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夏爾不安地問道：「張先生，難道真的沒有什麼辦法可以避免戰爭的爆發麼？以我們現在的財政狀況和軍事實力，根本不足以承受與普魯士開戰的重壓啊。」
張繼微微地搖了搖頭，說道：「很抱歉，眼下，我還沒有看到和平的曙光。」
保羅·夏爾說道：「難道不能通過舉行和平談判、簽署和平協議的方式來解決普法之間的爭議麼？『三十年戰爭』不就是以《威斯特法利亞和約》的簽署為結局的麼？『三十年戰爭』的參戰國之多、戰況之慘烈遠甚於三個月前的衝突，尚且可以舉行和平談判、簽署和平協議的方式結束，普法之間的爭議為什麼就不能呢？」
張繼搖搖頭，說道：「保羅·夏爾先生，您要知道，『在戰場上得不到的，在談判桌上更加得不到』，外交活動終究是要以軍事實力作為後盾的。因為和平談判就意味著參戰雙方的妥協，也就意味著必然有一方要放棄一部分已經到手或者即將到手的利益。如果參戰雙方勢均力敵或者都已經被戰爭拖垮了，那它們自然會選擇通過舉行和平談判、簽署和平協議的方式結束戰爭，因為這樣做是理性的、明智的，符合最大利益的。您剛才提到的『三十年戰爭』就是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三十年戰爭』之所以能夠以《威斯特法利亞和約》的簽署為結局恰恰是因為神聖羅馬帝國、德意志地區天主教諸侯和西班牙一方已經被戰爭拖垮了，而法國、丹麥、瑞典和德意志地區新教諸侯一方的財政狀況和軍事實力也已經不足以支撐戰爭繼續。因此，參戰雙方才在戰爭幾乎已經結束的情況下，選擇了通過舉行和平談判、簽署和平協議的方式來善後。即便如此，《威斯特法利亞和約》也不是一個條件對等的和平協議，事實上，《威斯特法利亞和約》是偏向於法國、丹麥、瑞典和德意志地區新教諸侯一方的，因為，它們是事實上的戰勝者。」「
張繼頓了頓，繼續說道：「但是，如果參戰雙方的力量對比並不均衡，又或者強勢一方的財政狀況和軍事實力足以支撐戰爭繼續的話，強勢一方為什麼要平白無故地放棄那一部分已經到手或者即將到手的利益呢？現在的普魯士和法國就是這個樣子，如果普魯士不向法國開戰，它就一無所有，如果向法國開戰，它就有可能獲得夢寐以求的商品市場、原料產地和潛在殖民地，既然如此，為什麼不賭上一把呢？更何況，自己還是強勢一方，更加沒有主動放棄的道理了。」
保羅·夏爾說道：「張先生，您沒有弄明白我的意思，既然我提出通過舉行和平談判、簽署和平協議的方式來解決普法之間的爭議，就意味著我已經下定決心要犧牲一部分利益以滿足普魯士的擴張野心了。如果普魯士能夠以和平方式攫取這些利益，它又何必一定要通過戰爭的方式來獲得呢？」
張繼搖搖頭，說道：「保羅·夏爾先生，您的想法未免太天真了。我知道既然您提出通過舉行和平談判、簽署和平協議的方式來解決普法之間的爭議，就意味著您已經下定決心要犧牲一部分利益以滿足普魯士的擴張野心了。但是，您所下定的決心有多大呢？換言之，您願意犧牲多大一部分利益呢？能比普魯士通過戰爭方式攫取到的還要大麼？如果能，那麼，您是否想過，這樣的犧牲，法國民眾能夠接受麼？如果法國民眾不能夠接受，或許還沒等普魯士軍隊入侵，法國民眾就已經起來推翻陛下的政府了。如果不能，普魯士又為什麼願意和您坐到談判桌前呢？更何況，貪得無厭本來就是人的本性，這次，您犧牲一部分利益以滿足普魯士的擴張野心，下次又如何呢？中國的政論家蘇洵在《六國論》中指出『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還有一個成語，叫做『得寸進尺』，說的都是這個道理中，也就是不要指望依靠妥協和退讓來滿足敵人的貪慾與野心。」…,
說到這裡，張繼意味深長地說道：「更重要的是，即便普魯士的政界、財界和實業界領袖們願意和您坐到談判桌前，普魯士的軍界領袖們也會千方百計地加以阻撓的。」
保羅·夏爾疑惑地問道：「這是為什麼呢？」
張繼笑著說道：「保羅·夏爾先生，您是財政大臣，精於投資實業，但您不是外交大臣，不懂世道人心。讓·塔里昂先生在這方面就比您要老練的多。很多時候，您都還是太善良了。請您記住一句話，『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人是利益導向的動物。那麼，對於普魯士軍界而言，其根本利益何在呢？很簡單，就是獲得更多的軍費預算。但是，在國家興辦教育、投資實業因而財政緊張的情況下，如何才能盡可能多地獲得軍費預算呢？是的，戰爭。也就是說，普魯士的軍界領袖們渴望通過一場最終獲得勝利並成功攫取到商品市場、原料產地和潛在殖民地的對外戰爭，向政界、財界和實業界領袖們展示其自身價值，使他們明白，『讓普魯士的大炮為普魯士的工廠獲得更廣闊的市場』才是實現『富國強兵』的最佳捷徑。這樣一來，他們在今後才能獲得充足、穩定的軍費預算，這就是他們的根本利益所在。因此，即便普魯士的政界、財界和實業界領袖們有心避免戰爭，普魯士的軍界領袖們也會想方設法地發動戰爭的。或者說，軍界已經開始成為普魯士的一個擁有左右國家戰略和政策的力量的尾大不掉的既得利益集團了。可以說，普魯士的軍界，才是法國真正的敵人。據我推測，三個月前的衝突很有可能就是在普魯士的軍界領袖們的授意下挑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