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關於敏感題材
問：《大流歌》屬軍事題材作品，據說確實需要北京的相關機關批准才能出版。
答：不錯，《大流歌》是邊塞軍旅文學。邊防部隊屬我軍地方部隊序列，部署特別分散。北疆邊防部隊從組建之時起，對外稱謂一直以地名冠在「邊境工作站」、「邊防站」、「邊防連（營、團）」之前，甚至公開直呼番號。邊防事務與邊境人民密切相關。當地群眾對邊防部隊非常熟悉。兩國的邊防部隊隔界相對，耳聞目睹、相互瞭解。所以，它的公開化程度比其他作戰部隊大得多，不存在太多的保密限制。這些年來，各種類型的軍事題材電視連續劇鋪天蓋地，地方、軍隊都在拍，中央、地方電視台都在放。相比之下，《大流歌》的創作從未引用內部資料，從未翻閱任何單位的檔案。對於當時保密程度較高的邊防政策，本作品要麼以邊界兩側的人都知曉的真實事件來體現，要麼以權威媒體公開使用的口徑為準。涉及高層和敏感事物的深淺程度，與《國家使命》、《最後的騎兵連》等電視劇大體相當，遠不及《da師》和近二年播出的反映導彈部隊、航空兵部隊、海軍艦艇和6戰隊的電視劇。因此，不存在涉密問題。
問：《大流歌》涉及的文化大革命內容不多。邊境地區的造反奪權，沒有多大的政治敏感度吧。
答：確實如此。中蘇邊境對抗的時間跨度是1964年到1985年之間，無法逾越文化大革命那段歷史。作品中涉及「文革」較多的是第八節到第十一節，不足總篇幅的十分之一。其中描述較多的是一個師範學校的紅衛兵負責人，和一個林業局的奪權之爭，並沒有多大敏感度。涉及「東北新曙光」「一把手」的幾段內容，在當時當地早已人所共知，權威媒體也公開報道過（如其推崇「戰鬥村」、「巡視一圈扳倒一批官」等內容）。
前些年表現文化大革命的電視劇太多了，人們對它的敏感熱度早已降溫了。《大流歌》只把「文革」作為其中一段歷史背景，涉及的深度和廣度與《追日》、《軍歌嘹亮》等電視劇差不多，不及《歷史的天空》、《軍人機密》等作品。
問：《大流歌》作者如何看待前蘇聯？
答：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曾是中國人民的希望和榜樣。她幫助過中國的民族獨立、人民解放鬥爭和社會主義建設，我們都銘記在心。但是，在友好互助同盟條約有效期間內，趁中國經濟嚴重困難毀約、撤援、逼債，策動新疆大量邊民外逃，這也都是事實。1985年，鄧小平同志曾對當時的蘇聯最高領導人說，「在整個中蘇、中蒙邊界上蘇聯加強軍事設施，導彈不斷增加，相當於蘇聯全部導彈的三分之一，軍隊不斷增加，包括派軍隊到蒙古，總數達到了一百萬人。對中國的威脅從何而來？很自然地，中國得出了結論。」（鄧小平文第三卷294頁）為維護民族尊嚴和國家主權，中國不得不在本來「有邊無防」的北疆組建邊防部隊，一場令世人瞠目結舌又曠日持久的邊界對抗就展開了。這是歷史的真實面貌，歷史也對此做了是非分明的答案。
問：《大流歌》最敏感的問題，恐怕還在中國與前蘇聯的關係上，或者說是當前的中俄關係上。
答：不錯。《大流歌》從中國組建中蘇邊界東段邊防部隊寫起，隨著對抗逐步升級，進入1969—1979的十年重兵隔界對峙，再從邊境形勢逐漸緩和，到雙方地方機構恢復交往收筆。因此，反映兩國的磨擦與交涉，遠過《追日》、《國家使命》和反映中國裝甲武器科研的電視劇。如何把握上面所說的「真」與「度」，是作品力圖解決的難題，也是其主要特徵之一，就得多說幾句了。
一是《大流歌》歌頌友好。它不僅客觀地描寫對抗，也客觀地反映歷史的和當時的友誼。第一主人公既堅定地反對霸權主義政策，又以蘇聯民眾和軍人為友。他極力抵制當時國內風行的極「左」思潮的同時，不懈地尋找國界兩側的溝通渠道，屢遭挫折而不悔。他身體力行國際主義，執著地體現中華民族與人為善的寬廣胸懷，終於以誠意和行動贏得對方的尊重和響應，率先衝開了二十年壁壘，實現了邊界兩側的交流。《大流歌》不是為敵對和復仇而作，和平與友誼是它的主基「調」。
二是忠於歷史。《大流歌》主體上是紀實的，故事中的重大事件均曾真實地生過，主要情節都以歷史實事為基礎。其中涉外事件的描述均為寫實，只進行必要地輯選和連接，並無虛構。連作品中雙方的對話大都是歷史事件的真實當事人（記憶中的）原話，以圖最大限度地反映歷史真相。作者嚴肅聲明，對歷史的真實性負責就是對國界兩邊的人民負責。所使用的「紀實加虛構」手法中的後者，僅用於作品的中國方面的部分情節，而未用於涉外事件。這一點在《前言》中已經說明了。
三、是非分明。中蘇邊界對抗已成為歷史。時代前進了，世界格局改變了。中國與前蘇聯諸加盟國已經走上了和平共處與友好合作之路，大多已是戰略合作夥伴。回顧那段對抗歷史，應該、也可以無損於國際友好；正視歷史事實，必須、也能夠是展關係的基礎。那段歷史留下來的教訓，是人類應當共同接受的財富。鄧小平在1989年5月16日對當時的蘇聯領導人說：「結束過去，開闢未來……重點放在開闢未來的事情上。但是，過去的事完全不講恐怕也不好，總得有個交待。」（鄧小平文選第三卷292頁）自那時以後，新中國的歷代領導人都強調以史為為鑒，以古為鏡知更替。正視過去、明辨是非，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標誌。這種正視可能會在某段時間內讓某方面的某些人難以自豪，那他們應該認真審視己方當時的掌權集團所推行的政策，而不能歸咎於對方，也不能歸咎於己方人民大眾。後代人對那些政策有義務進行反思、糾正，對不符合人類共同利益、不適合歷史前進潮流的東西不能去延續、掩飾，更不能像日本極右勢力那樣抱定侵略別國的歷史恥辱柱不放。國家之間應該如此，國內各民族之間也應該如此。在這個問題上，當代的多數德意志人是比較明智而豁達的。
四是要正視聽。當前，中國與俄羅斯等前蘇聯國家的關係總體上展健康，但不是沒有不同聲音。有人無視近二百年來中國處於受侵略一方的基本史實；有人曲解邊境衝突的原因和真相；有人對當前雙方的交往持有異議；也有人將外交方針與當時的國內政治動態等同起來，甚至說那時的某個人是在爭當世界革命領袖，說『要準備打仗』是轉移國內視線等等。如果這些噪音僅僅生於某方的個別民眾身上也還罷了，見諸於報端和互聯網上，甚至聚成「渦流」，則不能不予關注了。
鄧小平同志曾對（前）蘇聯主要領導人說：「中國不侵略別人，對任何國家都不構成威脅，卻受外國的威脅。」「從六十年代中期起，我們的關係惡化了，基本上隔斷了。這不是指意識形態爭論的那些問題，這方面現在我們也不認為自己當時說的都是對的。真正的實質問題是不平等，中國人感到受屈辱。」（鄧小平文選第三卷294－295頁）
應該說，存在前面所說的不同聲音並不奇怪，也不可怕。但是，明辨是非是展未來關係的基礎。是非不容顛倒，必須還歷史以真實。講友好就「一邊倒」、一好百好；說鬥爭就「你死我活」抹煞情誼；等等，都不是現代文明人應該具有的修養，更不是一個偉大民族應該具備的品格。
對於這種噪音，某個時期、在某種程度上，政權層面和權威媒體不便於說什麼。近幾年的互動電視點播節目和地方報刊，披露了一些珍寶島事件真相和戰鬥參加者的回憶，應算是對某些不負責任的呱噪之回復。作者認為，自的、民間的、文藝的、地方的反映歷史真相，既是民主與法制社會的標誌，也是精神文明的表象，還是民族歷史責任感的展現。而宣揚優秀民族精神、歌頌美好與正義，則是文學藝術的不朽主題。
這裡要說明的是，上面提及一些的中央或省級電視台播放的相近題材的電視劇，那僅僅是就某個具體側面尋找類比參照體，並不意味對那些作品有何褒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