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衛第三師和第四師是怎麼搞的？！這仗都打了快一個小時，還被老毛子的傘兵擋在中心城區外面！怎麼枕戈待旦，我看全是***扯淡。」在北京西山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戰略指揮中心之內，總參謀長助理林太平此刻正有些無奈的聽著一牆之隔的房間裡，李副總參謀長對著北京衛戍區的相關領導們咆哮著。
的確副總參謀長的此刻的心情是可以理解，北京作為中國的都，本應是人民解放軍防守最為嚴密的城市。此刻卻被蘇聯傘兵部隊成功著陸。向來武器裝備和訓練水準都冠於全軍的兩個警衛師奮戰了近一個小時，非但沒有將對方成功的圍殲在登陸場內，竟然連中心城區都進不去。至今中央警衛團、警衛第一師和武警部隊方面還在遭遇著蘇聯傘兵部隊的圍攻。而翹以盼的增援卻遲遲還沒有到來位置。
「警衛第一師方面已經連續三次告急了，說部隊缺乏重裝備，面對著老毛子的重裝空降部隊傷亡很大。你們讓我怎麼說？除了要求他們堅持再堅持，我能告訴他們什麼？說他們的兄弟部隊還在城外壓馬路嗎？」總參謀長焦急的聲線在位於地下的指揮中心內顯得格外的洪亮和刺耳。
事實上警衛第一師雖然名義是解放軍編制，但是其前身畢竟是由以中國人民公安中央縱隊第二師為前身的公安部隊改編而成的。雖然在編制上原比一般的野戰師龐大—不是傳統的三三制、也不是加強編製的四四制。而是編製有8個團之多。但是這個8個團的部隊卻非都是實戰部隊，因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儀仗大隊在絕大多數的時間內，均在警衛一師的建制內。
而且出於內衛的要求，警衛第一師基本上全是輕武器，有些部隊配有班用機槍和手榴彈，是標準的步兵連隊，有些部隊卻只有手槍和自動步槍。雖然警衛第一師的戰士所配備手槍和自動步槍是人民解放軍裝備序列之中最為先進的。但是此刻面對著擁有重型武器的蘇聯傘兵部隊卻終究難免吃虧。
不過值得慶幸的是在公主墳，與海軍司令部北牆隔著西長安街對望的北京衛戍區第一師師部在蘇聯空軍的第一輪遠程打擊之中倒是沒有被巡航導彈直接命中，在警衛第一師師部的直接領導和指揮之下，所屬各部隊均迅進入了臨戰狀態，在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住處以及以**南北為軸線的天門以西的機關單位外築起了一道鋼鐵長城。
與警衛第一師相比，已經改編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北京市總隊的警衛第二師，雖然前身是1949年1o月份成立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公安總隊。但倒是野戰軍的老底子。因為成立之初，該部由華北軍區補訓兵團第四旅第十三、十四、十五3個團及華北公安部部分工勤人員編成。警衛第二師長期以來都是外事保衛為主。除了負責保衛**南北為軸線的天門以東的機關單位之外，使領館區、外交活動場所（國際俱樂部、友誼商店、外交部等等）此刻也是由警衛第二師改編的北京武警總隊此刻的戰場。
「警衛第二師在使館區的行動倒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老毛子不是義和團、也不是紅衛兵，不會上演什麼攻打東交民巷的鬧劇。因此警衛第二師在使館區主要的任務還是防止出現使館區內生異動，避免出現有損我國國際形象的事情。」雖然警衛第二師已經改編成了武裝警察部隊，但是顯然李副參謀長還是沒有改口的習慣。東交民巷原名東江米巷，是老北京城米的集散地。19o1年清朝政府的《北京各國使館界址四至》和《辛丑和約》中，此巷劃成為中國第一個「使館區」。
但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後，新使館區漸漸形成於北京建國門外和朝陽門外，它們分別稱為「北京第一使館區」和「北京第二使館區」。其中第一使館區主要是一些親社會主義的國家使館。主要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後，較早承認新中國並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第二使館區又稱為北使館區，由周恩來制定區域並建設於196o年代初期，西方達國家使館雲集此處，環境幽靜。雖然198o年，北京規劃設計研究院按上級指示將亮馬河下游過三環路的區域規劃成「北京第三使館區」。但是那裡至今還沒有國家建立使領館。
北京使館區是在北京的外國駐中國的大使館所在區域，由於領使館所在地的特殊性，因此這裡又被稱為「第二國境線」。領使館區警衛部隊誕生於5o年代初期，組建以來，先後進行過18次編製體制的調整或改編。時至今日，已從當初的營級單位展壯大為團級規模的編制。
1962年5月26日，根據國際鬥爭形勢的需要，外事大隊恢復軍隊建制。隨後又改編為中國人民公安部隊第五團。第二師命令，中國人民公安部隊北京市總隊第五團改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衛戍區警衛第二師第九團。這個團雖然其後又改稱為警衛第二師第十五團。1983年改為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北京市總隊第九支隊。但是其規模和裝備卻始終保持著全軍前列的特殊性。
先是作戰編制上不是不同於普通步兵團的9個連的編制序列，而是擴編為12個連。除了普通的步兵分隊之外，團警通排擴建為通信連。還組建有獨立的高射機槍連。可以說除了缺乏重型機械化裝備之外，完全是一個強化的北方甲種步兵師主力團。可見中國政府一貫秉承著「外交無小事」的認真態度對待著各領使館區域的安全保衛工作。但是今天領使館區警衛部隊迅進入一級戒備封鎖這一地區內外進出道路的目的卻並不僅僅是防備蘇聯空降部隊的進攻。畢竟大使館是一國在建交國都派駐的常設外交代表機關，蘇聯軍隊還不至於喪心病狂到攻擊第三國的使領館。但是出於同樣的原因，這些使領館也極有可能成為蘇聯及其衛星國在這次奇襲之中最佳的「第五縱隊」。
此時蘇聯駐華大使館位於老北京城的東北角的東正教堂舊址上，佔地16公頃，甚至過了總面積7公頃的聯合國紐約總部，因此曾以「世界最大的駐外大使館」入選世界吉尼斯記錄。出現這一情況的原因是因為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二天，蘇聯政府即成為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個外國政府。中國政府也極為慷慨地大面積為其提供使館地皮。
據說早在17世紀初，俄羅斯政府就作出決定，向明帝國派駐第一個大使館。於是，第一批俄羅斯人1618年來到了北京。由伊萬.佩特林率領的哥薩克代表團在北京總共逗留了第一個外交使團，但下給它一封詔書，允許俄羅斯人前來建使館、在中國做買賣。
17世紀中後期，到北京做買賣的俄國商隊逐漸增多。清政府對他們非常慷慨，包吃包住，還管回程路費和護送。漸漸地，北京形成了兩個俄羅斯人聚居地：一是商人和宗教團體集中的「北關」，在東直門一座東正教教堂附近；另一個是外交使團居留的「南關」，即現在的東交民巷。1955年，北京市政府決定將外國使館遷出東交民巷，不知道是考慮到「北關」的傳統，還是迎合斯大林這個東正教神學院學生的喜好，中國政府將經歷了近3oo年的風雨變遷的「北關教堂」劃給蘇聯做使館用地。
在中蘇蜜月期內，氣勢恢弘的蘇聯大使館儼然成了一個巨大的驛站，大批的援中蘇聯專家從這裡奔赴新中國建設的第一線，5o年代，許多蘇聯專家來到北京，有些年總數多達數千人。而這其中就有包括蘇聯當時最著名的科學家：阿里克哈洛夫、維諾格拉多夫、布洛克欽契夫和弗拉迪米爾契夫在內的111名核物理學家。
但是隨著1959年蘇中關係惡化，幾乎所有蘇聯專家都被召回國內。在「**」年代和隨後的幾年，雙方使館的工作受到前所未有的影響，除了有限的經貿往來，其他交往都停止了。使館的部分工作就是抗議照會，人數更是降到最低限度。在北京的蘇聯人也只剩下為數不多的使館工作人員商務處工作人員、塔斯社和新聞社的記者。曾經熱鬧一時的蘇聯大使館也是「門前冷落車馬稀」。在這個期間除了熱血沸騰的紅衛兵「小將」之外，是鮮有人問津這位於鬧市的這片建築群落的。
在中蘇關係徹底破裂後，尤其在1966、1967年間，蘇聯駐華大使館成了「紅衛兵」長期的衝擊對象，通向蘇聯大使館的那條街道也被命名為「反修街」。1967年1月，中國駐蘇聯大使館遭到了蘇聯警方的「清洗」，在當年中國政府的一個聲明中稱：「16o至17o名便衣警察進入中國大使館場地，用暴力清除了陳列品並毆打31名使館工作人員，其中3人嚴重受傷。」1月27日，《人民日報》表了題為《痛擊蘇修混蛋們的瘋狂挑釁》的文章，將紅衛兵的情緒又一次調動起來。2月2日，蘇聯外交官員被紅衛兵圍困在車裡達16小時。
中蘇大使館成為兩國的外交衝突焦點的情況，一直延續到1969年。當年3月，周恩來在他修改的《關於抗議蘇修武裝挑畔組織群眾遊行示威的通知》中要求：各地軍民在遊行中要嚴格遵守中央關於「五不」、「一劃」的指示，即不沖、不砸、不燒、不抓及不打蘇聯駐華使館、機構和蘇聯在華人員，群眾隊伍同外國駐華使館之間要劃一道線。如此一來蘇聯等華約組織成員國的駐華使館這才很少受到來自紅衛兵的圍攻和衝擊。
但是少了紅衛兵的遊行卻並不意味著就是風平浪靜，敵意日益明顯的中蘇兩國之間都希望通過情報戰獲取對方最高決策機關的戰略意圖，以求在圍繞著漫長邊境線的大博弈之中佔據上風。為此克格勃在世界範圍內開展對中國的情報工作，不過蘇聯情報部門的主要精力不是在中國國內招募情報人員，而是其他國家招募中國留學生。
克格勃之所以要在世界範圍內招募中國間諜，主要是因為中國在國內擁有極強的反間諜能力。在蘇聯當局的感覺之中在中國每座城市裡的蘇聯情報人員都被至少上百名中國反間諜人員跟蹤監視，克格勃根本就不可能擺脫中國的盯梢。因此，克格勃主席的曾下令克格勃在中國以外的國家開展針對中國的情報工作。
不過這種做法在全世界通行的作法，在中國身上實施起來卻效果極差。比如說，一名蘇聯情報人員在瑞典斯德哥爾摩的大街上接近一名中國留學生，並跟他說漢語。這名中國學生就會立刻明白他成了被克格勃招募的對象，然後就會逃之夭夭。
當然，也有一些人會同意合作。他們會和蘇聯情報人員一同返回旅館，接受克格勃的資助，還會提供一些其實毫無價值的信息。在海外出差或學校交流項目結束後，這些中國人就會回到中國，然後就消失的無影無蹤，克格勃無法聯繫他們。有時候，克格勃能在參加國際會議的與會人員名單中找到以前曾經接觸過的一些中國學者。不過，結果令人失望。這些中國人一點都不願意再見到克格勃的老朋友。他們非常冷漠和謹慎。他們還經常索要克格勃官員的電話號碼，這次輪到克格勃官員因為害怕洩漏身份而逃之夭夭了。
不過中國對蘇聯國內也沒有什麼影響力。兩國關係緊張，幾乎中斷了雙邊的文化經濟交流，主要交流渠道就是外交和新聞。除了使館，雙方還有一些記者派駐在對方都。當時，雙方的反間諜機構都很緊張，對對方人員密切監視。當時新華社和《人民日報》均派有記者常駐莫斯科，克格勃對中國記者也是嚴密防範。克格勃當時的監控方式也是多種多樣，包括人盯人方式。中國記者去哪，他們就跟著去哪，你去看電影，他也買張票坐在你身邊。由於克格勃對盯梢不忌諱，所以，有時中國記者就和他們混熟了。走累了，中國記者和克格勃人員會坐在一起聊會兒天。接下來，中國記者再走，克格勃再跟著。
克格勃也在蘇聯自己領土上對中國實施間諜行動。克格勃在遠東、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的相關情報機構負責這一行動。克格勃在中國周邊地區從事的情報活動主要是徵召偷越國境的中國人。當時，由於多種原因，有不少中國人偷偷逃到蘇聯境內。於是，克格勃對這其中一些人下手，徵召他們作為克格勃間諜，並將他們派遣回中國。在克格勃邊防情報部門人員的幫助下，這些中國人會偷偷越過蘇中邊界，回到中國。他們當中有些人在中國境內瞭解到一些情況之後，會在數日內返回蘇聯，另有一些人則花費數月時間留在中國，甚至前往北京，並在那裡從事間諜活動。
對於克格勃來說，最難做的工作就是：如何確認這些返回蘇聯的中國人的真實目的：他們是針對中國而從事情報工作？還是針對蘇聯而從事情報工作？他們屬於克格勃的情報機關？還是屬於中國情報機構。當然，克格勃也會使用測謊儀和其他技術手段來測試這些中國人說話的真實性。當然，他們中的很多人被最終證明是雙面間諜。
總的來說，克格勃對華開展工作是最為困難的行動之一。這不僅是因為要讓中國公民充當間諜基本無望，更因為中蘇兩國情報機構和情報作業有著驚人的相似性。它們就像一對孿生兄弟，幾乎每樣事情都是一致的——方法、思維，甚至連部門序號都是一樣的。這讓蘇聯方面很難欺騙他們。
不過這一點伴隨著196第四任主席得以改變。在柯爾莫哥洛夫的推動之下，克格勃組建了第16局，其所主要執行的任務，就是從外國駐蘇機構的通信線路上截取有關信息以及對境內外的外交使館及代表處實施技術滲透。
雖然克格勃第16局主要針對的對象是美國，但是借助安裝在蘇聯駐北京大使館內的先進的無線電截收設備和被稱為「大馬士革鋼」的蘇聯第一代電子計算機，克格勃總算改變在中國只能依靠去翻找民用信箱獲取情報的尷尬狀態。在克格勃代號為「創舉」和「試樣」的無線電截收站在美國本土的華盛頓和紐約先後建立的同時，其同類的機構「蟹」站也在中國的都被秘密的建立。除了能夠截獲其他駐華外交機構拍的電報之外，蘇聯大使館還可以竊聽到通過中**用通信線路傳送的一些信息。
而從1983年開始，為了配合莫斯科的戰略欺騙所釋放的煙霧，蘇聯和中國才開始重新互派留學生，中國又開始出現俄語教師、科學文化界人士。但是這些在中國的蘇聯公民畢竟數量有限—在戰爭爆之前不過千餘人，而且對於莫斯科而言他們的存在也並足以阻止一場戰爭。因此在蘇聯傘兵空降在北京之前，在中國的蘇聯人大多並沒有接到來自自己祖國的任何警報，更無從象逃離沉船那樣提前躲避戰火。但是至少有一個人是個例外的，他就是蘇聯駐華大使—謝爾巴科夫。
和他的前輩一樣，謝爾巴科夫既是一個外交官，同時也一位情報人員。當然更是一位莫斯科眼中的中國通。在蘇聯駐華大使的位置上已經工作了6年之久的謝爾巴科夫雖然一直在為蘇聯政府和軍隊收集著中國的各方面情報，但是他從沒有想過戰爭竟然會在自己的任內爆。雖然在依舊滯留在中國的其他同胞相比，他更早獲得了戰爭已經到來的消息，但卻也僅僅是提前了不到2個小時而已。
離開蘇聯大使館之時，謝爾巴科夫看著車窗外全神戒備，但面無表情的中國武警，這位蘇聯大使不禁長歎一聲。他還記得就在中蘇關係異常敏感的時候，1976年4月，一名男子試圖帶炸藥闖入蘇聯駐華使館，負責警衛的一名中國戰士為保衛使館當場犧牲。得知事件真相後，蘇聯外交官們從使館內走出來，對著烈士犧牲的地方鞠躬默哀，說：「感謝你保衛了我們的安全，對於犧牲的烈士，我們很敬佩。」
在蘇聯遠程航空兵對北京的空襲開始了1個半小時，蘇聯傘兵已經在北京城區和中**隊交火近1個小時之後，謝爾巴科夫大使才按照莫斯科的指令前往會見中國外交部長。雖然知道中國有句成語叫：兩國交兵，不斬來使。但是在整個宣戰的過程之中，謝爾巴科夫大使還是強忍著內心的不安，強作出平靜的樣子照本宣科：
由於中國政府長期以來對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所採取的敵視態度，並一直以來推行的破壞、恐怖、間諜活動，並且反對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在亞洲乃至整個世界建立穩定**新秩序的努力，還將龐大的軍事力量集中於中蘇及中蒙邊境地區，因此對中國加緊破壞蘇聯和亞洲，違反其所承擔的國際義務的行為深感不滿的蘇聯政府，決心命令蘇聯武裝部隊動用他們所擁有的全部力量以消除中國的威脅。
蘇聯的宣戰，所得到的反應後來在有著無數個迥然不同的版本。但是無論是暴跳如雷還是靜如止水，有一點卻是所有傳說之**同會出現的。那就是「我希望莫斯科方面瞭解一點，那就是：戰爭才剛剛開始……。」中國如是回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