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二十五日年假結束，各衙門開印上班，大宋朝的頭腦們在朝房中等待皇帝的接見，往日大家見面都會說笑幾句，尤其是多日不見也該寒暄幾句。可這個春節他們其中不少人都被皇帝折騰了一番，弄得狼狽不堪、心驚膽顫。俗話說『好事不出門惡事行千里』，事情恐怕京城早已傳遍了，所以大家見面都不免尷尬，事情又沒法解釋，索性都悶著吧。
而沒有被皇帝拜訪的人此刻心中也不平靜，這倒不是他們犯賤，不被折騰心中不好受。他們是擔心皇帝不知何時會『拜訪』自己，同僚們的遭遇也讓他們心驚，可皇帝遲遲不到，這就如同坐著無底船不知道什麼時候沉，反而不如來個痛快的，是死是活就這一遭了，總比天天『防賊』要輕鬆。可到了皇帝折騰了別人家，卻沒有來自己家，說不上是嫉妒，還是惶恐，總覺著心裡不大得勁兒，和那些『災民』無形中多了曾隔閡，也不願多言。
在沉默中眾人終於等到了淨鞭聲響起，內侍高聲宣諸位大臣上朝議事。大家急忙排班依次進入垂拱殿，此刻的心情倒是都十分迫切，因為誰都想知道皇帝這麼做的目的，希望能從朝會上皇帝的隻言片語中得到答案……
趙檉的優點就是有自知之明，他清楚自己的短板是不擅於處理政事，解決那些婆婆媽媽的事情，因此必須依靠士人協助治理國家，這也是歷朝歷代的傳統，到宋朝更勝，他如此也算繼承了列祖的衣缽，承接了祖制。但是趙檉也明白讓自己完全照搬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國家危亡之時。
一般來說，君主政體分為四種運行模式：第一種模式叫做中央控制的模式，就是君主和官僚有限地控制軍隊和各級地方政府；第二種模式叫做宮廷的集權模式，就是皇帝或他的代理人，**行使中央控制權。官僚士大夫只能例行公事地在旁邊贊同；第三種模式是**的模式，所有的決策，出於皇帝或其代理人獨斷或共謀，官僚士大夫雖能分享行政權力，但無權參與決策；第四種模式是獨裁的模式，君主或其代理人大權獨攬。壓制甚至鎮壓持反對意見的朝野士人。
也許第一種模式對君主政體來講是最理想的，可也是最難實現的，應該說是一種理想化的東西，反正在趙檉看來自己登基時的政治環境是不允許他那麼做的。因此他採取的是第二種模式，但官僚士大夫們卻不是例行公事地在旁邊贊同。因為大宋在管理國家事務上已經有了一套成熟的方法，使他難以實施獨裁。這種制度即便在趙檉這個現代人看也是十分先進的，稱之為封建君主制下的有限民主制也不為過。
唐宋之際政治格局的最大變化,就是中唐以前貴族政治壽終正寢，君主的地位也有了相應的變化。中唐以後出現了一個非身份性的庶族地主階級，他們最終取代了退出歷史舞台的身份性的門閥地主階級，成為唐宋變遷以後整個政權的基礎。隋唐以後開始實行的科舉制，進入宋代後進一步擴大和完善。這種「取士不問家世」的科舉制，實際上向整個社會的各個階層敞開了經由科舉取士進入統治圈的可能性。
唐宋之際社會變化在社會階級關係上的直接後果。就是憑借科舉製作育出一個相對**的士大夫階層。這一階層形成以後，勢必要進入官僚統治圈，表達自己的政治訴求。宋太祖誓碑中所說的「不殺士大夫和上書言事人」，既是這種社會變化的反映，也進一步在政策上推動著這種變化。而政策的變化，地位的提高，使士大夫階層經世理念得到加強，他們對上到社稷安危，下到生民利病，無不抱有捨我其誰的主體認識。並把這種主體認識融入到自己經世濟時的建功立業中……
在宋代政治裡，還有一個常用術語，叫做「國是」，大體相當於現今所說的某一時期的大計方針。且國是一旦確立，短期裡一般不會輕易改動。直到下輪『國是』再確定。
既然是共商『國是』必然要廣泛徵求意見，但在由於歷史的局限性，這個範圍往往就是士人們的意見，他們通過上書言事參與國家大政方針的制定，監督皇帝恪守家法，諫請君主更改詔令，阻止君主內降詔書，抑制女後干政弄權等,在參政議政中確實起過積極作用。最高決策權，也就是皇權，因此也受到已經融入了國家的統治階層的士人言事權的有力約束。
經過百年的發展，宋代制度建設漸臻成熟，而且在統治思想上已達成共識：「天下之法，當與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雖天子不得而私也。」宋代「台諫之法，遠出前代」，有了一整套堪稱嚴密的制度與程序。言事官如果言事稱職，有相應的遷轉規則，提拔的力度、優待的程度是很高的。反之，如果「言事不合」，對皇帝旨意有所拂逆，一般也不貶謫，平調離職而已。最嚴重的不過是落一階官，即少拿一級俸祿。
官政治，寬泛、健全的政治制度促使宋朝士大夫階層自主意識的形成及其崛起，作為官僚集團的中流砥柱士人們將他們政治要求和社會理想，自覺和強烈地投射到君主官僚政體裡。儘管當時還是以君主政體為前提，但是士大夫官僚無不把自己看成是天下安危的擔當者。范仲淹就說：「凡為官者，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無。」因而「一事過舉，議論蜂起，章奏交上，往往以死爭之」……
趙檉從根兒上說還是武人出身，他能當上皇帝並成功的逆轉了士人政治的基本形勢，使皇權得以佔據主動，說好聽的是他能審時度勢抓住了機遇，不好聽的就是趁火打劫！
趙檉明白若想能中興大宋，必須結束持續了三朝的黨爭，朝廷中只能有一個聲音存在，而要做到這些就必須要自己說了算，也就是說實施**，使皇權獨樹。而當時大宋在女真人的步步緊逼下，士人們沒有能承擔起拯救國家、黎民的重任，反而做出出賣國家和皇族的醜事。這讓此刻上台的趙檉在抵禦外辱的口號下，有充足的理由打壓思想言論上的反對派，將一些反對者清除出朝堂。並藉機將作為抵抗外敵入侵的中堅力量——武人的地位提高，也使自己的權力得到鞏固。
而隨著戰爭向有利於大宋的方向發展，及趙檉有意的宣傳鼓惑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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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野民族意識隨即高漲，重新提出『尊王攘夷』的口號。在這種民族意識崛起的推動下，促使士人轉換為一種普遍的恢復情結與愛國情懷，民族大義成為大宋朝野主流思想。士人階層中講究民族氣節的意識形態得以普遍確立，並得以自覺踐行，『為國死節』成為一個士人的最高榮譽。但更重要的是**權力借此迅速擴張，皇權在朝堂上佔據了上風。
趙檉一直認為市民社會、經濟大潮與士人的獨善其身，並不是截然對立，相互排斥的，也不會妨礙士人業已確立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在西北時他便啟用了周行己、陳過廷和楊時等並不排斥『功利』的幾位當世大儒為幕僚，並讓他們在路學中任教，為自己培養了一批基層官員。登基後他們又在朝中位居高位，讓他們的學說成為主流，成為各級學府的教授內容。
既然在不同的皇帝、不同的時期，可以有不同的國是，也就是有不同的中心任務與政治生態，基本國策在宋代的執行也是因時而異，因人而異，也就是因皇帝而異的。趙檉適時提出了『發展工商，鼓勵農耕』的政策，並強力推動對外貿易，在『自己人』的支持下得以順利執行，同時造就了一批新的大商。
什麼時代都是官比商的地位高，商人們便都想培養自己的子弟成為官，而他們有巨額財富為後盾，可以請最好的老師教育子弟，讓他們進入最好的學校，使他們脫離商人隊伍進入士人集團，而他們肯定會為自己的利益集團講話。而吃水不忘打井人，趙檉便也得到了這個新興階層的鼎力支持。
商業發展的同時，普通百姓同樣是受益者。商稅的增加，使得兩稅可以酌減，各種雜稅得以減免，從而使他們的生活水平提高，而安居樂業是升斗小民的最大願望，自然對給他們帶來幸福生活的『明君』感恩戴德，萬歲喊得也最起勁兒，更會以實際行動支持皇帝，使他的詔令得以在地方順利實施。
贏得了各階層支持的趙檉使他得以在朝堂上呼風喚雨，一呼百應，得以實現自己的理想和抱負，但這次意外事件的發生使他不得不心生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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