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夏秋之交，人事處新調來一個處長。這位新處長姓申，將近五十歲了，精力充沛。申處長一來我們處，看著幾個年輕的面孔，興奮地連聲說：「好！好！組織部裡的年輕人！有希望，有前途！我初來乍到，工作不熟悉，向你們多學習！」從那以後事事都要我們拿主意，辦完以後告訴他一聲就行了，他的回答是千篇一律的「哦！好，好！」
俗話說「新官上任三把火」，申處長一上任就開始大刀闊斧地「改革」。改什麼呢？應當說前任留下的底子還算不錯，我剛一進行時還感覺到某些正氣。但是申處長急於建立新功，就說：要改革，非改不可。於是他陪著老闆跑到深圳「考察」了一番金融業，回來時就已經成竹在胸了。
申處長開始讓我們夜以繼日地整理改革思路。應該說，一開始我還真以為這種改革是借鑒了人家的先進經驗，以為這種改革能夠解決好客觀存在的人浮於事、任人唯親、機構臃腫等弊端的。因此，我以一種很認真的態度對待這件事，可以說每一句話都是字斟句酌，每一個數字都反覆演算。然而，當時我就有種感覺：申處長的改革太急功近利、太流於浮躁了，因為人事體制改革涉及到成千上萬名職工的切身利益，稍微處理不好就會引起矛盾，在沒有充分調查研究和取得試點經驗的情況下就在全行推廣，是不是太輕率了？
第一個「改革舉措」就是「適當拉大拉開收入差距」。申處長和計財處的賈處長共同定了方案，根據行政職務來確定收入係數，把行長與普通員工的名義收入差距從二點五比一擴大到五點一比一，正處級的差距從二點一比一擴大到四點五比一，副處以下變動不大。由於工資總量是由總行控制的，不能突破，因此根據方案一測算，行領導、正處級名義收入幾乎翻了一番，副處級增長百分之三十，正副科級以下基本持平，普通職工下降百分之三十。這就是「改革」，實際上是把職工收入的一部分轉到了少數人手裡。方案一出，全行嘩然，在分行人事工作會議上，各二級分行和支行紛紛提出尖銳的批評意見，但是行長力排眾議，強行執行貫徹執行了。
其實誰都知道，很多國有企業的領導在用車、住房、醫療……等等一切方面都享有職工不可比擬的特權。比如說住房，領導們的住房不僅面積是普通職工的三倍，而且佔據了最好的地段、最好的樓層、最好的朝向，按市場價格計算，光住房一項「領導」們就比職工多得到數十萬元甚至更多；再比如說用車，領導們比擁有私車還划算，說是「公車」，但實際上有幾個單位的領導肯把自己的車拿出來「公用」的？車位、修理、耗油、過路過橋……一切都是公家出錢。光行長一個人就擁有兩部坐車：平時坐凌志；應付上級檢查時坐皇冠3.o。這實際上就是一種隱性收入或者灰色收入。此外，在九十年代初期搞市場經濟時，有很多上市公司為拉關係、搞貸款無償贈送原始股，通常數以萬計，一旦上市後就價格不菲、獲利很多。普通的職工哪裡有這種待遇？這在全國金融系統裡已經是公開的秘密。然而某些人並不以此為滿足，非要從職工那裡挖掉一塊不可。可悲的是，「改革」大權掌握在這些人手裡，這種「改革」就成了他們斂聚財富的一種手段。我還注意到在這個方案中，正處級和行級的差距始終不大，而副處級則差了一倍，這恐怕是因為制訂政策的申處長和計財處的賈處長都是正處級的緣故。在那年的工作總結上，申處長讓我寫下了如下的話：「實行拉大拉開收入差距以後，極大地調動了職工的積極性……出現了人人比奉獻比業績的可喜局面」。
第二個「改革舉措」就是「實現下崗分流，人員精簡」。正式職工不太好惹，就從臨時工開刀。於是數以百計的儲蓄崗位臨時工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工作，丟掉了飯碗。處長對這個改革舉措的評語是：「精簡了人員，提高了效率，使職工普遍產生了危機感，全行職工精神面貌為之一振。」
第三個「改革舉措」是「精簡機構」。由於分行有二十多個處室，每個處室各管一攤，支行也有對應的科室。機構臃腫的現象的確是存在的，但是問題出在各個環節，特別是總行和分行。申處長大刀闊斧地砍掉了支行的一半多處室，可分行機構紋絲不動，於是各個支行不得不一個科室對幾個婆婆，光開會和收文件都忙不過來。機構精簡了，但是人員卻沒法安排，那麼多「科級」、「副科級」怎麼辦？於是想出幾個新名詞「科級調研員」、「享受科級待遇」和「科級行員」，干科員的事，拿科長的錢，又引起了普通職工與這些人之間的矛盾。退下來的科長、副科長們也不服氣，都不好好幹。
就這樣，「改革新舉措」一個接一個出籠，三把火把全行燒的烏煙瘴氣。我們私下裡給申處長和計財處賈處長起了個綽號：「改革家」。只要有誰被處長叫到辦公室裡，出來以後大家都調侃般問：「怎麼樣，『改革家』又有什麼『改革新舉措？』」後來慢慢地，「改革家」的綽號傳到了全行，很多人都這麼叫。我們又覺得他們可能也聽到了，覺得這麼叫太刺耳，於是用了隱晦的叫法：英文「reformer」，漢語音譯為「瑞富門」。
隨著我的深入觀察和思考，我現這些既得利益者們所倡導的「改革」實際上是一種打著改革旗號的掠奪。他們的每一條措施都顯得「跟中央保持著一致」，都有一條冠冕堂皇的理由，可實際上卻是對誠實勞動者的剝削。因此我漸漸地對這種「改革」產生了厭惡和牴觸情緒，開始懷疑自己每天做這些工作究竟有什麼實際意義？我的價值在哪裡？我意識到自己無意中成為了他們的幫閒。
由於「拉開拉大收入分配差距，極大地調動了職工的積極性」，全行出現了「不適應工作者」辭職下崗的「可喜局面」。高學歷的、血氣方剛的大學生、研究生紛紛辭職、調出。其中一個碩士研究生，來行後就被分到城區支行做信貸員拉存款，由於不是本地人，本人又不善辭令，因此存款總是完不成任務，結果幾乎每月只能拿到基本工資。他們支行行長還說：碩士有個屁用？都是些書獃子，拉不來存款，架子還挺大。那研究生也想走，臨走時找我談了話，他說自己不想每個月八百塊混下去了，自己的價值不止這麼一點。我勸他好好想一想，行裡真正的科班碩士研究生出身的還不多，日後可能會得到重用。他說他要去找行長談談，看看行長是否挽留，要是挽留就留下來。過了兩天他來找我說，他找行長說自己想調走，行長只說了一句：好，去辦手續吧。
面對這種情況，申處長卻一點都不擔心。他說，讓他們走吧，**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去留隨他們的便。這些人不安心工作，成天要待遇，也不是什麼好東西。我心裡想，哼，人走了留下指標正好走後門不是？你是恨不得再多走幾個。當然，我沒敢說出來。在這種小氣候的影響下，大家全都心灰意懶，都在暗暗找自己的退路，處於一種渙散狀態。我剛進人事處時感覺到的那些正氣和勤於學習的風氣，此時已經蕩然無存。
應當承認，我並不是一個好幹部，我沒有足夠的膽量和這些人面對面鬥爭，因為自己還要在這裡謀生。我只有*消極怠工，或者跟他們唱對台戲來洩心中的不滿。那幾年行裡頻頻舉行各種各樣的考試，有職稱的、有上崗資格證的，我每次都監考。我心想，你們腐化墮落，憑什麼來難為職工？職工考不上上崗資格有下崗的危險，決不能讓你們得逞。於是凡是我監考的考場，全都出奇地寬鬆，我甚至冒著風險給職工們通風報信，讓大家抄個痛快。儘管很多職工我一輩子可能就只見這一面，但我還是這麼做了。後來我調離了銀行到h公司以後，有一回到銀行去辦事，幾個儲蓄員小姑娘認出了我，感激地對我說，我們都記得你呢！你是好人！我心想，一生中有幾個人記得我的好處，這輩子也算值了。
一九九七年底一九九八年初，全國最後一次房改。申處長任分房小組組長。分房子是單位裡矛盾最尖銳的時候，因此在一九九八年初的三個多月裡我們都沒見過處長幾面，處裡的日常工作由段副處長負責。
由於這次分房是「末班車」，怕以後趕不上了，我連忙和剛參加工作的女友拿了結婚證。這次分房也很怪，全部是暗箱操作。本來有個打分標準，把房源畫個表貼出來，根據排序先後進去挑就是了，又省事又公平。可是奇怪的是，這次採用「宣佈」的形式：把職工叫進去，告訴你哪裡有套房子，你要不要？這種方式下矛盾很突出，很多人大吵大鬧，結果鬧的凶的、沒後台的幾個被貶到支行去了，吵的凶的有後台的挑到了好房子。我進行晚，排名*後，也懶得吵鬧，於是輪到我挑時他宣佈「有套房子，只可惜是一樓，你要不要？」我二話沒說就答應了，事後才知道在分房子時候申處長還是照顧了我的。
廉書記又一次顯示了高風亮節。他本來是副廳級，完全可以住面積二百四十平方米的「行長樓」，可他卻偏偏挑了一套一百五十平方米的處長樓，樓層也不怎麼好。後來，我曾經問他為什麼放著大房子、好房子不要？他說：我是紀委書記，要做出表率，按照國家政策我這個級別的幹部住這麼大的房子已經是標了，房子夠住就行了，要那麼大幹什麼？又不開舞會，另外我這人喜歡清淨，不想和他們攪和在一起。
分房子還有個奇怪現象：領導們的司機房子好，行政處管伙食的科長房子好，伙食科長一人獨佔兩套房子。後來消息傳出去引起了公憤，伙食科長不得已退出了其中的一套小的。原因何在？因為行長家裡的一切吃、喝、用、度都是伙食科長用公款操辦的，十多年風雨無阻。至於司機嘛就更不用多說了，幾乎所有單位的小車司機都享有特權，因為……因為他們知道的事情實在太多了。
那年秋天我受申處長指派，跟計財處的那位「瑞富門」一同去查處某二級行獎金沒有執行「拉開拉大收入分配差距政策」的情況。到了一個辦事處找職工談話，一個職工冷冷地說：我們現在沒什麼錢。每個月**百塊工資，孩子上學都要用掉一半多，水電煤氣電話每月都是二百多，剩下的還有多少？我愛人單位效益不好，一個月只三百多塊。支行好不容易了人平一千塊獎金，要按「級別」拉開，我們能有幾個錢？還讓不讓人活了？「瑞富門」一本正經地說，「錢多錢少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分行制定政策就是要打破平均主義，實現『按貢獻取酬』，你貢獻大，可以多拿嘛！你們支行不執行就是不對的。」我在旁邊聽他的話實在忍不住了，來了個陣前倒戈，說道：「分行的政策本來就不合理！按級別放是搞級別的不平等！同一個級別上不也是平均主義嗎？哪裡是按『貢獻』取酬？打破了哪門子平均主義呀。」於是，我們的「聯合稽查」不歡而散。這事申處長知道以後，也哈哈一笑，竟然沒批評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