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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於自己的屈賦研究，過去說的話本已不少，無奈總得不到讀者什麼反響，於今《屈賦新探》第一集《屈原與九歌》出版已將半年了，批評文字也算有了幾篇，說的話，可以說對我「稱許過當」，令人讀之汗顏，但朋友傳說則謂學術界頗多反對的意見。他們的話總括起來不過一句，就是「域外文化在漢以前傳入中國是決不可能的。」但域外文化這句話正是我的「中心思想」，我一百數十萬字的《屈賦新探》完全以此為根據，為基礎，根據失去了，基礎動搖了，則全書的價值自然等於一個「零」了。現在我向讀者解釋的正是這個問題。 屈原的《天問》和《九歌》，以前所以不大為讀者所瞭解，歷代楚辭注家所以費盡心力，不能疏解明白者，就是為了《天問》和《九歌》的內容多為域外的文化分子，這些都是當時中國學者做夢也想不到的。王逸號為楚辭權威，他注《九歌》一些難解的話——譬如《九歌》裡常有祭神的男女信徒向所祭之神說許多愛戀思慕的話，宛如人間男女對所愛之對象者，實在想不通為什麼會如此，於是他靈機一動，宣佈這些話都是「譬喻」，正如後世所謂「托夫婦以言君臣」，是屈原藉以表明他自己與楚懷王君臣遇合之關係的。於是十篇《九歌》，在王逸筆下只在屈原與懷王身上反反覆覆兜圈子。我替王逸這個方便法門杜撰一名，曰「王逸的象徵主義」。這個象徵主義，倒並非王逸所單獨發明，漢儒解釋《詩經》，早就在大用特用了。 朱熹的《楚辭集注》論《九歌》也說：「蠻荊陋俗，詞既鄙俚，而其陰陽人鬼之間，又或不能無褻慢淫荒之雜，原既放逐，見而感之，故頗為更定其詞，去其泰甚；而又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吾忠君愛國，眷戀不忘之意，是以其言雖若不能無嫌於燕暱，而君子反有取焉。」 朱熹這番話把王逸的象徵主義，算已充分發揮了。自王逸到朱熹，自朱熹到明清，甚至現代的舊派楚辭注家，都墨守著這個原則。頭腦比較開明者，不敢譬喻之說，則從六朝神弦曲裡采敢一二句子，證明民間祭神照例要夾雜一些「褻慢」、「荒淫」、「燕暱」的話頭。《九歌》既是湘江流域民間祭神之曲，當然逃不出這條定律的支配。 但若問為什麼有這條定律，則那位說話的學者也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早在四十餘年前，我撰寫《九歌中人神戀愛的問題》便憑藉比較宗教學，民俗學等證明《九歌》那種現象，是「人神戀愛」的關係。而人神戀愛又由「人祭」而來。此文原收於我的《蠹魚集》，後收於我《文星十書》，即以文題為該書之名。 至於《天問》以文理雜亂，內容深奧，能解得通的，二千數百年來更無一人。 這是什麼緣故呢？就是《九歌》之神乃九曜之神，是域外來的。《天問》更是域外文化思想之總匯，不明域外文化情況是無法解釋的。這域外文化策源西亞，也就是兩河流域，傳播遍於世界，世界幾支古文化國家如埃及（埃及與西亞文化同其古遠，各自發展，但曾相互受影響）希臘、印度及沿地中海諸國，均在此種文化勢力籠罩之下。這種文化曾兩度來我中華，一度在夏商前，一度則在戰國中葉，後者正當屈原時代。 我曾在《屈原與九歌·自序》裡說過，屈賦之難於理解者，是因為中間橫梗著一道堅牆。這道堅牆不打破，再過二千數百年，或幾個二千數百年，屈賦所給我們的，依然是「悶葫蘆」一個，打破了，則屈賦立刻出黑獄之冥冥而就白日之昭昭。全部內容，皆將點滴無遺，纖洪畢現地呈露於我們面前。所謂堅牆，便是域外文化。 我相信自己這些話並非夸誕之辭，讀了我的《屈原與九歌》，便將開始相信。讀完我的《屈賦新探》一百數十萬字，更將認為我的話果然大有道理，值得研討。 我們中國人向來相信在漢以前，中國完全是個閉關自守的國家，漢武帝通西域，對外始有交通，也知道有什麼「身毒」、「烏孫」、「西域三十六國」等等，但其地域皆在中亞和東南亞，於今竟說文化來自萬里外的兩河流域，毋乃太過於遙遠。而且域外文化在戰國前便已來華，實是一樁極大的事，何以從前竟無人知道，歷史上竟無絲毫痕跡可尋呢？況中國接受外來文化原非一次。像漢晉以來的佛教文化，明清以來及近代的西洋文化，他們的高僧大德和傳教士，怎樣抱宏道之旨，排萬難而來中華，我國熱心慕道之士，又怎樣冒萬死，而西行求法；我國又怎樣立廟度僧，譯經制典，事實皆朗若列眉，斑斑可考，為什麼戰國前域外文化兩度來華的事，竟如雲霧中的神龍一樣，既不見其首，又不見其尾呢？為此說者，若不能把域外文化兩度來的「來蹤」「去跡」交代明白，則他說的話又怎能教人信服呢？ 這真是一個極難回答的問題，不過天下事固有許多離奇怪誕，出人臆度者，我們卻不能因其怪誕而否認那件事實的存在，照邏輯學上原理說，凡事有因乃有果，我們固必須由因以覓其果，但也可以由果而溯其因。域外文化兩度來華的「來蹤」「去跡」，固不能像佛教文化和西洋文化之載諸史冊，易於查考，它所留下的痕跡，卻明明白白存在我們文化體系裡，成了我們的新血輪，新細胞，甚至於新生命，無論如何，不能抹煞。 我所主張域外文化曾二度來華，第一度在夏商前，以時代久遠，這文化是怎樣來的，實難查考，不過它所留下的痕跡，則有以下各端。這幾端均在戰國前，與兩河流域及世界幾支古文化國家所有者，若合符節。除非你否認世界幾支古文化所有諸點，是筆者個人所偽造的，否則你不能否認中國文化體系裡這些顯明的痕跡。 現將這幾端痕跡，簡單列舉於次： （一）齊國之所以為齊，因居大地臍上，臍在人體中居於正中，即在人體上半部與下半部的中間。國家或仙山，既雲居大地臍上，則處大地之正中，故齊又號「中國」。 （二）齊境泰山在古代居於崑崙地位，它在大地臍上，上對天之臍，為天門。中國帝王封禪所以必在泰山舉行者，即因由泰山上天是一條捷徑。封禪的原意就是升天成仙，所謂「成功告天」，是後儒的強解。 （三）西亞世界大山——即崑崙——下面即是地府，地府又名幽都。泰山下有梁父山，乃是一個大墳場，帝王封禪時在泰山頂上行封禮以祭天，在梁父行禪禮以祭地。古時謂人死之後魂歸泰山，實則歸梁父的地府。東嶽大帝也即是死神，地位等於印度的閻羅天子。後來漸有地府十殿之說，人們便把魂歸泰山的事給忘記了。 （四）齊國境內有八神將，即天主、地主、兵主、日主、月主、陰主、陽主、四時主，實則是連大地而言的七曜之神。七曙即水、火、木、金、土、日、月的七顆行星。源出西亞，有七星壇以奉祀。後變為九曜，加蝕、彗二曜，七星壇也就加了兩層，變為九星壇了。傳入我國時尚為七曜，可見傳入時代之早。秦始皇統一天下後，到泰山封禪，連帶地將八神奉祀之地——尋出。《史記·封禪書》說：「八神將自古而有之，其祀絕，莫知其起時。」亦足證八神入中國時代之古，連始皇時，都搞不清楚了。 除此以外尚有鯀禹與洪水故事，夔與巫咸故事，是否發生於齊境無可考，但都與西亞最古的創世史詩及神話有關。 齊地原為鳩爽氏故居，其後又有季萴氏、逢伯陵氏、薄姑氏。周武王伐紂得天下，封功臣呂尚於齊，後來為齊首都的營丘尚為夷族的萊人所盤踞，大約姜太公用了若干武力加以掃蕩，始能將萊人驅逐或逐漸消滅。皆見《左傳·昭公二十年》及《史記·齊太公世家》。上述這些域外文化分子是鳩爽氏等民族所接受的，還是萊人，不得而知，但我看當是鳩爽氏及萊人一類民族。據《左傳》杜注，鳩爽氏乃少皞之臣，則其時代尚在唐虞以前。少皞、唐、虞，我都不信其為真實歷史人物，惟鳩爽氏時代絕早，則可斷言。這類民族我相信他們文化水準尚高過華族（華族二字乃姑指，無非言其為與夷狄異之民族），正如徐偃王時徐之文化高過周民族。後以各種因素，被華族壓抑下去，他們便被稱作「夷」、「狄」、「蠻」、「戎」，他們所攜來的域外高等文化也被華族接收，又由齊輾轉傳佈諸國，竟當作中國所固有的了。 及戰國中葉，域外文化又大量傳入。這一次與第一次不同，是挾著排山倒海的威勢傳進來的。我曾作一揣測：是與馬其頓亞歷山大侵略歐非亞三洲有關。大批學者為逃避兵禍，攜帶著學術知識，輾轉逃到了遠東這片安樂土。這些學者也許尚攜帶眷屬同來。他們也是人，需要穿衣吃飯，到中國後，或居留齊燕諸大國，受當時君主的禮遇與贍給，或寄食於王公大人之門。戰國所謂四公子大概有幾個曾為這些外來學者的食主。有些學者則以他們的學問為交換生活的工具，收受生徒，靠束■或學生的供養為生。齊國的稷下更為此類學者聚居之所。以鄒衍為之巨擘。 自夏前域外文化第一度來華到戰國中葉，時間已經過一千數百年甚至二千年之久，文化總是向前進步的，域外文化在不斷進步之中，乃是自然之理。第二度傳入的文化比第一度傳入的，條理當然更加細密，組織當然更有系統，幅度當然更增廣闊，內容當然更見精深，是以那文化一到中國，殿堂傾倒，舉國風靡，而激起了戰國中葉波瀾壯闊，光芒四射的學術文化的黃金時代。 這些域外學術思想，散見於戰國時的諸子百家之書中。連號稱中國正統的儒家學說，也沾染了不少這種文化的色彩。屈原曾使齊三四年，以他天生絕世的才華，淵博的學識及其善於吸收新知識的靈敏頭腦，必與稷下談士中那些域外學者深相結納，慇勤請教，所獲域外知識非常豐富，返楚後，乃寫成《九歌》那一套神曲，更以全部域外知識，如天文、地理、神話與雜有外國神話之夏、商、週三代歷史事實，撰成《天問》那個鴻篇。又寫韻文的自傳《離騷》，充滿遁世升仙浪漫思想的《遠遊》，更以溢出的資料寫《招魂》。 屈原這類作品的內容在當時原是人人知悉的，其後域外文化傳入的事，漸為人所遺忘，他大部分作品內容，遂成為千古不解的大謎。 域外文化傳入中華，果然是一樁大事，為什麼竟漸為人所遺忘呢？這又如前所述，是一個難以解釋的難題，勉強解釋，則有以下幾種原因：第一原因是遭遇了政治上巨大的壓力。秦始皇熱衷於求仙，企圖從仙人處得到長生不死之藥，費了無限的人力和錢財，仍然一無所得，反被方士訕謗。憤恨之餘，遷怒於域外文化而有焚書坑儒的暴行產生。他所焚的書固為儒家經典，恐包涵域外文化知識之書，更居其大部分。李斯等勸始皇焚書時本說；「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詩書儒家經典，百家語即諸子百家，當時最富於域外文化色彩的書籍了。始皇所坑之儒，照《史記·儒林列傳》說乃系「術士」其實即是「方士」。《史記·秦始皇本紀》說，為始皇求仙藥而不得懼誅亡去者以侯生、盧生為首。「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煉以求奇藥。今聞韓眾去不報，徐市等費巨萬計，終不得藥……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我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謠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按問諸生，諸生轉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據胡適先生說：「細看這一大段，可知秦始皇所坑殺的四百六十餘人乃是一班望星氣，求仙藥的方士。這種方士多坑殺了幾百個，於當時的哲學只該有益處，不該有害處。故我想坑儒一件事，也不是哲學中絕的真原因」（《中國哲學史大綱》） 秦以法家學說治國，始皇或者並不愛儒士，但並未將他們趕盡殺絕。這裡又有鄭樵的一番話為證。樵云：「陸賈，秦之巨儒也，酈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孫通，秦時以文學召，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三十餘人而問其故，皆引春秋之義故對。是秦時未嘗不用儒生與經學也。況叔孫通降漢時有弟子百餘人，齊魯之風亦未嘗替。故項羽之後，魯為守節禮義之國，則秦時未嘗廢儒，而始皇所坑者蓋一時計議不合者耳。」（《文獻通考》） 方士固可作方技之士解，但「方」字古時實指異於中國之邦國，如「人方」、「鬼方」、「徐方」……即域外諸國。「方」後變為「番」，又變為「胡」，又變為「洋」。始皇所坑方士當然不是戰國中葉來華之域外學者，他們有的回國去了——老子騎牛出函谷關，也許是回其所從來之國吧——有的老死於中國了，其所傳授之徒子徒孫，亦名方士，意指研究域外學術之人。 始皇說方士們「為謠言以惑亂黔首」，譭謗始皇的不德，固為其罪狀，恐怕他們還要將戰國時域外傳來的「禪讓」說搬出來企圖撼搖秦的政權。禪讓之說謂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堯舜官天下故稱聖王，禹德衰，不傳賢而傳子，這些學理為盼望萬世一系的始皇所最畏惡者，自然要設法制止。 域外文化經秦始皇的大力摧殘，為之一蹶不振。其後又有劉項六七年的大戰，流血遍野，肝腦塗地，文化事業，誰還講求？至孝景時尚未除挾書之禁；中國人幾乎全體成為文盲了，更有什麼文化可言？及武帝即位，雅好楚辭，暮年又好神仙，屢次東巡，封禪泰山，遣方士入海求仙藥，齊燕方士又趨活躍。武帝的叔父劉安與門客集體創作一部《淮南鴻烈》更集域外文化之大成。惜數典已忘其祖，竟不知這些知識是從哪裡來的了。 第二個原因比較簡單，是我國人把域外文化當作中國的固有文化，遂不知注意。佛教文化是漢晉時從印度傳來的，明清及近代西洋文化是歐美各國傳入的，中國人知道很清楚。至於域外文化第一次傳入我國，已在夏商以前，時代久遠，已被吸收於中國文化體系之中，已如前述。及戰國中葉，域外文化又復傳來，與第一度傳入者，面目雖稍異，精神則完全相同。中國人以為自家寶物，又歸故土，雖覺博大精深，遠勝於前，非常興奮，卻引不起像對於佛教文化及西洋文化一般之新奇的感覺和震驚的心理。像明末天主教傳教士利瑪竇言九重天之說，《明史·天文志》云：「明神宗時，西洋人利瑪竇等入中國，精於天文歷算之學，發微闡奧，運算利器，前此未嘗有也。」但對於西洋人九重天之說，則又云：「楚辭言『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渾天家言天包地如卵裡黃，則天有九重，地為渾圓，古人已言之矣。西洋之說，既不背於古，而有驗於天，故表出之。」這就是說九重天之說，中國古已有之，西洋歷算之學比我國精深，所以言諸天層次及其相距之遠近，比我國為詳而已。既如此，則九重天之說又有什麼稀奇呢？ 其實中國古時的九重天，七曜，皆來自西亞，西洋亦受之於西亞再傳弟子之希臘，其相同之點是無怪的。 第三個原因，或者中國古人也像印度人一樣，缺乏歷史觀念；或者基於民族自尊心理，把外國學者一律華化。他們原來的國籍，原來的姓名，及其遠道來華的事由，一概加以有心的修改和故意的抹煞。只有他們的學說是無法改頭換面的，所以鄒衍的「大九州」，《五德終始》及《莊子·天下》篇所介紹的戰國諸子學說，尤其公孫龍的堅白同異之辯，及惠施的卵有毛、雞三足、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的二十幾條原則，其中「輪不霶地」、「飛鳥之影未嘗動」與希臘詭辯派的理論完全相類，即其明證。 再者域外學者姓名籍貫之改變，或者是他們所自為而非中國之有意改竄。人類有「入鄉隨鄉」的天性，域外學者入了中國，一定要與中國朋友或弟子相商，替自己取個中國名字，改穿中國衣服，學習中國語言文字，飲食起居，完全中國化。這在明清及近代西洋傳教士還是如此，又何況戰國時代？久而久之，中國人忘記他們是域外來的，他們自己也忘其為域外人了。 不過若非秦始皇之大力摧殘及漢初百年文化之破產，戰國中葉域外文化大量傳入之盛況，中國人不致忘得這麼乾淨。現在我再把域外文化兩度入華的「來蹤」「去跡」再作總括的交代。第一度何時傳入，不可考，時間姑定為夏商前，傳入第一站繫在齊境。接受之者為原在齊境之鳩爽氏，或者所謂鳩爽氏等即是移民。他們氣魄不小，文化程度也高，他們在齊境建立了一個雛型西亞國家，但觀其七曜諸神（即八神）奉祀地域散佈之廣，幾及山東半島的全境，泰山儼然成為西亞「世界大山」的翻版，即可知道。這類民族歷久勢微，被華族消滅，接收了他們的文化。因為是從異族手中接收過來的，轉了一個大彎，所以「來蹤」便弄模糊了。「去跡」呢？沒有去，混入中國文化，渾然成為一體了。 第二度域外文化傳入時代是在戰國中葉，「來蹤」極其明顯。不過以前尚未為人知，今借助於我的楚辭研究，隱蔽之幕始大揭。「去跡」呢？也沒有去，經案始皇及漢初百年之衰落，又以漢武帝求仙運動而復行活躍。不過自武帝罷黜百家專尊孔子後，中國成了儒家的天下，諸子百家之說，成為偏統，罕有注意者。漢緯書家將域外文化當作儒家經書之緯，謂一經一緯，始能織成布帛，惜妖言怪語究竟太多，及變為推背圖，燒餅歌一類預言，更無齒及之價值。經緯書家之努力，域外文化之點滴，雖賴其書而保存，卻非域外文化原來的精神了。 域外文化第一度來華，以齊境為第一站，也可說以齊境為根據地。這個文化在此區域，曾轟轟烈烈，著實熱鬧了一番。第二度來華，最先登陸處也是齊國，稷下談士中的鄒衍，不是這批外來學者的領袖嗎？ 我以前假設域外文化來華有三條路線，第一條即自印度洋沿海東行，再沿海北上，直到山東之罘、登、萊而登陸，現在我想這一條路線是最重要的，為了兩度來華文化均從此道而來。 山東半島負擔兩次溝通中外文化的重任，在地理的光榮上，誠莫與京了！ 選自《屈賦論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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