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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騰世紀 十四、列車奇遇 文 / 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

    上大學的幾年,我每學期放假都要坐火車回家。由於我是鐵路子弟,所以都是父親單位開出鐵路免票,乘火車不花錢,非常方便。因為路途比較遠,火車上人又比較雜,所以為了安全起見,頭兩年我總是在坐火車時穿著父親的鐵路制服,帶著大蓋帽,一般人總以為我是鐵路上的人,也就相對安全一些。

    剛上大學那兩年,武漢到太原沒有直達列車,只是每年春運期間有一趟廣州到太原的一三四次臨時旅客列車。第一次放寒假,我搭乘這趟臨時客車回家。那時,民工潮已經初露倪端,列車上坐滿了從廣州打工回家的民工,多半是河南人。別說坐的地方,連站的地方都沒有。我上了火車以後,一見是這個景象,想著這麼遠的路,要是總這麼擠著也挺恐怖的,就趕緊想辦法找地方坐。於是,我擠到列車員休息室門前,裝作問他事情,實際上是想跟列車員套套近乎,在列車員休息室坐一會兒。那個列車員是個比我大幾歲的年輕人,長得有點像陳佩斯。他一看門外站著個穿鐵路制服的人,回答了我的問題,就開始跟我攀談起來。談著談著,竟然現我們是太谷老鄉,他家是火車站的,於是頓時親熱起來,我也就坐進了列車員休息室,算是一路坐著到了太原。

    不過,這個列車員雖然屬於工人階級,但對那些沿途上火車的農民兄弟卻一點也沒有「工農聯盟」的情感。當火車走到漢口車站時,又有一大批民工扛著大包小包往火車上擠。當時我站在車門往外看,天哪,這個時候才感覺中國人可真多:站台上如同海洋一般,人群一波一波地往車門湧;車門口幾個扛著大包的擠作一團,都想先上車,各不相讓。這個時候開車鈴響了,列車員要關門,而車門口那些還沒上車的人抓住車門不肯下去。列車員高聲厲喝著,一邊抬起穿釘了掌的高筒皮靴的腳向那些手狠狠地踩下去,一邊用力關上車門。等車門關上以後,我往車門上剛才列車員腳踩的部位看去,上面似乎有些暗紅的血跡。看到這個景象,我的心中不知為什麼湧起一陣悲哀。

    等到寒假放完,我又乘坐這次臨時客車返校。從太原開車時車廂裡空蕩蕩的,一到河南安陽,呼啦啦地上來一大幫人,立刻全都滿了。隨著列車在河南境內南行,人越來越多。每一個車站,等待上車的民工都是人山人海;武警手裡拿著皮帶,抽打著不守秩序的人。河南民工多,而且不少人行為粗野、不講禮貌,扛著大包小包在車廂裡橫衝直撞,碰了別人、踩了別人也不說一句「對不起」。後來,很多民工沒有位置,就坐到行李架上,腳就神在下面坐著的旅客的頭頂,車廂裡瀰漫著一股汗酸味、腳氣味和劣質煙草味混合起來的臭氣。等到了武昌車站,由於人太多,列車員連車門都不開。我只得翻窗戶下車,結果下車時耳朵被車窗狠狠刮了一下,很疼了一些日子。

    火車上人多,魚龍混雜,各種各樣的怪事都有。有一次我旁邊有一個跟我年紀差不多、矮胖的農村小妞沒有座位,就要我們擠一擠,在我所坐的三人座位邊上坐了一角。當時我坐在*窗戶位置上,這算是三人座位中最好的一個了。我正在座位上看書,那個小妞突然拉了拉我的胳膊,然後對我說:「我有些暈車,你能不能跟我換個位子?」我一聽是暈車嘛,那就方便別人好了,於是就跟她換了位子。三人座位坐四個人,我坐在最外邊就只能坐上半個屁股。結果那個小妞坐到我的座位以後,就趴在桌子上睡著了,還直打鼾呢。過了一會醒過來,又往地上吐了幾口痰,開始吃起零食來。這時我身邊一位阿姨看不過去了,悄悄對我說:「這女的根本就不像是暈車的樣子,暈車的人都恨不得把膽汁都吐出來,怎麼還吃得下去東西?」我以前沒見過暈車的人,就說:「可是我見她往地上吐呀。」那位阿姨說:「暈車的人都是大口吐,她這是在吐痰,肯定是裝的。」我一想,媽的,老子一片善心竟被這個人給耍了,頓時氣不打一處來,就跟那小妞說要換過來。誰知那個女的反而倒打一耙,竟然教訓起我了,說:「你這個人怎麼這樣不通情理呢,我不是說了我暈車嗎?」我一聽更是勃然大怒,也懶得跟她廢話,眼一瞪說:「這是我的位子,我要你走開你就給我讓開!」我一凶,她就軟了,很不情願地讓了位子。

    一九九三年,漢口到太原的二八六次直達旅客列車開通,我回家也終於方便一些了。在一次乘火車路過河南境內時,突然有幾個穿著列車員制服的人抓了一個背著編織袋的人,打了他幾下,然後「列車員」佔到座位上,義正詞嚴地說:「旅客同志們!我們今天抓獲了一個私自販賣香煙的違法犯罪分子,查獲了一批高檔香煙紅塔山。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鐵道法》的有關規定,我們決定當場以每條三十元的價格把這批香煙處理給旅客,歡迎大家購買。」話音未落,就有一個人高喊:「我買五條!」我一看這個陣勢,斷定這幫人肯定是騙子,《鐵道法》中哪有這種規定?玩這種騙術的人,都是和列車員串通好了的,不是列車員的親朋好友,就是要給列車員回扣。

    俗話說*山吃山,*水吃水,*鐵路就吃鐵路。當時的二八六次列車,有很多列車員、乘警從事臥鋪舖位倒賣工作。到了大學三年級以後,鐵路免票逐漸管嚴了,我就用學生證買半票回家。而且那時也不再喜歡擠硬座了,總是想弄個臥鋪睡一覺。按照鐵路規定,學生半票是硬座,想坐臥鋪只有上車以後再去補臥鋪票。然而由於乘務員倒賣臥鋪,到列車長辦公席通過正規渠道根本就弄不到票,只有找列車員或者乘警,這樣錢就直接流進他們的腰包了。後來我逐漸瞭解了這其中的奧妙,就找到一個乘警,跟他說我想弄個臥鋪。那個乘警姓李,約莫四十歲年紀,就讓我在餐車門口等著。過了一會兒,他出來領我進了臥鋪車廂,跟那個列車員交待我是他的人,也沒有給我票。那個臥鋪車廂還有很多空鋪,我剛在自己的舖位上休息了一會兒,李乘警就叫我到車廂接口處一下。我知道這是來要錢了,就跟他出去按照「行規」給了他三十塊錢。李乘警接過三張十元的鈔票,數了數,衝我一笑,說:「我就喜歡跟你們這些知識分子打交道。」

    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下崗失業大潮席捲中國。一些鐵路工人的家屬,或者是下崗的鐵路工人為了謀生,就批一些水果或者零食到火車上賣。而列車上本身也設有售貨車,這樣雙方經常因為搶生意而產生矛盾。到了後來,那些下崗工人和家屬就不被允許上火車賣東西了。但是,他們要生存,要吃飯,就冒著風險裝成旅客,把貨物放在座位下面,看到車廂裡沒有乘務員,就趕緊偷著賣一點。列車員和乘警抓到這樣的人,有的是打一頓,有的是連貨帶錢洗劫一空,還有的是抓住這些人干諸如掃廁所、掃垃圾之類的髒活。除了來自車乘人員的威脅,這些賣貨的之間還互相劃分地盤,誰要是越界就要招徠毆打。我在上大學期間,就曾多次在列車上遇見這類情況。看到同是生活在社會最下層之間人們也這樣彼此不容,我真是感到難過。

    一九九二年我父親到商丘辦理完退休手續,就坐火車從商丘經由鄭州回山西。那時火車上人特別多,人擠人。好在父親那時身體還健康,商丘到鄭州也不算遠,就一路站到鄭州。到開封車站,車廂裡上來一個七十多歲的老頭,扶著一個更老的婦人。他們上車以後沒有座位,滿車廂裡坐著的年輕人見狀都熟視無睹,竟然沒有一個主動讓座的。那個老婦人還是個小腳,站在車廂裡顫顫巍巍的。那個七十多歲的老頭走到一對坐著的年輕人面前,鞠了個躬,說道:「我是從台灣回來的老兵,這是俺娘,已經九十多歲了,拜託您行行好給俺娘讓個座吧!」那幾個年輕人眼睛直朝上翻,誰也不讓座。老兵無奈,又扶著他老母親走到前面一個座位,又給人家鞠了一個躬,又說了同樣的話,依舊沒有人讓座。就這麼著,老兵從車廂這頭一路作揖到那頭,竟然沒有一個人讓座。我父親雖也是退休的老人,但還想幫幫他們。但無奈我父親自己也沒座位,就把自己的行李從行李架上取下來,讓那個老太太坐下。老兵給父親鞠了一個躬,哭了起來,說:「真沒想到,幾十年沒回來,中國人咋都變成了這樣?以後俺再也不會回來了。」我父親聽了,心裡也很不是滋味,只好安慰了他幾句。

    不過,坐火車也並非全是看到如此陰暗景象,也有美好的記憶。有一次我放假回家,到太原一下火車我看到一位四十多歲的女站務員,就問她:阿姨,到太谷的車在哪個站台坐呀?當時我胸前還別著z大學的校徽,那位阿姨見我是大學生,頓時很親切地回答我說:「在三站台,孩子。」說完,還用手幫我把羽絨服上沾著的一根鴨絨給撣了下來,那情景就像母親為兒子整理衣服一樣,充滿了慈愛與關切。我猜想,她一定有我這麼大一個兒子在外地上學。

    還有一次放暑假,我坐火車時帶了一個大可口可樂瓶子,裡面裝了茶葉水路上喝。火車走了一會兒,我去了一趟衛生間,結果回來以後,現原來只剩半瓶的水竟然變成滿瓶的了。正在納悶時,坐在我對面的一個農村小伙子衝我笑著說,我剛才口渴,又沒帶杯子,就喝了你的水,又幫你灌了一點。聽了他的解釋,我雖然覺得這個小伙子挺可愛,但那瓶子裡的水卻實在不想再喝了。

    一九九二年「五·一」節我在石家莊轉車,候車時身邊坐著一位年輕的解放軍軍官,大概是中尉軍銜。當時我閒著無聊,就拿出自己的集郵冊欣賞剛買的一些蘇聯和東歐的郵票。恰好那個解放軍也是個集郵愛好者,也把他的郵票拿出來。我們倆互相欣賞了對方的郵票,又交換了幾張,彼此留下了通訊地址就各奔東西了。後來,我們還互相通了一陣子信,那個解放軍還到我們學校找了我一次,送給我幾張郵票;而我則送給他一本書,還請他吃了一頓牛肉麵。如今,我和那個解放軍已經十二年沒有見面了,也不知他過得怎樣。

    我上大學那幾年恰好是全國經濟過熱,各地都在不顧實際地盲目上馬開區。我乘火車路過山西省壽陽縣境內的時候,也在一個荒涼的黃土梁子上看到一個很大的招牌:「高家坡經濟技術開區歡迎您來投資!」我當時就挺納悶,誰會來這個這個前不著村、後不著店,連棵樹都不長的荒郊野嶺投資,真不知道當地的父母官們是怎麼想的?後來幾年每次來來往往,我都會看到這個孤零零日漸破敗的招牌。到了一九九六年我參加工作後第一次回家過春節又路過這裡時,卻現招牌已經不在了。四周依舊是荒山野嶺,連棵樹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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