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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書


  文人多窮,只有書籍算是他們唯一的財產。我濫竽大學講席前後廿餘年,薪俸所入,本亦可觀。抗戰開始時,激於一時的愛國熱忱,捐獻國家一筆大家認為相當大的款項,一部分錢,維持一寡嫂一胞姊的家庭,擔負了五六個甥侄的教育費,再一部分的錢,盡都花在書籍上,雖然不敢說縹滿緗架,在一般同人中,我也足稱為一個藏書頗富的人。不過自己物質享受,則一點沒有了。
  我雖愛書成癖,但與書的緣分則頗有限,廿年以來,屢聚屢散,很少有幾本書與我相隨終始的。我所遭損失,雖無易安居士之大,而事後回憶,唏噓惋惜之情則一。亂世書生,命運大都相似,我想這還是不說它為妙。
  我第一次遊學法邦,志願系學藝術,因為多病及其他事故的耽擱,在里昂國立藝術專科學校,只學到人體素描的階段,即因慈母病重,輟學東歸。東歸以後,自知無望再來,既不能將整座的藝術學校搬回中國,繼續研究,只有放棄成為一個藝術家的願望,來改學文學吧。所以臨行前,托研究文學的朋友,開了幾張書單,買了足足兩大箱的文學書,自十八世紀到現代名家的作品,應有盡有。帶回之後,因為忙於教書,一直無暇展卷。抗戰前一年,舅翁張余三先生將上海的家遷回南昌原籍,把我的書也都運回去了。南昌陷敵後,我們的房子被「皇軍」連根剷平,改建什麼軍事機構,屋中所有,當然一概蕩然。我那兩箱法文書,損失尚不足惜,最令我惋恨不已的是舅翁余三先生的中文書籍。他雖是個商人,卻寢饋於中國古文史,一生別無嗜好,只歡喜購置圖書。在戰前約值銀幣萬元,說明了將來一概遺傳給我,誰知我一本尚未到手,便被戰神收拾去了。
  在東吳大學執教時,課餘常去逛舊書鋪,倒給我買了不少真正的線裝書。到鄂後,寓所托一男僕看管,五六年都無恙。「皇軍」入蘇州城,那個男僕當然不得不暫時躲避一下。等到亂定回來,則整屋的東西都化烏有,不知是被日本人運走了,還是當地窮人趁火打劫了去?他們連書都要,也算是風雅盜賊了。
  任教武大六年內,我也買了一大批的書。我的書齋中有六隻書架,樓上寢室又是六隻,一共十二隻,都滿滿插著書。雖然都是商務中華及普通書店的廉價本,並無一本珍籍,但也有幾部大部頭的像廿五史,十通之類。此外則文藝刊物,無一不備。當時書報訂價極廉,每年兩三元便可定一份有價值的雜誌,人家希望我替他寫文章,又願意常年贈閱,因此雜誌也佔了幾隻書架的地位。記得有一位以前中學時代的同學而在母校教書的朋友來看我,見了我的書,嚇了一跳,對我說:「你一個人怎麼看得了這麼些書?我們普通中學的圖書館所有還沒有你的多呢!
  廿七年春,戰氛愈惡,武大決定西遷四川,我也作隨校入川之計。因交通的限制,我們許多衣箱,只好在漢口租界這家朋友處寄頓一點,那家親戚處安放一些。書呢?平時愛如珍寶,這時則成為很大的累贅,文藝刊物整捆送到傷兵醫院,或贈給各地麇集珞珈、待船入川的朋友們作為消遣。不甚重要的書,仍留原寓,等於拋棄;次要的檢了幾百本送給武大圖書館;重要的裝了幾大籐箱連同一些雜物,寄存於武昌花園山的天主堂。那時本堂神父即現任主教郭時濟,蒙他慨允代為保藏。我自己則僅帶了一箱工具書如辭書字典講義文稿之類到了四川樂山,清出來也磊滿了一隻書架。
  戰時留川八年,並沒有添置什麼新書,一則為了戰時書籍紙張印刷太壞,懼傷目力;二則除了新文藝,沒有什麼有價值的書,而我則為了文壇被左派壟斷之故,討厭他們偏激的論調,因而也憎惡新文藝;三則那時我們一般教書匠,終日在柴米油鹽漩渦裡打滾,實無讀書的餘暇,既不能讀,添購何用?
  勝利第二年,武大始得復員東返珞珈。到天主堂拜訪郭主教,詢問藏書下落。他說日軍入城時,秩序一度混亂,他人寄存的東西,大都失去,我的書箱系寄放在機要文件室,地點偏僻,無人注意,所以還是安全。我領取鑰匙,想先查看一下。進室及見那幾隻籐箱,堆在牆角,塵埃滿積。打開一隻儲藏雜物的網籃,幾筒茶葉已霉成黑色,但幾瓶藥酒,仍閃著琥珀色的光,拔塞一聞,酒香撲鼻,依然可以飲用。尤奇者,一座德制小鐘,一托在掌中,竟滴搭滴搭響了起來,並且響了好久一陣,似乎是見了闊別多年的主人,喜不自勝,努力吐出一點聲音,來作表示。宇宙萬物,無論有無生命,都有一個靈魂,都有喜怒哀樂的情感。我們有了《青鳥》裡仙女的金剛鑽,固可發現它們的秘密,沒有呢,在某種特殊的環境之下,也有很神奇的洩漏。這座小鐘不正是一個例嗎——我這座鐘久成廢物,但我至今還是將它帶在身邊,便是感念它當時對我那一點情意,不便忘懷之故。
  第二天,雇了一輛卡車,將所有書籍箱之類運回珞珈,才發現靠牆兩箱受霉濕過久,已是朽壞,其中書籍,都變成黑不黑,黃不黃的爛樹樁的一團,並有無千無萬的蛀蟲窟穴其間。恐其蔓延,只有一火了事。其餘書籍又陳列了幾架。雖不如戰前的壯觀,也還將就看得過去。復員三年,我又陸續購買了一些書,不過戰後物力艱難,所置究竟有限了。
  民國卅八年,香港真理學會請我去當編輯,行李寥寥幾件,攜帶並不困難,最難處置的還是那幾本書。裝了兩大木箱,寄存某處,隨身又帶了兩箱到上海,最後僅帶了一箱到港,在那個寸金之地,這箱書惹了無數麻煩。卅九年去巴黎企圖研究某項文學與古史的問題,千挑萬選地又帶了一小木箱的工具書。到了巴黎以後,才知這類書巴黎大學高等中文研究所盡都備有,我帶它們其實多此一舉,花了許多運費不算,寓所管事見了這件笨重行李,也時常皺眉。
  但我購書的脾氣總是改不掉,在巴黎年餘,又買了一百多本神話和古史,還是時常進出舊書鋪,徘徊於聖母院附近河岸的書攤前,見了適合於需要的書仍要抓擒到手才罷。
  「我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之生逐無涯之知殆已」。何況實際上,我買了書來,只向書架上一插了事,從來不翻開來讀,以為現在沒有功夫,將來總可慢慢研究。一遇遷徙,那些書都帶著從未拆開的頁子同我訣別,現不自懲艾,還要作這種沒意思的事。這就是我們文人的固執,也是我們文人的癡呆!

                          選自《歸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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