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國雖然都有怨氣，但是卻沒有一個要出來挑頭鬧事，只能一天到晚的敦促清政府解決，但具體該怎麼解決他們自己也說不出來，畢竟現在長江航運的業務已經不是掌控在朝廷手裡的了。
另一方面，朝廷雖然對長江航運給予了很多優惠政策，政府稅收也大幅調低，但是比起以前全部讓外國人掌控，朝廷一分錢的稅也征不到，就是新訂的優惠政策再寬容，朝廷也是賺到了，而且很明顯，朝廷賺到的並不少，至少是可以讓皇帝和太后都嘗到了甜頭。
既然意識到了有利可圖，自然就要做大做強，包括西太后在內的一干在洋務與清流之間搖擺不定的人員們雖然思想上仍然固守這農本商末的老黃歷，但有錢不賺明顯不符合他們的智商，更何況是在這樣一個國庫空虛，恨不得連國防的錢都得借的時候，誰都不會跟銀子過不去，如果想講得冠冕堂皇一點也完全可以上升到愛國主義的高度——這金山銀山擺在那兒，你不讓老百姓染指洋人也會碰，反正是保不住，自然得要把好處給自己人，怎麼也不能讓外人來佔便宜，反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到頭來不管這金山銀山在誰手上，那都還是朝廷的財富。
長久以來，中國封建社會雖然一直秉承的是重農抑商的基本國策，清朝閉關鎖國之後，唯一一個向外界敞開的窗口只有廣州港而已，但即便是這樣關稅的收入也是清政府不會小視的一筆收入，畢竟那個時候中國的中國的對外貿易是絕對的順差，基本上相當於只出不進，**裸地斂財，從這個方面講，西方人那麼迫切地想打入中國市場也不完全是出於資本主義的掠奪性，說到底無論是哪個有正常頭腦的國家也不願意看見自己一天到晚的砸錢，更何況這個讓他砸錢的那一方還是他不得不去合作的貿易夥伴。
不過，這樣的情況在鴉片戰爭的前十幾年就已經改變了，歐洲人在嘗試了多種打開中國市場的方法之後終於確定並達成一致共識——鴉片這東西是目前為止打開大清帝國市場最好的敲門磚，要說西方各國的本來目的並不像後來被總結的那麼險惡，至少在那個時候他們還沒有對大清帝國動和印度一樣的心思，因此也就不存在什麼用鴉片來削弱清朝八旗的戰鬥力這樣的用心，僅僅只是單純地想做生意而已。
當然，從客觀上而言，他們的確是使中國的白銀大量外流，軍隊戰鬥力與日劇下，國民孱弱，以至於在後來1840年得鴉片戰爭中一敗塗地，1860年的戰火更是讓這個昔日世界霸主的國際聲望一落千丈。
在那以後的中國。外國人犯了罪，清政府不能抓，不能審，得讓外國人自己去辦，別說西洋人在中國做生意中國政府不能跟他們徵稅，連關稅也要與西方各國協商制定，完全成了西方工廠的給養地以及垃圾場。
如此一來清政府能從西方人手上拿到的銀子幾乎為零，反而還每年要大筆大筆地往外送銀子，非但如此，這往外送的銀子還被西方人以各種各樣的借口逐步累積，最後變成了朝廷連想一下都頭大的天文數字。
而此時的大清國又正在應驗那句叫做「福無雙至禍不單行」的老話，國事上處處不順連老天也要來插上一腳，不是今天這裡來場地震，就是明天那裡發次蝗災，長江年年氾濫，黃河頻頻斷流，無論哪一樣都必須朝廷拿出大筆大筆的雪花銀去料理善後，最重要的是，這錢花的還不一定能花到點上，朝廷上上下下都清楚得很，這賑災的錢款說是皇恩浩蕩救濟災民，但起碼有一半是要用來「打賞」地方上的各級官員，若是真正到了災民的手裡還能剩下碎米的話，那就已經是這些當官的大發慈悲，是朝廷的造化，不過，通常這種情況可能是難以發生的。
如果是康乾盛世的時候還好說一些，畢竟那個時候朝廷雖然一天到晚在邊關上戰事不斷，有大筆大筆的軍費開支，但是好在風調雨順，貿易順差，要糧有糧，要錢有錢，發下去的賑款被貪污被挪用，造成民怨沸騰，如果朝廷想追究就派一兩個欽差大臣帶著至高無上的皇命徹查貪官，如果不想追究，大不了再給當地補發一份，反正大體上是能讓大多數人吃上飽飯，雖窮卻不至於到「思變」的地步。
可現在就不同了，朝廷本來就欠著西方各國大筆的戰爭賠款，又得向外國買軍火強化武備，能掙上來的那麼點可憐的農業稅有時候職稱朝廷這些用度都困難，要擠出來點兒賑災款那整個國家基本上也就陷入了「吃了上頓兒沒下頓兒」的慘景，更別說再去補發。
老百姓生活質量每況愈下自然是要怨恨朝廷，別說現在這朝廷姓的是「愛新覺羅」在老百姓眼裡本來就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韃虜，就算他是黃帝、炎帝的直系子孫，如今把老百姓折騰到這份上——而且不但是自己折騰還任由夷人來折騰，天下黎民任誰也會待見他們。
其實，朝廷內部也的確是有自己的苦衷，面對每況愈下的財政收入，以及持續上升的外債和**情緒，卻也找不出合適的解決方案。
帝國最高層和最低層的積怨越來越深，卻又無法相互溝通，說到底，是中間那層太不仗義。
不過，這的確也是沒辦法的事，中國封建社會有很多問題的始作俑者是國家制度而不是個人的品德、操守甚至是能力，中國這條船在歷史長河中已經漂流了兩千年，當初的零部件就算是質量再好，如今也已經是老化腐朽，不換，就只能等著他在暗礁上撞得粉碎。
但是，對於已經漸漸開始以自己的意志推動歷史前進方向的沈哲所精心制定的整個計劃而言，19世紀末的清朝內部所呈現出的極度腐朽的政治面貌所給他帶來的並不一定全部都是阻礙，至少有一點他可以加以利用，就是清帝國朝廷內部包括西太后在內的掌權之人全部都是政治動物，辦洋務也好，繼續守舊也好，他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或是表現出來的每一個傾向很大一部分因素是出於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不是個人理想。
因此，無論是在傳統觀念看來多麼荒誕不經的意見，只要能夠產生這些掌權者認為回報大於其付出的政治價值，他們都會欣然接受。
而對於現在的大清來說，一切問題的根源只在於兩個字——「缺錢」。而且是因為「缺錢」使大清王朝的統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險境地。
春秋戰國時期，齊國的名相管仲曾經說過「倉廩足而知禮儀。」
這套理論在道學先生們看來可能是悖論，因為他們想來是認為「君子憂道不憂貧。」
但是政治動物如果是君子的話他就不可能成功的成長為一個「政治動物」了，絕大部分的可能是淪為「同類」交火中的炮灰。
政治動物通常沒什麼信仰，而是嗜權如命的生物，而獲得更大的權力也是為了可以更好的生存，在這些人的眼裡，活下去比什麼都要重要。
在這樣一個大清王朝的生存和延續都成為一個岌岌可危的問題的時候，高層的統治者們才懶得管他遵循的道統是該姓「孔」還是姓李，活命是最關鍵的。
因此，無論是什麼法子，只要能來錢，來錢多，來錢快，都是這些當權者眼中的金玉良言而且很有希望升級成金科玉律。
要說在19世紀末的大環境下，最能吸金的產業當然是進行貿易，而且不是韓非子當年所定義的僅僅倒賣貨物，賺取差價的傳統貿易，而是要利用工業時代的新興科技進行大規模生產，大範圍融資，將銷售範圍面向整個世界的國際化貿易。
按機遇來看，19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中國雖然被西方列強嚴密控制，處處壓迫，但也是整個中國近代史中難得的發展機會，最重要的是，此時的日本剛剛經歷了明治維新的改革，還沒有開始繁榮，大清帝國仍然是無可爭議的遠東第一強國，，他絕對不會讓同一個錯誤犯兩次，即便是時代的錯誤。
對於此時的朝廷而言，鼓勵工商的確是條發家致富的捷徑，尤其是長江航運的成功更是告訴了身處紫禁城的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朝廷並非不能再在洋人「佔據」的舞台上得到豐厚利益，在國外，中國仍然擁有者茶葉和絲綢這些東方本土產品的出口優勢，雖然英國人也在印度種植茶葉，但這到底仍然是中國的東西，硬要在別的地方發展必然就試了神韻，在市場的競爭力上肯定就會跟著差上一大截，而日本在此時也只是剛剛經歷了明治維新的改革，與清帝國一樣受到西方列國的壓制，並沒有真正完成興旺，無論在哪個方面在此時都難以和清帝國——這個曾經的大哥相比，自然也不存在對中國的海外貿易造成威脅。
而就國內而言，一旦商業開始繁榮，釐金稅也可以充分發揮其效用為朝廷謀取利益，最重要的是，在慈禧太后這一批人的眼裡，商業是一件旱澇保收的事兒，不管做生意的人贏還是虧，朝廷肯定可以穩賺不賠。
更何況孔老夫子他老人家也從來沒說過不允許經商這類的話，相反他的弟子子貢就是一個著名的商人，而他老人家本人也親口說過「君子愛財取之以道。」這道，自然應該是包括所有正當行業的，即便說過又能怎麼樣呢，反正連朱元璋這個大字不識幾個的貧農也把孟子的書翻版了好幾次，大不了清政府再給全國下發一套新版本的四書五經。
而若是要追究中國封建統治開始實行重農抑商政策的源頭，也並不是因為它沒有用處，反而是因為它的用處太大——商人由經商而得到巨大的財富，這些財富可以用來賄賂官員，可以用來買官，可以用來購置大量的土地，動搖弄本社會的根基。反正自古就是這樣——有錢能使鬼推磨。
但現在，顯然不是朝廷擔心這些的時候，說到底，要造成這些影響絕對是一個長久而艱難的過程，而朝廷此時需要顧忌的則是生死存亡的燃眉之急，孰重孰輕，一比便知。就算是這些有錢人真的要買官的話，也得要朝廷有賣官鬻爵先，反正能賣的官銜一般都是虛職，賣誰不是賣呀，若他們這些認真肯拿銀子來買，朝廷也樂得再提一提價錢。
二來，漢代經商之所以那麼容易賺錢，那些成功的商人們可以那麼放心的把自己的流動資金都束縛在土地這種不動產上，主要是因為當時幹這行的人少，供不應求自然可以讓這些零星的供應者賺得盆缽滿盈，但此時的大清情況就大不相同，這些商人們的競爭對手不是那些與他們毫無思想差異，甚至互相都知根知底的商賈，較量的對象也不是資金匱乏，產品單一的小商小販，而是比他們更加有經驗和豐厚的資金，甚至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受到過專業系統的訓練西方商行。
而這些本土的晉商和徽商們也不能像以前那樣使用他們傳統的人脈手段和金錢攻勢，通過和一干地方官員打得火熱，稱兄道弟來給自己的道路上掃清障礙，畢竟，現在的各地能說的上話的官員很少有敢跟洋人使絆的，更何況，基本上所有西方國家都在清帝國享受著片面最惠國的待遇。
在這樣一種「艱苦」的條件下，中國本土的商人想要在於西方商行的博弈中取得勝利的話基本上就騰不出閒錢去買房置地當地主，朝廷的這層擔心也就不存了。
慈禧太后和他的兒子同治以及他們的智囊團一合計，覺得這事兒怎麼著都賠不了，一旦賺了，還有可能是大賺，不但能讓大清擺脫西方列強的控制說不定還能報道光年間和咸豐年間的「兩箭之仇」，讓西方列強把從大清掠奪去的銀子都吐出來。
而從慈禧的個人感情而言，她如果可以辦到這一切，把自己的兒子載淳打造成不遜於康熙皇帝那樣的千古一帝，自己在清史中與孝莊皇太后比肩的夢想就不難實現了。
於是乎沒過多久，太后老佛爺就和她的皇帝兒子達成了共識，放寬商業政策，不但廢除了以前對商人的行為甚至是穿著的約束，甚至允許私人開辦工廠，朝廷除了佔據軍工，鹽鐵礦山等關乎國家命脈的產業，其餘都可以由民間自主承辦，並且還聲明如果資金不夠可以由朝廷出面融資等一些列的扶持政策。
政策一經下達，在各個地方倒是沒有什麼太強烈的排斥政策，要說這個地手裡有閒錢的富戶老早就想學著西洋人的樣子狠賺一筆，畢竟誰也不會嫌自己手裡的銀子太多，但奈何以往朝廷管得太嚴，後台不硬的不敢輕易動這片「肥田」，是在憋得受不了了就乾脆把錢投到外國的公司拿分紅，現在朝廷政策變了，正好是應了他們的心聲。
而各級的地方官員本來也為那些流離失所的農民頭大，要給他們地，偏偏那年頭不是土地公有，朝廷手裡面沒有地，一直救濟著自己的衙門也吃不消，但是不救濟必然會成為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影響自己的政治前途，如今朝廷鼓勵私營工廠客觀上解決了這樣一批人的吃飯問題，雖然仍然只是個傭工比不得他們原來當自耕農的時候，但好歹有口飯吃，養得活一家老小，也算是給他們了一條活路。
以至於，上頭的政策剛一到地方，當地的衙門還沒著手宣傳推廣，各個手工作坊就已經開始籌備擴大規模，跑到衙門申請辦廠的把門檻都踩矮了一截兒。
但與地方上的其樂融融相比，京城上空的風刮起來就沒有那麼柔和。
先是幾個內閣官員向朝廷遞交辭呈，半帶威脅著說要告老還鄉，載淳之前的三個皇帝——嘉慶、道光、咸豐應該來說對儒生都是很尊重的，芝麻大點兒個官都能讓皇帝親自出面，禮賢下士，三顧茅廬。
但同治和他的父親，爺爺不一樣，一來他年輕，正氣血方剛的時候，二來他也沒老老實實地讀過幾年聖賢書，對於這些名儒也沒有出於一個晚輩對前輩的畏懼。
此時一看奏章也是氣不打一處來，心想上書也不先掂量掂量自己幾斤幾兩，當自己是楊士奇還是王陽明啊？以為大清離了你們幾個就亡國了怎麼著，說白了你內閣就是一吃閒飯的，你不想吃這碗官飯，朕還不想養了呢，要走就走，不送了。
開始，這些人以為是送出去的棋子份量不夠，不能把年輕的同治皇帝給鎮住，於是又有一些兩朝元老來遞交辭呈，結果載淳仍然是充分體諒下屬的苦心，滿足他們的願望，囑咐一番「一路順風，路上小心」之類的就樂呵呵地把人家送走了，反正朝廷什麼都缺，就是不缺這些毫無意義的政府機構以及這些機構裡的成員，因此，這次大規模的請辭活動對於載淳來說就是用最簡單的方法以及最小的代價在裁員，一來把位置騰出來給真正有幹勁兒，有能力的年輕人——領導班子年輕化很關鍵，二來也為朝廷節省開支，有些職位，既然他們辭了就乾脆地順帶撤了，如此一來，政府消費又節省了不小的一筆。
而且這種做法即便是清流派最有學問的人出馬也挑不出什麼刺兒，畢竟奏折的備份都白紙黑字的存在軍機處，分明是你們的人這個說自己體力不支了，那個說自己娘年事已高了，都是正正當當的理由，朝廷沒有理由不准，而皇上年紀輕輕有如此體恤下情更加不能說他有什麼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