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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卷 第133章 文 / 姜戎

    第133章

    西周之後,歷史進入春秋戰國時代,由於華夏民族先祖強悍性格的遺傳很強,特別是中原,尤其是在陝西、山西、華北北部仍保留著大量的牧地,而且又經過周邊遊牧民族經常性的入侵輸血,所以,當時整個華夏民族的性格依然強悍,強悍到產生不出一個大一統中央集權**制度的程度。在春秋戰國時期,華夏民族在性格上甚至狼性大大強於羊性,群狼逐鹿中原,諸侯爭霸華夏,血沃中華大地。「臥薪嘗膽,奮發圖強」就是那個時代民族性格和精神的寫照。從民族性格中湧出的強悍進取的力量像火山群持續噴發,此起彼落500年。這一時期,在思想文化方面,更像是一次轟轟烈烈的地殼造山運動,儒家、道家、墨家、兵家以及法家等狼家,百家爭鳴,群峰林立。在華夏古代歷史上出現了思想精神文化上的空前的盛世。後來,中國在文化上的幾次復古運動,都想恢復此時的民族精神和性格,都沒有成功,但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唐代韓愈和北宋歐陽修的復古,造就了氣勢磅礡的「韓潮蘇海」。歷史證明,在政治經濟上不能復古,否則就是倒退。但在民族精神和性格上必須經常「復古」。西方的「文藝復興」就是一次非常偉大和成功的「復古」運動。

    到秦朝,秦國又有一個類似於又不同於西周的開端。秦國也是地處西部,因此它擁有西北千里遊牧區和秦川漢中巴蜀農耕區的半牧半農的經濟基礎,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半狼半羊雜交的國民性格。強悍性格產生強烈要求改革變法的強悍動力和願望,秦國商鞅變法首先成功,而以農耕為主的和信奉周禮的六國,卻因為長期的農耕生活國民性格日益軟化。秦國很快便對六國形成的壓倒性的優勢。到秦始皇時代便橫掃六國,統一華夏。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秦始皇開拓猛進的狼性性格,以今非古,焚書坑儒,強行推行「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又築長城,修馳道,建騎兵,擊匈奴。敢作敢為,大氣磅礡,首創了一個強悍向上的嶄新時代。需要說明的是,中國第一個中央集權**王朝得以建立,表明華夏民族的國民性格已經開始顯露農耕化的跡象。

    然而,由於秦國立國的基地是在戎狄遊牧區。秦國在秦穆公時期滅掉12個戎國,開地千里,成為「西戎霸主」,採用西戎遊牧民族的風俗習慣和法律。司馬光說秦「以貪狼為俗」,可見秦國受西戎的狼性格,甚至狼圖騰的影響極深。秦國當時已經是西部大國,秦襄公還曾被周平王封過諸侯。但是,華夏其他諸侯卻認為秦是西戎野蠻國,根本不承認它是華夏諸侯國,還不讓秦國參加華夏諸侯盟會。秦國國內遊牧民族的成份確實更重。因此,秦國國民性格的狼性過強。在這塊狼性土壤中誕生的秦始皇就很容易成為一個狼性暴君。結果,暴行激起反抗,潛伏在六國民間的狼性好漢揭竿而起,開始軟弱的華夏民族又被激發出強悍精神,起義遍佈全國。秦王朝二世而亡。但是,秦朝對中國歷史影響極為深遠,而遊牧民族的狼性性格在其中起到關鍵性作用,如果沒有秦國君民狼性格的作用因素,中國歷史決不會出現以後漢唐的輝煌上升時期。

    秦國到秦朝這段歷史,是草原民族對華夏民族又一次狼性血液的輸血,大大地沖淡了千年來從農耕生活中湧進民族血管的羊血,使剛剛又要羊化和孱弱的華夏民族性格,再一次強悍起來。

    到西漢時期,「漢承秦制」,西漢又承襲秦朝狼血,漢武帝在性格上就是第二個秦始皇,史家稱漢武帝「異於秦始皇無幾矣」,強悍好戰,舉全國之兵力財力,連年征伐,毫不妥協,不滅匈奴勢不罷休。當時的漢朝,主戰派佔絕對優勢,「銳勇輕死之士充滿朝廷」。漢武帝還大膽起用李廣、衛青、霍去病等等充滿狼性豪情的漢將,以騎兵攻騎兵,以騎射對騎射,兇猛果敢,長途奔襲,深入草原,血戰匈奴數十年,打得匈奴元氣大傷。強悍進取的漢武帝甚至還把作為防禦性工程的長城,也變成對草原經濟封鎖的進攻性武器,嚴禁鐵器武器藥材出關,斬殺大批違禁商人。

    但在當時華夏的農耕厚土上生長出來的儒家,終於長成大樹,進入官方主導意識形態。儒家主張以農為本,與民休息,輕徭薄賦;並主張施仁政,以馴化軟化國民性格,以典章制度治國安民。漢武帝在認識水平上異於秦始皇,他懂得儒家的作用。因此,西漢時期,狼羊結合,霸道王道雜之,狼血羊血大體平衡。西漢時期,漢民族終於在性格上從秦朝的「野蠻狼」發展到「文明狼」的歷史階段,達到古代「文明狼」的最佳性格水平。與同時代的西方強悍的古羅馬民族性格大致相當。國家強盛的程度也差距不遠。當時整個漢民族充滿了勇猛頑強,開疆拓土,消滅強敵的壯志豪情。那時的西漢國運昌盛,國富民強;文史哲經,藝術科技,高度繁榮;還第一次征服西北和西域,擴大華夏的遊牧國土,切斷了匈奴的財政來源,消滅了匈奴的主力。造就了一個長達400年的輝煌朝代。大漢帝國是華夏漢民族最值得驕傲的時代之一。遺憾的是,在以後的朝代,純粹漢民族的民族性格再也沒有達到過這樣的高度和水平。此後,靠漢族獨木難以支撐華夏文明大廈了。

    華夏民族再一次被輸狼血,則是一場巨大災難。隨著漢朝的屯墾戍邊政策的實行,農耕對草原的擴張,和對草原民族的一次次沉重軍事打擊和壓迫。以及晉朝殘酷的「徙戎政策」,即用武力驅逐異族出國境。激起遊牧民族的反抗。草原民族積累起巨大的報復力量。到晉末,匈奴、羯、氐、羌和鮮卑五個草原民族先後衝進中原。又先後建立16個國家,史稱「五胡十六國」。秦漢以來幾百年的農業大發展,華夏的農業已取得優勢,整個漢族已成為標準的農耕民族。而漢族在長期和平的農耕生活中已被逐漸沖淡了狼血,民族性格羊性化,畏戰怕死,不堪一擊。「五胡」便像狼沖羊群一樣,將整個中原變成「草原狼」的天下。時間長達120多年。在此期間,中原大地狼性太盛。因而,群狼混戰,血腥殘暴,屍骨遍野。但這次災難的內因,仍在於農耕文明的本身,溫柔敦厚的農耕民族缺乏強悍的國民性格來抵禦外來侵略。

    北魏是一個狼羊性格結合比較好的時代。我對北魏非常感興趣。建立北魏的鮮卑族和後來的蒙古族都屬於東胡,兩民族的語言有共同的祖源。據蒙古史權威、原中國元史研究會會長韓儒林先生說,「據近代學者研究,鮮卑為蒙古族。」

    鮮卑拓跋部極為凶悍,他們打敗了北匈奴佔據了蒙古草原。但是鮮卑的文化極為落後,連文字也沒有。然而,他們有蒙古草原狼一樣的兇猛的性格和智慧的頭腦,具有超凡的軍事才能。是五胡中的最卓絕的一支。北魏太武帝拓跋燾簡直就像頭神狼王,神武異常。他居然用了不到十年時間,依靠兇猛的騎兵,掃平群狼,統一了北部中國。在中國歷史上開創了第一個由草原民族建立的強悍有作為的朝代。

    更有意思的是,鮮卑拓跋像蒙古草原狼一樣愛動腦子極善學習,他們對漢文化極為癡迷,第一次表現出草原民族在文化和制度上開拓進取、勤奮學習的民族性格。在馮太后和孝文帝時期,大力倡導全民族學習漢文化並與漢族通婚,甚至幾乎達到全盤漢化的程度。後來幾十萬鮮卑遷都洛陽以後,完全使用漢語漢服漢制度,甚至將鮮卑姓改為漢性,例如將皇族拓跋氏改為長孫氏。讓南朝漢人來使分不清是到了胡國還是到了漢國。

    需要說明的是,草原民族對漢文化的主動接受是有深刻的種族根源的:一是,漢文化中有至高無上的天崇拜,也就是騰格裡崇拜,而漢文化中的天崇拜本來就是來源於草原民族的騰格裡崇拜,是炎黃先祖從草原帶到中原的原始崇拜。因此蒙古草原遊牧民族的最高崇拜與漢族天崇拜文化不僅不衝突,反而因原始崇拜的親緣關係而情感親近。後來蒙古本土的蒙古族最終沒有接受基督教和伊斯蘭教,而接受藏傳佛教,是與蒙古族和漢族共同的最高天崇拜有很大關係。因此漢族接受了哪種外來宗教,蒙古本土的草原民族也就接受哪種外來宗教;二是,漢文化儒學中也具有早期儒學遺留下來的強悍進取的遊牧精神,像「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強健不屈精神也頗合草原民族性格和狼圖騰精神;三是,儒家全力維護「天子」,也就是「騰格裡之子」的皇權。總之,漢文化本來就是遊牧民族來到農耕地區而逐步發展起來的文化,因此,當後來的草原民族入主中原農耕大地之後就不必在文化上從頭開始,只要把遊牧先輩和後輩的文化成果拿來即可。當然,後來蒙古族和滿族都看到了漢文化的缺陷,在接受漢文化時做了不小的取捨,並增添了許多遊牧文化的內容。

    還需要說明的是,傳統觀點認為遊牧民族雖然可以在武力上征服中原,但是漢族卻可以用漢文化征服遊牧民族,這實際上是一種大漢族主義觀點,因為,這種觀點最大的錯誤在於否定了最根本的非文化因素——華夏農耕土地的征服作用。華夏廣闊的農田能夠征服和軟化古代任何武功強悍的遊牧民族,華夏農田的征服作用遠遠超過文化上的作用。而且,遊牧民族被漢文化征服的觀點也否定了漢文化中的遊牧成份,否定了漢文化中的遊牧民族的部分所有權。實際上遊牧民族並不是被動地被漢文化征服,而是遊牧民族主動地選擇了漢文化。

    鮮卑拓跋的改革相當成功,北魏政治穩定,經濟繁榮,人口劇增,國際交往頻繁,一派東方大國強國的風貌。而且文化發達,佛教盛行,雲崗、龍門石窟中的北魏時期的大石佛至今令人景仰。使昏庸**、內亂短命的南朝漢族國家根本無法與之相比。以致於後來的中國人大多知道大名鼎鼎的北魏,而對同時期南朝漢人的宋國和齊國知之甚少。北魏和南朝的鮮明對比,說明華夏農耕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已開始暴露出它的致命的羊性軟弱性。遊牧民族以強悍進取的性格一旦集合起整個民族的力量,抓住一次機會便可以武力入主中原,再經過短短的幾代,就可以把華夏民族花費幾千年時間創造出來的文明成果學到手,甚至還超過你一頭。而缺乏強悍進取精神的漢民族,雖然文化比草原民族先進,但是它不得不依靠定期或不定期的輸血為生。如果幾百年不進行一次大規模狼性血液的輸血,它的骨頭就軟得難以支撐華夏大廈。古言道,「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實際上真正的「王者」就是遊牧精神和性格,而某個具體的王者就是遊牧精神和性格的某個代表人物。

    鮮卑拓跋統治北中國長達一百多年,這次草原民族對華夏農耕民族的輸血和混血,意義重大,影響深遠。所謂輸血和混血,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遊牧民族入主中原以後在遊牧精神和性格上對農耕民族的深刻影響。所謂「輸血」,也就是遊牧精神的輸入;二是種族混血雜交,增強民族雜交優勢,和增加新性格人群的數量。「五胡入中華」造成中原大地巨大戰亂,洛陽焚燬,血沃中原,十室九空,人口銳減。戰亂又造成華夏民族第一次規模巨大的民族大遷徙。據史料記載,中州,也就是中原,大約有六七成的漢人逃往江南,這又進一步地減少了北中國的漢族人口。此後源源不斷來自草原的遊牧民族,尤其是鮮卑族,便填補了空蕩蕩的中原和空城洛陽。《中國通史簡編》說,「照江統《徙戎論》所說,關中人口百餘萬,氐羌和鮮卑等族約佔半數。」魏孝文帝從平城遷都到洛陽時,就遷來鮮卑文武百官和軍隊,連同他們的家屬和奴僕,總數不下100萬人。為了學習漢文化和增加人口,鮮卑統治集團親自帶頭實行鼓勵鮮漢通婚的政策。由於居於統治地位的遊牧民族獲得了財產和權力上的優勢,就可以廣泛地通婚納妾多生子女,使得遊牧民族在種族人口繁殖上也取得超過漢族人口增長優勢。因而,經過北魏和整個北朝長達260年民族輸血和雜交混血,北中國實際上已成為遊牧民族與漢族在數量上大致相當的民族混合地區,尤其以鮮卑族的數量和影響為最大。

    這次民族輸血和混血使得再一次被農耕軟化和羊性化的華夏中原民族的性格和精神,又一次被激活,再一次強悍起來。但必須指出的是,中華遊牧民族對農耕民族的輸血和混血,對農耕民族來說是一件痛苦和殘酷的事情,但卻又是對「中國病」的絕對必要的搶救性治療。客觀地說,沒有這一次長期廣泛的輸血和混血,就不會有後來偉大的隋唐。

    北朝之後的隋朝,由於剛剛經過長達260多年的五個遊牧民族的狼性血液的輸血,中原民族實際上已經是由數量眾多的鮮卑民族、和其他遊牧民族、漢族、以及漢族與草原民族混血後代所組成的混合民族,而在統治上層,鮮卑族的數量、成份和影響占更大的比例。例如,隋朝朝廷充滿鮮卑族官員,連隋文帝的獨孤皇后都是鮮卑人。因此,在隋文帝時期,中原民族性格強悍,文化發達,又是一次狼羊結合較好的時期。從民族成份上講,隋朝是漢族和以鮮卑為主的遊牧民族共同創造的偉大朝代。

    因而,隋朝又是一個強悍進取,有創造,有作為,了不起的朝代:實行均田制,開鑿大運河,首創科舉制,擊敗擁有40萬騎兵的強大突厥,結束中國長達兩個半世紀的戰亂和分裂,建立起國土遼闊的統一國家。

    特別要提到的是,中國北方經過遊牧民族入侵長期戰亂破壞,本該在國力上落後於未受異族入侵的南朝。事實上恰恰相反,在南朝,漢族執政的宋齊梁陳一個比一個腐朽黑暗,軟弱無能,內訌短命。南中國的漢族政權後來被大隋朝輕而易舉地滅掉。

    從此以後,在古代中國又出現一個規律:受到過遊牧民族輸血和混血的北方中原,無論被戰亂破壞的多麼嚴重,但大多可以滅掉或收降南中國漢族政權,而南中國漢族的最後政權則無一例外地都被北方中原輕易滅掉。此規律的適用性還可以上推到秦。從秦滅楚吳、魏滅蜀、晉滅吳、隋滅梁陳、宋滅後蜀南唐吳越、元滅南宋、一直到清滅太平天國。此規律證明,遊牧性格大大強於農耕性格,強悍性格是民族自立於民族之林的決定性因素。純農耕的南中國一旦喪失了殘存的炎黃遊牧精神,又得不到新鮮遊牧精神的輸血,也就喪失了民族的脊樑,即便有發達的文化和經濟也無法捍衛自己的國土、保障自己國家的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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