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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60年的時候我就在東京的銀座地區開了一個展示室，在那里潛在的顧客們可以試用我們的產品，而沒有推銷員在一旁促銷，展示室成了一個大家都很喜愛的地方，它的廣告价值是巨大的。因為我們是新公司，我們必須向日本人介紹自己，就像后來我們還要向美國人和歐洲人做自我介紹一樣。 在紐約建立一個展示室成為我的目標。我巡視了這座城市，意識到如果我要找的人是有錢人，他們買得起我們的高价產品，那么應該到第五街去找。我在曼哈頓中區的第五街徜徉，觀察那里的行人和商店，結果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把搜尋的范圍縮小到第五街的東段，在第45路口和第56路口之間，因為那一段看上去是最高雅的部分。 然后我開始尋找合适的、臨街的出租門面，我注意到這條街上展示出很多國家的國旗，但還沒有日本的。我決定，當我們的展示室開張的時候，我們將第一個在第五街上挂出日本國旗。 為了找到一個合适的地方，我花了兩年的時間，最后只好定在一間相當小的房間里。我親自動手畫了一張布置圖，并在一面牆上鑲了玻璃，使房間看上去顯得大一點。我在展示室里工作，試著适應美國人的生活節奏，突然想出了一個主意，如果我真地想了解美國人的生活，如果我們想在巨大的美國市場上成為一個成功的公司，那么我們要做的事絕不僅僅是在美國建立我們的公司。我應該把家搬到美國來，体驗一個美國人的生活。當我一個人在紐約時，我收到過很多的邀請，結識了不少的人，但是我知道如果我在美國有個家的話，這种經驗將會更加丰富，因為無論我到哪里，例如到鄉村俱樂部去，或者參加周末聚會，或者去吃飯，美國人總是和家人在一起。很多邀請都是發給“Mr．and Mrs．Morita”(盛田先生及其夫人——譯者)的，而且我還听說單獨的男賓會使女主人感到為難。如果我們一家人住在美國，我們將比作為來訪外賓更加了解美國。 我沒有對別人談起過這個想法，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我越來越自信應該這樣做。美國是個開放的、進步的國家，而紐約一直是通往世界的十字路口。1962年10月我帶著我的妻子良子到紐約參加展示室開張儀式，在開張儀式最激動人心的時刻，我認為時机已經成熟，于是大膽地向她說：“良子，我們搬到紐約來住吧。”她非常了解我，所以听到這個消息后她甚至并不顯得很惊訝。我知道，她出生在東京這樣一個大城市里，她可以處理好搬遷到另一個大城市里去的事情，雖然她不會說英語，但她還是會改變自我，适應新的生活方式。她下決心來完善我的計划，實際上她的為人處事使每個人都惊奇不已，由于這次搬家，她甚至還建立起了自己的業務。我知道她會處理好這些事的，因為我長年出差在外，把她一個人留在東京，她不僅要照料家務和孩子，還要充當我的私人秘書和業務聯系人。我不在家的時候經常給她打電話，讓她把一些信息轉到公司辦公室或者其它地方去，而且我還經常和她商量。 在美國很多事情都不一樣，但我知道她的個性和信心將幫助她獲得成功。現在她在國外已有很多的朋友，因為她后來表現出非凡的待人接物的才能，而且懂得成為民間外交家的訣竅。因為良子從小到大對外國并沒有真正的興趣，也并不想到處旅行，盡管她的法國大菜做得很好，所以我覺得這一切更加令人敬佩。她出身武士家庭，她家在德川幕府時代后期開始做書籍銷售和出版的生意，一直發展成為很大的連鎖書店。她家的公司叫“三省堂”，現在出版很受歡迎的簡明系列外語字典，這個主意是她父親想出來的。簡明字典在高中和大學學生中也是最熱門的系列叢書。 良子年青時的生活充滿活力，她家在東京的住宅和我家在名古屋的住宅沒什么大的不同，家里有佣人，有親戚，熱熱鬧鬧，姐妹們和一個弟弟在一起有歡笑也有爭吵。她曾回憶說，家里一天到晚都有人談生意，就像我家里一樣。還是小孩的時候，她只出過兩次遠門，是到東京以西的箱根度假區去，就在富士山附近。1951年我們經人介紹相互認識之后，她承認，小的時候，她認為像我的老家名古屋那樣還要往西去的地方已經是一片荒野了。但是她的父親穿西裝，也算得上是一個國際主義者。他喜歡帶著家人出去吃飯。他們最喜歡的餐館之一是銀座的新格蘭德餐廳。我的父母親也帶我去過那家餐廳，后來良子和我發現我們都還記得孩童時代留下的印象：房頂上巨大的紅藍霓虹燈。 我們的兩個儿子，英夫和昌夫，還有我們的女儿直子，將會發現美國的新型生活方式很困難，我們知道這一點，但是他們還很小，會适應的。英夫十歲，昌夫八歲，小直子才六歲。我感覺到這种經歷對他們很有好處，雖然剛開始的時候每個人都會感到很難。 回到東京后，井深對這件事表示疑慮。他反對的主要理由是他不愿意他的常務副總裁离得太遠，但是我提議我可以每兩個月回來一次，在東京住大約一個星期。我极力提倡使用電話，現在還是如此，我解釋說，其實任何時候我們都可以保持聯系。他同意了，我知道他會同意的，我開始將計划付諸行動。我知道，以后飛越太平洋的旅行并不會因此有所減少。(很久以前，在我第一百三十五次飛越太平洋以后我就停止計數了。) 在紐約，我讓辦公室人員為我的家人找一套住房，不久他們就為我們找到了理想的公寓。一個叫納遜．密爾希太的著名音樂會小提琴家住在第五街1010號第三層的公寓里，就在第82路口大都市博物館的對面，他決定搬到巴黎去住兩年，想把公寓連同全套家具暫時租出去。租金相當高，至少對我們日本人當時的財力來說是很高的，一個月一千二百美元。但是其它的條件樣樣令人滿意：位置优越，不需要搬很多家具到紐約去，甚至不需要任何裝修。密爾希太大師的品味對于我們來說很好，我們可以馬上搬進去。公寓里有十二間房間，我們在日本住慣了小房子，這里簡直就是宮殿了，其中有四間臥室，加上佣人的房間，一個很大的起居室，單獨的餐廳和一間書房，房間都很寬敞，富有情趣，而且配有舒适的家具。到了晚上博物館的燈就亮了，照在整個建筑的正面，我們想像這就是巴黎，雖然紐約已經對我們很富有魅力。我四月份住進了公寓，因為孩子們還在上學，所以我們家要到六月份才能搬來。我雖然是一個人住，但卻有很多事情要干。每天我乘公共汽車去辦公室，与紐約人擠在一起，听他們談話，像一個社會學家一樣，觀察他們的生活習慣。我也銷售產品，給客戶打電話，只要有空，還要去曼哈頓為孩子們找學校。史密斯公司的山姆．哈特威爾在找學校的事上給了我很大的幫助。他的孩子也在城里的學校上學，所以他對這方面很熟悉。他給我很多忠告，甚至為我安排面談，有時還陪我一起去。我曾到二十所學校里去面談，想找一個合适的，希望他們愿意接收三個完全不懂英語的日本小孩。我想找一個學校，至少愿意讓孩子們在那里學兩年，因為我剛開始時只打算在紐約住兩年。沒有几個學校對此事感興趣。大多數學校已經建立起受歐洲影響的傳統。最后還是圣伯納德學校的校長說，他很有興趣使他的學校更加國際化，他同意接收我的儿子。我也為直子找到一家學校。隨著學校的問題得以解決，我們的家就可以搬到美國來，我開始感到輕松多了。 下一步，我們還要把這件事告訴孩子們，于是我飛回東京，帶著全家到新的皇宮飯店去，在那里租了一個套間度周末。那一年是1963年，東京正在准備迎接1964年的夏季奧運會，開工修建高速公路系統、許多新的飯店和其它設施。在這個令人激動的時候應該讓家里的人住進東京最新的旅館里享受一下。孩子們現在還能夠清楚地回憶起那個套間，因為那是他們第一次見識西式旅館。英夫對進房間之前不必脫鞋這件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個星期六的夜晚我們來到頂層，在优雅的、可以俯視皇居的皇冠餐廳飽餐了一頓，回到房間后我說出了准備搬到美國去的消息。我還向他們許諾，途中要去玩迪斯尼樂園。孩子們并不知道他們將會到一個什么樣的新環境中去，但是八歲的昌夫卻非常愿意。后來他說，因為所有的西方電視節目都有日語配音，他以為美國人也說日語。英夫年齡稍大，對搬家不太熱心，他不愿意离開他的朋友。但是我們真地去了迪斯尼樂園，就住在那個公園的旅館里，讓孩子們在去紐約之前玩了個夠。至今我們都對那次愉快的旅行記憶猶新。 我意識到了這次搬家對家里人的影響，但是我相信“身臨其境”這种理論。一個星期之后我們來到紐約，在安家之前，我們把儿子送進了緬因州的維諾那培訓營。我想像不出還有比這更快的辦法能使他們早日适應美國的生活節奏。培訓營規定我們在開始的兩周內不得去看孩子，這樣他們將要完全依靠自己，而且很快就會得到調整，以适應新的生活。 我們把儿子送進培訓營后，我建議良子去考一張美國的駕駛執照，我告訴她，在美國每個人都必須開車。另外還有些業務需要她開車去辦。還有，儿子們在緬因州(我們在曼哈頓為直子也找了一個培訓營。)，我又要出差，她必須學會自己照料自己，這一點很重要。我覺得我們應該能夠到郊區去看望朋友，周末時能夠出去旅行。在准備題試的時候，她對自己有限的英語口語能力很擔心，她把全部的考試資料都背下來了，包括一百道可能的試題，盡管她并不太懂。她以优异的成績通過了題試，路考也沒有問題，只是我們不得為她借了一輛用變速杆操縱的大眾車，因為我買的那輛卡迪拉克是自動換檔的，她覺得駕駛自動換檔車不太适應。 良子喜歡回憶起1951年我們結婚后我要求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讓她考一張駕駛執照，當時這對于一個日本的婦女是件不平常的事，然而她做到了，后來我們在紐約需要她的時候，她已經是一個很有經驗的司机了。當我們初建公司的時候，經常有日本的工程師和其他人到紐約來，良子對他們而言簡直成了無价之寶。有時候我們的工程師會生病，或者吃不慣怪味的食物，或者遇到搞不懂的事情時需要幫助，這种情況下，良子除了會為他們做飯，還會給他們出主意。 我們的書房變成了一個電子實驗室，工程師們在那里檢查和測試對手厂家生產的電視机。書房里到處都是電視机、零件和工具，那些日本人整天地來回走動。東京的負責人來的時候，就讓良子開車去肯尼迪机場(當時叫愛得威机場)接他們。有時候由于惡劣天气或者其它的原因，過來的班机轉飛紐阿克，良子還要從愛得威一直開車到紐澤西去接人。在曼哈頓時她開車送我們去城里參加會議，在華爾街或者其它地方。有時我們的工程師要測試調頻收音机的靈敏度，她要開車帶他轉遍整個市郊，也就是試一試以帝國大廈為中心，在各個方向上到底走多遠之后信號才開始消失。 夏令營的生活剛開始的時候對儿子們來說是艱苦的。那里沒有其他的日本孩子，他們被分到不同的小組，睡在不同的帳蓬里。營長買了一本英日字典，這樣在他們完全搞不清楚的情況下，他還可以對他們說几個他剛學會的日語單詞。我們后來听說，儿子們夜晚的時候哭了，這是可以理解的。我們走的時候給他們留了一張紙條，上面用英文寫著“請給我爸爸打電話”，并且告訴他們，在遇到麻煩而又不知道怎么辦的時候就用這個紙條，但他們一直沒有用它。我感到有點擔心，但是我又想，這對他們自己是很有益處的經歷。當我們第一天与他們分手的時候，良子和我都強忍著沒有流淚。 昌夫說，他在那里事事都照著別人的樣子去做，剛開始的時候他并不懂為什么要那樣做。在維諾那培訓營有很多讓個人選擇的机會，這与日本的夏令營大不相同，日本的夏令營中每個人學的都是同樣的課程。昌夫總是与多數人一樣。由于他們年齡的不同，英夫被分到中級班，昌夫被分到初級班。所以他們只有在吃中飯的時候才能見面。兩個不會說英語的日本孩子要學會怎樣打棒球和游泳，還要与美國孩子一起攀登岩石，而這些孩子說的卻是第三种語言——美國俚語。但是他們和其他的營員相處得很好，我和妻子周末時盡可能地去看望他們。英夫特別能吃，他很喜歡充足的份飯，各种冰激凌，大量的西瓜和水果汁。昌夫不太喜歡培訓營，但是第二年夏天到了該回營的時候，他還是急切地想回去。后來到了要退營的時候他還感到不高興。 孩子們學會了獨立自主和美國式的作風，這些對他們都是非常健康的。他們看出了美國人与日本人之間的區別，開始懂得了祖國的榮譽感和國旗的象征意義。每天早晨，他們感受到唱美國國歌和升美國國旗時的偉大。后來我們在東京建一所新房子時，也安了一個旗杆，兩個儿子回到國外去上學之前，每天早晨他們都要去升起一面日本國旗。今天所有的索尼工厂都飄揚著一面日本國旗，一面索尼公司旗和一面所在國的國旗。就像奧林匹克運動員一樣，我們具体地代表著日本這個國家，所以應該驕傲地佩戴祖國的標志。 那一年直子太小，還不能到夏令培訓營去，所以我們把她送到城里的畢奇伍德培訓營，只在白天接受訓練。她慢慢地習慣了新的生活，很小的孩子看起來有一种适應性。在紐約上完一年級后，她看來已經夠條件上夏令營了，由于听她哥哥講了維諾那培訓營的故事，她自己也這樣想。第二年過了兩周之后當我們第一次去看她時，她帶我們走到湖邊，上了一支小船，她自己划船讓我們到處周游，她為取得的成績感到自豪。我后來問到她當時的感覺時，她承認夜晚的時候她感到非常孤獨，熄燈以后她哭了。為了感到更加安全，她會在被子下打開手電筒。這個故事解釋了為什么她的零用錢越來越少。她把我們給她的全部零用錢都用在營地的小商店里買了手電筒電池。 度過了第一個充滿新鮮空气和活力的夏天之后，兩個儿子從緬因州回來。他們注意到紐約的第一件事，也是他們發出抱怨的第一件事，是這座城市中排出廢气的气味和煙霧。學校開學了，圣伯納德學校的其他學生怀著好奇心接受了這兩個新同學。他們艱難地稱呼新同學的名字。英夫記得班上的大部分同學都叫他“High-dee”(与日語中英夫二字的讀音相近——譯者)。后來在英國的住讀學校中他們又叫他Joe，這是Tojo的簡稱，很明顯這是班上同學听說過的唯一的日本名字。昌夫還記得，他用有限的英語單詞上法語課時所感受到的沮喪。他正在試著學習作為第二語言的英語，卻又要用他剛開始懂一點的第二語言去學第三語言。 良子的英語剛開始時非常糟糕，但是她下定決心使用它，她學英語，听英語，而且很快就交了一些朋友。當我出差在外，如果她在公司沒有重要的事要辦時，她就帶孩子們去卡特斯基滑雪，或者到紐約市郊去看望朋友。周末如果我在紐約，有時我們出外野餐，良子開車，我把地圖放在雙膝上，像一個導航員。她對招待來賓也很內行，舉辦午餐會和雞尾酒會她只要一個日本的幫手，她是我們帶來的女佣。當我們住在紐約時，我們曾一次在家中招待過四百名客人，良子精于此道，我們回日本后她寫了一本書，叫《我對家庭禮賓的看法》，這本書暢銷一時，家里有外國客人來訪或者要去外國人家里作客的人把這本書視為參考書，直到今天仍然如此。現在日本人仍然很少在家里舉行招待活動，當然那些有僑居海外經歷、房子住得比平均水平寬敞的人現在經常在家招待外國客人。 良子剛開始的時候遇到了一些困難，因為美國客商和其他一些人的妻子經常邀請她去赴午宴，而我們當時在紐約只有一個翻譯，還是個男的，良子覺得帶他去參加婦女們舉行的午宴不太合适。另外在日本，男人們從來不帶妻子參加外面的業務娛樂活動，在其它的場合，當兩對或者更多的夫妻同時出席時，丈夫總是和妻子坐在一起。但是按西方的禮儀，男主人會讓女貴賓坐在他的右邊，經常离她的丈夫較遠，所以良子真正地感受到了語言交流上的壓力。 在她的書中，良子談到，她這樣一個沒出過什么遠門、又不太會說英語的日本人，在紐約的社交聚會中發現法國和西班牙的婦女的英語也不比她好，她感到增添了不少的勇气。她還寫了很多的實際經驗。例如，她勸告日本婦女不要在不恰當的場合穿和服：“舉行社交聚會是為了能讓客人們心平气和地享用一頓美餐和相互交談。當每個人都穿著同類的服裝，就會加強和諧的气氛，如果哪怕只有一個人穿著明顯的華麗衣服，就會使其他的每個人都感到不舒服，結果整個聚會就會缺乏溫馨之情。”她學會了怎樣用优雅而又簡洁的方式來款待客人，怎樣使客人感到輕松愉快。在日本，她意識到有些外國客人擔心，可能會遇到吃日本餐，那就必須使用筷子，盡管我們家住的是很現代化的西式房子。如果有這樣的客人，而我們要舉行雞尾酒會時，她總是早早地就把餐廳的門打開，這樣客人就可以看到餐桌上放的是西式銀餐具。她有一份到我們家來過的客人的名單，上面寫著他們什么時候來過，喜歡什么。例如，在她的名單中注明了男中音歌手底斯卡烏只喜歡簡單的烤肉；鋼琴家安德魯．瓦茨的母親不喜歡吃魚，指揮家列奧納多．伯恩斯坦喜歡吃壽司和生魚片等等。 她開朗的性格使与她相處的美國人很高興，但有時卻使一些日本人感到為難，這有點像我自己，作為一個日本人，我過于坦誠直言。在紐約我有個朋友，他是一個時裝設計師，叫宮本一清，有一天他告訴我，良子和他的另一個朋友，時裝編輯戴安娜．弗莉蘭大吵了一架，他感到很難堪。但過了不久戴安娜就打來電話找阿良(大家都這么叫她)。那么吵架是怎么回事？其實根本沒有吵架，只是有些意見不和，這在西方人中間是很自然的事，而大部分日本人卻盡量避免這樣。由于日語本身的特性和結构，用日語很難吵架，事實上日語中用十分間接和非對抗的方式來表達意思，它強制你彬彬有禮，除非你有意粗魯。大部分日本人在听到西方式的爭論時，都很容易對這樣的交流做出過分的反應。 良子對時裝一直很感興趣，通過她在紐約交的朋友，她把時裝的信息帶回日本。她用我們生產的最新錄像机U-Matic采訪了不少的時裝設計師，例如比爾．布拉斯，奧斯卡．德拉仁塔，貝利．愛利斯和其他人，并錄下了他們的時裝。我們搬回日本后，她在電視里辦了一個時裝展示節目，這個節目延續了十年，她經常到國外的時裝中心去，再把采訪的信息帶回來，把新的想法介紹給日本，那時日本的時裝還落在時代的后面，不像今天這樣，已經成為時裝界的領導者。 我們原來打算在紐約住兩年的，但是這個計划卻由于我父親出乎意料的去世而縮短了。他雖然免去了我在戰后承擔家業的責任，但我仍然是長子，現在我成了盛田家的戶主，也成了家產的主人，所以我必須回東京去。我當即离開了紐約，良子在一天以內清理了公寓，赶到維諾那培訓營把孩子們帶回紐約，打點好所有的雜物，先將包裹發出，然后在一周內赶回了日本。孩子們不愿意离開培訓營或者美國，他們說，他們剛開始感受到樂趣，并且也感到像在家里一樣了。孩子們回日本接受了一段時間的教育，后來我們又為他們在國外找了學校，英夫和昌夫去英國，直子去瑞士。 家里有人去世會使你回顧自己的生活并考慮家庭的未來。在考慮到孩子們的時候，我強烈地感到戰后日本的教育系統缺乏紀律。除了一些重要的例外，教師失去了原來的威嚴，也沒有得到應該得到的社會地位。左翼教師工會和來自父母教師協會的壓力使得教學質量大大下降，為了應付考試的學習毫無意義，只不過是机械的背誦而已。 當我上中學的時候，紀律是非常嚴的，這包括對身体和腦力兩個方面的訓練。冬天我們的教室里很冷，甚至沒有加熱器，但是卻不允許學生穿更多的衣服。在海軍里我也受過艱苦的訓練，雖然我只需要在新兵軍營中接受四個月的訓練，我們每天早上吃早飯之前必須跑很長一段距离。當時我的身体并不強壯，但是在那樣艱苦的訓練中，我發現我也并不是很弱的，對自我能力的認識使我產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信心。腦力訓練方面的紀律也是一樣，如果你不被迫動腦筋，那就會變成懶得動腦筋，最后也就不會充分地發揮出自身的潛力。 當我在國外旅行時，我意識到在英國還有一些這种傳統的學校。大部分美國學校在我看來都太自由了。我自己曾經為學習英語而付出了艱苦的努力，而且我認識到將來由于飛机的速度越來越快，通信工具不斷的改善，這個世界會變得越來越小，所以我希望我的孩子都學會講英語，學會在嚴格的自律下工作。 從十一年前當我第一次到美國和歐洲去旅行時，我就一直在考慮這個問題。我离開美國去歐洲時，我還不太敢講英語，但是當我來到歐洲大陸時，發現很多美國和其它國家的旅行者也不會講當地的語言，因此使我壯起膽子開始講一點英語。我在火車上遇到很多人，他們不會講當地的語言，他們的英語甚至比我懂得的還要少，我感覺到由于都不會講當地語言，例如說德語，使我們處在同樣的困境中。 就這樣，我用起了初中時學的英語，還有一點我知道的德語和法語，結果發現居然也能与人交流。突然車上的一群旅行者發現大家有著同樣的問題。我們都說英語，而我的英語又非常初淺，但還是可以被人听懂，被人接受。從歐洲回到紐約以后，我開始對人說英語，這使得每個人都大吃一惊。我在去歐洲之前辦完了晶体管許可證的交易，當時我請了一位日本朋友來當我的翻譯，他看到我說英語也感到很惊奇。在离開美國之前，在所有的談判中我對他只說日語。現在，只過了一個月，我居然可以說英語了！他想了一下，認為我在一個月內，在歐洲的非英語國家里學會了講英語。我對他解釋說，實際上只是一個獲得自信的問題，而歐洲之行給了我這种自信。 我在尋找學校的期間，我的很多英國朋友對我談起過大西洋學院的預科學校，我原來打算把大儿子英夫送到那里去，但是他已超齡一年。孩子們從美國回來之后，我們決定讓他們再在日本上一年學，為的是扎實地學到一些基本知識，例如日語和歷史等。 我和我的妻子在英國花了很長時間為英夫找學校，當時他還在讀高中二年級。良子對此事非常認真，她和一位朋友轉遍了英國各地。這位朋友是我們在倫敦的一位負責人的妻子，叫波木綠，她曾經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是日本電視上的名人，她是日語版的儿童節目“輕松小屋”的第一任女主持人。 在英國找學校時，我們請了波木綠和她的丈夫波木胜和我們同行。當時我們正在開發使用Chromatron顯像管的彩色電視机，“輕松小屋”又是日本電視上白天播出的唯一彩色節目。那几天不管我們在做什么，只要有人一喊：“喂，十點鐘了！”我們就會沖進實驗室去看試驗樣机的工作情況。得到一种真正的、天然的顏色，特別是肌膚的色調，是至關重要的，所以我很仔細地檢查屏幕上的顏色。我對波木夫人臉上的每一個細節都認真研究過，所以我對她丈夫開玩笑說，可能我看他太太比他都貼近，至少當她出現在電視屏幕上時是這樣。 我想良子和阿綠在英國至少參觀過十几所學校后才找到了要找的學校，那是一所兩年制的寄宿學校，只有五十名學生。英夫發現這所學校很困難，但還是适應了，他在第二年時被命名為“孩子頭”。他獲得了A和O級水平，有兩所英國的大學愿意接受他。但是由于他在歐洲歷史和文學方面較弱，他們讓他學理科，英夫自己卻并不愿意，他說：“我不想与父親競爭。”他對經濟學更感興趣。 昌夫曾經開玩笑說，他是被強行送到大西洋學院去的。學院的院長，海軍上將霍爾當時正在日本訪問，他對我說他正在籌集資金。昌夫那天正好不上學，他到辦公室來看我。霍爾將軍也在那里，他与昌夫談話，當場考了一下他，就表示可以錄取了。昌夫至今仍然說：“我是上了圈套。” 大西洋學院是個很有趣的地方，在一個小庄園的城堡里，城堡中有一百五十間房間。學院的地點在威爾士格拉莫干郡南部的圣多納茨，离卡第夫大約五十英里。城堡建于十一世紀，城堡的主人不斷地加以擴建。1934年，美國出版大王威廉．蘭多福．哈斯特買下了城堡，又加修了网球場和游泳池。哈斯特的情人、電影女演員瑪莉．達維絲曾經說過，她和W．R．(她對威廉．蘭多福的稱呼)很少到城堡來，如果他們要來時，五十名威爾士歌手頭戴綢緞制成的高帽子，身穿帶花邊的衣服，列隊站在草地上向他們唱歡迎曲。1938年哈斯特打算把城堡賣掉，但是英國陸軍征用了城堡，用作戰時軍官訓練營。1960年一位有錢的捐贈者買下了城堡，并把它送給了學校。昌夫在那里過了兩年，畢業后進了美國華盛頓的喬治敦大學。英夫回到日本來上大學。有一段時間我曾考慮在巴西開一個畜牧場，英夫想管理這個畜牧場，所以他轉到達維斯的加州大學，在那里學了兩年的農業經濟，然后再回到日本，并從亞細亞大學畢業。其實我后來也并沒有買畜牧場。 直子的學習經歷比兩個儿子更加复雜。剛開始的時候她說她不想上大學，這是受了一些我的影響，因為我曾寫過一本書，書名叫《學歷無用論》，是對日本商界過份強調學歷的一种反對。我在自己的公司里創造了一种不考慮學歷的政策，一個新雇員到公司來后，人們不會僅憑他的學歷來判斷他，而是要看他的實際能力、具体表現和內在潛力。這主要是因為在日本對于上什么牌子的大學強調得太過份了。 直子在高中時學習法語，我們為她在瑞士的洛桑找了一所高級研修學校。雖然她在學業上很成功(作為优秀的排球和壘球運動員，她還得過獎。)，但她覺得瑞士人講的法語不是她想學的純正巴黎口音，所以我們又把她送到巴黎去，她在那里住了一年，學會了巴黎口音。英語是下一個，她來到華盛頓，進了喬治敦的語言學習班，昌夫也曾在那里學習過。她后來還到洛杉磯去學習過時裝設計。當直子回來時她已經成了一個世界主義者。直子走的時候還是個害羞的小姑娘，她回到我們身邊的時候渾身充滿了歡樂、活力和自信。她和她的丈夫，一位京都陶瓷公司的銷售工程師最近已經從加利福尼亞回到了東京。 我也從孩子們的教育中學到了不少的東西，主要是懂得了這一點，把他們置身于其它的文化中，才使得出身于島國的他們了解到自己是日本人，在世界上是個少數民族。他們學會了珍惜自己的日本民族性，同時也懂得了必須适應于世界，除此之外沒有其它途徑。良子曾經說過，有一點很重要，應該知道所謂的外國人并不是籠統的概念，他們每一個人都不相同，有著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宗教，不同的背景。我們在國外的短期旅行開闊了盛田家的眼界，我們無論走到世界上什么地方都會感到很自在，但是日本才是我們真正的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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