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關於《大流歌》的表
問：《大流歌》改寫定稿好幾年了，為什麼不通過常規渠道出版行？
答：四年多前，《大流歌》曾送到出版社。人家審查一遍說這是軍事題材，含有文化大革命內容，又以中蘇邊境對抗為故事主線，必須上報批准。選題送到出版主管部門，準備上報北京時，遇到了「不合時宜，暫不申報」的中途攔截。之後，有的出版單位願意合作，但不負責行。作者本不是文藝圈裡的人，且年事已高，不願為申請出版而奔波，更無心自己去推銷書。在《人民文學》上看到一家文化藝術公司願意代理，與其簽了約。因對方一年半內未能履行相關條款，作者宣告解除合同。對方同意中止合約，寄回了原稿的紙基部分——照片。我國的出版業正在改革過程中，《大流歌》只能等待時機了。
問：《大流歌》可以說是嘔心瀝血寫出來的，應該繼續尋求其他方式表、傳播。為什麼急於網上公示呢？
答：全程參與中蘇邊境對抗的軍隊幹部，大半已經辭世。活著的參與者中，視野相對廣闊，能表述那場鬥爭性質和基本路數的人，已經為數不多了。把那段歷程展現出來，是一個年逾古稀的邊防老兵難以抹去的心願。一次上網瀏覽群書，遇上了《解放戰爭》、《紅五軍團傳奇》等嚴肅題材作品，引網上表《大流歌》的衝動。第一天上傳6萬字，頭一個月上傳二十萬字。就這樣，老丘八變成了步青年人後塵的網絡文學新手，「幼兒園級」。
《大流歌》公示於網上，可以讓多一些人知道有這麼一部作品。歷史總是曲折前進的。一旦時機成熟、形勢適宜，就會有人來傳播它，來二度、三度加工開它。作者盡到一個愛好文學的中國邊防老軍人的責任，心願就算實現了。如果能得獲得網站編輯的推廣，讓更多人關注這部作品，那就更好了。
問：《大流歌》上網公示之前，常規出版渠道受挫，是因為所謂的敏感題材問題嗎？
答：名義上是的。每當提及此事，我就想起另一件事。1987年，靳羽西率領一個美國華語電視攝制組，不遠萬里來到黑龍江邊，為的是拍攝愛輝歷史展覽館。這本是華僑華人瞭解中國近代飽受欺壓宰割史，回顧中華民族抵抗外強的奮鬥史，開展熱愛祖國教育的義舉。已故的黑龍江省文化廳常務副廳長劉邦厚先生，當時還在黑河地區工作，由他陪同靳羽西一行前往愛輝古城。臨進展覽館大門時，傳來了「中途攔截」——「只能看，不能拍」。這讓靳羽西難堪而不解，讓她的攝制組哭笑不得，也讓劉邦厚先生尷尬至極。他酌量再三，橫下一條準備受處分的心，說：「進去！拍！」結果怎麼樣，大家不用問便會想到答案——那個華語電視台自然得體地處理了那起攝像風波。那個「上面的」中途攔截，也因上不了檯面而不了了之了。
另一件事也很說明問題。中國的黑河與蘇聯的布拉戈維甚斯克隔江相對。這兩個地州府級邊境重鎮之間，邊防軍的會談會晤歷來比較頻繁。進入八十年代，邊境形勢逐漸緩和，雙方聯繫趨於密切。在當時七千公里的中蘇邊境線上，黑河的會談代表率先引導對方接觸中國群眾；率先接觸對方群眾；率先促成兩個地方的友好團體交往；率先邀請蘇聯邊防代表到中方代表家裡做客；率先促成了兩岸地方貿易和旅遊的展開。那時候的黑河，往往不是通過軍隊和地方兩家的正常途徑先做好計劃再層層請示，那樣肯定會大費周折事倍功半。他們是請上級領導機關的相關部門負責人參與那裡的會談；借上級領導人直至黨中央總書記視察的機會滲透自己的想法，闡明得失利害，爭得必要支持。他們這麼做，不是為了出風頭，不是耍手腕，而是從國家和民族根本利益出，從當時兩國政治關係和邊境形勢的實際出，一點一滴地去推動形勢展，不是消極等待形勢好轉。這麼做是因為他們看透了某些機關的辦事作風，是迫不得已卻又屢試不爽的辦法。
在我看來，上述那種「中途攔截」之所以生，是我們一些掌握某些權力的機構裡，有些在位時間較長的從業人員滋生了一些脫離實際、脫離群眾、不思進取，甚至以權謀私的風氣。一是思維方法上的「隨潮之氣」，上面說要從嚴審查某種事物，有人就不管青紅皂白，沾上那種事物的邊兒就一律卡死。二是履行職務上的「惰性之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何必出頭惹是生非？三是公權行使上「利己之氣」，「無利不起早」。這話不是無的放矢——出面攔截《大流歌》出版的那個部門的主官和常務副職，當時就深陷**案件漩渦，事後都被撤職降級。當時的「中途攔截」是不是要表示其還在認真履行職責？是不是表示其「原則性」依然很強？是不是表示其威力還在？是不是還有別的因由，比如個人恩怨之類（其中一人與作者相認二十年）在起著某種作用，那就無法說清楚了。
問：前言中曾提到，寫作過程中從未觸及任何檔案資料。《大流歌》是紀實體裁小說，全靠記憶中的親身經歷，素材夠用嗎？
答：《大流歌》屬紀實小說，寫作中確實沒觸及任何檔案資料。我估計好多小說，比如《林海雪原》，也沒有檔案資料可以觸及。以長期生**驗來寫作，不一定只能寫自傳。親身體驗不等於體驗自身，還會的很多的耳聞目睹，會有很多感悟積累在腦子裡。此外，還有個人筆記，有老友敘談，有當時的照片（原稿送出版社時就附13幅相關照片），都會浮現當時的情景與感受，都會勾起廣泛聯想。此外，共同走過那段歷程的領導人和朋友出版的回顧性作品（如王海彥的《感悟人生》、劉邦厚的《兩棲地》等）也能起到引聯想和佐證事件的作用。
問：《大流歌》的故事主軸是中蘇邊境對抗，也展現了一些我國社會，特別是我軍內部的負面因素。有幾個後進人物的刻畫還是比較深刻的，有沒有玷污解放軍形象之嫌？
答：我軍歷來就不「純淨水」，不是鐵板一塊。歷來都是在政治路線的左與右、奮鬥動機的公與私、對待群眾的親與疏，組織紀律的嚴與松等內部摩擦和鬥爭中成長壯大的。我黨我軍的偉大，都不是因為她比o.9999的黃金還純粹，也不是像冰分子那麼相對靜止。她內部的團結不是一團和氣，而是通過與形形色色的錯誤思想和行為作鬥爭實現的。在瑞金，紅軍就槍斃了謝步升與唐達仁；在延安，八路軍就槍斃了黃克功與肖玉璧；建國後，槍斃了劉青山與張子善。英雄固然能催人大奮進；敗類也可以給人以啟示。《大流歌》展現了一些負面思想和行為，一是因為這些負面因素確實比較普遍的存在於當時的部隊中，有一定代表性。作品中的一些重要事件和尖銳衝突中的反面作用力，包括造成外交被動事件的那些情節，都是歷史事實的真實寫照。作為紀實性作品，這是不應該迴避的。二是這些負面因素是我國社會構成的必然表現，那幾個問題突出的人物都還沒壞到軍隊無法容留和改造的地步。那個年代上面出現了**，出現了黃、吳、葉、李、邱，各級各地都有大量的怪人怪事暴露出來。《大流歌》裡的滿、蔡、王、孫、李與前者相比，只是小巫見大巫，性質也有所不同。不展現他們，那段歷史豈不就失真了嗎？需要說明的是，作為小說，作品中的那些負面事件和內部衝突又不全是真人真事，就像正面典型人物不以某一個特定人為原型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