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一九九四年春節，我們家因為有九三年的底子，再加上姐姐參加了工作，經濟條件又改善了不少。姐姐參加工作，也都是母親關心的結果。叔叔到了廊坊以後，恰好他的一個女同事的丈夫小孫在廊坊人事局工作，叔叔就把這個路子告訴我母親。母親一聽，立馬跑到廊坊跟人家小孫見面。小孫那人挺好，就把辦事的程序跟母親一五一十地說了，母親當天就返回太原，到山西財經學院去調檔案、拿派遣證。山西財經學院管分配的那個人挺貪，去年都招呼過他了，結果今年還要刮一層皮。母親無奈，只好又給他送了不少禮，還有兩千塊錢。誰知這個人拿了錢也不辦事，竟然說姐姐的檔案現在省教委，要我母親自己去跑。
為了子女的前途，母親立即來到山西省教委辦公大樓前。當時正好是高考閱卷期間，省教委大樓三步一肛、五步一哨，戒備森嚴。母親鼓起勇氣，逕直闖了進去，被站崗的武警戰士攔住。母親向武警戰士說明來意，武警戰士向裡面通報了以後，人家請母親進去談。母親本以為這麼大的衙門肯定不好進，結果竟然如此順利。而且裡面的工作人員聽到母親的來意，立刻給母親讓座倒水，還直感歎母親對孩子這樣盡責，順暢地辦了手續，這才把檔案拿出來。母親把檔案拿到手以後，怕夜長夢多，連家都沒回就又返迴廊坊，一下火車就直奔小孫家裡。當時正值盛夏，母親又好幾天都在火車上往返，小孫根本沒料到母親辦事這麼快，見到我母親時，母親滿臉油汗，扶著牆氣喘吁吁，手裡還拎滿了酬謝小孫的禮物。由於廊坊歸河北省管轄，所以小孫告訴我母親還有個手續要到石家莊去辦。我母親一聽，立刻就站起來說，好，我現在就走。小孫一看，頓時感歎真是可憐天下父母心啊，於是自己都幫我母親到石家莊跑了一趟腿，算是順利地給我姐姐分配了工作，而且分到了當時最好的金融部門。
姐姐上班後，當時收入算不錯的。母親和父親並沒有因此喘口氣，繼續沒日沒夜地幹活。母親這人敬業，在花燈的品種上不斷動腦子推陳出新。她做花燈，不是簡單地把錢賺到就算了，而是想讓人家覺得錢花得值，不後悔。為了這個目的，母親和父親總是翻來覆去地校對花燈各個部分的比例，哪裡大一點，哪裡小一點，怎樣才最好看。花燈這種東西製作全*手工，每試制一次就要從裁鐵絲、焊燈、糊燈把整個過程全都搞一遍。在一個新品種投入生產之前，往往要試制十幾次，多的甚至幾十次。父親是急脾氣，被翻來覆去的試制弄得很煩，有好幾次都想甩手不幹了，但歇一會兒、抽根煙，就又趴在點焊機幹了起來。當時，我在學校裡也經常琢磨一些花燈的款式，畫好以後給家裡寄去，銷路都還不錯。
正因為如此下工夫，我們家的花燈在色澤、款式、質量上都是整個太原市場上最好的。當時，僅僅鐘樓街一帶做花燈賣的本地廠家就有七、八家，競爭很激烈。此外，還有大批來自河北的農民。河北的農民實際上並不會做花燈，只是看了我們的花燈以後，也想掙這個錢，就模仿著用鐵絲隨便焊成一個四方的或者八面的框子，用糨糊糊上尼龍綢，再在尼龍綢面上貼幾幅從舊掛歷上剪下來的美人圖，就算做成花燈了。這種劣質品歪歪斜斜的，但價格便宜，差不多大小的花燈只有我們家售價的三分之一。由於是用糨糊粘的，經常人家還沒買燈就先爛了。一九九三年春節花燈賣的好，河北農民聞訊，就一窩蜂地做花燈，到一九九四年春節全都湧到太原市場上來。即便是賣的如此便宜，河北農民的燈依舊賣不動。有一個買燈的人，逛街時先沒看到我們家的花燈，圖河北農民的燈便宜就買了。等走到我們家攤子前面，看看我們家精緻的花燈，再看看自己手裡剛買的七扭八歪的劣質產品，後悔不迭，就把它丟在地上跺得稀爛，再買我們家的燈。
由於經濟條件的改善，一九九四年春節我母親在鐘樓街西口和別人合租了一間小商店，大約有二十平米左右。從此，我們算是從站在大街上賣燈籠的辛苦中解脫了出來。那個商店字號是「鼎盛商店」，老闆是個粗壯的中年人，我只見過一面。他把鼎盛商店租給一個叫孫大鵬的人，孫大鵬就再把商店轉租出去，自己當「二老闆」，吃租金過日子。孫大鵬是個游手好閒的社會混混，一天到晚都在麻將桌上度過，後來還染上了毒癮。孫大鵬的老婆長得很漂亮，但嫁給這麼個人也真是明珠暗投。他們家因為孫大鵬貪賭弄得家徒四壁，兩口子經常因為這個事情吵架，他老婆好幾次哭著找我母親訴苦。
當時鼎盛商店裡還有一個租戶，叫馬葵，是個矮胖的中年女人，跟孫大鵬是老相識，模樣粗壯兇惡。馬葵做的買賣是賣「意大利手工包金項鏈」，其實是坑人的。馬葵的所謂「意大利手工包金項鏈」都是從廣州進的便宜貨，四五塊錢一米。馬葵進回來貨以後，弄幾個射燈一照，那些鏈子就顯得金光璀璨起來。馬葵在自己櫃檯上貼上「意大利手工包金項鏈」的大字招牌，在這幾個字下面則寫了兩個大字「二元」，後面則跟著蠅頭大的三個小字「一厘米」。這樣，一般人遠遠看上去彷彿是「意大利手工包金項鏈，二元」，而看不清後面的「一厘米」。四、五塊錢一米的劣質項鏈，被賣成兩元一厘米，可見心有多麼黑。
這招數騙不了城裡人，就騙那些過年到太原採購年貨的農村人。馬葵雇了兩個太原本地女人當售貨員，成天站在門口吆喝「意大利包金項鏈便宜賣，兩塊啦。」農村人從門口經過時一聽項鏈才兩塊，就伸著頭問，是多長的項鏈兩塊一條啊。馬葵一聽就知道魚兒上鉤了，故意裝糊塗說想要多長要多長。農村人愛貪小便宜，一聽想要多長要多長，貪心頓時上來，一個勁要求把項鏈弄長點。有一個農村女人，竟然跟馬葵要了條一米五長的項鏈。馬葵心裡直樂，還故意問她，這項鏈這麼長咋戴呀，一剪下來可是不能退貨的。村姑哪裡知道這是個套子，就說肯定不退貨。等馬葵把項鏈剪下來，一算賬要三百塊，那村姑頓時傻了眼，不要了。馬葵就凶相畢露，指著招牌上的字說：白紙黑字寫的清楚，兩塊錢一厘米，現在剪下來了，你不要哪行？那村姑一看脫不了身，就扭頭想跑。那兩個售貨員早就防著呢，一把抓住，三個城市女人就這麼欺負一個鄉下女人。最後那村姑不得不掏出三百塊錢來，哭著拿著這條只值六七塊錢的廉價項鏈走了。
當然，農村也有狠人，特別是一家子一家子來逛的。有一次，有一家六口人，三男三女也上了馬葵的套子，一看馬葵在坑人就不要了。馬葵就嚇唬人家跟人家吵，還威脅說要把人家扭送派出所。誰知那家子也挺厲害，那幾個大男人說，好，我還打算把你扭送派出所呢，讓公安給評評理，看誰在坑人？色厲內荏的馬葵一聽，也軟了下來，嘴上還裝硬：「他媽的，算老娘倒霉，碰到這麼不講道理的人！這項鏈我不賣了！」那家人一聽她「不賣了」，也還要去買年貨，也就走了。等那家人走遠，馬葵恨恨地往地上啐了口唾沫，罵道：「狗日的王八蛋，沒錢進什麼城麼。」說完，自己動手把剪下來的項鏈接了回去，繼續吆喝：「意大利包金項鏈便宜賣，兩塊啦……」
即便是痛痛快快地買走項鏈的人，在馬葵嘴裡也落不到好。有一次有一個衣著和長相都很漂亮的年輕婦女買了馬葵一條項鏈，馬葵報價是一百一十塊，那美女二話沒說就掏出一百一十塊給了馬葵。等那個美女走遠，馬葵把嘴一撇，罵道：「呸！瞧她穿的那個騷樣，肯定是個賣粉的（注太原人對賣淫婦女的俗稱）。買了老娘的項鏈，也不知道戴著它去上哪個糟老頭子的床。」
馬葵做這些勾當時，我也坐在邊上。看到那些老實的農村人辛辛苦苦掙來的錢，被馬葵這樣的人敲詐哭著離開的時候，心裡很不是滋味。但無奈人家是地頭蛇，我們寄人籬下，惹不起。馬葵她們幾個在沒生意的時候，也跟我們嘮嘮家常。聽說我是大學生，也非常羨慕。馬葵說，自己也知道坑人是傷天害理的，但是沒辦法，男人有病，孩子上學，還有老人，自己又沒個工作，不坑人騙錢這日子可怎麼過？我聽了她這番話，對她的惡感也就散去了不少。
不過從馬葵那裡我學到了不少東西，一是不貪小便宜。馬葵的黑店，就是「貪小便宜吃大虧」的生動教材。後來九七年我到北京出差時，清晨出了火車站往軍事博物館走時就碰到兩個騙子：一個從我前邊跑過，丟下一個鼓鼓囊囊的錢包；另一個跟在後面撿起來，對我說哎呀這是錢呀，咱倆把它分了吧。我一聽就知道是騙子，就冷笑著對他說，這錢是你撿的，都歸你，我不要。那兩個騙子一聽，頓時傻在那裡了。從馬葵那學到的另一個教益就是辨證地看待人，即便是馬葵這樣看起來十惡不赦的人，多多少少也還是有點人性的。
鐘樓街作為繁華的商業區，人來人往的，所以小偷特別多，警察也多。小偷跟警察，實際上是互為依存的關係，往往還都是熟人。我們那個商店，就經常有值勤的警察來要水喝，或者坐一會兒抽支煙；也經常有得手的小偷來數錢。有一天外面有一個穿得不錯得女人錢包被偷了，大概損失挺慘的，那女的就趴在雪地上打著滾號啕大哭，偷她錢包的小偷就躲在我們商店裡看熱鬧。警察和小偷碰到了，還互相打招呼，問小偷：今天弄了多少啊？小偷總是很謙虛，說不多不多，剛夠飯錢。至於小偷有沒有向警察行賄，我倒沒有看見過。
那個二老闆孫大鵬，長得高高瘦瘦的，還算體面；但目露賊光，一看就知道不是本分人。他總是有事沒事地披著個皮衣來商店裡晃一晃，有時賭輸了急需要錢就來催租金或者借錢。馬葵是他的老相識，不怕他，總是拖延著不交。孫大鵬急了，就說，呀呵，你的這身臭骨頭還真難啃，都成了硬骨頭六連了不是？馬葵把脖子一梗，還是不交。孫大鵬無奈，就找我母親借錢，張嘴就是五千。母親也知道這錢借出去就是肉包子打狗，但為了生意又不敢不借，只好討價還價借給他兩千。孫大鵬這種人是談不上什麼信義的，錢一到手就一直賴著不還。後來我母親在九八年到武漢前又去找他，他就把一個摩托羅拉的中文呼機抵債，母親拿到後給了我，我掛了兩年就買了手機，那個呼機也就扔在家裡了。
孫大鵬這人雖然賭博輸得家徒四壁，但還特別愛講排場，身上穿的衣服和皮鞋都是名牌，抽煙也要好煙。當時太原市場上比較高檔的香煙就是紅塔山，硬盒的十三塊一包，軟盒的十塊，孫大鵬就總是抽硬盒紅塔山。有一天他來店裡晃，看見我和我母親坐在那裡抽煙，恰巧他自己沒煙了，就把我們的煙盒拿起來一看，是一塊錢一包的「君子」牌。頓時用眼睛斜睨著我們母子，驚訝地說，當老闆的也抽這種煙？我母親笑道：我們是小買賣，抽不起好煙。說完讓他一根，他不要，掏出十三塊錢來對我說：去，到理店旁邊那家店裡幫我買盒紅塔山，要硬盒的。
也許是「鼎盛商店」這個名字起的好，在鼎盛商店賣燈的兩年裡，我們家賣花燈也賣得不錯，每年都賣了四萬多塊錢。一九九四年開學比較早，元宵節那天我直接從太原回學校，母親給我買了一隻溫州電烤雞，母子倆坐在旅館裡美美地吃了一頓。到了一九九六年春節，由於我和姐姐都參加了工作，假期有限，就沒法回去幫著母親賣花燈了。父母二人沒有足夠的人手支攤子，就再沒有租鼎盛商店，轉而由別人代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