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有了自己的組織了，我們各個都感覺得精神煥，鬥志昂揚，十多個人立即投入到了緊張的戰鬥。
團政委鄒欽明領著幾個人辦我們的《燎原》戰報，我負責刻寫蠟紙，其餘的人負責找宣傳材料和油印、張貼戰報。
團長胡松兵帶領其他人張貼標語。不到一天的工夫，滿校園，滿大街都貼上了我們的標語。
可第二天一起來，卻被撕得一張不剩。我們非常氣憤，揚言要徹底炸爛敢於撕毀我們的革命大字報的頑固派的狗頭。可後來不是被撕毀而是被很多不同組織的大字報覆蓋。
我們的團長是一個非常衝動的人，而我們的政委卻是一個非常冷靜善於思考的人。在政委鄒欽明的提議下，我們開了一個大會。大會決定直接找縣委宣傳部負責人，為被工作組打成反革命的人平反。
第二天，我們傾巢出動。但當我們還未走進縣委大門時，就被我校原紅衛兵大隊部的人圍著，說我們是衝擊政府機關，是反革命。周圍還有很多不知從何處而來的陌生人，不斷的起哄和漫罵。
無奈，我們只得敗下陣來。
這時，大山以外已在進行全國大串聯，大山內的龍門縣還被封鎖得如鐵板一塊。外來串聯的大中學生不准進城，即使有進了城的被派出所或群眾舉報後，也會被送走。
一天晚上，又有一個省城來的造反派混進了縣城，並找到了我們的團長。他帶來了很多外面的消息，並建議我們走出大山吸取革命經驗。
於是，我們決定串聯去。願意去的人有8人，幾乎是戰鬥團的所有幹部。在我們外出串聯期間，在校的人由周文之負責，一切行動暫時停止。
第二天我們就各自回家準備行李、路費。
我回家後，說要到北京去見**，我父親很高興，就把他賣小豬的錢給了我2o元。
第三天我們就出了。當時從縣城坐客車到省會成都1oo公里，只要2元8角錢，我們都能拿得出。可是，縣政府和城關派出所都派有人把守，不准學生外出大串聯。於是，我們只得學老紅軍，背著行李走路到省城。
我是一個很灑脫的人，我沒帶被蓋，也沒有帶換洗衣服。聽說北京很冷，穿了一件學校給我做的棉衣。有的人不僅帶了些換洗衣服，而且還背上被蓋。我們一路上唱著革命歌曲，說著些豪言壯語，路上遇到的行人都給我們招手致意。有一輛客車還停了下來，司機給我們說，他很想搭我們進城，但公司有規定：不准搭學生去串聯。
走了5o公里後，我們就被家在籍田的同學送到當時的籍田初中住了一宿。第二天，有四個人說走不動了，他們就坐車走了。我和鄒欽明等四人堅持走到了省城郊區的琉璃場，實在太累了，我們就坐上了公交車，但售票員不收我們的錢。後來我們才知道，戴上一個紅衛兵袖章就是**的客人。大串聯，學習各地的革命經驗，更好地參加文化大革命是周總理支持的，所以，坐車、住宿、吃飯都由國家負責。
當我們四人到了省文化革命接待站時，乘車去的同學已辦好了接待手續，我們被安排在成都鹽道街中學接待站。接待站給我們安排了住宿，了三天食堂就餐的飯票，並且，每人領到了一枚**像章，別在胸前感到無比的榮耀。我們吃了飯後就到處看，這時我們才留意到了大標語上赫然寫著：「打倒李井泉（李井泉當時任西南局的黨總書記和四川省委書記），解放大西南，李井泉不投降，就叫他滅亡。」
當天晚上，我們走到錦江賓館時，聽說裡面在批判省長李大章。我們就跑進去，沒有人看門，一路暢通無阻。我們看到個子高大的李大章和省政府幾個頭目低著頭，接受紅衛兵的批判，使我們大開了眼界。原來，不可一世的領導人物，也可以乖乖地聽人民群眾的批評。而在我們龍門縣，連要求給受害群眾平反都被圍攻，看來，進行大串聯實在是一著很高明的棋。當時，胡松兵團長就說：我們每天在接待站吃過飯後，就一起到大街小巷看大字報和漫畫。還跑遍了成都各大專院校，去看他們寫的大字報，收集傳單，晚上就在宿舍分類整理。
在省師範學院，我們碰到了從我們學校考上師範院校的幾個學生。他們給我們介紹文化大革命的緣起，介紹運動展的過程。他們說：「文革初期的工作組是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齊派的，工作組進校後轉移了鬥爭大方向，把矛頭指向群眾，並挑動群眾斗群眾。」
這一席話，使我們如醍醐灌頂，頓時醒悟。知道了為什麼運動初期很多教師受到批判，很多學生和工人受到衝擊。
他們還說，劉少齊已承認：不知道文化革命怎麼搞，在京的領導同志就決定按過去的方法派工作組，工作組的做法有錯誤，已經同意撤銷工作組；至於給受害群眾平反的問題，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態度很堅決：就是有反必肅，有錯必糾，消除流毒。
團長胡松兵就有迫不及待地說：「乾脆就在成都收集幾天資料，再到各機關單位和大學看他們是怎樣打開局面的。學些經驗後，我們就殺回龍門縣大幹一場算了，還去北京幹啥？」
「我看，北京還是要去，因為那裡隨時都可以聽到**的聲音和中央文革的指示。我看就兵分兩路，一半人去北京取經，一半人返回龍門鬧革命吧？」政委鄒欽明說。
「也對，這樣更好些。」胡團長贊成地說。
三天過後，胡團長他們四個人就送我和鄒欽明四人到火車北站。到站後我們就唱《朋友再見》分手，唱得慷慨激昂，很讓路人羨慕，而且還有人跟著唱。可高興過後卻是一瓢冷水——我們登記的火車票還要等待，而要去北京的四人拿不到火車票。我們就走到進站口，想混進車站，但見管理很嚴格，沒有車票的人無法進去。我們圍著圍牆轉，看到有很多紅衛兵在翻牆，但乘警並沒阻止，翻不過的，有乘警還在幫他，生怕他摔到地下。我們四人都很膽小，沒有勇氣去翻牆。
他們三人就在商量怎麼辦，我很想去北京，就不甘心地繼續往前走。走了幾十米遠，就看到有一間小屋裡坐著兩個鐵路工作人員，他們也在談論文化革命。小屋的後門後面就是火車道。
我下意識地走進小屋，想給他倆談談讓我們從後門進站，到北京見**的事。也許，我的突然造訪，使他們不知所措，他倆並沒搭理我，我就朝開著的後門走進了車站。
進站後，我才想到找鄒欽明他們三人。我再返回時，那小屋後門緊閉。我一個人就這樣離開了我們的組織，我覺得很後怕。怎麼辦？如果從大門出去，再回到我們的接待站，還可以找到他們，但萬一找不到他們又怎麼辦？成都，我是第一次來，很陌生。開弓沒有回頭箭只得一個人硬著頭皮趕車去北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