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原賣花燈那幾年，我母親總是要到太谷汽車站去雇一些跑客運的麵包車拉貨。在找來的那些司機裡面，有一個小伙子叫任忠生。任忠生當時大約二十八、九歲年紀，個子高高的，眉清目秀。之所以要專門把任忠生這個人作為一節來寫，就是因為他人如其名：仁義而忠厚。在那些來家里拉貨的司機裡面，就數任忠生兩口子既和氣，又勤快。母親看著這個人可交，隨後幾年就只讓任忠生拉貨。
任忠生是太谷縣城外的北沙河村人，他們兩口子有一個孩子，當時四、五歲年紀。母親以前拉貨，都是臨時到車站找司機。有很多司機來拉貨時，為了趕時間多跑兩趟賺錢，就一個勁地催「快點快點」；而且他們往往只是當司機，見我們手忙腳亂的裝貨，也不幫一下忙。其實，這麼催也省不了多少時間，還讓我們覺得挺討厭的。任忠生夫婦每次到我們家來拉花燈時，都不急不燥的，還幫著我們往車上送燈籠。這麼裝了幾回以後，我們都覺得任忠生兩口子厚道，就對他們說，以後往太原送貨的活都給你們干吧。任忠生兩口子一聽，都很高興。母親這人也厚道，當時凌晨來拉貨，任忠生兩口子來不及吃飯，母親就給他們每人做一大碗羊肉燴面，吃得又飽又暖的才一起上路。母親的飯做的好吃，任忠生兩口子吃了母親做的飯都挺高興。任忠生也喜歡過年時在自家大門上掛燈籠，母親每年都要挑出自己做的最好的一對花燈送給他們，兩口子都很高興地收下了，但也從不多要。每年過年，兩口子都帶著孩子給我父母拜年。母親看見他們孩子挺喜歡的，給壓歲錢，任忠生一看，後來就不帶孩子來了。
我和姐姐參加工作以後就沒有寒假了，賣花燈人手不夠。母親經常要到太原去招呼生意，家裡就剩父親一個人看門。任忠生兩口子見了，就對母親說，以後就不必回來裝貨了，需要上貨時，我們每天晚上出車回來就把燈籠裝好回家去，第二天一早直接送來就成。當時，我們家和任忠生兩口子已經建立了完全的信任關係，母親一點也不擔心他會偷東西，就同意了。那時任忠生和我們家裡都已經裝了電話，需要上貨時母親就打個電話給他，兩口子就在晚上開著車過來裝貨。當時父親已經年紀大了，手腳不是很利索，每次裝燈籠的活大部分都是任忠生兩口子干的，也不要加一分錢。花燈怕碰、怕擠，裝貨時任忠生兩口子都是小心翼翼的，彷彿是自己家的東西一樣。有一次任忠生的老婆不小心碰壞了一個燈，任忠生訓了她一頓，當場掏出錢來要賠。母親哪裡會要，堅決地擋了回去。
一九九六年春節，母親跟太原鐘樓街的一個姓段的商場經理合作，由人家代銷她的花燈。那一年花燈行情非常不好，姓段的賣不出去就要我母親降價。母親一看也沒別的辦法，就降到原料的成本價加每個燈十塊錢的工錢給他，他再翻一倍的價錢賣出去。第二年花燈行情又好了起來，燈價比前一年翻了一番還多，母親看著花燈如流水一般嘩啦嘩啦走，心裡挺高興。誰知姓段的這人特別黑，結帳時竟然按一九九六年降價後的價錢算，一個燈籠的全部利潤他一人就要白白賺走十分之九，最後還要把零頭去掉。我父母二人辛辛苦苦，沒日沒夜地忙活了一年，做的貨比哪一年都多，最後只掙了七千塊錢的工錢，平均下來一個人一個月連三百塊錢都不到。一向堅強的母親從姓段的那裡出來，頓時覺得悲憤難忍，忍不住哭了起來。任忠生那天正好和母親一起來拉剩下去的燈籠回去，見狀也氣憤不已，勸了母親半天。貨拉回去以後，任忠生說啥也不要車錢，跟母親說：「張姨，你一年到頭這麼辛苦，掙這麼一點血汗錢，我要是還要你的車費，我還算是個人嗎？那姓段的不是人，我任忠生還要做人呢！」一席話，說得母親又流起眼淚來。
後來有一次，任忠生在跑運輸時被歹徒打劫了。歹徒不但搶走了他的錢，而且還打斷了他的兩條肋骨。出了這事以後，母親去醫院看他。任忠生躺在病床上對母親說，自己不想幹運輸這個行當了。他老婆說，不幹這個行當，咱們怎麼過日子呀？任忠生當時挺生氣的，就說了句氣話：「我都被人家打成這樣了，還要我跑車，早晚有一天我會死在這個車上的！」話雖這麼說，等傷癒出院，任忠生還是又跑起了運輸。
一九九八年，我的父母隨我到武漢落戶。到了過春節時，父母回到山西處理以前年度沒有賣完的花燈存貨。那天母親給任忠生家裡打了很多次電話，始終沒有人接，當時就有些不祥的預感。於是母親騎自行車到汽車站找任忠生的車，也沒有找到。一問其他跑客運的司機，司機說：你還不知道？任忠生都死了好長時間了。原來，一九九八年的一天，任忠生為了躲避一個突然從路邊竄出的孩子，與一輛大卡車迎面相撞，當場就死了。
母親聽到這個噩耗，跟失去了自己的親人那樣傷心地大哭了一場，父親也為此難過了好些日子。直到這麼多年以後，父母只要一跟我提起任忠生，眼圈就總是紅紅的，都說任忠生是個好孩子，死的實在是太可惜了。在我寫這篇文章時，父母一再囑咐我：一定要把任忠生寫進去，為這個仁義忠厚的好孩子樹個碑，立個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