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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后，我開始頻繁地來往于東京和紐約之間。作為常務副總裁，我不能長時間地遠离東京，但是作為正在美國組建公司的主要負責人，我又不能在東京逗留太久。我開始感覺到應該把我們的公司更加牢固地建立在美國。我必須更加深入地了解這個國家，雖然我在美國有很多朋友，我仍然需要進一步地了解美國人是怎樣生活、怎樣思維的。在美國建立公司的名聲是一回事，了解美國人又是一回事，而且更難。但是我意識到我個人的未來以及公司的未來很大程度上都將依賴于美國和其它國際業務。我們的產品半數以上已經出口，我有這樣一种想法，我們的公司必須成為世界公民，在我們做生意的每一個國家成為好公民。我們必須知道更多的市場統計和銷售數据。 我決定成立一個公司，叫作索尼美國公司。回到東京后，井深和岩間(他后來成為公司總裁。)都表示怀疑，更不用說集中在紐約的索尼公司的那些低層干部和雇員了。我堅信應該做這件事，而且沒有人能提出非常好的理由來反對此事。我們將可以建立自己的銷售网絡，為自己分銷，發展自己的市場技巧。我在東京的同事們決定，因為只有我最了解美國，這件事就由我去辦。在任何情況下，這种事看起來都是一個長遠的項目，所以我們決定一旦時机成熟后再開始進行。但是后來的我并沒有等待很長的時間。 我們很早以前曾向大藏省提出申請，匯五十万美元到美國，以備日后使用，但是我們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時候大藏省才會給与批准。沒想到，正在我們考慮成立美國公司的時候，批准函來了。這樣，1960年2月我們正式成立了索尼美國有限公司，資本是五十万美元。16個月以后我們在美國市場上作為美國受托收据(ADR)上市了兩百万份索尼普通股票。對于我來說，這是一次深刻的學習過程。雖然戰前東京電力公司曾在美國市場上發行過債券，我們卻是在美國發行股票的第一家日本公司，我們能夠做到這一點，是因為當時剛剛建立的ADR系統。在ADR系統下，股票雖然被發行地的股東持有，但是提供股份的收据卻委托給一家美國的財政机构，這些收据可以在美國交易，就像一般的國內股票一樣。 我們的銀行，野村證券公司(他們的負責人對我們很了解)，史密斯．巴尼公司的美國分公司及其總裁伯勒．沃克都認為我們應該進入美國股票市場，在美國發行股票可以搞到資金，這种可能性激起了我們的興趣。1960年的秋天，我們在東京討論了這件事，史密斯．巴尼公司同意和野村證券公司一起擔當管理擔保方。 這項工作可能是我遇到的最艱難的工作。我們必須遵守日本的商業法律，日本大藏省的規定，還要順從于美國的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情況是陌生的，而且很复雜。幸虧池田首相喜歡這個主意，因為他是一個國際主義者。這在日本是第一次，戰后的第一次資本自由化。他的積极態度對于說服大藏省那些墨守成規的人很起作用，我們的申請正是要他們來批准。我們必須快速行動。我們組織了一個好的班子：我自己和索尼公司的人，史密斯公司的厄尼斯．西瓦茲巴赫，他代表擔保方，蘇尼凡和克羅姆法律事務所的約翰．史第文生，他現在領導著那家事務所，野村證券公司的寺澤義雄，1961年2月時他剛剛度蜜月回來，后來事情太忙，他竟然四個月沒見到新娘！ 我們還要為其它的雜事分心，我們寫了一份初步發起書，費了很多口舌向SEC解釋我們的發展計划，直到他們滿意為止。還有很多事要干，而且都是我從未干過的事，例如，我們必須改變財會方法來依從用于歐美的匯總系統，所以也就第一次對我們的數据進行了匯總。親眼看到這項工作起什么作用之后，我不得不同意一位美國同事的看法，他曾問過我：“如何你不匯總的話，你怎么知道公司的營運是否正常？”我們以往的經營情況好到了不需要學習匯總的地步，但是從那以后，匯總成了日本的標准報表方法。 我們必須把所有的合同都翻譯成英語，還要把公司的一點一滴都寫成文字，加以詳細解釋。使得律師和會計們大傷腦筋的第一件事就是我們的很多合同都規定，在合同有效期間，如果條件改變，使得任何一方遵守合同的能力受到影響，雙方則應該坐下來討論新的情況。這樣的條款在日本人的合同中是很普通的，而且許多公司做的大多數生意甚至根本不簽合同。但是這在不懂得日本式生意經的人眼里是危險的做法。我猜想，這是我們遇到的第一個真正的意識差別。美國人無法理解，如果雙方有了主要分歧后，還怎么可能坐到一起來談相互信任？ 我們的擔保人認為更加嚴重的事情是我們依賴傳統日本系統中的短期貸款的財務方法。依靠大量的九十天可展期貸款經營一家公司，這在日本已經成為習慣。有人問：“你怎么能依靠這么多的短期貸款來做生意？一旦銀行要收回，你的生意就做不成了。”我們解釋說，銀行不會收回的，這是傳統的最便宜的籌資辦法。它給日本的公司帶來很大的靈活性，如果繼續需要可以展期，如果不再需要就可以還款。銀行非常關注他們支持的公司，在開始貸款的時候就十分謹慎。但是我們的美國同事還是要看到銀行寫在紙上的貸款可以展期的保證。我解釋了銀行与公司之間存在的相互信任，他們還是希望看到書面的東西。最后他們總算理解和接受了我們的做法。我們也學到了不少新的知識。 經過三個月日以繼夜的工作，我們認為在東京本部的事情都已辦好，然后轉到紐約去處理最后的細節，直至注冊。東京股票交易所下午三點關門，這時在紐約卻是凌晨兩點。我們必須時刻注意東京的股市，因為如果股价浮動得太多，我們就可能會在SEC遇到麻煩，這樣一來，每天晚上我們都要在野村證券公司紐約辦事處至少工作到兩點鐘，在那里要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与東京通話，核查股市情況。下班后我乘地鐵回公寓旅館，它正好在五十六街東段的汽燈俱樂部馬路對面，每天凌晨大約2：30的時候我精疲力盡地回來，總是發現大門已經上了鎖，不得不去按看門人的門鈴。我在那里住的時間長達几個星期后，他開始對我的精力感到奇怪，每天早晨我拖著疲憊的腳步回來時，他看著我，暗自流露出佩服的神情。有一天晚上，他對我說：“我真地不知道您怎么會有這么好的精力，每天晚上在汽燈俱樂部玩到兩點。” 當時我們累得要命，事情辦完后大家都站不起來了。最后的一天來到了，我們必須決定股价。這意味著我們必須在紐約時間凌晨2：00時得到東京的最近价格，還要獲得擔保方，也就是厄尼(厄尼斯的昵稱——譯者注)．西瓦茲巴赫的批准，把股价填入發起書中，再把它立即印出來。然后一名律師乘上午6：00的火車去華盛頓(當時還沒有早晨的來往班机。)，9：00時把發起書遞交給SEC。如果申報得以批准，這名律師必須在SEC用公用電話通知紐約，我們就可以把ADR投入市場了。但是最后的一天，厄尼．西瓦茲巴赫卻堅持不住了。因為只差股价沒有定，而定价的程式都准備好了，于是他決定回家去休息一下。他向我們建議說：“你們決定了股价之后給我打個電話，我可以從家里發出批复，用不著在這里等了。” 听起來是個好主意。西瓦茲巴赫回到家里，他躺到長沙發上，把電話放在身邊后馬上就睡著了。當我們給他打電話時，他睡得太沉了，怎么也叫不醒。我們打了一遍又一遍，還是沒有回音。時間正在一分一秒地過去。野村證券、東京本部和我對發行股价已達成一致，我永遠也不會忘記，當時定的股价是一ADR為17．50美元，相當于10股，我們必須得到西瓦茲巴赫的批准。電話一直響個不停，他還在格雷特．勒克鎮家中的起居室里鼾睡，我們不停地看手表，考慮對策。山姆．哈特威爾，厄尼的助手，想出了一個辦法，因為西瓦茲巴赫是格雷特．勒克的鎮長，我們可以給該鎮的警察局打電話，讓他們派警車去他家把他叫醒。這真是個好辦法！不湊巧的是一個星期以前，格雷特．勒克的几個坏家伙用電話騷扰過鎮長和警察局長，所以哈特威爾打電話時，那邊的人并不熱心。剛開始的時候他們對山姆的請求發出了譏諷的笑聲。山姆花了很長時間向他們解釋，最后他們總算相信了，派出一名警察去叫醒鎮長。 一切事情全都辦完后，我累倒了。但是結果卻令人喜出望外：海外發行的股票提供了一張四百万美元的支票。我以前還沒有見過這么大數目的支票。我回到家里，累得我兩個星期几乎起不了床。后來我們出版了一本很詳細的書，這本書成為想在美國市場上發行股票的日本公司的“圣經”和課本，十分流行。1966年西瓦茲巴赫從史密斯．巴尼公司退休后，我抓住這個机會聘請他擔任索尼美國公司的總裁，接替我的職位，而我自己升任董事長。他在經歷了我們發行股票的過程之后，變得和我一樣了解索尼了，他擔任總裁職務，直至1968年去世為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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