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雖大，好戰必危」這句據說出自古老中國最早的戰爭法則—《司馬法》中的名言雖然不曾為廣大俄羅斯人所知，但是作為此刻掌控著蘇聯龐大的戰爭機器向東南方向碾壓過去的奧加爾科夫元帥而言，卻宛如一條可怕的咒語在他的腦海裡始終不斷的顯現著。雖然在過去的十幾年裡，莫斯科憑藉著其強大的武裝力量在與華約正面對峙的歐洲戰場取得了空前的勝利，兵不血刃便實現了無數代沙皇和俄國將軍們的夢想—飲馬大西洋。
但是從阿富汗戰爭開始，曾經無往而不利的紅軍戰車便深陷於游擊戰的泥沼之中。的確從地圖上來看，假道阿富汗南下印度洋和阿拉伯海是蘇維埃帝國從側翼包抄波斯灣，最終切斷美國乃至整個西方石油咽喉的無二捷徑。但是曾經令19世紀號稱「日不落帝國」的大不列顛三次鎩羽而回的阿富汗山民卻並非是易與之輩。也難怪一位喀布爾市民在戰爭爆之後會對一名外國記者不無驕傲的說：「讓俄國人我們的歷史吧！」
雖然奧加爾科夫元帥的愛徒—副參謀總長的阿赫羅梅耶夫上將成功用各種手段在蘇聯紅軍進入阿富汗之前，令這個國家的十萬正規軍陷入了事實上的癱瘓之中。但是在許多地方，赤手空拳的阿富汗平民還勇敢站到了蘇聯紅軍的坦克面前，而那些已經被蘇聯軍事顧問團解除了武裝的阿富汗士兵，也不甘束手待斃，他們更是不遺餘力的對蘇聯軍隊的前進製造著障礙。雖然最終憑藉著龐大的兵力和嚴密的組織和計劃，蘇聯軍隊還是成功的完成了鯨吞阿富汗的奇襲計劃，但是阿富汗各地自組織起來的游擊隊卻將這一次本該在幾個月之內結束的軍事行動綿延成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消耗戰。
目前阿富汗的穆斯林游擊隊在蘇聯軍隊的重兵圍剿之下仍在頑強的成長著，在阿富汗東北部和東部各省，塔吉克族的根據地正在日益壯大著。越過終年積雪的明鐵蓋大阪，來自東方的武器裝備源源不斷的輸送到了這個國家。而在阿富汗邊境的南部，以美國為的西方世界也正在通過巴基斯坦武裝普什圖人。
「雖然說我們目前所擁有的力量足以在第一時間突破中國人的邊境防禦，甚至完全控制這個國家的北部縱深地帶，但是如果戰爭不能在短時間之內結束，那麼最終蘇聯紅軍將陷入一個數十倍於阿富汗的更大沼澤之中。」雖然在蘇共中央總書記柯爾莫哥洛夫的勸說之下，奧加爾科夫元帥最終選擇了與那些阿爾巴特軍區的「老近衛軍」們，不僅接受了對方宏大的增兵遠東計劃，更憑藉著自身的權威力主對中國動一場「一勞永逸」的戰略突襲。但是作為一名曾經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軍人，他卻深知押上巨額籌碼的莫斯科所面對的是何等凶險的傾國一賭。
在中蘇之間漫長的邊境線上，過3oo百萬人的蘇聯紅軍組成了4個戰略突擊集群。在戰線的最東邊，在烏蘇里江的右岸是由蘇聯遠東軍區精銳部隊所組成的紅旗濱海方面軍群，而在這支由戰功卓著的第第15合成集團軍為主組成的方面軍群的西北方向則是規模更為「龐大」的阿穆爾方面軍群。
在被中國人稱為「黑龍江」的阿穆爾河的北岸，蘇聯國防部部署著3個合成集團軍的兵力，但是只有包括奧加爾科夫元帥在內的少數幾個人知道，除了長期駐守在這個方向—阿穆爾斯克地區的第第第53合成集團軍根本就是子虛烏有的影子兵團，除了從蘇聯歐洲部分的各大軍事院校和後勤部門中抽調出來冗餘人員組成的集團軍司令部和偽裝部隊之外，這兩個集團軍的實際作戰兵力都各只有一個烏拉爾軍區調來的後備師。
因為在這個方向之上，蘇聯總參謀部的意願是能將更多的中**隊吸引到比鄰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的國境線上來。在這一地區的中國一側是三江平原、黑龍江沿河平原及嫩江流域所組成的廣袤荒蕪地區，也就是所謂的「北大荒」的所在。這裡曾是曾經擊敗契丹和中原漢族的通古斯人的祥之地。但是隨著17世紀通古斯人在中原地區建立滿清帝國，頒布了嚴禁漢人進入東北地區的法令，最終導致這一的邊境地區往往數百公里都緲無人煙。而來自歐洲的俄羅斯探險家們和哥薩克們也正是在這一時期趁虛進入，逐步完成帝國在東方的擴張。
雖然從1958年起，中國政府對這一地區進行了大規模開。數萬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復員官兵、知識青年和革命幹部，響應黨和國家的號召，懷著保衛邊疆、建設邊疆的豪情壯志來到「北大荒」。他們爬冰臥雪，排干沼澤，開墾荒原，建立了許多國營農場和軍墾農場，充實了邊防。但是依舊存在的沼澤和森林地區仍將大大限制現代機械化部隊的行動。因此根據奧加爾科夫元帥和蘇聯總參謀部的計劃，阿穆爾河北段雖然並不是合適的主攻方向。但通過一系列戰術欺騙的手段所虛構出來的重兵集團仍擔負著吸引中**隊主力的重要使命。
後貝加爾軍區的主要兵力集中於赤塔州一線，編組為後貝加爾方面軍群的突擊集群實力雄厚，除了後貝加爾軍區所屬的第第36兩個合成集團軍之外，在這一方面之上，還得到了分別從伏爾加軍區和敖德薩軍區抽調的兩支百戰雄師—近衛第第14集團軍的加強。一旦戰事打響，後貝加爾方面軍群將從滿洲裡方向沿著曾經被稱為「中東路」的鐵路幹線一路向南，越過呼倫貝爾草原直撲中國的石油工業基地—大慶，並在哈爾濱與紅旗濱海方面軍群勝利會師。
雖然很多「老近衛軍」都將未來的東北戰局視為1945年蘇聯紅軍殲滅日本關東軍的「滿州之役」的重演。但是曾經在遠東軍區工作過很長一段時間的奧加爾科夫元帥卻深知士氣高昂、兵員充沛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瀋陽軍區遠非當年暮氣沉沉的日本關東軍可比。而更為關鍵的是和當年各條戰線都捉襟見肘的日本不同，一旦戰爭真正打響瀋陽軍區將可以通過鐵路和海上運輸源源不斷得到關內的增援。
因此部署在布裡亞特加盟共和國和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境內，統一歸屬於西伯利亞軍區指揮的草原方面軍群和蒙古方面軍群從一開始便必須面對兩個幾乎同等重要的戰略目標：配合空降部隊奪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都—北京以及從內蒙古方向越過多山的長城防線直低渤海之濱，切斷東北戰場與華北的陸路聯繫。在奧加爾科夫元帥看來，雖然這個兩個方面軍群雲集了蘇聯紅軍最為精銳的突擊力量，並可以得到蒙古人民軍的支援，但同時兼顧兩個戰略目標仍是戰役指揮官的大忌。
可對此在戰爭全面爆之前，奧加爾科夫元帥唯一能作的只有為這兩個方面軍各選派一位足以獨當一面的將才。從蘇聯軍隊駐德集群總司令的崗位上調來的斯涅特科夫負責指揮同樣由歐洲調來的近衛第第第3集團軍所組成草原方面軍群。而現任西伯利亞軍區司令**夫上將則統帥著得到近衛第第1o特種機械化集團軍加強的蒙古方面軍群。
而在遙遠的西北戰場，司令部設在阿拉木圖的中亞軍區將在南方戰區司令部的支持之下，越過國境進入中國的新疆地區。作為蘇聯軍隊16個軍區之中最為年輕的一個—雖然早在蘇聯建國初期，伏龍芝所指揮的東方面軍便分編組建了中亞軍區，但是在二戰結束之後的漫長歲月之中，這個區域的防禦任務一直由土耳其斯坦軍區和草原軍區分別承擔著。新的中亞軍區是1969年6月24日才針對中國的威脅而重建。
雖然轄區包括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三個加盟共和國，但是中亞軍區所擁有的兵力卻僅有1個坦克師，5個摩步師。除了數量上的不足之外，這些部隊在蘇聯武裝力量的編制之中更是處於二線地位的簡編師，與精銳的一線部隊相比，簡編師需要在動員2—3周後才能執行作戰任務。因此在南方戰區的後續部隊抵達戰場之前，奧加爾科夫元帥並不對由中亞軍區編成的阿拉木圖方面軍抱以太大的希望。他們雖然同樣被要求在戰爭打響之後越過國境線，但是蘇聯最高統帥部對他們的要求僅僅是以攻代守，牽制中國烏魯木齊軍區的兵力而已。
面對著空前遼闊的戰線，奧加爾科夫元帥遠沒有麾下的那些將軍們那樣信心十足，他深知他所要面對的對手擁有著深不見底的戰爭潛力。雖然蘇聯軍隊在中、蘇邊境已經集結了空前龐大的突擊力量，但是面對著一個近2o年都處於「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臨戰狀態的社會主義國家，要想取得勝利。()那麼惟有在第一時間便通過出其不意的猛烈打擊，一舉摧毀對方的指揮中樞。
出其不意是所有進攻者都夢寐以求的狀態，但卻也是最難以實現的。為了麻痺中國，在盡可能以各種隱蔽的方式向遠東投送力量的同時。莫斯科還頻頻向中國遞出「橄欖枝」。就在中國對悍然入侵柬埔寨和頻繁在兩國邊境上製造摩擦和挑起事端的河內政府展開自衛反擊作戰之後，蘇聯政府卻似乎突然對改善兩國關係有了興趣。
雖然此前中蘇關係在表面的冰凍之下並非沒有突破。如197o年雙方互派大使，改變了長期以來兩國外交關係僅是代辦級的不正常局面；再如1977年中國外長黃華到蘇聯駐華使館參加十月革命勝利6o週年的紀念活動，這是1969年以來中國高級官員次出席蘇方的紀念活動。但是從總體上看，兩國關係並未生大的改變。因此，兩國之間雖有火車相通、飛機相連，但無論官方還是民間都鮮有往來。整個197o年年代，中蘇貿易額降到了歷史上的最低點，只有o.47億美元，占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1%左右。與此相比，中日同期的貿易額為1ooo億美元，中美的貿易額為55o億美元。
甚至連1976年1o月，中國**粉碎了「四人幫」後，蘇聯外交部副部長伊利切夫曾經約見中國駐蘇使館臨時代辦，交給他一封蘇共中央總書記勃列日涅夫致華國鋒主席的賀電，內稱：「當您就任中國**中央委員會主席之際，請接受我的祝賀。」對此，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蘇聯代辦處只能向伊利切夫表示：「遺憾的是，我不能接受這封電報。因為正如您所知道的，我們兩黨之間沒有關係。」可以說，當時的中蘇關係已經跌入了最低谷。
但是從1979年9月下旬開始，雙方卻約定輪流在兩國都舉行副外長級的中蘇國家關係談判。對此公開的解釋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擺在了兩國領導人面前，這就是如何處置《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這個條約於195o年2月14日簽字，4月11日生效，有效期為3o年。如果在期滿前一年締約的任何一方不提出終止該條約，則條約將延期5年。也就是說，關於條約的廢留，雙方至遲要在1979年4月11日前作出決定。
1979年1月，勃列日涅夫在接見美國《時代》週刊的記者時，說蘇聯方面「任何時候都不會撕毀體現蘇中兩國人民友誼的文件」。又說：「我們對於恢復同中國的友好、睦鄰的關係看不到有任何客觀上的障礙。」不管勃列日涅夫此番講話的動機如何，是想先聲奪人，爭取外交上的主動，還是為了宣傳，借此對中國進行攻擊，總之，他把球踢到了中國一邊。
1979年4月，中國外交部部長緊急召見蘇聯駐華大使謝爾巴科夫，將中國人大常委會的決議通知蘇聯方面，即《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期滿後不再延長。同時，在遞交的照會中，還建議雙方就解決兩國間懸而未決的問題、改善兩國關係舉行談判。這顯然是一個深謀遠慮的決定。不再延長早已名存實亡的條約，既尊重了現實，又使蘇聯領導人在這個問題上大作文章以爭得有利地位的企圖付之東流；而順勢提出就兩國關係舉行談判，則使中國一舉掌握了主動權。而蘇聯的回應並不出乎中國的意料。莫斯科一方面對中國不延長條約的決定進行了指責，另一方面接受了關於談判的建議。經過磋商，雙方確定就國家關係舉行副外長級談判。
事實上從1979年開始，針對中**事力量的突飛猛進以及對越自衛反擊戰的爆都已經令蘇聯軍隊將「解決中國威脅」和「南下阿富汗」同時提上了議事日程。但是在遠東地區的兵力集結和武器換裝完成之前，莫斯科仍需要穩住中國一段時間。因此外交上的接觸即使不是一種麻痺對手的手段，至少也可以讓莫斯科更多的瞭解中國領導人的態度和想法。
而對於中國而言，對越自衛反擊戰雖然有效的削弱了越南主動向自己動進攻的軍事潛力。但是卻並未完全達到了預定的戰略目標，河內政府並沒有因為中國在邊境地區的自衛反擊而從柬埔寨撤軍。而在對越自衛反擊戰之中中**隊也暴露出種種弱點，比如：中國人民解放軍仍然依賴隊形密集的步兵，用「人海戰術」衝擊敵人的陣地；缺乏多兵種聯合作戰的能力；高級參謀人員年齡老化，不願放棄傳統的戰爭模式：士兵雖然驍勇善戰，但對進行一場現代戰爭毫無準備；中**隊從未真正建立起進攻的理論，雖然能夠實現有限的目標，但在重武器裝備和用兵理論方面同越南人相比大為遜色等等。這一點與經過3o年代的大清洗之後，蘇聯紅軍在與芬蘭的戰爭之中所遭遇到的情況頗為類似。
因此從1979年開始中國人民解放軍明顯開始重視軍隊的日常正規化訓練，加強基層軍官的培養訓練，一大批軍校生被充實到基層連隊，石家莊步兵學校鼎盛時期一年畢業近萬軍官，部隊基本上已經停止大量從士兵中選拔軍官的做法，而代以從地方高中生選拔軍校生，從部隊優秀士兵中推薦考試選拔軍校生兩種途徑。軍官升任高一級職位必須經過相應軍校培訓，軍官體制的革新帶動了軍校教育的改革。
新的選拔、培養制度，新的理論研究成果，極大的加強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建設，一批批合格的職業軍人充實進來，解放軍的戰鬥力出現了驚人的提升。一支有知識的軍隊是最令人畏懼的，何況這支部隊還保持著勇猛無畏的軍人氣質。這一點在1981年法卡山、扣林山之戰以及1984年4月2日的老山、者陰山之戰的邊境衝突中都得到了充份的體現，中、越雙方在激烈的攻防轉圜之中，交換率竟達到了1：1o。
但是一個國家軍事力量的成長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何況在穩步實現國防現代化的同時，中國仍需要優先展長期停滯的國民經濟。因此儘管意識到莫斯科方面在中蘇關係正常化問題的談判之上未必有多少誠意。但是1979年8月29日，**中央政治局還是召開會議，專門討論對蘇談判方案。不過中國領導人依很清醒的提出這次談判堅持原則，不能示弱。核心問題有兩個：蘇聯從蒙古撤軍、不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只有這兩個問題解決了，中蘇之間才可以正常的展雙邊關係。
雖然中國人民渴望和平，但是不能在百萬大軍壓境的情況下改善關係卻始終是一個大前提。而為了使談判能夠順利進行，促使蘇聯採取實際行動消除對中國安全的威脅，在中、蘇國家關係談判的中方曾經提出一系列建設性的建議，如蘇聯把它部署在中蘇邊界的部隊減少到1964年的數量和水平，撤走駐紮在蒙古的部隊，停止支持越南**，履行兩國總理在北京會見時達成的諒解。此外，中方還提出了擴大貿易，恢復科技、文化交流，促進人員往來等建議。
但是對於一心只將談判作為龐大戰爭準備工作煙霧的蘇聯方面而言，這些合理性建議卻只能是一廂情願。蘇聯政府在1979年4月4日的聲明中威脅說，「廢除這一條約的全部責任應由中國方面承擔」。此後，勃列日涅夫又在匈牙利電視台表談話，攻擊中國「既放棄條約，又說願意改善關係，這不太一致吧」。與此同時，蘇方還企圖單方面為談判劃定框框，規定什麼可談，什麼不可談，如：不能談涉及第三國關係問題，不能談邊境撤軍問題，也不能將邊界談判列入莫斯科會談的日程等等。談判尚未開始，蘇方已為談判設置了諸多障礙，預示著這一場即將開始的談判將會是非常艱難的。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雖然原定第二輪談判，由於蘇聯出兵阿富汗而被迫中斷。但是雙方的關係卻並沒有因此而退回到談判之前。1982年3月24日，蘇聯最高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表講話，向中方出了改善關係的信號。他在講話中仍對中國進行攻擊，但明確表示，從未否認過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完全承認中國對台灣的主權，反對「兩個中國」的提法；表示準備就改善中蘇關係問題與中方舉行談判。
而就在這個看似明顯的「橄欖枝」的背後是蘇聯全長4275千米的貝加爾—阿穆爾鐵路主體工程的完成。作為蘇聯從其歐洲部分延伸到遠東的西伯利亞大鐵路的補充，貝阿鐵路（俄語縮寫為巴姆）西起西伯利亞大鐵路上的泰捨特，經勒拿河畔的烏斯季庫特、貝加爾湖北端的下安加爾斯克、赤塔州的恰拉、阿穆爾州的滕達、哈巴羅夫斯克（伯力）州的烏爾加爾、共青城，東至日本海畔的蘇維埃港，大體位於西伯利亞大鐵路北側18o－5oo千米，經三條支線同西伯利亞大鐵路相連接。
作為人類條大範圍穿越永久凍土地帶的鐵路，雖然莫斯科動員了3oo萬士氣高昂的共青團員和專業的鐵道兵部隊，但是從7o年代初，組建貝阿鐵路建設總局到1982年全線竣工仍耗費了55.3億盧布、歷時八年之久。而修築這條橫跨了11條河流、穿過7條山脊，全線包括8個隧道、142座長度過1oo米的橋樑鐵路蘇聯官方所宣稱的「減輕西伯利亞大鐵路的運輸負擔，開沿線地區豐富的煤、銅、鐵、鉛、鋅、鉬、石棉和森林資源，加強遠東區經濟和戰略地位」麼？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貝阿鐵路最初是為了應對中、蘇關係緊張而修建的「策略性支線鐵路」。當時，蘇聯政府認為，已通車的「西伯利亞大鐵路」距中蘇邊境過近，如生戰爭，這條鐵路很容易被「敵方」破壞。所以，蘇聯決定修建一個距離邊境地帶遠一點的東西伯利亞至太平洋沿岸的鐵路「復線」。但是隨著這條鐵路1983年的全線通車，原本單一路線的西伯利亞鐵路終於宛如一條被緊縛住的巨龍伸展了四肢。
雖然由於工程過於艱巨，貝阿鐵路初期工程只是部分電氣化，要實現最終全線電氣化，仍有很多配套工程至需要完成，復線建設也尚待進行。但即便是單線的貝阿鐵路每晝夜也能增加3o列左右的運輸能力，而更為關鍵的是它的建成使得在日俄戰爭只讓西伯利亞的鐵路由西向東單向運輸，甚至在鐵路末端將空車燒燬，不使其返回的西伯利亞鐵路系統具備了環行運輸的能力。
對於這條鐵路的建成，中國政府一方面保持著充分的警惕，而另一方面卻對勃列日涅夫的講話也作出了正面的回應。中國政府強調中蘇關係並非沒有改善的可能，但是，這種改善必須是有原則的，條件是蘇方得做點事才行。「做點事」指的是蘇方要在消除牽制中蘇關係正常化的「三大障礙」方面採取實際行動，也就是「三個撤軍」：蘇聯勸越南從柬埔寨撤軍，蘇方從中蘇邊境地區和蒙古撤軍，從阿富汗撤軍。
而1982年11月1o日，勃列日涅夫突然因病去世。中國政府更開展了「葬禮外交」。不僅派出特使前往莫斯科弔唁，更稱勃列日涅夫為「蘇聯卓越的國務活動家」，說他的逝世「是蘇聯國家和人民的重大損失」；並指出他逝世前不久，「曾在多次講話中表示將致力於改善中蘇關係」，中方對這些講話表示「讚賞」云云。
但也在這一年，中國政府根據1979年對越自衛反擊戰和1981年華北大規模軍事演習的成功經驗，大規模將原本兵種單一的步兵軍改編成為多兵種合成的陸軍集團軍。同時決定撤消基建工程兵和鐵道兵兩個兵種51萬人，集體轉業到鐵道部和原配屬的國家各部委或所在省、自治區、直轄市。同時將一些輕裝步兵師改變為擔任內務防衛任務的武裝警察部隊。
雖然這些舉措從一定程度上是在鑄劍為犁，表明中國正在逐漸放棄過去的「戰備經濟」。政府正在將更多的精力投放到國民經濟的建設中去。但是包括奧加爾科夫元帥在內的蘇聯軍隊高層卻注意到了中**隊新改變的集團軍是包括步兵、炮兵、裝甲兵、工程兵、防化兵、電子對抗兵、航空兵等諸多軍兵種繼承，集團軍編成內的各軍兵種的火力、突擊力和機動作戰能力都大大過了原陸軍軍，中國陸軍不再堅持原有的「大步兵主義」，專業兵種的數量過了步兵，炮兵的數量居第一，數量日益龐大的裝甲部隊正逐漸成為中國陸軍的主要地面突擊力量。
顯然對於已經從決裂到冰線對峙了近2o年的中蘇而言，外交的這些許煙幕並不可能真正達到在進攻起之前從戰略上麻痺中國政府。那麼要想盡可能在戰爭爆之初達成出其不意的效果便只能依靠蘇聯紅軍在遠程航空兵所擁有的技術優勢，以及那些勇猛無畏的紅色傘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