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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一百零四章 這一條路是對的 文 / 龍吟月

    傅斯年聽了幾次課以後,他評價胡適: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於是胡適留在了北大哲學系。

    胡適很喜歡談墨,他認為yu知一家學說傳授沿革的次序,不可不先考訂這一家學說產生和發達的時代。如今講墨子的學說,當先知墨子生於何時。其中的兼愛思想成了胡適一生的品德。

    胡適還認為天人感應是漢代儒教的根教義,而這是受墨子天志的影響。

    1921年,梁啟超將作品《墨子》箋注輯為《墨經校釋》四卷,送請胡適作序。胡適在這篇長序讚美任公的貢獻,但也提出自己的看法。

    他認為墨子不曾見到戰國名將吳起的死─吳起死時,墨子已去世多年,而且墨學已是一種宗教。任公常說:績溪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適之。

    1917年,當時胡適還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生,他在《新青年》上發表《學改良芻議》,提倡使用白話寫作,石破天驚,引起很大反響。後來唐德剛在《胡適雜憶》中透露,胡適當時寫那篇章,原是在美國主編的《留學生季報》用的,後來抄了一份發表在陳獨秀主持的《新青年》上。

    發表《歷史的學觀念論》(1917年)、《建設的學革命論》(1918年)等論,認為死字決不能產出活學。中國若想有活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語的學,主張國語的學,學的國語。

    被譽為學革命最堂皇的宣言(鄭振鐸語)。

    1919年。守舊派林紓在給蔡元培的信中攻擊白話說: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cāo之語,按之皆有法,據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矣。

    1920年出版中國新學史上第一部白話詩集《嘗試集》。《嘗試集》的新詩充滿試驗性質,並不成熟。

    詩人餘光中認為胡適等人在新詩方面的重要性也大半是歷史的,不是美學的。周策縱評胡適新詩清新卻乏朦朧的趣味。

    《嘗試集》出版後,的確引起了相當大的反響。封建復古派反對它。學衡派東南大學教授胡先驌用言寫了長達兩萬多字的長:《評〈嘗試集〉》。

    胡先驌說:胡(適)君之《嘗試集》。死學也。其必死必朽也。不以其用活字之故,而遂得不死不朽也。物之將死,必精神失其常度,言動出於常軌。胡君輩之詩之鹵莽滅裂趨於極端,正其必死之徵耳。

    第一個用白話寫作獨幕劇《終身大事》。確立了現代話劇的新形式。劇情裡女主角留下孩兒的終身大事,孩兒該自己決斷的字條,與戀人離家出走。這是受亨利、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影響。

    胡適的小說《一個問題》開啟了中國現代小說的第一個流派問題小說,問題小說的代表作家有葉聖陶、羅家倫、楊振聲、冰心等。

    胡適在中國現代學術方面,是較早引入西方方法以來研究中國學術的。他首先採用了西方近代哲學的體系和方法研究中國先秦哲學。

    蔡元培讚揚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的長處是證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及系統的研究,稱其為第一部新的哲學史。

    馮友蘭多次肯定《中國哲學史大綱》,認為它表明在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適創始之功,是不可埋沒的。

    胡適在古典小說《紅樓夢》、《水滸傳》、《西遊記》、《三國演義》、《三俠五義》、《海上花列傳》、《兒女英雄傳》、《官場現形記》、《老殘遊記》等十二部小說的研究皆卓然有成,著述六十萬言,結集為《中國章回小說考證》出版。

    胡適是新紅學派─考據派的創始人。可以說是將小說納入了學術研究正軌的第一人,取代蔡元培為代表的索隱派舊紅學。

    胡適在《紅樓夢考證》中說:我現在要忠告諸位愛讀《紅樓夢》的人:我們若想真正瞭解《紅樓夢》,必須先打破這種牽強附會的《紅樓夢》謎學!

    胡適是《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即所謂甲戌)孤的發現者和擁有者。並且接下來發現了一系列珍貴的版比如《庚辰》,為現代紅學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胡適在寫《中國禪宗史》的過程中接觸到神會與北宗辯論的記載。感到如果不寫神會,就難以寫好禪宗史。

    1926年。胡適因在巴黎、倫敦相繼發現三卷及一份殘卷,約兩萬字有關神會和尚的資料,也就是《神會和尚語錄》和《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又在倫敦發現了神會的《顯宗記》,他不僅要把禪宗史全部從頭改寫,而且強調這位大和尚神會實在是禪宗的真正開山之祖,是《壇經》的原作者。

    印順法師認為此為他的結論是不足取的,胡適忽略了ri學者忽滑谷快天的部份,但在禪宗史的研究上,仍舊是有貢獻的。

    胡適將當時禪宗史研究的問題點,由西天二十八祖的傳承問題,轉為禪宗革命家身的問題。若無胡適的論斷在先,ri佛教學界不會有如此多的回應和研究成果,中國禪學研究將不可能達到今日之成就。

    是故印順法師的研究成果實受惠於胡適的先前貢獻。胡適說:一千多年中,幾乎沒有人知道神會在禪宗史上的地位,歷史上最不公平的事,莫有過於此事的了。

    1974年ri學者柳田聖山收集胡適的講詞、手稿、書信等編成《胡適禪學案》。

    1926年,胡適奉派到英國參加中英庚子賠款全體委員會會議,順便到大英博物館與巴黎國家圖書館尋找被斯坦因和伯希和偷走的敦煌遺卷裡的禪宗史料。

    胡適到了巴黎時,當時在德國柏林大學研究的傅斯年也趕來巴黎和胡適住在一起共同研究敦煌遺卷。

    胡適承認他的很多想法都是受到傅斯年的影響。基上胡適的禪宗研究就是要肯定北宗神秀的漸修學說而否定南宗惠能的頓悟說、並且證明所謂六祖壇經裡五祖弘忍傳惠能法衣的故事只是惠能的弟子神會和尚為了和北宗爭奪皇室的供養所編造出的神話。

    1942年,胡適卸任駐美大使後開始關注《水經注》研究,此後的20年間,在《水經注》版研究上花費了巨大的精力。

    所謂《水經注》案,是指一百多年來,部分學者指責戴震偷竊趙一清《水經注》研究成果一事。對此,學術界普遍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戴震抄襲了趙一清的成果;一種認為趙一清、全祖望、戴震各自duli研究,取得了大體相同的結果。

    在十幾年內,胡適蒐集了四十多種《水經注》的版,抄寫了一百多篇長篇章和一些考證字,用了千百個證據,為了推翻幾成定讞的所謂戴震抄襲趙一清《水經注》校的冤案。但部分學者認為是白費力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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