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再清廉有為的官員面對一年都碰不到兩次雨水的龜裂黃土也沒辦法，這片曾經養育了整個華夏的土地已經被透支了氣力，再也沒辦法讓人豐衣足食。
陝西的旱情每年都有，大家早就習慣了，沒什麼好抱怨的，就算旱情之後的饑荒有幾個膽子大的要挑旗學陳勝、吳廣也很快就被朝廷鎮壓下去，大多數人要麼面黃肌瘦地活下去，要麼就去陰曹地府裡吃滿漢全席，年年如此，以至於最後百姓連揭竿而起的熱情都沒有了。
這樣的一個地方，雖然會讓李大人這樣愛民如子的好官感到痛心，但絕不至於給他自己招致殺身之禍。
但李大人到任的同治十年，旱情卻異乎尋常的嚴重，其實也不能完全這麼說，陝西這幾年的旱情都很嚴重，累積到同治十年，終於把大旱導致的災難全部爆發出來——地上的黃土都幹成了沙子，連陝西境內起源的長江最大一條支流——漢水流進湖北境內的時候都幾乎成了一條蜿蜒的小溪。
這本是任誰都阻止不了的天災，不能怪朝廷，但是老百姓們不這麼想，老百姓不會去怪老天爺，只會把他們所受的一切苦難都歸咎於朝廷，而且他們怪的也不是朝廷不給他們合理的救助，而是怪朝廷降下這場天災。
能產生這樣的想法不能說是老百姓無理取鬧，而是完全要歸功於中國自漢武帝之後的兩百多個皇帝以及所有儒家門生都感恩戴德的董仲舒。
前者感謝的是他「大一統」的理論思想，支撐他們的統治長治久安。
後者是感謝他讓儒學在漢代一躍成了官方哲學，不但躲過了像墨家與陰陽家這些戰國百家一樣走向衰落的命運，反而輝煌了兩千多年。
而老百姓們之所以要把一切天災歸罪於朝廷，也是由於歷朝歷代都被政府大力宣傳，由董仲舒向漢武帝提出的「天人感應」之說。
「天人感應」本來是為了統治的需要，中國自古是一元政治，雖然沒像英國的亨利八世一樣正兒八經的頒布一份《至尊法案》跟羅馬教廷徹底決裂，成為英國政治與宗教的雙重統治者形成了君權神授，但在中國皇帝的根本不會有制定一份法案或者下一道詔書來聲明自己是這個國家的最高權威的行為，甚至這麼一個心思都不會去動，因為皇帝的位子本來就已經是最高權威的象徵，什麼佛教、道教的，用得著的時候提拔提拔，用不著的時候就擱在一邊兒，任他們去自生自滅，如果影響到了自己的同治，那一定要打壓，而中國的宗教也一直很配合著這個國家最高統治者的價值觀和心情，都呈現出一副出塵之態，完全沒有西方教師在歐洲大陸上的飛揚跋扈，各國的紅衣主教無論國王做什麼事都得去插上一腳，而是什麼都不管，什麼都不問，只管自己修身養性便好。
在中國。這樣一個概念深入人的骨髓，像是自己的手腳一樣，已經屬於身體的一部分——這世上大概沒有人會舉著自己的手去對每一個說：「這是我的手。」
不但深入，而且透徹，上至天子，下至百姓，無一不是這麼認為，正是因為皇帝有這麼一層跟老天爺沾親帶故的關係，這天下的老百姓才能服天子的管，如果還能勉強活下去，絕對不會去和朝廷叫板，誰讓人家是老天在人間的代言人呢。
但是，也正是因為這樣一種全民思維模式的形成，一旦哪兒有個洪澇旱情，山崩地裂，無論是文武百官還是黎民百姓甚至是皇帝自己第一個反應就是天子做錯了事，所以老天不高興了，一次還好說，畢竟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知錯能改，也是善莫大焉，不過次數多了就讓人覺得這天子是屢教不改，朽木不可雕琢，若是實在不可雕，那也只能把這個換掉，再找個新的。而中國又是出了名的幅員遼闊，怎麼可能年年各地都風調雨順。
從這個角度上講「天人感應」成了中國王朝統治的硬傷，雖然有因此而滅亡的危險，但是丟不掉，像是苗人的蠱毒一樣，能控制得好自然可以以此得到無窮利益。但是控制不好就就會因反噬而亡。一切都要看駕馭它的人是真龍天子還是個草包。
而同治十年，這片貧瘠的黃土高坡上的老百姓就認定，老天爺給這麼難看的臉色，肯定是皇帝沒救了，反正都是一死，造反還能藉著朝廷的刀，有個痛快點兒的死法。
按照中國封建社會一貫的造反模式，第一個步驟基本上都是由挑頭造反的那幾個人把當地的縣官給殺了，然後佔領縣衙，就等於告訴朝廷我「張三、李四不伺候你姓愛新覺羅的了，我反了。」
但是這樣一個固定模式，在同治十年出現了意外，因為新任的李知縣的的確確是個愛民如子的好官，而造反的百八十個人雖然已經是預備反賊的身份，也被餓紅了眼睛，但到底也曾經是老實巴交的農民，雖然沒了理智，但是還有人性在。
想來想去實在是不忍心，就把這個風聲透給了李知縣，反正意思就是——您老要是也看不慣朝廷就跟著咱們哥兒幾個一起幹，要是不願意咱們不強逼著你們下水，您趕緊帶著家眷跑路，這地方是別再待下去了。
李知縣出了名的愛民如子，廉政公允，所經之處無不倉廩充盈，路不拾遺，怎麼能眼睜睜看著這些窮苦百姓被飢餓逼著走上造反這條不歸路。
當即好說歹說，動之以情，曉之以理，不得不說李知縣平時製造的群眾基礎實在是堅固異常，這群已經磨好了鋤頭，準備造反的農民竟然被李大人給說服了，當然，李大人也給他們開出了一個他們都不會拒絕的報酬——開倉放糧，救濟災民。
雖然縣裡已經有兩年顆粒無收，但是府庫依然充盈，前任知縣也是一個好人，但是無論災情多厲害，這個糧倉卻一直沒敢動，但是李大人卻動了，餵飽了一個縣的老百姓不說，連臨近幾個縣的難民都蜂擁而至。
開倉賑災這件事不但引來了難民也引來了湘軍，原因很簡單，李大人派發給難民的糧食是湘軍平定回亂的備用軍糧。雖然這一倉的糧食對於平亂的湘軍來說是九牛一毛，最後用不用得上還得歸另外一說，但在湘軍的眼裡這不僅僅是一倉糧食的問題，更是李大人對他們湘軍的態度問題，湘淮黨和清流派本來就是冤家，在京城裡的時候清流派有德高望重的名儒給撐腰，且各個口若懸河，才思敏捷，他們佔不了上風，但是地方上就不一樣了，尤其是此時的陝西，是他們湘軍的地頭，還能容得下一個小小的知縣老爺這麼欺負人的。
當時就要把這個不識抬舉的芝麻官兒給軍法處置了。老百姓當然不能看著自己好不容易碰上的這個好人就這麼為了賑災被殺了，也是聯合請命，在縣衙門口長跪不起，連老天爺都動容了，這片已經快沙化的高地，居然破天荒地連著下了兩天的大雨，既然連上天都開口，湘軍也無法將李縣令處以極刑，只是勒令將糧食在限期內給補回來，眼見事情可以就這麼平息，但似乎是李縣令的姓名真的走到了盡頭，也不知道是誰說漏了嘴，將那場造反的陰謀給抖落了出來。
這下事情就嚴重了，只是窩藏反賊的大罪，即便是左宗棠也不敢怠慢急忙報告給了朝廷，這幾年朝廷被各地的此起彼伏的農民暴動弄得焦頭爛額，如今見到自己人居然警匪一家也一改以往對清流派的溫和態度，什麼求情的人都被拒之門外，鐵了心要來個殺一儆百，受到折子的當天，西太后「斬立決」的判決書就被八百里加急地送出了京城。
李大人赴刑場的那天全縣的老百姓披麻戴孝，哭聲震天，連監斬的湘軍將領都為之動容，而全縣之中最為冷淡平靜的一個竟然是李大人的獨子——李冼。
李冼並不是跟他父親沒有感情，只是自打他爹拿湘軍的軍糧賑災那天起，他就知道他們李家的災禍已經不遠了，比起這個「斬立決」的結果，李冼的預想是更恐怖的滿門抄斬。
要哭，他在那個時候就已經哭夠了。
判斷這場災禍對李冼來說並不難，也不是沒提醒過他父親，可是李大人卻是清流裡那種典型不怕死的，必然不會因為自己性命堪憂而不理人民疾苦，欲殺身成仁，面對這麼個古板認死理的爹，李冼也是窮著急沒辦法，最後也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事態如同他所預計的那樣一步步地發展下去。
在李冼看來，他的父親范的最大的錯誤就是真把孟子的「民為重，社稷輕之，君為輕。」當成自己的為政準則，不是說把百姓當一回事不好，但是不能讓朝廷覺得你心裡面只有百姓沒有皇帝。當官的不把朝廷當成一回事，這官自然也難得當的長久。
拿造反這件事來說，雖然是朝廷逼出來的，但是法律就是法律，您老人家再怎麼親民也不該包庇縱容。
其實如果想要活下來很簡單，直接捲鋪蓋走人就行了，就算是丟了縣城責任也不在他，畢竟知縣手上是沒有兵的，當年太平天國席捲了大半個中國，也沒見朝廷為這件事斬了多少人，反正如果百姓造反，朝廷的責任本來就應該是最大的。
當然李冼這種思想比起他的父親顯得過於鄙俗，不過他的追求和他的父親不一樣，他的父親是正統的儒家門生，而李冼所追求的則是發揮出自己的價值。
更何況，他認為他父親的所作所為雖然夠得上是英雄之舉，但是也未必是一件對的事，如果動用的是普通的皇糧就罷了，但是偏偏派放的是軍糧，不管這些軍糧最終是不是在戰場上派上用場，但是軍糧關乎軍心，軍心動搖，仗也就難以打贏，這麼一來就算是他現在能就這些飢餓的老百姓一命，他日能從反賊的屠刀下把他們就下來嗎？
人總是會面臨與親人永遠分離的一幕，只是李冼面臨得太早，但日子仍然得過下去，好在他在這個世界上還有親人，就是他的外祖父——三朝元老——荀同慶。
按照那個時代的規矩，通常來說李冼在此時的投奔對象的首選應該是叔伯，至少是和他一樣姓李的親戚，雖然血緣有可能不及與荀同慶的近，卻好歹是同族，供的是一個祖先。
但可惜，李冼並沒有這樣同祖同宗的親戚，他的父親本來就是個幾代單傳的窮書生，祖籍在山東，趕上了凶年，家裡人都餓死了，只剩下他一個人到京城一間私塾裡教書以及繼續苦讀，後來很機緣巧合地，他的一篇練筆之作，被荀同慶看著了，大加誇讚了一番之餘將這個年輕人收為了門生，並準備讓他當個倒插門女婿，但是這位姓李的書生雖然人窮，志卻不短，寧可放棄荀同慶這個官場中的大靠山也不做不孝之事。
荀老先生見狀對這個學生更是喜歡得很，不顧妻子和兒子的反對就將養了十幾年的閨女倒貼給了這個窮的叮噹響的書生。
李冼出生的時候，李大人已經在熱河就職，因此，李冼長這麼大從來沒見著過自己的外祖父，也沒來過京城。
此次若不是荀同慶知道他的門生兼女婿出了事兒，派人去陝西將李冼接到京城，李冼還真就忘了自己有這麼一號親戚。
從此要跟著一個根本沒見過面的親戚生活，李冼心裡的確有一些彆扭，不過這些彆扭早在啟程的那一刻就被「京城」的巨大誘惑沖淡了。
如今他站在京城堅實高大的城牆下，抬頭辨認城門上幾個蒼勁的字跡，對這個自己未曾涉足過的地方突然從心底湧出一股莫名的歸屬感，走過了大半個中國，李冼第一次感覺到有一個地方是真正屬於他的。
京城的市民們可沒注意到這個正在西直門外無限感慨的少年，就算注意了也會馬上將自己的注意力轉移開來，京城的老百姓最愛的是有份量的政事，李冼作為荀同慶鮮為人知的外孫子，此時明顯還夠不上這個範疇。
同治十一年的好戲實在太多，讓人應接不暇卻又翹首以盼，俗話說的好，多事之「秋」，剛剛過去的夏天已經是如此不安分，秋天就更別說了。
京城的大街小巷裡人們早就開始竊竊私語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在這個時期的西方畫家的筆下，中國人往往是木然的，像一具具被禮教提著的牽線木偶一般完全沒有生氣，因而讓歐洲人覺得中國人「怕事兒」。
其實並不然，中西文化的差異實在太大，彼此互相理解的確有一定的難度，比如西方人覺得兩個人見了面不親臉也不握手就是不熱情，但其實中國人頻繁的拱手就是熱情的表現。
中國人並不麻木，即使在那個時代，至少在京城這樣消息靈通的大城市是這樣的，無論是多麼地層的市民都能把這朝野上下的門門道道講個通透，他們絕不怕事多，反而希望朝廷多做出點什麼事來供他們茶餘飯後作消遣。
同治十一年的朝廷也一改從前的一板一眼假正經，不負重望地往民間投下一劑又一劑的猛料。
先是皇帝決定把江南製造局在長江上跑航運的客船賣給了私人，惹得福建、廣東那些本來把自己的大量資金注入到香港和外國的航運公司的富商們紛紛撤資來挖國內這桶金，據說連皇帝的叔叔恭親王都往新的航運商行裡投了資金。
本來，許多人還覺得，大清雖這麼弄了，但畢竟還是個新手，就算是外國不給朝廷上眼藥，憑真刀真槍大清的商行也極有可能鬥不過不過西方的航運公司，畢竟人家除了豐富的經營經驗還有「片面最惠國」的待遇罩著，但是這次朝廷卻出奇的靈光——既然別的國家可以享受優惠，那自己國家的企業也可以享受優惠，還要享受最大的優惠，而且如果外國的公司想要和本國的公司享受同樣的優惠，那可不行，因為所謂片面最惠國是針對對所有外國的優惠不包括本國在內，如果要改，也得等到六年以後，《北京條約》的修改期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