淵哥獲救不久，到了公元1968年1o月，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的革命委員會都成立了，而且被認為是代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鄧小*平、陶鑄（當時稱劉鄧陶）也失去了一切領導職務。我們認為文化大革命已完成了《炮大司令部》的任務，揪出了「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了，就應該結束，接下來就會馬上復課迎接高考了。
但出乎意料之外，我們得到的通知是知識青年要到邊疆、工廠、農村、基層去鍛煉成長，當時叫做「四個面向」。
龍門縣革命委員會裡的造反派成員主張把造反派留在縣城，就動員縣城各機關單位和廠礦提交招工申請。當時，城區一共要招七八十人進機關、單位和工廠。
可這件事情被過去的保皇派告到了駐軍長那裡，說不公平，被駐軍長否決了這個方案。說，大家都回去鍛煉，需要人時，看表現招工。於是，我們拿到高中畢業證書後，就聽從縣委縣政府的安排，回到農村鍛煉。
說到畢業，也是一個史無前例的事。我們高六六屆的學生，從1963年9月入學到1968年1o月畢業，在高中讀了五年零一個月；而所有六七屆、六八屆的學生都同時一起畢業。這三屆學生史稱為「老三屆」
「老三屆」，是新中國高中生中最不走運的一個群體。好不容易從三年自然災害中掙扎過來；走進初中就遇到大辦農業，有的被精簡，有的被停辦。沒精簡沒被停辦的，又要去支農，放六個月的長假；到高中時，又碰到該死的文化大革命；在學校白白浪費了兩年青春，才熬到高中畢業，後又上山下鄉；好不容易回城工作後，又遇到下崗，什麼不順心的事都被他們趕上了。
老三屆，真像希臘神話裡，上帝宙斯與底比斯國王的妻子偷情而生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宙斯的老婆赫拉害得赫拉克勒斯比他的弟弟遲出生，失去了底比斯王國的王位繼承權，卻要維護他弟弟的王位而終身勞累，自己還覺得很幸福，這就是命運。當命運決定了你的時候，你別無選擇，只得默默地承受，去面對命運的安排，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各大專院校也是如此，全部畢業，參加工作去了。全國的所有大學、中學校園，幾乎在一兩個月的時間內，就成了一個空校，曾經為**粉碎資產階級司令部立下過漢馬功勞的紅衛兵就自然解散了。
我們至今都不明白，當時**為什麼要拋棄我們。知識青年需要鍛煉是無可厚非的，就是城裡的人，機關工作人員都不例外。但為什麼就非要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呢？我從小就和貧下中農打交道，他們身上有很多優點，但也有很多落後愚昧的東西，即使要學習他們的優點，也沒必要讓全國上千萬的中學生下放到農村去，而且並不是短期，是無期。但這是偉大領袖**的指示，沒有誰會反對，而且總認為有其深遠的政治意義，因為那個時代的人絕大多數都崇拜的。那時有句時髦的話，叫做，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
我們學校有很多人都在畢業典禮上表決心：到農村去，滾一身泥巴，煉就一顆紅心！聽來非常革命。但我總覺得他們是裝出來的，目的並不那麼純正。
回家那天，老天爺也為我們落淚，毛毛雨下個不停，我們龍門區的同學有十多個人走在一起。那時到龍門區只有一條碎石公路，只通貨車，不通客車。我們挑著行李，默默地接受風雨的沐浴，一個個像落湯雞樣。走到朱家橋時，有個同學說，我受不了了，頭昏腦熱，肩上的膽子這麼重，為什麼不把這些無用的書籍扔到河裡？他的話音一落，全部響應。大家放下行李卷，把所有高中的教科書通通扔進了橋下的渾濁的河水裡，我只留下了我的繪畫書籍和一本日記本。
我們回家後不到兩個月，**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指示就出了。成千上萬的城鎮戶口的中學生被下放到農村，我們這些土生土長的農村娃，還有什麼理由不回農村呢？
城裡的學生戴著大紅花到農村來，國家補助糧食和伙食，多麼的光榮。人們只知道下鄉知青，而卻不知道我們這個比下鄉知青龐大幾倍的回鄉知青隊伍。我們一個個悄悄的回到農村，回到家就是貨真價實的農民。可我們的父母省吃簡用，含辛茹苦把我們送去讀書，並不是要我們回來當農民的，早知如此，何不當初就在家當農民掙工分，討老婆。所以，雖然我們幹農活比下鄉知青輕鬆，但我們的心理負擔遠比他們重。
我又回到我的農民兄弟中間了。開頭還有許多人指指點點地說：「如果不讀高中，你的兒子都會跑路了，真實不划算」，但後來省城裡的知青都下放到我們生產隊了，大家也覺得沒什麼說的了。我在幹農活時總是默默無言，心裡老想著讀不成大學了，這輩子完了。回家後，就看從同學那裡借來的小說，有時也畫點畫，過得很無聊。不做家務，不做飯，還得父母把飯煮好，再到我的房間裡催促吃飯。
所幸的是，沒過多久，農村貫徹中央關於公辦小學下放到大隊來辦的指示後，我門龍門大隊小學的外地教師都回自己家鄉所在地了，我被龍門公社確定為龍門大隊小學的民辦教師。只是大隊支書到生產隊給我說了一聲「公社確定你當民辦教師」，我就從田里起來，洗乾淨腳上的泥巴，就走進了小學五年級（那時小學只讀五年）的課堂。
我們小學每個年級一個班，五個班，共五個老師。有一個是本大隊過去留下的公辦教師，我們四人都是這次進學校的民辦老師，我是高中生，有兩個是初中生，還有一個是小學畢業。由於我是高中畢業，大隊給我的工資每月要多其他三人兩元，我的3o元，他們的28元。每月國家給每個民辦教師7元，其餘部分，在年終由大隊支付。
我們龍門公社的社辦農中也在我們學校，都是用過去地主王遺家的房屋改建的。有兩個初中班，六個公辦教師，還有一個工友，我們12個人，就是一個家。
那時的人沒有什麼利益衝突，就不必算計對方，也不必防著對方，所以我們這個家庭比較和睦。有時在星期天，一起上山打野兔，打鳥兒。有的拿著鳥槍在山口等後，不會打槍的就拿著竹竿滿山遍野的吆喝。打獵結束回到學校後，把獵物交給工友做菜，就去打撲克，等著吃飯。有時也會去釣魚，釣得的魚也是大家一起吃，真有點像原始**的生活。那段日子雖然我們都很窮，但過得比後來有錢的日子快樂。
大概過了一年，一年一度的徵兵工作開始了。我們也參與了宣傳工作，但由於我總想讀大學，就沒報名當兵。可過了兩天，民兵連長汪高虎到學校問我，怎麼沒報名參軍，我就不好意思地謊稱，那天大隊報名時有事沒來。但他不依不饒地問：「那麼，你到底願意去當兵保衛祖國不？」
這話問到這個份上，我還有什麼迴旋餘地呢？就說：「當然願意，但公社面試都結束了，怎麼辦呢？」
他卻說：「只要願意就好，我幫你補報上去，公社面試的事我去說，後天上午你到區上參加體檢就是了。」
我只得說一聲太感謝了，給自己一個台階下。
我到區上體檢時碰到了幾個同學，他們都非常迫切的想當兵，因為在**事件未生之前，農村去當兵的人退伍就會被安排工作。有一個同學當了兵，後來安排在區供銷社賣煙酒糖，我還找他開「後門」買過糖。
可我的體檢並不順利，聽醫生說心臟有雜音，我覺得打籃球、乒乓都不覺得累，也不在乎，本身我就不想去當兵，就高興地回家了。
可回家後的第二天，有兩個軍人到了我家，他說我需要複查，我就同他們一道去到區上複查。他們找來他們自己的軍醫，那軍醫掰開我的眼皮看了看說：「這點雜音是因為貧血引起的，到部隊後營養跟上了，自然就好了，沒關係。」說完後就在我的體檢表上簽了字。
出來後，一個軍人告訴我說，他們要招一個會畫畫的兵，回去當團部的政宣幹事，在全縣範圍內只選到兩個這樣的人，一個是我，另一個就是我的畫友劉大石。而劉大石被他們通遠公社黨委否定，說他很壞，剩下的惟一後選人就是我了。我知道是到團部畫畫，而且是當幹事，就非常願意去了。
這裡還得說說我那畫友劉大石了。其實，劉大石過去在師範校讀的是「社來社去」班，畢業後回鄉也是當民辦教師。他家住在街上，常和他們的公社幹部相遇。一天晚上他和那些幹部在一個院壩納涼時，他說：「老子現在倒霉，等我的兩個兒子長大後，就好了。我叫一個去當公社幹部，一個去當屠夫，我家就有權有勢有肉吃了。」這話一出，氣得那幾個幹部，拖著自己的涼席一言不的就回了家。
在吃不到肉時，他就自己用蠟紙，仿製肉票，再刻一枚區供銷社主任的印章蓋上。過幾天想吃肉就去割。更離譜的是，他還把假肉票送給親友和同學。終於在一天被賣肉的覺，交給公社幹部。公社幹部找他去詢問，他對造假肉票供認不諱。他的理由是：區供銷社亂地方票證是錯誤的，不受法律保護。當官的可以不要票買肉吃，當民的不印假票就吃不成肉。弄得那些公社幹部沒辦法，也就說，下不為例，以後真有需要的話，找公社書記幫他開個條子去買，但希望他不要再印假票，搞亂市場了，何況你私刻別人的印章也是違法的。從此，不管有什麼好事都不會落到劉大石的頭上，甚至後來民辦教師調整時，連民辦教師都沒有當成。
可當我真想去當兵時，卻被想當兵的競爭對手告，說我的右手骨折過，水都不能提。後來兩個當兵的來到我家，他倆（其中有個是連部文書，他主要負責我的事）說了這事，感到很可笑。我的右手因騎自行車摔傷後19天就痊癒，一個星期後就開始打乒乓，兩個星期後就開始打籃球，並且在生產隊挖地、挑糞都沒問題，居然有人把我的手說得這麼糟糕。他倆還拿來一個手榴彈叫我扔，我扔了大概三十多米。他倆很高興，說沒問題，我到部隊軍訓這關是要過的，只要扔手榴彈行，其它就沒問題。
那幾天我就滿懷喜悅地等待當兵的好消息，可那兩個軍人又給我帶來了壞消息。他們說最後一關——公社黨委確定名單出了點問題，如果我能寫一份血書就有辦法。可我不知怎麼把手弄破，就有些猶豫，那個文書就說，算了，把身體搞壞不好，萬一沒去成，也不划算。幼稚的我，沒聽出話外之音，也就想，當不成兵，以後讀大學更好些。
他倆走後，我才知道是我父親怕我去當兵打仗，每天都到公社武裝部長面前去哭，說我的兄弟還小，一旦有事，他們沒依靠。
我的父親一輩子為我們*勞，雖然有四個女兒，可他4o歲才得到我這個兒子，第二個兒子因麻疹死了，48歲得到我小弟。他一輩子都在為我們做事。惟有這次，卻幫了我的倒忙，我有什麼理由去埋怨我的父親呢？
他怕我去當兵，還有一個原因。在舊社會，他曾經被抓壯丁的人抓去，關在一個屋子裡，準備送去當兵。後來，被他常給他家送玉米的大名鼎鼎的潘文化軍長認出，潘軍長說：「你怎麼在這裡？你去當兵，以後我家買誰的玉米餵豬呢？」我父親靈機一動，居然編故事說，他不想去，就是在給軍長家送玉米的路上被抓的。軍長看了一下他的士兵，然後不高興地說，放了他。
後來我們生產隊有個小伙子當兵去了，別人說就是他怕我去了後他去不成，是他到公社告的我。我覺得無所謂，反正別人也是為了活得好些。誰知他當兵不到兩年，在部隊違反了紀律，受到批評就想不通，用步槍口抵住自己的下顎開搶自殺了。
新兵要出當天，劉大石找到我說，這次部隊要招的畫畫的宣傳幹事沒招到，我倆乾脆跑去爬上新兵的車，混到部隊去再說。說實在的，真正要說畫畫、寫字，劉大石的水平比我高得多，我只不過是利用畫畫來調節自己，水平很低。而劉大石卻不同，他已到了專業的水平了。他參加書法比賽，獲得過全縣第二名。即使我們找到了部隊，論水平，自然該他去，當時，我也沒想那麼多，就和他一道騎著破自行車跑到縣城。到了縣城，我們四處打聽，沒找到來我區接新兵的揚連長。
在縣城花了三角錢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我倆又垂頭喪氣的騎著只有鈴鐺不響，其餘遍身都在響的破自行車回家了，我的第一個絕好的機會——當兵，是當時年輕人最好的展機會，就這樣在我身邊輕易地溜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