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二十三年（649）五月二十六，52歲的一代英主唐太宗長逝於終南山的翠微宮。六月初一，22歲的太子李治即位，是為唐高宗，即大赦天下。
唐高宗是一個很尷尬的角色。在他前面，有太宗以及貞觀之治的耀眼光環，與他並駕齊驅繼而作他身後的是歷史上惟一的一個女皇武則天，高宗李治差不多被歷史忽略了。
對於高宗的當政，過去人們常以「昏懦」二字予以評價。理由一是認為他的才智不如其父太宗，二是因為他在當政期間把國家政柄交付武則天，也就是因為他的寵信，使一個女人居中用事，把持國政。那麼，高宗果真是一個「昏懦」之君嗎？
先來反駁前一條理由。唐太宗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明君，如果說只要才智不如他，就要被冠之以「昏」字，那實在是太苛刻了。事實上，高宗的天賦雖然不高，但經過太宗多年的苦心培養，畢竟掌握了一些治國本領。
高宗即位伊始，就立即暫停了對遼東（高麗）的戰爭及土木工程的營造，繼續推行貞觀晚年一度中斷過的休養生息政策。高宗非常勤於政事，確有治理好國家的願望，也鼓勵大臣們對有關國計民生的各個方面多提意見，並能接受正確意見。善於納諫成為他彌補天賦不高的重要措施。有一次，他出外打獵遇雨，就問臣下：「用油布做的雨衣怎麼樣才能不漏一點水？臣下說：「要是用瓦做，就不會漏雨了。」言外之意，是不應出來打獵遊玩。高宗愉快地接受了批評。顯慶元年（656），高宗再次徵詢如何能夠減輕百姓負擔。大臣來濟指出：「過多的勞役是老百姓的一大負擔，出工則誤農時，出錢又花費很多，應該免除一切不急需的搖役征。」高宗虛心採納。
高宗時期對於法律建設也十分重視。我國現存最完整的成文法典——著名的《唐律疏議》，就是在高宗永徽四年由長孫無忌等大臣修訂而成的。《唐律疏議》的頒布，完善了貞觀法制。而且，這一時期的執法狀況也是比較疏闊的。有一次，大理寺卿唐臨向高宗報告說：「監獄中在押的犯人只有5o多個，其中有2人需要判死刑。」如此低的犯罪率正是高宗統治平穩的極好佐證。
在對外關係方面，高宗所取得的成績是過其父太宗的。太宗大軍親征，徒勞無功。而後來高宗派大將蘇定方、李勣（即李世勣）和劉仁軌、薛仁貴經營遼東，最後兵圍平壤，凱旋班師，並在遼東設立九都督府。後來新羅統一朝鮮半島，與唐朝建立了良好的關係。顯然，高宗完成了太宗沒有實現的夢想。
這裡還有一組鐵的數據：貞觀時期全國人口不滿3oo萬戶，永徽三年（652），全國人口便增加到38o萬戶（在古代，統治者治國得當是人口增長的必要前提）。永徽五年（654），糧食大面積豐收，洛州地區粟米每斗兩錢半，粳米每斗11個銅錢。
這一切都說明了高宗初年在政治、經濟、文化、法律、軍事方面的成果比貞觀時期擴大了，因此「永徽（高宗年號）之政」不僅僅是過去人們所評價的「有貞觀之遺風」，而是把貞觀盛世繼續推向前進。一個繼續執行實踐證明是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繼續沿著國家建設和展的正確道路開拓前進的君主，一個使國家疆域不斷拓展、國力不斷增強、民族關係不斷改善的君主，怎麼能用「昏懦」二字來評價呢？
唐高宗雖然生性寬仁孝友，但並不代表他在政治上是懦弱無能之輩。李淵生22子，太宗生14子，這些皇室成員往往仗勢欺人，橫行不法，欺凌百姓，胡作非為。李淵的小兒子騰王李元嬰與太宗的七子蔣王李惲都是搜刮民財的能手，四處盤剝、掠奪，民憤很大。在一次普賜諸王時，李治說：「騰王叔叔和蔣王哥哥都善於自己經營，我看就不必賜給財物，只賞給他們兩車麻，讓他們回去做串銅錢的繩子吧。」李治雖沒有嚴厲地懲罰他們，卻使他們當場出醜，大失臉面，體現了賞罰分明的態度。
高宗在處理涉及皇帝權威和危及皇位穩固的事件中，沒有一絲昏懦和畏手畏腳。最典型的例子是永徽三年（652），他處理宗室近屬的謀反事件。太宗的女兒高陽公主與駙馬房遺愛（房玄齡之子）原是魏王李泰一黨，對高宗即位心懷不滿；高祖的女兒丹陽公主的丈夫薛萬徹、太宗的女兒巴陵公主的丈夫柴令武、高祖的六子荊王李元景等人也各有牢騷，他們便聯合起來，陰謀動政變，妄圖推翻高宗的統治。事變敗露以後，高宗立即命長孫無忌負責調查，房遺愛聲稱太宗三子吳王李恪是主謀。高宗對此事做了果斷處理：房遺愛、薛萬徹、柴令武等斬，荊王李元景、吳王李恪、高陽公主、巴陵公主等自盡。同時，株連很廣，吳王李恪之弟被廢為庶人，房遺愛之弟遭貶，薛萬徹之弟被流放。這樣的作風，如何能與「昏儒」掛鉤？
至於唐高宗寵信武則天，最後把政事委託給武則天，則要做具體分析。在高宗當政期間，廢立皇后是一件轟動朝野的大事。從表面上看，高宗不顧朝中元老的阻撓和以死相諫，一定要將服侍過先帝太宗的才人武媚娘立為皇后，似乎是被美色迷住了雙眼。但事實上，廢立皇后從另一方面反映了顧命大臣與高宗之間控制與反控制這一矛盾。
長孫無忌和褚遂良等為的顧命大臣是太宗生前在翠微宮中所做的政治安排，所謂是「受遺令輔政」。高宗即位後，長孫無忌、褚遂良等顧命大臣同心輔政，初登大寶的新君對他們自然也「恭己以聽」，頗為尊重。君臣之間度過了一段平靜的好時光。但是，這些元老自恃有功，希望高宗能完全聽命於他們。這時，高宗已近而立之年，不想再完全被他們左右，所以，繼續堅持自己的做法；當高宗和這幫顧命老臣撕破臉皮、公開決裂之際，便是他衝破貞觀顧命大臣的藩籬之時。他不情願生活在以先帝遺命為借口與他作對的政治包圍圈中，他想要做一個真正君臨天下的皇帝。所以，當許敬宗等人迎合武則天解除威脅的需要，誣陷褚遂良和長孫無忌時，唐高宗就趁機將長孫無忌等人貶黜，隨後又置於死地。可見，褚遂良與長孫無忌的被殺，是武則天的心願，也是唐高宗的旨意。經過皇后廢立事件，貞觀時代留下來的元老派大臣除李勣（即李世勣）外，大部分被罷免或疏遠，由支持武則天做皇后的李義府、許敬宗等人組成了新的統治中心。其間根本不存在唐高宗被武則天控制的問題，當然也就不能由此判定唐高宗「昏懦」。
關於高宗委政武則天的問題，顯然帶有強烈的男性社會為中心的價值取向和男性政治主導的評價色彩。高宗身體狀況不佳，晚年犯了類似今天的高血壓、高度近視眼之類的疾病，常常「風眩頭重，目不能視」，處理國政不能不有所依靠。而武則天做了皇后就是國之小君，參與國家政務自然有其政治土壤。加之武則天生性聰慧，又有很好的文史修養，與高宗在政事處理上有很多的共同點。武則天「處事皆稱旨」，是她能夠得到高宗信任並參政的主要原因。
唐朝世風開放，女性參政的障礙相對較弱，武則天參與朝政是出於高宗的意願，與歷史上評價的高宗任由武則天「專作威福」並不相同。按照司馬光《資治通鑒》的說法，自從麟德元年（664）底，高宗處置宰相上官儀以後，每逢上朝，武則天都「垂簾於後」。無論政事大小，高宗都會與她商議，中外謂之「二聖」。從高宗上元元年（674）起，皇帝稱「天皇」，皇后稱「天後」。這樣一個帝后同尊、並稱「二聖」時代的開始，距高宗離開人世還約有十年。也就是說，這樣的政治格局的確立，是在高宗思維清晰之時。而且，高宗並不是完全依賴武則天一個人，他還常常令皇太子監國，代他處理國政。他在身體允許的情況下，一直親自處理國政。在弘道元年（683）三月，即臨死前的幾個月，高宗仍然關注朝廷宰相的任職狀況，並罷免了欺凌舅家的宰相李義琰。所以，高宗委託政事於武則天，雖然心甘情願，但也不是完全放任。
唐高宗也許不是一個非常出色的皇帝，但絕不是「昏懦」的皇帝。唐高宗平穩地做了35年的皇帝，在唐朝所有皇帝當中，是除了玄宗以外在位時間最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