍御史竇群奏：「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群即日罷官。可見後台之硬，信任之專。傳記並說：「既任喜怒凌人，京師人士不敢指名，道路以目，時號二王、劉、柳。叔文敗，坐貶連州刺史，在道，貶朗州司馬。」又見招怨之深，報復之重。 但是，這一遭際，也大大助長了他的文學成就，並給了劉禹錫一個接近群眾，體驗生活，從民間藝術吸取營養的機會。 地居西南夷，土風僻陋，舉目殊俗，無可與言者。禹錫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詠，陶冶情性。蠻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辭。禹錫或從事於其間，乃依騷人之作，為新辭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間夷歌，率多禹錫之辭也。 當貶官時，「有逢恩不原之令」。但政治空氣，總在變化，後來「執政惜其才，欲洗滌痕累，漸序用之。」就是說，忘記他過去的錯誤，慢慢提拔上來，又終於遭到一些人的反對。 禹錫積歲在湘、澧間，鬱悒不怡。因讀張九齡文集，乃敘其意曰：「世稱曲江為相，建言放臣不宜於善地，多徙五溪不毛之鄉。今讀其文章，自內職牧始安，有瘴癘之歎。自退相守荊州，有拘囚之思。托諷禽鳥，寄辭草樹，郁然與騷人同風。嗟夫，身出於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華人士族，而必致丑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曲江為良臣，識胡雛有反相，羞與凡器同列，密啟廷諍，雖古哲人不及，而燕翼無似，終為餒魂。豈忮心失恕，陰謫最大，雖二美莫贖耶？ 這是因為自己失意，借題發揮，遷怒於人。不只進行人身攻擊，還連上了籍貫遭際，也可以說是「失恕」了。我有《張曲彙集》，廣東叢書本，印得非常講究，也附錄了劉禹錫這段話。因為這段話，並不能損害張曲江的整個形象，只能說是形象中的一筆一畫。即是做大官，就得提建議，定政策，立制度。不能因為後來他本人也出了事，作法自刑，就報以快意之辭。劉禹錫性格中的這一特徵，貫穿在他一生之中。也沒有改悔之意。作詩作序，多涉譏刺。「人嘉其才，而薄其行。」 「終以恃才褊心，不得久處朝列」。 耕堂曰：唐朝文士，必先挾文章以邀名譽，然後挾名譽以求仕祿。在此中間，必有依附，必有知與不知，必有恩怨存焉。 文人想做官，不可厚非。文人因性格偏激，感情用事，常常得罪一些人，並不奇怪。但他們不是得罪所有的人，他們還要依附一些人。依附必系權貴，權貴是多方面的，正在政治圈裡，矛盾著，鬥爭著。這樣，文士們就像坐在顛簸的船隻上，前途未卜了。史稱：劉禹錫，「甚怒武元衡、李逢吉。 而裴度稍知之。」等到裴度失勢，他就跟著下來了。 不過，劉禹錫的結果還不錯，活了七十一歲。贈戶部尚書。他還遺留下相當可觀的詩文，因他曾充太子賓客，人稱《劉賓客文集》，我有叢書集成本。 他雖然名位不高，當時的公卿大僚，都與之交。白樂天和他關係很好，對於他的詩才，很是推崇。認為像「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這樣的詩句，神妙極矣。這兩句詩，在「文革」時很流行，領袖吟詠，人皆以為是對被打倒者的嘲弄快意之詞。但實是劉禹錫的失意自傷之詞。大相逕庭，大為誤解矣。 （十）元稹、白居易 元稹傳在卷一百六十六。 元稹的十代祖，是後魏昭成皇帝。他八歲喪父，家貧，母親教他讀書，早年就成名了。 傳記說：「稹性鋒銳，見事風生。」一生之中，雖然為皇帝所喜愛，卻一直官運不順，屢遭排擠。還遭遇過如下事件： 仍召稹還京。宿敷水驛。內官劉士元後至，爭廳，士元怒，排其戶，稹襪而走廳後，士元追之，後以箠擊稹傷面。執政以稹年少後輩，務作威福，貶為江陵府士曹參軍。 可以看出，唐時的年輕人，一旦顯耀，容易遭到各方面的歧視。 元稹自述：「初不好文，徒以仕元他歧，強由科試。」又說：「自御史府謫官，於今十餘年矣，閒誕無事，遂專力於詩章。」可見地的文學成就，也是由官運不佳逼出來的。 他在詩歌上的要求，努力的方向，是：「常欲得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對無差，而風情宛然」的作品。思深（即有思想深度），語近（即通俗），調新（即創新），無差（即合規律），有風情（即藝術性高）。這種主張，我以為，不只適於詩歌，也適於一切文學作品，一切藝術作品。 他說自己在詩歌上的成就，以及為人處世，是：「莫非苦己，實不因人，獨立性成，遂無交結。」 我有《元氏長慶集》，白紙，四冊，四部叢刊本。 白居易傳在同卷中。他家世代做官業儒。居易幼年，聰慧絕人。 白居易和元稹一樣，也是先以才名，見知於皇帝。出於忠心，好上書言事。因此，官運也不佳，還遇到過這種事： 宰相以宮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會有素惡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華無行，其母因看花墮井而死，而居易作賞花及新井詩，甚傷名教，不宜置彼周行。執政方惡其言事，奏貶為江表刺史。詔出，中書舍人王涯上疏論之，言居易所犯狀跡，不宜治郡，追詔授江州司馬。 可見：先是有人羅織罪名，隨後就有人落井下石，都是看當時的宰相，即執政的眼色行事的。這是官場上的習慣鬥爭方式。 好在白居易「儒學之外，尤通釋典，常以忘懷處順為事，都不以遷謫介意。」他對官場，也少留戀，很快就遠離政治漩渦，宦而隱了。晚年過得還算不錯。詩歌自編，分送佛寺，保存得法，後人才能得到一部這樣豐富多采的《白氏長慶集》。 我有的是四部叢刊毛邊紙本。 白居易的文學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我是信奉不疑的。慚愧的是，自己因為各種原因，不能很好做到。 文人的不被人理解，文人的苦惱，古今一致。白居易說： 不相與者，號為沽譽，號為底訐，號為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誡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為非也。 他又說： 然僕又自思，關東一男子耳。除讀書屬文外，其他懵然無知。 其他一切，也就只能聽之任之了。「策蹇步於利足之途，張空拳於戰文之場」。「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這好像是古今文人的一條規律。文學家的自白，能寫得像白居易這樣坦白自然的，還是少見的。元稹的傳記中，自敘之作，就有三篇。有上書宰相的，有上書皇帝的，有專為自己辯誣的，都沒有白居易這篇寫得好。 史好對元白二人的比較是： 就文觀行，居易為優，放心於自得之場，置器於必安之地，優遊卒歲，不亦賢乎。 耕堂曰：統觀唐代文士，其有成就者，幼年多家境不好，自覺努力。及為政，多遇不順，遭貶逐，然後放情於文字。當時文人，先應舉成進士，做官後，就要應付皇帝，對付宰相，言官，方鎮，以及中貴美人等等，處境也是很困難的。其中，有政才者，遂以宦顯，不失為功名。有文才者，雖政途多乖，終以文顯。至於少數文人，過於疏放狂大，遭罹大難，亦有可取鑒者矣。 元稹傳後附龐嚴傳。此人為元稹和李紳所提拔。傳記說他「聰敏絕人，文章峭麗。」為人有些類似元稹。「以強幹不避權豪稱，然無士君子之檢操，貪勢嗜利，因醉而卒。」讀時牽連及之，本無可記。但他有一個朋友，名叫於敖： 李紳為宰相李逢吉所排，貶端州司馬。嚴坐累，出為江州刺史。給事中於敖素與嚴善，制既下，敖封還，時人凜然相顧曰：「於給事犯宰相怒而為知己，不亦危乎！」 及覆製出，乃知敖駁制書貶嚴太輕，中外無不嗤誚，以為口實。 耕堂曰：這一段文字，類似小說家言，寫得有聲有色。可見古人，對於偶遇風險，友朋落難，就立即與他劃清界限，並順手下石的人，也是不以為然的。這種事情，也不知道是古代多有，還是近代多有。但自搞政治運動以來，其數量，必遠遠超越前古，則無疑義。為此行者已不只朋友間，幾遍於倫理領域。人亦習以為常，不似古人之大驚小怪。傳統道德觀念，從此日漸淡薄，不絕如縷。 我少年時，追慕善良，信奉道義。只知有惡社會，不知有惡人。古人善惡之說，君子小人之別，以為是庸俗之見。及至晚年，乃於實際生活中，體會到：小人之卑鄙心懷，常常出於平常人的意想。因此，懼聞惡聲，遠離小人。知古人之論，並不我欺。變化如此，亦可悲矣！ 1988年6月 一 范曄字蔚宗，是《後漢書》的作者。《後漢書》是我國前四史之一，與司馬、班、陳的著作並稱，是古史的經典。 范曄是南北朝時期宋朝人，在他以前，已經有很多人撰寫《後漢書》。我的藏書中，有一部清末刻印的七家《後漢書》，其書目為：謝承後漢書、華嶠後漢書、謝沈後漢書、薛瑩後漢收，司馬彪續漢書、袁山松後漢書、張璠漢記、佚名氏後漢書（附）。 這些《後漢書》，原書都已失傳。以上所列，是後人從《北堂書鈔》、《太平御覽》等古書中輯錄出來的零篇散句，實際已經不能成書，也無法閱讀了。 但在當時，這些《後漢書》，都是卷帙浩繁的。例如謝承《後漢書》，《隋書經籍志》和《舊唐書經籍志》，都記錄為一百三十餘卷。 書籍的流傳與消失，有時是因為戰火災情，但主要是優勝劣汰。著書也如積薪，後來居上。他可以有更多的機會，利用前人的成果，發見新的材料，證實過去的疑難之處。讀者買書用書，自然也有所選擇。這就是范書一出、他書俱廢的原因。 我用的《後漢書》，是中華書局仿宋本，三函，共三十冊。 卷首書：宋宣城太守范曄撰；梁剡令劉昭補志；唐章懷太子賢注。帝后紀一十二；志三十；列傳八十八。共一百三十卷。 《後漢書》原無志，范曄曾委託別人撰寫。唐時，還有其他《後漢書》存在，章懷太子選中了范書，為它作注，使它成為權威著述。注中引用了不少其他《後漢書》的片斷，標示異同，後世視為善本。 二 范曄傳在《宋書》卷六十九，與劉湛傳同卷。我用的《宋書》，是中華書局標點本。 茲就史傳所載，摘錄范曄行事如下： 范曄，順陽人。母如廁產之，額為磚所傷，故以磚為小字。 少好學，博涉經史，善為文章，能隸書，曉音律。 做官以後，遇事怕困難。太妃殯葬時，飲酒，開窗聽輓歌，被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眾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 曄長不滿七尺，肥黑，禿眉須。 有個叫孔熙先的，做官久不得調，心懷不滿，想製造皇家弟兄之間的矛盾，「以曄意志不滿，欲引之。」先與曄賭博，故意輸給他很多財寶。熟了以後，知道「曄素有閨庭論議，朝野所知，故門胄雖華，而國家不與姻娶。」熙先因以此激之。 范曄就陷入了宮廷的鬥爭。 他們支持的是彭城王劉義康，是當時皇帝的哥哥。不久被人出賣，事敗，死時四十八歲。 《宋書》的作者是沈約。他在寫范曄的被捕、受審、在獄、行刑時的情景，以及對話、心理，都非常詳細、真實、生動。 是一篇很有味道的紀實小說。 出賣他的人，叫徐湛之，他對范曄的看法是：「傾動險忌，富貴情深。」皇帝對他的看法是：「意難厭滿。」他哥哥對他的看法是：「此兒近利，終破我家。」此皆指宦情也。 三 耕堂曰：古人讀書寫作，是為了作官，也就是尋求富貴榮華。他們先以「時文」取得功名，作官不成或不順利，才去著書。魯迅詩云：無聊才讀書。實不只此，著書亦多在無聊時。但有時，正在無聊著書，訂下了龐大的寫作計劃，忽然官運亨通起來，就再也無聊不下去了，只好放下筆墨，先去赴任蓋章。此為無聊期的結束，也就是文字生涯的終結。有的人雖說聖明天縱，不可一世，一邊做著官，一邊還在寫文章。因為只有得意，沒有無聊，那文章的成色，也就大不如從前，以後只是賣賣名氣而已。無聊即寂寞，曹雪芹寂寞時，可以寫出極度繁華的小說；作官即富貴，此情一深，文思即淡矣。連無聊的小說，也就寫不出來了。 凡是「富貴情深」的人，大都「意難厭滿」。他們的慾望是沒有止境的，沒有限度的，是要步步高陞的。以「文革」為例，「四人幫」中有兩位文士，本無多少才情，知識也不豐富，文字也不大通順。但得遇機緣，官運可以說非常之好。還不滿足，一定要攘奪盜竊國家神器。此二人，可說是近代史上，由蹩腳文人，發跡之後，成為政治流氓的典型。但他們絕不是歷史的最後一例。證之「文革」期間，這樣的文人，此伏彼起，層出不窮，即可明白。 至於等而下之的中小人物，事隔不到二十年，受害的一代人，還沒有死完，他們已經認為：整個社會忘記了他們在「文革」期間的形象，他們的所作所為。他們的思想早已解放，仍把「造反有理」，作為行動的信條。有的裝模作樣，有的舊態復萌，有的想法翻案。此種現象，此種人物，今日實多見之，令人咋舌。富貴之夢，仍在縈繞著他們的靈魂。 四 范曄在獄中，給甥侄們寫了一封信： 吾狂釁覆滅，豈復可言，汝等皆當以罪人棄之。…… 文章轉進，但才少思難，所以每於操筆，其所成篇，殆無全稱者。常恥作文士。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雖時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政可類工巧圖繢，竟無得也。常謂情志所托，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條百品，屈曲有成理。…… 性別官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言之皆有實證，非為空談。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差易，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特能濟難適輕重，所稟之分，猶當未盡。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以此為恨，亦由無意於文名故也。 以上是范曄就自己的心情，秉性，學識和為文之道寫的話。信的下半，是談他撰寫的《後漢書》： 本未關史書，政恆覺其不可解耳。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後贊於理近無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贍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遍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為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 …… 五 《史記》、《前漢書》，都附有作者的自序，述作者身世，師承，以及著作體例及經過。後來成為大的著述的傳統作法。 《後漢書》沒有自序，這是因為作者出了事，來不及寫，可以把范曄這一封信，看作是他的自序。沈約引證了全文，並說： 「曄自序並實，故存之。」評價很高。 范曄一生行事，除《後漢書》外，無可稱述，我很喜歡他這封信，認為是一篇很好的文字。人之將死，其言也哀。所說的話，都是從肺腑中來，不會再有虛妄。文章一事，他所知甚多，見解也非常精闢，是真正的經驗之談。對於歷史著述，雖似誇耀，是亦真情。唯獨到了這般時候，才流水一般，說出了天真的話語。 這時，范曄已經陷入了大痛苦、大寂寞、大無聊之中。四顧茫茫，生死異路。他想起了撰述《後漢書》時的情景，回歸無聊之中。只有這一點，他無愧於心，暫時扶住了他傾斜的靈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他的話不只是真誠的，也是良善的。這就是為什麼，不要以人廢言的道理。 六 耕堂曰：余晚年閱讀史書，多注意文士傳記。發見：文士的官才，和他們的文才，常常成反比。又發見：文士官才雖少，而官癮甚大。不讓他們過一過官癮，好像死不瞑目。有人，偶然一試，感受到官場的矛盾、煩擾、痛苦，知難而退，重操舊業，仍不失為文士；有的人卻深深陷入，不能自拔，蹉跎一生，宦文兩失。退得快的，多為文學真才，卓有成就；陷下去的，多為文學混混兒，其在文壇混，與在官場混，固自相同也。退之一途，又分主動與被動。主動則有抱負，被動則有激揚，皆有利於文字成功。所謂被動，即指政局變化，官場失利，刑罰貶逐之類。 至於官場不利之因，則有急功近利，輕浮躁進，不識大體，依附非人等等。范曄生長華族，喜好聲歌，結交非類，參與賭博，已屬於輕浮之流矣。而其初生時，頭部觸磚，或受震盪，因而舉止乖張。此則余遵弗洛伊德之學說，從生理病理上揣想也。 1989年2月17日寫訖 一 裴駰《史記集解序》： 班固有言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捂。亦其所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已勤矣。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耕堂按：索隱以刺客為遊俠，非也。）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 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駰以為固之所言，世稱其當。 耕堂曰：以上，裴駰（裴松之之子）具引班固論司馬遷之言，並肯定之。讀《史記》前，不可不熟讀此段文字，並深味之也。班之所論，不只對司馬遷，得其大體，且於文章大旨，可為千古定論矣。短短二百字，說明了以下幾個問題： （一）《史記》所依據之古書；（二）《史記》敘事起訖；（三） 《史記》詳於秦漢，而略於遠古；（四）班固所見《史記》缺處；（五）班固總結自劉、揚以來，對《史記》之評價，並發揮己見，即所謂實錄之言，為以後史學批評、文學批評，立下了不能改易的準則。 事理本不可分。有什麼理，就會敘出什麼事；敘什麼事，就是為的說明什麼理。作家與文章，主觀與客觀，本是統一體，即無所謂主體、客體。過於強調主體，必使客體失色；同樣，過於強調客體，亦必使主體失色。 辯而不華，質而不俚，也是很難做到的，要有多方面的（包括觀察、理解、文辭）深厚的修養。因為既辯，就容易流於詭；質，就容易流於俗。辯，是一種感情衝動，易失去理智；文章只求通「俗」嘩眾，就必然流於俚了。 至於文直、事核、不虛美、不隱惡，就更非一般文人所能做到。因為這常常涉及到許多現實問題：作家的榮辱、貧富、顯晦，甚至生死大事。所以這樣的文章、著述，在歷史上就一定成為鳳毛麟角，百年或千年不遇的東西了。 奉勸有志於此的同道們，把班固這三十個字，寫成座右銘。 希望當代文士們，以這三十個字為尺度，衡量一下自己寫的文字：有多少是直的，是可以核實的，是沒有虛美的，是沒有隱惡的。 然而，這又都是呆話。不直，可立致青紫；不實，可為名人；虛美，可得好處；隱惡，可保平安。反之，則常常不堪設想。班固和司馬遷，本身的命運，就證實了這一點。 無論班固之評價司馬遷，或裴駰之論述班固，究竟都是後人議論前人，不一定完全切當，前人已無法反駁。班固指出的司馬遷的幾點「是非」，因為時代不同，經驗不同，就不一定正確。這就是裴駰所說的：「人心不同，傳聞異辭。」 二 班固謂：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史記正義」曰： 大道者，皆稟乎自然，不可稱道也。道在天地之前，先天地生，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黃帝老子，遵崇斯道。 故太史公論大道，須先黃老而後六經。 耕堂曰：以上，余初不知其所指也。後檢夏曾佑《中國古代史》，有《文帝黃老之治》一節，所言不過慈儉寬厚。又有《黃老之疑義》一節，讀後乃稍明白。茲引錄該節要點如下： 一、漢時與儒術為敵者，莫如黃老。 二、黃老之名，始見《史記》。曾出現多次。 三、《史記》以前，未聞此名。 四、實與黃帝無涉，與老子亦無大關係。 五、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曾學道論於黃生，黃學貴無而又信命，故曰黃老。 六、漢時民間盛行壬禽占驗之術，謂之黃帝書。是民間日用之書。黃老學者，即以此等書而合之老子書，別為一種因循詭隨之言。 七、漢高、文、景諸帝，皆好黃老術，不喜儒術。以竇太后（景帝之母）為甚，當她聽到儒生說黃老之學，不過是「家人言」（即僮隸之言）時，就大怒罵人：「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並命令該人下圈刺豬。那時的豬，是可以傷人的。那人得到景帝的暗助，才得沒有喪命。 延安整風時，曾傳說，知識分子無能為，綁豬豬會跑，殺豬豬會叫。 「文革」時各地干校，多叫文弱書生養豬，鬧了不少笑話。 看來，自古以來，儒生與豬，就結下了不良因緣。然從另一角度，亦反映食肉者鄙一說之可信。本是討論學術，當權者可否可決，何至如此惡作劇！ 三 夏曾佑還指出：司馬遷在自序中引其先人所述六家指要，歸本道家，此老學也。 在這段著名的文字中，司馬談以為：陰陽家多忌諱，使從拘而多所畏；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墨者儉而難遵；法家嚴而少恩；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 而道家能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司馬遷遵循了以上見解，形成他的主要思想和人生觀，這是沒有疑義的。他這種黃老思想，當然已經有別於那種民間的占卜書，也有別於竇太后的那種僵化和固執。是思想家的黃老思想，作家的黃老思想。這種思想，必然融化在他的寫作之中。 黃老思想，很長時期，貫穿在中國文學創作長河之中。這種思想，較之儒家思想，更為靈活開放一些，也與文學家的生活、遭遇，容易吻合。更容易為作家接受。 耕堂曰：作家必有一種思想，思想之形成，有時為繼承傳統，有時因生活際遇。際遇形成思想，思想又作用於生活，形成創作。此即所謂天人之際。 人心不同，即思想各異，文人、文章遂有各式各樣。然具備自身的思想，為創作的起碼條件，具備自身的生活經歷，則為另一個基本條件。兩相融合、激發，才能成為作品。 然文場之上，亦常出現，既無本身思想，亦無本身生活的人。從歷史上看，此等文人，約分數型：有的，呼嘯跳躍，實際是嘍囉角色。或為大亨助威，或為明星搖旗。有的，以文場為賭場，以文字為賭注，不斷在政治寶案上壓寶。有時紅，有時黑，有時輸，有時贏，總的說來，還算有利可圖，一般處境不錯。但有時，情急眼熱，按捺不住，赤膊上陣，把身子也賭上去，就有些冒險了。有的，江湖流氓習氣太盛，編故事，造語言，賣假藥，戴著紙糊的桂冠，在街頭鬧市招搖。 有的，身處仕途，利用職權之便，拉幾位明星作陪，寫些順水推舟，隨波逐流，不痛不癢的文章發表，一腳踏在文藝船上，一腳踏在政治船上，並準備著隨時左右跳躍的姿態。此種人，常常一舉兩得，事半功倍。然都是湊熱鬧，戲一散，觀眾也就散了。 四 歷代研究《史記》的學者，對班固的論點，也並不是完全同意的。裴駰說：「班氏所謂『疏略抵捂』者，依違不悉辯也。」比較含蓄。張守節的《史記正義》，則對班氏進行尖銳反批評，並帶有人身攻擊的氣味。他認為：「作史之體，務涉多時；有國之規，備陳臧否；天人地理，鹹使該通。」他認為這是司馬遷的著述精神。 「班固詆之，裴駰引序，亦通人之蔽也。而固作《漢書》，與《史記》同者，五十餘卷。謹寫《史記》，少加異者，不弱即劣。何更非薄《史記》？乃是後士妄非前賢！又《史記》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敘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事。《漢書》八十一萬言，敘二百二十五年事。司馬遷引父致意；班固父修而蔽之，優劣可知矣！」此即有名的「班馬優劣論」，多為後人好事者所稱引，其實是沒有道理的。班固指出的缺點，並非詆毀；多少年寫多少字，是因為今古不同、時間有遠近，材料有多少造成。並非文章繁簡所致。稱引先人與否，不能決定作品的優劣。張守節因治《史記》，即大力攻擊《漢書》，殆不如裴駰之客觀公正矣。 「正義」並時有矛盾。在後面談到班固指出的這三條缺點時，他又說：「此三者，是司馬遷不達理也。」使人莫名其妙。 先黃老，上面已經談過。序遊俠，羞賤貧，前人多以為，司馬遷所以著意於此，多用感情，是與其身世有關。如遭到不幸，無人相助，家貧不能自贖等等。這都是有道理的，通人情的。但我以為，並非完全是這麼回事。司馬遷以續《春秋》自任，六藝之中，特重史學。史學之要，存實而已，發微而已。時代所有者，不能忽略；世人不注意，當先有所見，並看出問題。他對遊俠、貨殖，都看做是社會問題，時代癥結。遊俠在當時已形成能影響政治的一種勢力，從緩解大政治犯季布的案子，即可明顯看出。在貨殖方面，司馬遷詳細記錄了當時農、工、商各界的生產流通情況，它們之間的關係，以及對政治的影響。都是做了深入調查，經過細心研究，才寫出的。兩篇列傳，都是極其寶貴的歷史文獻。 耕常曰：以上所述，可以看出，班固指摘《史記》三點錯誤，實不足為《史記》病，反彰然表明，實為《史記》之一大特色，一大創造。 各行各業，均有競爭，競爭必有忌妒。學者為了顯露自己，不能不評譏前人。如以正道出之，猶不失為學術。如出自不正之心，則與江湖藝人無異矣。 近人為學者，詆毀前人之例甚多，否定前人之風甚熾。並非近人更為沉落不堪，實因外界有多種因素，以誘導之，使之急於求成，急於出名，急於超越。如文化界之分為種種等級，即其一端。特別是作家，也分為一、二、三等，實古今中外所從未聞也。有等級，即有物質待遇、精神待遇之不同，此必助長勢利之欲。其競爭手段，亦多為前所未有。結宗派，拉兄弟。推首領，張旗幟。花公家錢，辦刊物，出叢書，培養私人勢力，以及亂評獎等等。 以上，均於學術無益，甚至與學術無關。亦不能出真正人才。 但往往能得到現實好處。為淺見者所熱中。 一 《太史公自序》： 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耕堂按：包括古文《尚書》、《左傳》、《國語》、系本等書。）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 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 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 以上是司馬遷自敘幼年生活、讀書、以及兩次旅行所至地方。這些，都是《史記》一書，創作前的準備，即學識與見聞的準備。自司馬遷創讀書與旅行相結合，地理與歷史相印證，所到一處，考察民風，收集口碑遺簡，這一治學之道，學者一直奉為準則，直至清初顧炎武，都是如此去做。 後面接著敘述，他如何受父命、下決心，完成這一歷史著作： 「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耕堂按：抽徹舊書故事而次述之、綴集之。）石室金匱之書。 這還是材料準備階段，共用五年時間。《史記》正式寫作，於武帝太初元年。又七年以後，司馬遷遭李陵之禍，寫作受到很大打擊。在反覆思考以後，終於繼續寫下去，完成了這部空前絕後的著作。 當時的漢朝，並不重視學術文化，他這部嘔心瀝血的著作，也沒有人過問。《史記》的第一個讀者，是著名的滑稽人物東方朔。東方朔確是一個飽學之士，文辭敏捷。但皇帝也只是倡優畜之，正在過著「隱於朝廷」、「隱於金馬門」的無聊生活。志同道合，司馬遷引他為知己，把著作先拿給他看。 東方朔的信條是：「崛然獨立，塊然獨處；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司馬遷的信條是：「不趨勢利，不流世俗」。兩個人所以能說到一處。東方朔在司馬遷的書上，署上「太史公」三個字。後人遂以《史記》為太史公書。 班固說：遷既死，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佈焉。 據司馬貞《史記索隱序》，司馬遷的《史記》，因為「比於班書，微為古質，故漢晉名賢未知見重」。它的流傳，以及研究註釋，遠遠不及班固的《漢書》熱鬧。很長時間，是不為人知，處境寂寞的。 二 關於司馬遷及其《史記》，原始材料很少，研究者只能根據他的自序。班固所為列傳，只多《報任安書》一文，其餘亦皆襲自序。 耕堂曰：後之論者，以為《史記》一書，乃司馬遷發憤之作。然發憤二字，只能用於李陵之禍以後；以前，欽念先人之提命，承繼先人之遺業，志立不移，只能說是一種堅持，一種毅力，一種精神。這種精神，遇到意外的打擊、挫折，不動搖，不改變，反而加強，這才叫做發憤。發憤著書，這種人生意境，很難說得清楚，唯有近代「苦悶的象徵」一詞，可略得其彷彿。 凡是一種偉大事業，都必有立志與發憤階段。立志以後，還要有準備。司馬遷的準備，前面已經說過了。 人們都知道，志大才疏，不能完成傳大的事業。但才能二字，並非完全是天地生成，要靠個人努力，和適當的環境。 努力和環境，可以發展才能，加強才能。 所謂才能，常常是在一個人完成了一種不平凡的工作之後，別人加給他的評語，而不是在什麼也沒有做出之時，自己給自己作的預言。自認有才，或自稱有才，稍為自重的人，也多是在經過長期努力，在一種事業上，做出一定成績的時候，才能如此說。 在歷史上，才和不幸，和禍，常常聯在一起。在文學上，尤其如此。所謂不幸、禍，並非指一般疾病，夭折，甚至也不指天災；常常是指人禍。即意想所不及，本人及其親友，均無能為力，不能挽救的一種突然事變，突然遭際。司馬遷所遭的李陵之禍，他在《報任安書》中，敘述、描繪的，事前事後的情狀，心理，抉擇，痛苦，可以說是一個有才之士，在此當頭，所能作的，最為典型、最為生動的說明了。 這種不幸，或禍，常常與政治有密切的聯繫，甚至是政治的直接後果。姑不論司馬遷在書信前面，列舉的西伯以下八個王侯將相，他們之遭禍，完全是政治原因，他們本身就是政治。即後面他所引述的文王以下，七個留有著作的人，其遭禍，也無不直接與政治有關。 司馬遷把遭禍與為文，聯結成一個從人生到創作的過程，稱之為： 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 這是一個極端不幸，極端痛苦的過程，是一個極端令人傷感的結論。更不幸的是，這個結論為歷史所接受，所承認，所延演，一無止境。 [三 秦始皇本紀： 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耕堂按：博士齊人淳於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 耕堂曰：以上為秦始皇時，李斯著名之建言，焚書坑儒之原始文件。余詳錄之，以便誦習，加深對這一歷史事件的準確印象。李斯說這段話之前，是一位武官稱頌始皇的功德，始皇高興；接著是一位博士，要始皇法效先王，始皇叫李斯發表意見。 這一事件的要害處，為「以古非今」。這事件的發生，是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即他的晚年，功業大著，志滿驕盈之時。 他現在所想的，一是鞏固他的統治，一是求長生。鞏固統治，李斯的主張，往往見效。長生之術，則只有方士，才能幫忙。 看來，此次打擊的對象是儒，重點是詩書（詩書，也不是全燒掉，博士所職，還可以保存。）但這時的儒生和方士並分不清楚，實際是攪在一起。始皇發怒，以致坑儒，是因為給他求仙藥的人（侯生和盧生）逃走了，那入坑的四百六十餘人，有多少是真正的儒生，也很難說了。 儒家的言必稱堯舜，在孔子本身就處處碰壁，在政治上行不通。但儒家的參政思想很濃，非要試試不可。上述故事，是儒家在政治生活中，和別的「家」（表面看是和法家）的一次衝突較量，一次徹底的大失敗。既然並立朝廷，兩方發言，機會均等，即為政治鬥爭。後人引申為知識與政治的矛盾，或學術與政治的矛盾，那就有些誇大了。但這次事件是一個開端，以後的黨錮、文字獄、廷杖等等士人的不幸遭遇，都是沿著這條路走下來的。這也算是古有明訓吧！ 四政治需要知識和學術，但要求為它服務。歷史上從未有過不受政治影響的學術。政治要求行得通見效快的學術。即切合當前利益的學術。也可以說它需要的是有辦法的術士，而不是只能空談的儒生。所以法家、縱橫家，容易受到重任。 儒家雖熱衷政治，然其言論，多不合時宜，步入這一領域，實在經歷了艱難的途徑。最初與方士糅雜，後通過外戚，甚至宦豎，才能接近朝廷。其主旨信仰，宣揚仍舊，其進取方式，則不斷因時勢而變易。既如此，就是隨時吸收其他各家的長處，孔孟之道，究竟還留有多少，也就很難說了。所以司馬遷論述儒家時，也只承認它的定尊卑，分等級了。 在儒學史上，真正的巖穴之士，是很少見的。有了一些知識，便求它的用途，這是很自然的。儒生在求進上，既然遇到阻力，甚至危險，聰明一些的人，就選擇了其他的途徑。 《史記》寫到的有兩種人：一是像東方朔那樣，身處廟堂，心為處士，雖有學識，絕不冒進，領到一份俸祿，過著平安的日子，別人的挖苦嘲笑，都當耳旁風。另一種則是像叔孫通這樣的人。 叔孫通列傳： 於是叔孫通使征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 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污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 當叔孫通替劉邦定好朝儀以後： 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乃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 步孫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乃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 司馬遷雖然用了極其諷刺的筆法，寫了這位儒士諸多不堪的言詞和形象，但他對叔孫通總的評價，還是： 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 「大直若詘，道固委蛇」，蓋謂是乎？ 這是司馬遷，作為偉大歷史家的通情達理之言。因為他明白：一個書生，如果要求得生存，有所建樹，得到社會的承認，在現實條件下，也只能如此了。他著重點出的，是「與時變化」這四個字。這當然也是他極度感傷的言語。 漢武帝時，聽信董仲舒的話，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並不是儒家學說的勝利，是因為這些儒生，逐漸適應了政治的需要。就是都知道了「當世之要務」。 1990年3月6日 一 司馬遷在寫作一篇本紀，或一篇列傳時，常常在文後，敘述一下自己對這個地方，或這個人物的親身見聞。即自己的考察、感受、體驗心得，以便和寫到的人和事，相互印證，互相發揮，增加正文的感染力量，增加讀者的人文、文史方面的知識、興趣。茲抄錄一些如下： 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 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 （《五帝本紀》）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余讀孔子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只回留之不能去雲。（《孔子世家》） 吾嘗過薛，其俗閭裡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奸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孟嘗君列傳》）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蒙恬列傳》） 有時是記一些異聞，如： 太史公曰：世言荊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又言荊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公、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 （《刺客列傳》） 他否定了一些關於燕太子丹和荊軻的傳說。而他得到的材料，則是出自曾與夏無且交遊過的人。夏無且，大家都知道，就是荊軻刺秦王，殿廷大亂的時候，用藥囊投擲荊軻的那位侍醫。這樣，他的材料，自然就具有很大的權威性。 有時是見景生情，發一些感慨：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 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 （《屈原賈生列傳》）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廷，德流子孫哉？（《樊酈滕灌列傳》） 二 對歷史事件，司馬遷有自己的見解；對歷史人物，司馬遷常常流露他對這一人物的感情。這種感情的流露，常常在文章結尾處，使讀者迴腸蕩氣。這是歷史家的評判。但又絕不是以主觀好惡，代替客觀真實。最明顯的例子，是對於劉、項。在《項羽本紀》之末，司馬遷流露了對項羽的極深厚的同情，甚至把項羽推崇為舜的後裔。對他的失敗，表現了極大的惋惜。但項羽的失敗，是歷史事實。司馬遷又多次寫到： 項羽雖然尊重讀書人，但吝惜官爵；劉邦雖多次污辱讀書人，對封賞很大方，「無恥者亦多歸之」，終於勝利。歷史著作，除佔有材料，實地考察，無疑也是很重要的。司馬遷所到之處，都進行探尋訪問，這種精神，使他的《史記》，不同凡響。後人修史，就只是坐在屋裡整理文字材料了，也就不會再有《史記》這樣的文字。 司馬遷雖有黃老思想，但在一些倫理、道德問題的判斷上，還是儒家的傳統。他很尊重孔子，寫了《孔子世家》，又寫了弟子們的傳記。記下了不少孔子的逸事和名言。他也記下了老子、莊子。對韓非子的學說，他心有餘痛，詳細介紹了《說難》一篇。其中所謂：「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今日讀之，仍覺十分警策。 在學術上，他是兼收並蓄的，沒有成見的。析六家之長短，綜六藝之精華，《史記》的思想內涵，是博大精深的。 耕堂曰：余嘗怪：古時文人，為何多同情弱者、不幸者及失敗者？蓋彼時文人自己，亦處失意不幸之時。如已得意，則必早已腰滿腸肥，終日忙於赴宴及向豪門權貴獻慇勤去矣！ 又何暇為文章？即有文章，也必是歌功頌德，應景應時之作了。 三 耕堂曰：《史記》出，而後人稱司馬遷有史才。然史才，甚難言矣。班固「實錄」之論，當然正確，亦是書成後，就書立論，並未就史才形成之基礎，作全面敘述。 文才不難得，代代有之。史才則甚難得。自班馬以後，所謂正史，已有廿餘種，越來部頭越大，而其史學價值，則越來越低。這些著述多據朝廷實錄，實錄非可全信，所需者為筆削之才。自異代修史，成為通例以來，諸史之領銜者，官高爵顯；修撰者，濟濟多士，然能稱為史才者，則甚寥寥。因多層編製，多人負責，實已無人負責。褒貶一出於皇命，哪裡還談得上史德、史才！ 我以為史才之基礎為史德，即史學之良心。良心一詞甚抽像，然正如藝術家的良心一詞之於藝術，只有它，才能表示出那種認真負責的精神。 司馬談在臨死時，告訴兒子： 「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 這就是父子兩代，史學良心的發現和表露。 用現在的名詞說，就是史學的職業道德。這種道德，近年來不知有所淡化否，如有，我們應該把它呼喚回來。 史學道德的第一條，就是求實。第二就是忘我。 寫歷史，是為了後人，也是為了前人，前人和後人，需要的都是真實兩個字。前人，不只好人願意留下真實的記載和形象；壞人，也希望留下真實的記載和形象。誇大或縮小，都是對歷史人物的污蔑，都是作者本身的恥辱。慎哉，不可不察也。 史才的表現，非同文才的表現。它第一要求內容的真實； 第二要求文字的簡練。史學著作，能否吸引人，是否能傳世。 高低之分全在這兩點。司馬貞在《史記索隱後序》中，稱讚司馬遷：「其人好奇而詞省，故事核而文微。」事核就是真實； 詞省、文微，就是簡練。 添油加醋，添枝加葉，把一分材料，寫成十分，亂加描寫，延長敘述，投其所好，取悅當世，把乾菜泡成水菜…… 等等辦法，只能減少作品的真正份量，降低作者的著述聲譽。 至於有意歪曲，著眼勢利，那就更是史筆的下流了。 今有所謂紀實文學一說。紀實則為歷史；文學即為創作。 過去有演義小說，然所據為歷史著作，非現實材料。現在把歷史與創作混在一起，責其不實，則詭稱文學；責其不文，則託言紀實。實顧此失彼，自相矛盾，兩不可能也。 所謂忘我，就是忘記名利，忘記利害，忘記好惡，忘記私情。客觀表現歷史，對人對己，都採取：「死後是非乃定」的態度。 當代人寫當代事，牽扯太多，實在困難。不完全跳出圈外，就難以寫好。沈約《宋書·自序》說： 進由時旨，退傍世情，垂之方來，難以取信。事屬當時，多非實錄。 班固能撰《漢書》，是史學大家。據說他寫的「當代史料」，幾不可讀。這就是劉知幾說的：「拘於時」的著作，不易寫好。 能撰寫好前代史傳，而撰寫不好當代的事，這叫「拘於時」。而司馬遷從黃帝寫到漢武帝，從古到今，片言隻字，人皆以為信史。班固的《漢書》，有半部是抄錄《史記》。就不用說，歷代史學界對他的仰慕了。這源於他萌發了史學的良心。 四 我有暇讀了一些當代人所寫的史料。其寫作動機，為存史實者少，為個人名利者多。道聽途說，互相抄襲，以訛傳訛，並擴張之。強寫偉人、名人，炫耀自己；拉長文章，多換稿費。有的胡編亂造，實是玷污名人。而名人多已年老，或已死去，沒有精力，也沒有機會，去閱讀那些大小報刊，無聊文字，即使看到，也不便或不屑去更正辯駁。如此，這些人就更無忌憚。這還事小，如果以後，真的有人，不明真偽，采作史料，遺害後人，那就造孽太大了。 這是我的杞憂。其實，各行各業，都有見要人就巴結，見名人就吹捧的腳色。各行各業，都有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人。有時是幫忙，多數是幫閒，有時是吹喇叭，有時是敲邊鼓。你得意時，他給你臉上搽粉；你失意時，他給你臉上抹黑。 但歷史如江河，其浪滔滔，必將掃除一切污穢，淘盡一切泥沙。剝去一切偽裝，削去一切蕪詞。黑者自黑，白者自白。偉者自偉，卑者自卑。各行各業，都有玩鬧者，也不乏嚴肅工作的人。歷史，將依靠他們的篩選、澄清，顯露出各個事件，各個人物，本來的面目。 1990年3月9日寫訖 清人有關《史記》之著述甚多，多為讀書筆記。最有名者，為王念孫、王引之父子之讀書雜誌。我有金陵書局刻本。 此書，我在中學讀書時，謝老師即為介紹，極為推崇。然中學生《史記》原書，尚未讀懂，更未全讀。此師以己之所好，推及於學生，實無的放矢也。今日讀之，興趣亦寡。序言，略有情致，其他皆個別文字之考證，甚乾燥無味。我尚購有王鳴盛、錢大昕、趙翼之著作，皆為中華書局近年排印本。其治學方法與王氏同，亦皆未細讀。近人整理的郭嵩燾之史記札記，考據之外，還有些新意。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治學方法，治學愛好，終生孜孜，流連忘返。這種意趣，後人是難以想像的。此後，魯迅先生於《史記》研究，頗有新的見解，惜《漢文學史綱要》一書中，論及司馬遷者，文字不多。 其實，《史記》有集解、索隱、正義，再加上乾隆四年校刊時之考證，對於讀這部書，文義上的理解，文字上的辨認，也就可以了。再多，只能添亂，於讀原書，並無多大好處。所以，我讀古書，總是採取硬讀、反覆讀的笨法子，以求通解。 我有兩種《史記》：一為涵芬樓民國五年影印武英殿本。 一為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此本也是據武英殿本排印的，余慮其有誤植，故參照影印本。這兩種本子，拿放都很輕便，字大清楚，便於老人閱讀。 我沒有購買中華書局近年標點的本子。我用的本子，都沒有斷句，更沒有標點。此次引文，標點都是我試加的，容有錯誤。發表前，請張金池同志，逐條參照中華標點本，以求改正。這是很麻煩的事，應當感謝。 我以為：讀書應首先得其大旨，即作者之經歷及用心。然後，就其文字內容，考察其實學，以及由此而產生之作家風格。我這種主張，不只自用於文學作品，亦自用於史學著作。 至於個別字句之考釋，乃讀書之末節。 黃卷青燈，心參默誦，是我的讀書習慣。此次讀《史記》，仍舊用這種辦法。然而究竟是老了，昨夜讀到哪裡，今夜已不省記。讀時有些心得，稍縱即又忘記。欲再尋覓，必需檢書重讀，事倍而功半。 但還是讀下去，每晚躺在床上，讀一卷，或僅讀數頁。本紀、世家、列傳，及卷首卷尾部分，總算粗讀一過。其他，實仍未讀吧。回憶自初中時，買一部《史記菁華錄》，初識此書。 時至今日，用功僅僅如此，時間之長，與收穫之少，可使人慚愧。讀書，讀書，一個人的一生，究竟能真正讀多少好書，只能自己心中有數了。 至於行文之時，每每涉及當前實況，則為鄙人故習，明知其不可，而不易改變者也。 1990年3月11日晨記 一 魯迅論唐傳奇： （一）小說亦如詩，至唐代而一變。源出於志怪。（二）雖尚不離於搜奇記逸，然敘述婉轉，文辭華艷。與六朝之粗陳梗概者較，演進之跡甚明。（三）而尤顯者，乃在是時則始有意為小說。（《唐宋傳奇集·序例》，首引胡應麟說：「凡變異之談，盛於六朝，然多是傳錄舛訛，未必盡幻設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先生稱：其言蓋近是矣。」） （四）饜於詩賦，旁求新途，藻思橫流，小說斯燦。文人往往有作，投謁時或用之為行卷。（五）實唐代特絕之作也。而大歸咎在文采與意想。（六）然而後來流派，實亦不昌。宋好勸懲，摭實而泥，飛動之致，眇不可期，傳奇命脈，至斯以絕。 以上綜錄先生論及傳奇之言，稍加穿插，共得六則。余以為對唐傳奇之研究，可謂發其端而盡其意矣。 二 魯迅說唐人「始有意為小說」。胡應麟說「作意」、「幻設」，都是有意識的創造之意。 唐人的小說，已經超越單純的記錄，進入複雜的創作活動。小說的境界，已經不只是客觀世界的描繪，而湧進了作家主觀的想像。 主觀包括兩方面：「文采與意想」。文采與意想，是文學創作的精魂。但這兩點，在唐人傳奇上，表現得非常突出。這不只使它明顯地區別於過去的小說，也使它明顯地區別於以後的傳奇。在中國文學史上，獨放異彩。 任何現象，都有其由來，有其基礎。唐代文人的文化素質，實不一般。表現在詩歌創作上，已經有目共睹。這些文士，多是從幼年就用功於此，有些人，甚至是幾代相傳。他們重讀書，重旅行，重交友，重唱和。互相鼓勵，互相幫助，共同提高。文化素質的提高，必然引發道德、道義的提高。必然引發豐盛的想像力，引發出高尚的意象。高尚的人品，才能有高尚的想像；卑劣者，只能有卑劣的想像。其文章內容、風格、理想，自不相同。 唐代文人，在一種較高的文化素質根基上，創作小說，自有可觀。又因為在詩歌領域的想像力，已經非常發達旺盛，表現在小說創作上，亦必不同一般。 三 這可以從比較上說明。此前不論矣。宋代傳奇，胡應麟的話是：「宋人所記，乃多有近實者，而文采無足觀。」魯迅的話，已見上文，謂其主要缺點，是失去了「飛動之致」。 「飛動」二字，自幼即深印我心，以為是文學之命脈所在。 然究竟什麼是飛動，如何才能做到飛動，則一直不甚了了。壯年以後，從事此業，見聞稍多，反覆思考，所謂飛動即日常所謂神來之筆，得意文章。然此尚為玄虛之談，未能得其要領。 後來讀李白《謝朓樓詩》：「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才有所領悟。 所謂飛動，就是「逸興」和「壯思」的出現。就是在事實之上，出現的創造。或是在描述現實時，突然出現的奇思妙想。 這些奇思妙想的連續，就形成了作品的「飛動之致」。只有富於想像，詩作最飛動的李白，才能這樣透徹地幫助我把問題解釋清楚。凡是偉大的藝術品，都必具備「飛動之致」。雕塑、繪畫如此。音樂、詩歌亦如此。文學名著《阿Q正傳》、《紅樓夢》、《水滸傳》，都因富於此「致」，而得為小說上乘。 四 歷來對宋人傳奇的評價，意見也不完全一致。胡應麟把「近實」看作是宋傳奇的優長之處，所以魯迅說他的那一段話，只能是「幾近是」。 近人呂思勉說：「惟小說究以理致為主。唐人所為，好用辭藻，故其品實不逮宋人。」並說，「……小說也，皆唐人啟其端，至宋而後臻於大成，唐中葉後新開之文化，固與宋當畫為一期者也。」（《隋唐五代史》第二十一章）這只能說是歷史家的一種見解，不必深辯矣。因為文學的飛動，不只靠奇思妙想，而且還要靠足能傳達這種奇思妙想的詞藻。這一點，較之唐，宋傳奇就大大失色了。 詞藻——語言的作用，絕不可忽視。此文人之法寶，久煉而成；小說之精華，非此莫屬。 宋人並非不追求詞藻，有時還常常在文中點綴詩詞。不過總的說來，它的文詞呆滯，不傳神韻。失去魅力，失去讀者。讀者不能無精神食糧，平話小說乃乘運而興。 五 唐人傳奇之漂亮詞句，幼年初讀時，即拍案叫絕，至今仍能背誦。如《虯髯客傳》之「張氏發長委地，立梳床前。」 「不衫不履，裼裘而來，神氣揚揚，貌與常異。」《柳毅傳》： 「蛾臉不舒，巾袖無光，凝聽翔立，若有所伺。」《霍小玉傳》： 「引諭山河，指誠日月。句句懇切，聞之動人。」「時春物尚餘，夏景初麗，酒闌賓散，離思縈懷。」都非強作美詞，眩人眼目。 而是逐景生情，發自作者心中，所以能感人，並呈飛動之致。 唐人做詩做慣了，善於推敲，遣詞造句，變化神奇，有如魔術。這自然影響到小說的修辭上。 六 唐人傳奇的形式，多種多樣，有長有短。其內容，也包羅萬象。就其主要作品來看，已從記述怪異逐漸進入現實人生。即如寫夢幻，實亦為寫人間。彰彰者如《南柯太守傳》與《枕中記》，寫的就是官場的沉浮，人生的榮辱。魯迅說，唐代文人，「歆羨功名」。所以寫這種題材多。名為警世，實亦渲染。 有的是寫政治。《虯髯客傳》，目的在於政治，即天命不可違，神器不可奪，為李唐著筆，雖有男女間的相遇相慕，只是陪襯，最終是為政治服務的。《東城老父傳》、《開元昇平源》兩篇，更是直言不諱地寫政治，寫國家的治亂興衰。而《廬江馮媼傳》，實際上是一篇現實性很強的農村小景。 完全進入現實生活，目的在於描繪世態的，是《李娃傳》。這是唐人傳奇中的一篇傑作。白行簡不愧為大作家。它的優長之處，在於佈局的完整、舒展，行文的自然、大方。對比之下，沈亞之等人的作品，則有些侷促。魯迅所說的「施之藻繪，擴其波瀾」，它兼而有之。《霍小玉傳》，雖亦纏綿，而波瀾不敵。《無雙傳》，雖有波瀾，而不自然。結尾處，為報一己之私情，草菅人命，傷害多人，以增傳奇之意，雖步司馬遷遊俠遺意，然過於殘酷，有失人道，不可取也。 《鶯鶯傳》，作自名家，後人錦上添花，聲名最顯赫，然魯迅謂「文章尚非上乘，篇末文過飾非，遂墮惡趣。」有貶義。 但在唐傳奇中，仍為佼佼。至於後來施之彈唱，演為戲曲，則文章之遭遇，亦如人生，有幸有不幸矣。 這篇小說，故事本極平淡，人物除紅娘外，性格亦各平平。然千百年來，家傳戶誦，其理即在於愛情二字。悲歡離合之情，固通於千家萬戶，通於群眾之心。以平淡之造意，獲傳奇之碩果，元稹之文字工力，究不可沒也。 唐人之創作傳奇，態度嚴肅，每有所作，必於篇前篇後，記錄自己以及友朋姓名，寫作緣起，以及事件發生年月，雖為小說，亦取信於人之意。 七 然記有人名、地址者，不一定皆為傳奇，有的則是寓言。 余幼年時，不明這種區分，曾把韓愈的《圬者王承福傳》和柳宗元的《種樹郭橐駝傳》，也視為唐人傳奇。魯迅則說，這種文字，「無涉於傳奇」，因為它是「以寓言為本，文詞為末」的。 這也很難分。從道理上說：作者宣傳一種思想，一種見解，借用一個人物的事跡，或通過他的語言，把一種思想和見解宣揚出來，這就是寓言。傳奇當然有時也是為了宣揚一種思想，但採取的方式，不是直接說教，而是用具體形象。 我看，寓言和傳奇，就是在文學史上，也很難分得清楚。 讀者會把它們，一樣看做是小說。 我在中學讀書時，在保定「馬號」一家兼營文具的小書鋪，買了一本「毛邊」的《中國小說史略》（一九三二年七月第八版，版權頁有魯迅印章），現在還在我的身邊。這真可以說是一個奇跡。抗戰前所有書籍，都已化為灰燼。這本書是我在土改時，從家中帶到饒陽大官亭，在貧農團辦公的大院裡，揀了一小塊辦喪事用的黃綾子，把書脊糊裱了一下，又帶進天津來了。 一九五二年二月，人文出版了《唐宋傳奇集》，三月，我就買了一本。此後，我還買過一本，舊日中華書局為中學生選的《唐宋傳奇》。還買過一本神州國光社的《唐人傳奇》。前者，「文革」後回故鄉時，帶著路上看，被同村的一位教書先生拿走了。此人已逝去，書不知流落何方。後者，則忘記送給誰了。 以上兩件事，說明我對中國小說及其歷史，很早就發生了興趣，並從魯迅的著作，得到一些知識。但自己並沒有什麼研究成果。直到今天，寫這篇稿子，還是以先生這兩本書，為主要依據，自己也沒有什麼發明與增補。這同時說明，先生的論述，非常精確，是歷久不刊之論。因為他是從作家的角度，研究古代小說的。 不過，因為眼下我的藏書多了一些，為文時，又按照先生的指引，參閱了： 一、《太平廣記》一九六二年中華書局排印本。 二、《顧氏文房小說》上海涵芬樓影印本。 三、《資治通鑒考異》同上。 四、《文苑英華》近年中華書局影印本。 五、《說郛》涵芬樓排印張宗祥抄本。 實際也未細讀，翻翻而已。 嗚呼，晚年無聊，側身人海。未解超脫，沉迷舊籍。雖古人稱，優於博奕，實亦如魯迅所云：「顧舊鄉而不行，弄飛光於有盡，此亦豈所以善吾生？」有可悲者矣！ 1990年8月29日記 王宗稷編，在「東坡七集」卷首。 一 此年譜字數不多，非常簡要。記述精當，絕不旁枝。年月之下，記東坡居何官，在何地曾作何詩文，以相印證。東坡詩文，多記本人經歷見聞，取材甚便。詩文有不足以明，則引他人詩文旁證之。余以為可作文人年譜之楷模。 二 據年譜：蘇東坡二十一歲舉進士；二十五歲授河南府福昌縣主簿；二十六歲授大理評事、鳳翔府簽判；三十歲判登闖鼓院，直史館；三十四歲監官告院；三十六歲，因與王安石不和，通判杭州；四十歲，通判密州；四十二歲，知徐州； 四十四歲移湖州。 此間出事，年譜云：是歲言事者，以先生湖州到任謝表以為謗。七月二十八日中使皇甫遵到湖追攝。按子立墓誌云： 予得罪於吳興，親戚故人皆驚散，獨兩王子不去，送予出郊曰：死生祝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予家，致之南都。又按先生上文潞公書云：某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長幼幾怖死。既去，婦女恚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焚之。 耕堂曰：余讀至此，廢卷而歎。古今文字之禍，如出一轍，而無辜受驚之家庭婦女，所言所行，亦相同也，余曾多次體驗之。 然宋時抄家，猶是通過行政手段：有皇帝意旨，官吏承辦，尚有法制味道。自有人提倡和尚打傘以來，抄家變成群眾行動，遭難者受害尤烈矣。司馬相如死後，漢武帝令人至其家取書，（是求書不是抄家。）卓文君言：相如無書也，有書亦為人取去。所答甚得體，有見識，不愧為文君也。朱買臣之妻尤有先見之明，力阻其夫讀書，不聽，則與之離婚，蓋深明讀書無益，而為文易取禍也。此兩位婦女，余甚佩服，故曾為兩篇短文稱頌之。 四十五歲責授黃州團練副使。五十一歲哲宗元祐元年，入侍延和，遷翰林學士，知制誥。——這是蘇東坡一生中最得意的幾年，曾蒙太皇太后及哲宗皇帝召見，命坐賜茶，並撤御前金蓮燈送歸值所。 耕堂按：這在舊日官場看來，是一種殊榮。但令不喜官場的人看來，這不過是婦人呴呴之恩，買好行善而已。 五十四歲，出知杭州。五十七歲在穎州。五十八歲再入朝，任端明、侍讀二學士。五十九歲，即紹聖元年，又不利，出知定州、英州，再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過虔州，又責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即過海矣。六十三歲在儋州。六十六歲，放還，死於常州。 耕堂按：「安置」即管制。後之「隨意居住」，即解除管制矣。 三 縱觀東坡一生為官，實如旅行，很少安居一處。所止多為驛站、逆旅、僧捨，或暫住朋友處，亦可謂疲於奔命矣。其官運雖不謂佳，然其居官興趣未稍減。東坡幼讀東漢書，慕范滂之為人，為母所喜，蘇轍作墓誌，及宋史本傳均稱引之。 可知其志在廟堂，初未在文章。古人從不諱言：學而優則仕，因士子於此外，別無選擇。如言：學而優則商，在那時則不像話。既居官矣，則如騎虎，欲下不能，故雖屢遭貶逐，仍不忘朝廷。 東坡歷仁、英、神、哲、徽五朝，時國士日蹙，財政困難，朝政紛更多變，雖善為政者，亦多束手，況東坡本非公卿之材乎。既不能與人共事，且又恃才傲物，率意發言，自以為是。蘇轍作墓誌，極力羅列其兄政績，然細思杭州之興修水利，徐州之防護水災，定州之整頓軍紀，亦皆為守土者分內之事，平平而已，談不上大節大能。此外，東坡兩度在朝，處清要之地，亦未見其有何重大建樹。文章空言，不足據以評價政績也。 遠古不論，中國歷史上，在政治上失意而在文學上有成者：唐有柳宗元，宋有蘇東坡。柳體弱多病，性情憂鬱，一貶至永州，即絕意仕途，有所徹悟。故其文字，寓意幽深，多隱諱。蘇東坡性情開放，樂觀，體質亦佳，能經波折，不忘轉機，故其文字淺近通達，極明朗。東坡論文，主張行所當行，止所當止，並以為文止而意不盡，乃是文章極致。然讀其文章，時有激越之詞，旁敲之意，反覆連貫，有賈誼之風，與柳文大異。然在宋朝，歐公之外，仍當首選。其父與弟，以及王安石、曾鞏，皆非其匹。以上數人，在處理政事上，皆較東坡有辦法，有能力，因此也就不能多分心於文學。人各有秉賦、遭際，成就當亦不同。 蘇東坡生活能力很強，對政治沉浮也看得開，善於應付突然事變，也能很快適應惡劣環境。在獄中，他能吃得飽，睡得熟；在流放中，他能走路，能吃粗飯。能開荒種地，打井蓋屋。他能廣交朋友，所以也有人幫助。他不像屈原那種人，一旦失勢，就只會行吟澤畔，也不像柳宗元，一遇逆境，便一籌莫展。他隨時開導娛樂自己，可以作畫，可以寫字，可以為文作詩，訪僧參禪，自得其樂，還到處培養青年作家，繁榮文藝。然其命運，終與柳宗元無大異，亦可悲矣！ 四 《宋史本傳》，全襲蘇轍所作墓誌銘，無多新意，唯末尾論曰： 嗚呼！軾不得相，又豈非幸歟？或謂軾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雖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為，尚得為軾哉！ 還是有些見解的。 1991年8月11日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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