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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問我什麼時候開始寫作，真有一部十七史不知從何說起之感。倘使不算文白韻散，把歷史追溯得早一點，則第一部日記，可算是開筆，也可算是我踏上寫作生涯的第一步。 因為自己的記性最壞，便是別人記得比較明晰的兒時事跡，我也模糊不清。若問我這部日記是什麼時候開始寫的，實不能作確實的答覆。大約不是十一歲半，便是十二歲，季節則比較記得清楚，大約是氣候清和的四五月之交。七八歲時，在家塾從一不通老秀才讀了約兩年的書，夾生帶熟，認得千餘字。自己便來看小說，由說唐說岳看到西遊封神，又看到幾部文言的筆記小說和聊齋誌異，已懂得相當的文理，後來又看了六七部清末民初風行一時的林譯小說。小小心靈，陶醉於那哀感頑艷的文藝趣味裡，居然發生了一股子阻遏不住的創作衝動；又居然大膽地想嘗試寫作起來。記得那時在祖父錢塘縣署中，我和大姊共一寢室，兩張床背靠背設在房子正中，天然把房子隔成兩下，我的床在後，房中比較幽靜的部分歸我佔領。靠北牆有一小桌，牆上有一橫形小窗，窗外有兩株梧桐樹，南風吹來的新綠，把滿室都映得碧澄澄的。我私自訂了一本竹紙的簿子，每天用之乎也者的文言，寫一兩段日記，所記無非是家庭瑣碎生活和一些幼稚可笑的感想。大部分則是幾隻心愛小貓的起居注。文筆倒流麗清新，雋永有味，模仿蒲留仙和林琴南的調調兒，頗能逼肖。寫了幾個月，居然積成厚厚的一冊，後因嗔人偷看，自己一把撕掉，燒了，以後也就沒有再寫。 自民國十六年起，我又開始作日記，直到於今，並未間斷。這卻是實用性質，半毫文藝意味也沒有，蓋天公給了我一個相當過得去的悟性，卻吝嗇我的記性，事情過兩三天，腦子裡所銘刻的印象便開始漫漶，十天半月，更忘得蹤影都無，不得不以此為補救之策。每日所記不過是幾句刻板文章，脫句錯字，到處可指，我常喚日記為我私人的檔案，生前以備偶然檢查之用，最後則擬一概付之丙丁，是以並不願用心來寫，想到幼時的那一部，雖然思想淺薄，卻盡有些可誦的文章。況且其中又蘊藏著我無數快樂無憂的歲月，透露著我天真爛漫的童心，充溢著我荒唐浪漫，奇趣橫生的幻想。流光迅速，這部日記毀滅多年，我的最嬌嫩的青春也早已消失無餘了，但有時偶然想起它來，我這乾枯已久的心靈，常會開出一二朵溫馨的花；我的靈魂，彷彿被當年北窗下桐葉扇來的和風，輕輕送到那個罩在粉霞色朦朧薄霧下的天地裡去。 我的第一部日記可算是小品散文，第一篇小說則系十七歲的那年，以故鄉一個童養媳故事為題材的短篇。文章體裁仍然是我深受影響的林譯體。前一年，我已寫過一篇三四百字長的五言古詩，題為《姑惡行》，現則又取其事衍為小說。 自己原是個整天笑嘻嘻，憨不知愁的女孩子，不知為什麼，偏偏不工歡愉之詞，而善作愁苦之語。抓住了這個悲劇性的題目，用那古色古香的文言寫出，卻也寫得辛酸刻骨，悲風滿紙，念給家裡人聽，賺了那些婆婆奶奶無數眼淚鼻涕。幸而沒有漏到那做婆的母老虎耳朵裡去，否則我定要挨她一場毒打。民國八年秋，升學北京高等女子師範，學校有印行年刊之舉，我將此文略加改削投去，蒙錄取刊出。同班好友馮沅君歡喜駢四偶六，妃白儷青的六朝美文，見我學韓柳體，常不以為然。我遂戲自命為「桐城謬種」，而喚她為「選學遺孽」。沅君讀了我這篇小說，又表示不大佩服，寄了一本年刊給她正在美國讀書的哥哥馮芝生，順便提及她對我作品的意見。不意她令兄覆信，對我竟大加讚美，說我富有文學天才，將來定有成為作家的希望。這位寫中國哲學史那種精湛著作；抗戰時期，又曾寫過貞元三書的馮芝生先生，原系我平生所崇敬的學者之一。每憶起他對我的案語，輒不禁竊竊自喜，自認果然算一作家。但若干年以來，我雖寫了一堆爛文章，出版過十幾種單行本，純粹文藝作品實著墨無多，在文壇始終居於打雜地位。而馮芝生呢，屢次自己痛打嘴巴，宣言過去見解一概錯誤，要根據馬列主義，唯物史觀，將中國哲學史重新寫過；至於貞元三書則已早成覆瓿之物，無須提起。可見這個先生的眼力本不高明，他那時一定將我估量錯了，我也應該把他那份好評語，原封不動，璧還他才是。 升學北京後，才和文言脫離關係，練習用白話寫作。不久赴法留學，停筆數年。民國十六年才又開始寫作，發表兩三本書，便在文壇取得了一個小小地位。 我雖不敢再以作家自命，三十年來這支筆卻也從未放下，講到寫作經驗多少總有一點，不過我該預先聲明，那都是我個人的罷了。一個人的寫作生活也和我們普通生活一般，有生來自幼至老，一帆風順的；也有終身棘地荊天，過不著一天好日子的。在文章上說來，便是文思的遲速，工作的難易，此乃與生俱來，非人力所能勉強。中外文學史對此兩方面故事頗多，不必絮敘。人家見我寫作頗勤，誤認為我文思相當快，其實不然，假如一天不作別事，單坐著寫文章，也不過二三千字。五六千則在精力最充沛，興致最盛旺的時候才有，一生也遇不見幾次，古人所謂文不加點，下筆千言，伏盾可書，倚馬可待，近代作家沈從文、徐■等為文不必起稿，所以敢把自己寫得很清楚的原稿，印作書的封面；鄭××經常日寫萬言，怪不得他那麼多產。我對於這類作家每羨慕不置，只恨自己學他們不來。寫作生活中所遭遇的困難，好像人生境遇暫時的順逆，和那注定了永不改變的命運不同。我最怕的是日久不寫文字，腦筋像多年不洗擦上油的鐘表，長滿了銹，忽然碰著非擔承不可的文徭，也只有強打精神來寫。那腦子裡的機軸既開不動，拚命上緊發條，更著力搖撼，它還是如如不動，或滴答滴答走兩步又停住了。這時候做文章簡直是一樁莫大的苦趣，本來想把一句話說圓，它偏長出四個稜角；本來是一個極易表現的意思，卻像沉在百尺井底東西，千方百計釣它不上。甚至想覓一個適當的字眼，也要費上許多苦吟詩人推敲的工夫，運用一個易見的詞彙，非翻字典，查辭書，難得放心。一篇兩三千餘字的文章竟要兩三日的功夫才能寫出，而且文理還欠條暢，氣機亦不蓬勃。幸而第一道難關打破後，腦裡的銹擦去不少，機軸可以開動，第二道便容易得多了。少年時攻難關僅須幾小時，中年半日一天，現在則需幾天。最苦者，停筆若干時，腦銹又生，繼續奮鬥，身體受不了，常鉤起舊病。 個人作文的第二障礙是失眠。一夜沒睡熟，第二天頭昏腦脹，渾身不得勁兒，日常事都懶得去做，何況這種絞腦汁的工作？偏偏我的神經素來衰弱，因衰弱而過敏，失眠也就成了良朋密友，時來與我周旋。至若身上有什麼病痛，譬如體內某器官發炎了，或某肢體作痛作癢了，都會影響文思，勉強寫了，也都是些應該打發去字紙簍的東西。 上述兩個障礙，其一可以克服，其一也幸非日日有，但我還有個最大的仇敵，見了他除遞降書，別無他法。這個仇敵便是教書。西洋作家曾說藝術是個最妒忌的太太，非專心伺候不能得她的歡心。我以為這個譬喻很確當，並承認自己情形確是如此。我是一個以教書為職業的人，自小學教到大學。在大學我所擔任的功課，少則七八小時，多則十二三小時。初教的兩三年，預備材料，編纂講義，有相當忙碌，以後，則僅須開開留聲機器便可應付。無奈我那位歡喜吃醋的藝術太太和這寥寥幾點鐘的功課也不肯相容，定要實行伊邢避面。任你低聲下氣，百般懇禱，她只是不肯出來。我教書已歷二十餘年，或者有人要問我，過去那一大堆爛文章，和十幾種單行本，不是這二十餘年裡的收穫麼？是的，但你們應該知道這都是利用假期寫的，假如把這教書的二十多年完全讓給寫作，我想至少會寫出兩三倍作品來呢。這次來台灣，朋友知我有此病，勸我專以賣文為生，不必再做教書匠。但一個作家能以寫作維持生活，在中國恐尚屬史無前例之事；何況我並非什麼大文豪；更何況夕陽雖好，已近黃昏，寫作精力只有一年差似一年，何敢冒此危險？我個人的文思，不但是個善妒的太太，而且還是位極驕貴的公主。她有時故意同你鬧起彆扭來，簡直教你吃不消。關於這，我曾在另一篇文字裡詳敘過，現且帶過，以免重複。一個人的夫人若是個國色天香人物，則受其折磨，亦在所甘心，但我的文藝太太，姿首其實平常，架子偏這麼大，脾氣又這麼難於應付，「燕婉之求，得此夜叉」，真所謂命也命也，尚復有何話可說，咳！ 每個作家寫文章，都有其特殊的習慣，習慣有好有壞，我則壞的方面多。寫作該有個適當的環境，和得心應手的工具，所謂「窗明几淨，筆精墨良」可說是最低限度的條件。我因有眼神經衰弱症，光線過強過弱，都不能適應。像台灣這種遲明早晏的地方，上午八至九的一點鐘，下午六時以後我都看不見寫作。況且我自幼至今，晚餐一下肚，便不敢提筆，否則定然通宵失眠，這樣子；寫作時間當然很有限了。我理想的書齋是一間朝南的大屋，前面鑲著大玻璃窗，掛著淺綠色或白色的窗幃，早起見了那喜洋洋的日光映在幃上，滿室通明，我的精神自然振作起來，文思也比較來得流暢。焦黃粗糙的紙張和軟軟的羊毫或強頭倔腦的狼毫，每會擦痛我的神經末梢，勒回我的文思。甚至替學生改作文，見了太粗糙的練習簿子和太潦草的字跡，也會起惹一腔煩惱，想撩開一邊，永遠不替他改。 我是不受拘束，隨便慣了的人，寫文章習慣不愛用格子紙。格子小而行列密還可將就，格大而行疏，我的思想有如單駝旅客行於茫茫無際的沙漠之中，迷失了正確的路線。所以我寫文一向用白紙，行款相當擁擠，天地頭又不肯多留，想改竄文字，每苦沒有地位。在巴黎二年，替人寫稿博生活費，法國航空郵資貴而信紙則厚者多。一封航空信只容十六開信箋一張半（香港帶去的信紙則可容二張），我用蠅頭小楷謄繕，每紙可寫千餘字。現雖已返祖國，這積久養成的習慣一時還改不過來。希望將來能將字跡放大，再採用格紙，不然，常惹編輯先生皺眉，校對員和手民咒罵，是很不好意思的。 或者又有人要問，你的文章產生既這麼艱難，又不等著稿費買米下鍋，為什麼還要寫？寫得還相當勤？這又應該歸咎於我那天生的弱點了。自從在文壇上出了虛名以後，常有報章雜誌的編輯先生來徵求稿件。我臉皮子最薄，擱不住人家一求，非應付了去於心不安。除了講演之約，我尚可咬定牙關，死不答應以外——因為平生最怕的便是這件事——文稿差不多是「有求必應」。我的朋友袁蘭紫平生寫作惜墨如金，不但對編輯先生再三寫來的信置之不理，即使他們上門拜訪，在客廳裡坐上幾個鐘頭，也輕易得不到她一個「肯」字。她常苦功我早早將打雜生涯收起，寫幾部精心結構，可以傳世的書。第一莫再做「濫好人」討好編輯先生，而誤了自己。她這話未嘗不是，但各人天性不同，我就學不到她那副鐵面冰心的榜樣，又將奈何！再者，文章之為物，確也有幾分神秘，它雖然從你腦中產出，卻並不像那庋在架上，藏在櫥裡的東西，你想應用時，一撈便到手的；它卻像那潛伏地底的煤炭，要你流汗滴血，一鏟子一鏟子挖掘，才肯出來。沒有開掘前，煤層蘊量有多少，質地如何，你都不能預先知道，甚至第一鏟挖出的是煤，第二鏟是什麼，你還是糊塗的哩！也許是泥沙、狗屎，也許是燦爛的黃金，或晶瑩照眼的金剛鑽，全靠你的運氣！你若永遠袖著手，也就永遠沒有東西可得了。一個人除少時創作欲非常強烈，需要自然發洩外；中年忙於室家之累，沒有寫作的心情；老年寫文，有如老牛耕田，苦不堪言，誰愛幹這樣的傻事，不是人家催逼，我們還有文章寫嗎？ 不過話還得說回來，打雜生涯，究無意義，我在這生涯上所濫費的光陰實已太多了，以後想集中精力，做點子心愛的學術研究。「殺君馬者道旁兒」，希望各報各刊的編輯先生，體念此言，從此不再利用我的弱點來包圍我，我便感謝不盡了？寫文章像用錢，有支出無收入，高積如山的財產，也有用完的日子。我們想寫作內容充實，應該讀兩種書，第一種是有字的，各圖書館和大書店到處都有。做個文學家並非能運用幾個風花雪月的字眼，或喊幾聲妹妹哥哥便可以了事的，頂要緊的是有豐富的常識，所以讀書不可不博。不但與文學有關係的書該讀，便是沒有關係的書也該讀。不過對於書中材料，做螞蟻工作不夠，還該做蜜蜂工作。否則食而不化，縱然胸羅萬卷，也不過是個兩腳書櫥而已。第二種是無字的，要你自己在人情上體會，世故上觀察，企圖成功為寫實作家者，此事尤不可忽略。女性作家宜於寫新清雋永的散文，或幽窈空靈的小詩，大部頭結構複雜，描寫深刻的社會小說，則少見能者。所以密息爾的《飄》，凱絲鈴·溫莎的《永恆的琥珀》，無論批評家有何歧異的意見，本人則甚為欽佩，認為難能可貴。我本來無意為小說家，更缺乏禹鼎鑄奸，溫嶠燃犀的手段，能將社會各階層牛鬼蛇神的面目，一一刻畫出來。為善用其短計，要寫小說，只有寫歷史和神話小說。過去對此也曾略有嘗試，惜寫作嗜好太雜，沒有弄出多大成績，將來倘機會許可，我還打算再來一下呢。 如前文所敘，倘將影響我寫作的愛讀書範圍也推廣一點，不論文白韻散，則說話便容易多了。幼時愛讀聊齋誌異和林琴南早日所譯的十幾部小說，這是我的國文老師，它瀹通了我的文理，奠定了我寫作的基礎，它的恩惠，值得我感念終身。又有一部商務出版文言譯的天方夜譚，文筆雅雋遒煉，實在林譯之上，我也得過它的好處。所謂四大奇書也者那四部章回小說，中國知識分子誰沒讀過？不敢相欺，我因讀書快又有喜讀已讀書的習慣，自幼至今，每部至少讀過六七遍或十餘遍了。幼時愛西遊、三國，長大愛紅樓、水滸，於今則連我國人最崇拜的紅樓，也頗不滿意，認為算不得全德小說。不過我的白話文的根底，乃此四書培養而成，不能否認。我現在歡喜讀的一部長篇章回小說，乃是蒲留仙的醒世姻緣傳，此書當然也有其缺點，譬如那些迂腐可笑的因果報應，那些堆垛重累的描寫，那些誇張過度的點染，也著實有些討嫌；但其刻畫個性，入木三分，模擬口吻，如聆謦𧤤；尤其在那個時代，作者敢於採取自己家鄉的土白來作書中大小人物的談吐，使得他們的影子，永遠活動在我們眼簾前，他們說話的聲氣，永遠響在我們耳鼓裡，所以這小說實是百分之百的活文學，也是中國第一部寫實的社會小說。時代儘管變遷，它的價值是永遠不朽的了。我雖不善寫實，又未常試為長篇，對於此書讀雖愛讀，受影響實談不上，但過去幾篇歷史小說實由第一次讀此書後創作欲大受刺激而連續產生的，《蟬蛻》那一篇影響更較為明顯。舊式短篇白話小說，我覺得今古奇觀究竟不錯，可說「老幼咸宜，雅俗共賞，蓋幼時讀它是一層境界，長大後讀又是一種境界。俗人讀僅知故事有趣，雅人讀則知其中有許多篇文學價值頗高，值得欣賞。 詩歌方面，自少時所讀唐詩三百首及少許選讀漢魏古詩不計外，十五六歲時，父親買了二部木版小倉山房詩集給我。這部詩集有點註解，雖不大詳細，但少年人腦力靈敏，善於吸收，看完後胸中平空添了許多典故，並知道活用的方法；以後又得到一部杜詩鏡銓，所知典故更多；以後，又自己抄讀了不少李太白、李長吉、白香山、韓昌黎、蘇東坡、陸放翁、高青邱、王漁洋、邵青門等人的作品，不惟從此會做各體詩歌；詞彙，辭藻，亦收羅了無數，讓我在各種寫作上應用不匱。現雖十忘七八，但寫作時尚沒有捉襟露肘的地步，不得不感謝我自己以前所用那番工夫。 外國作品，我愛荷馬的伊裡亞德、奧德賽那兩部史詩。全部希臘神話——包括後人改作改編的在內。及巴比倫、埃及、印度、猶太、波斯及其他各民族的神話和傳說故事。歐洲十九世紀象徵主義和唯美的作品我均愛讀，並深受其影響。自然主義的作品，我始終愛那位短篇小說之王莫泊桑的。左拉雖為自然主義的鉅子，他的作品我實不會欣賞。覺得巴黎萬神廟收葬左拉遺骸，道路亦有以左拉名者，而獨不及莫泊桑，實有欠公道。大概因他那支筆太尖利，剜人瘡疤太厲害，惹了多數人的憎恨之故吧。 總之，上述喜讀之書，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間接、或明顯、或隱約、或自己清楚覺得，或完全出於無意，對於我的寫作生活均有幫助。老實說，一個作家，也決不是上述寥寥幾種書便影響得他了的。他該一面寫，一面收集資料，細大不捐，兼收並蓄，取精多，用物宏，寫時自有左右逢源之樂。若叫他呆板地舉出幾部喜讀而又深受影響的書來，他只有大睜兩眼，對你望望罷了。頂多也不過像我今天應編輯先生之命，胡謅幾句交卷，有什麼意思呢！ 原載《讀書》半月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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