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馬老師自殺後，工作組的人就不再批鬥老師了，就叫老師們自覺鬧革命，把自己的書籍通通交到學校工作組辦公室檢查。有的老師為了向工作組表示誠意，連過去的康熙字典都交上去了，說老字典裡的有些解釋不符合思想。
後來，就把重心轉移到學生身上，這時鄧團長就開始在同學們中間找問題。說來也巧，據說，高二年級有個叫史勇敢的人說過反動話，他在和同學們吹牛時說過「公共食堂時，他們生產隊餓死了十多個人」。這下可不得了，這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嗎？
於是，在辦公樓的乒乓台上又開了一場批鬥史勇敢的大會。因為是第一次批鬥學生，這次就更熱鬧了，可以說是所有批鬥會參與人數最多的一次，但也是開會最短的一次。因為很多同學都說史勇敢說的是實話，有些同學還說自己生產隊餓死的人更多，那是自然災害，國家還要還蘇修的債。弄的主持人很尷尬，就草草收場，叫史勇敢回去寫一份書面材料交工作組，半個小時就散了會。
可是，史勇敢卻沒有他的名字那樣勇敢，當晚就服毒自殺。幸好，現及時，被同班同學送到學校山下的縣醫院搶救，沒死成。
當晚很多同學都到醫院去看望他，我和鄒欽明也一道去了。小小的病房擠滿了很多人，除了安慰他以外，大家都把矛頭指向工作組和紅衛兵大隊部。有人說：「工作組進校，老師和同學都遭殃，文化大革命到底要革誰的命？」
「我也不明白，通知上說是要革那些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的命。難道我們的老師和同學都是修正主義分子嗎？」
「我覺得應該是革那些混進領導班子裡的修正主義分子的命，而不是老師和學生。因為他們不可能奪取政權，赫魯曉夫就是蘇聯的高層領導。」鄒欽明若有所思的說。
「對，很可能是革他們的命」很多同學贊同地說。
「可工作組是縣委縣政府派來的，他們應該按照黨中央、**的指示辦事呀，怎麼會是這樣呢？」
「你們還記得縣委木書記說的要找牛鬼蛇神、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分子、走資派，要到日記本中去找，到寫的文章中去找，到生活中的言談舉止中去找的話嗎？工作組不就是這樣貫徹的嗎？」
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地說過不停，但沒有誰能合理地解釋生在我們學校的現象。
到病房看史勇敢的人越來越多。進來一撥人，先來的就出去讓後來探視的人，不然，這小小的病房就會被擠爆。
後來，學校平靜了很長一段時間。據說，工作組的中心轉移到了機關、工廠和街道去了，我們學校的紅衛兵大隊部的人也跟著去了。
沒多久，就聽說縣人委揪出了一個反革命分子劉有力，縣印刷廠清出了賣國分子伍成玉，等幾十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分子、修正主義、牛鬼蛇神、走資派。整個龍門縣不安了起來，人們紛紛把自己的日記書信悄悄燒掉，生怕被工作組、紅衛兵搜出被打成反革命。
由於學校不再批鬥人了，似乎文化革命就快要結束了，所以，大家又開始了打撲克、玩象棋、軍旗等。好多人還組織班級棋牌大賽，一日三餐照常在學校伙食堂吃飯。我們有助學金的人，同樣可以到第三校長安岸春家裡簽字領取。這段時間我們過的可算是神仙日子了。
可好日子不長，大概在七月底，工作組的人就寫出通知說：「按上級指示，文化大革命暫告一段落。以下人員（以鄧德士、雷正子等98名學生）回家兩天，做好到馬縣參加四清運動的準備工作，其餘同學回家支援農業，打好今年秋收第一仗。」
我和一些同路的支農同學們一道，垂頭喪氣鬧騷滿腹地離開了學校。
我又回到我們龍門村了，我本來就是這裡孕育出來的生命，回到自己的老巢，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所以，一切照舊，又過起了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的，一切聽從生產隊長安排的日子。
可現在我已是19歲的小伙子了，個子也長得見得觀眾，不再是初中時的1米36了，再整天跟隨娘們幹些輕活，連自己都覺得不好意思。一個小伙子也不可能再去幹拖谷草的活，於是也就只得跟隨生產隊的強勞動力一起干挑糞種地、抬石、車水的重活。那時的身體就像一根芝麻桿，挑起糞桶來左右搖擺，腰腿脹痛，回到家裡就不想動彈。車水時，老坐不穩，屁股總要往下掉，有時乾脆就不坐，用手吊著扶手，腳登踩錘，惹得社員們捧腹大笑。第二天，隊長鄒如石就不再安排我車水了。
耕地時，看到牛就怕，遠遠的牽著牛牽索。別人幫我把枷檔套在牛脖子上，再吼一聲「走」，我就心慌意亂的抓住犁柄跟著牛走。犁淺了，牛就跑得風快，我拚命地跟著牛跑。跑不贏時，我就用力把犁頭插深些，可這一來就惹禍了，嘎的一聲，犁袁被拉斷了。隊長就說：「安娃，你不是干勞動的料啊！」，然後就叫人到保管室再拿一支犁頭，頂替我耕地了。我站在那裡看著別人耕起地來那輕鬆勁，就覺得十分慚愧，從此，我再也沒有耕過地了。幸好，我是第一次學耕地，大家都原諒我，沒叫我賠償生產隊的犁頭，但總覺得對不起大家。
我就這樣度日如年的過著煉獄般的日子，終於在苦熬了兩個多月後，隊長在公社開會給我帶來了回校復課鬧革命的通知。
剛走進縣城就看到高掛著「炸爛工作組，徹底鬧革命」的大標語，街道兩旁都貼滿了申討工作組罪行的大字報和受害人的控訴，一股強烈的火藥味漂浮在龍門縣城。
回到學校後，就看到到處張貼著各個自組織的紅衛兵宣言，千奇百怪，琳琅滿目。有叫打狗隊的，有叫五野的，有叫烽火的，還有叫挺進的……數不勝數。
走進寢室，碰到的第一個人就是鄒欽明。他說：「可把你等久了，我還以為你不想回校了，在家過得怎麼樣？」
「太苦太累了，我天天都想有人通知我回校，一直等到昨天。」我激動地說。
「有什麼打算？現在大家都對工作組不滿，對他們只許少數人革命的做法不滿，很多人都自組織了紅衛兵。你可能在街上已經看到了吧？」
「看到了。」
「打算參加哪一個組織？」
「不知道，你參加哪個，我就跟著。」
「我還沒決定，我們幾個正在準備成立一個，到時我通知你，好嗎？」
「太好了，你知道我這人喜歡隨波逐流。」
「一言為定！」
「一言為定！」
一戲話後，他就幫我鋪好床，然後我們就去食堂吃飯。
在路上，他才告訴了我這幾個月的變化。他說：「趕走工作組的事，我們沒有那個膽量，是重慶大學的造反派秦良動和川大的造反派劉川路給我們講的。你們回家支農時，我們有很多人都沒有走，就是他們告訴我們是劉少齊主席派的工作組。現在中央辦公廳和劉少齊主席都承認了派工作組的錯誤。但我們縣對這些消息封閉得很嚴，外地來串聯的大學生都被城關派出所的人扭送走了。我們幾十個人跑到縣委文化革命領導小組去鬧。迫於壓力，他們才招回了搞四清運動的學生，在農業學大寨的四干會上通知回家支農的同學返校參加文化大革命。」
還說：「工作組的人至今都不承認錯誤，儘管炸爛工作組的標語、大字報滿天飛，但有縣委的撐腰，他們還穩如泰山。還組織了兩批人到北京接受**的檢閱，連地主出身的鄭在花都去了，我們還不如地主子女。所以我門大家要齊心協力地同他們干，要有自己的組織，有行動綱領。」
果然，沒過幾天，鄒欽明就給我說到教室開會成立我們自己的組織。我到我們班的教室後，看到聚集了十多個同學，多數都是二樓我們相鄰的三個班的學生。
籌備會討論決定了我們的行動宗旨：為保衛黨中央，保衛**，我們將奮不顧身地參加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堅決同帝修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血戰到底，不獲全勝決不收兵。
我們的組織就取名為「革命到底」戰鬥團。
籌備會用半提名和半自薦的方法決定了幹部名單。我們的團長是胡松兵，政委是鄒欽名，我還在鄒欽明的提議下當上了宣傳部長。
第二天，在團長和政委與學校文革領導小組的協商下，領到錢，到街上製作了我們的革命到底的團旗和紅衛兵袖章。我們戴著袖章站在金光閃閃的團旗下宣誓：我們決心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堅決同帝修反，同一切走資本主席道路的當權派血戰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