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李冼
京城的天氣總是四季分明——到底是天子腳下的地方，連老天爺給也足了面子將自己一向無常的脾氣收斂了許多，變得循規蹈矩起來，將時令劃割得正正好好，無論盛夏的熱浪是多麼的灼灼逼人也絕不會將這暑氣拖到七、八月份。
通常是六月底或是七月初的光景就會來一場爽利的秋雨把這個古都裡裡外外地徹底洗刷一遍，瞬間就已經澆滅了紫禁城中各個殿堂琉璃瓦上泛出的油汪汪的光亮，給皇城四周拱衛京畿的厚實城牆也添上了冷兵器嗜血後才會泛出的寒光——千兒八百年的古城了，想來這城牆上的磚塊所飲過的血也必然不比湘淮軍的武官們手上那把快刀碰到過的少。
古城的秋意被這一場秋雨剎那間給聚集了起來，如三國時曹孟德的計謀，狠辣但乾脆，絕不拖泥帶水給對手任何還手的餘地，而一陣夾雜著冷雨的秋風打過去，也只剩下了幾棵叫不出名字的老樹頑強地在一片蕭瑟的枯黃中保留著一星半點的青翠，還能告訴人們夏天其實並沒有走遠，沒準馬上就會回來，給京城裡已經習慣了習習涼風的人們來個「秋老虎」。
中華民族自古就是一個以耕種為本的農耕民族，即便是京城這個國家的政治、文化、經濟三位一體的核心地帶的客流量也明顯受到農耕時令的影響——眼見著秋日已至又要開始農忙，城門口進進出出的人群陡然縮水了一半兒，但就是再縮水也架不住泱泱中華龐大人口基數的調劑，站在城牆上向下望過去，城門口仍然是往來呼喝，熙熙攘攘，被濃密的黑色長髮遮了一半的光溜溜的腦袋或是大大方方地亮著，或者罩著一片兒瓜皮兒帽子，在黑壓壓的人流中自顧自上下左右地攢動著。
但在這片暗色中，時不時的也會浮出一兩片高出人群的淺色，不過這些淺顏色並不屬於高大的西洋人，西洋的男人都是帶著黑色的禮帽，而西洋的女人們不是打著鏤空銅桿兒的小傘，就是帶著用絲帶綁著羽毛和花花草草的誇張且花裡胡哨的大簷帽子，像一個盤子一樣撐在頭頂上，極好辨認。
那幾點淺色大多是屬於那些和人差不多高的牲口，同時也是中國從古至今最重要的交通工具——馬。
古往今來，中國的交通工具有很多，從水裡游的，地上跑的到天上飛的，甚至還有虛構出來的龍和鳳凰，但是最讓人神往，鳳凰、老虎、獅子什麼的只有在上古炎黃時代的傳說中和天竺佛教的故事裡才會心甘情願地供人類驅遣役使，呼來喝去，龍這種動物簡直是想一想都是罪過，而真正能既能給人類美好幻想又符合實際的交通工具也只有這些高頭大馬了。
而馬兒們應該算是中原可以充當的坐騎的動物中最會為「畜」處世的一個種族——他們有品相，有速度，有忠心，食量適中，生命力旺盛頑強，最重要的是性格溫順，不輕易尥蹶子耍混，不像它們的近親——驢那樣一輩子幹著苦力，但是吃力不討好。
並且，對於「聞鳥鳴則情悲，見花謝而驚心」的古代人來說，馬不但是良好的交通工具，更加是在一步步遠離故土家園的旅途中的同伴，中國人向來認為「月是故鄉明」，背井離鄉的旅途往往孤寂悲涼，對於一個遊子而言，周圍的一切皆是陌生，還沒來得及熟悉就又要到一個新的環境，什麼都長久不了，別說是人，就是路邊的花花草草也只有一面的緣分，轉個身就天涯各一端了，只有一路騎著的牲口可以長久相隨。
從而，馬和人所建立起來的往往是豬、牛、驢、羊這些動物無法企及的扶持和信任，它們隨主人閱盡大好河山，到遙遠的邊疆，詭異的苗地，或是和它們懷揣「報君黃金台上意，提攜玉龍為君死。」的雄心壯志的主人一起意氣風發地步入此刻在他們眼中還算神聖的京城。
不管這個時代是否黑暗腐朽，無藥可救，但是年輕人總是不缺乏掃除天下污穢的理想和支撐著這些志願的一腔熱血。
而在京城，這樣從各地湧入的年輕人無論是何時都不在少數，千軍萬馬的眼睛卻只盯著乾清門那處狹小的空地，這就注定了，這些人當中有很多人會一事無成，碌碌終生，毫無作為，但總有鳳毛麟角的一兩個既有能力又有頭腦和運氣，最好還有些過硬背景的人最終可以在朝堂之上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主導這個國家的中樞神經，左右天下萬民的行動，位極人臣，名垂青史。
但是在最初他們進入西直門的那一刻，他們都還是平等的，一人一馬，最多再跟上一兩個僕役、書僮或是挑夫什麼的，先來後到，誰也不用避道禮讓誰，城門口擺攤的小商小販，，見慣了，聽慣了這樣帶著年輕人那股狂熱氣的喧囂吵鬧，誰也不會為此抬各眼皮，側下頭什麼的。
城腳邊上窩著的算命先生，不知道是真瞎還是假瞎，反正總是閉著一雙眼睛，掐著手指頭，口中唸唸有詞，就是沒注意算算這些路過的年輕人裡頭有幾個是前程似錦的大貴之人。
往往只有歷史的轉輪無風無浪地翻過了一輪之後，已經將城門邊上的小攤位交給了他們的兒子甚至是孫子的小商販們才會猛然驚覺，數十年以前的某年某月某日——他一如既往地兜售叫賣他那些零碎的光景竟然是個值得紀念的日子，因為如今朝堂上某位可以呼風喚雨的大人說他就是在那一天從那個城門進入了京城的，在城郊某個私塾裡教小孩兒識文斷句的老先生也會在某個閒暇的午後遙想一下自己意氣風發的當年，白馬銀鞭飛馳從遙遠的故鄉朝著京城的城門飛馳來，似乎曾與現今當朝的太子少保擦肩而過。
但是人不是先知，因此他們的兒子，孫子也沒有意識到，自己正在經歷和祖輩父輩一樣的後知後覺。
當那個騎著一匹瘦馬的少年帶著一個挑夫走到西直門的時候，他還是引起過一些人注意的，但這樣的注意屬於普通的回頭率，多看了一眼罷了，沒什麼特別的含義。
之所以這些人要多看一眼，只是覺得比起這個少年比起那些想要進京大有一番作為的年輕人們實在是太小了，似乎只有十四五歲的樣子。
雖然這個時代仍然流傳著甘羅十二歲拜相，這些有關英雄出少年的傳說，但是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子，在人們的意識裡仍然還是個在母親的呵護和父親的教導這樣恩威並施的環境下成長著的孩子而不應該這樣隻身來到京城。
其次，則是這個少年的長相，第一眼看過去，沒什麼特別的，但仔細一琢磨就琢磨出了這裡面的「問題」。
若是單看這上半張臉和單看下半張臉，就會覺得這完全應該是兩個人的臉，而且是地域相差很遠的兩個人的臉。
——上半張臉上的寬額頭、單眼皮的細長眼睛和堅毅筆直的鼻樑是北方人的長相，偏偏在下半張臉上長著的秀氣的鼻翼、薄唇和略顯削尖的下巴是屬於南方人的。
但這南北兩邊的特徵被融合在一張臉上卻顯得並不怪異，反而有為融洽甚至還相得益彰。
再細緻瞧瞧，更加不難發現，這個少年雖然是有意作出一副儒雅之態，但眉眼間卻隱隱透出一股狠勁兒，不是廣西、貴州的深山裡那種還沒開化的蠻夷土民的那種近乎於野性的凶狠，而是像在戰場上「君令亦不受」的將軍臉上會透出的那股由果斷和決絕混合成的破釜沉舟，背水一戰的狠勁兒。
少年胯下騎著的那匹明顯有些上了年紀的老馬極瘦，脊樑有些彎了。肋骨跟跟都能數的清楚，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個小傢伙不是有錢人家的少爺，但少年的穿著卻從衣領到皂靴，從花色到面料都無一不考究，活脫脫將這個還未脫稚氣的少年給襯托得很有點兒氣勢，這沒錢又窮講究，幾乎可以斷定這小子家裡是當官的，而且不是肥差但清高。
少年走到城門下的時候停住了，抬起頭，一隻手擋在額前，截住直射而下的光線，瞇著眼睛盯了城門上的字好一會兒，才緩緩吐了一口氣：「這就是京城啊。」
李冼說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哪兒的人，從他記事開始他的整個成長過程就是在無休無止的遷徙中完成的，當然這僅僅是他記住的過程，而據他已經不在人世的雙親回憶，他自出生以來的十五年其實都是在遷徙中完成的。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這句話在許多天子門生那裡都是一句空話，至少在他們真正在讀書的金榜題名之前一直都是空話，但在李冼這卻得到了徹底的實踐。
從熱河到江蘇再到廣東，又從廣東到湖北、陝西，現在他自己帶著家裡僅剩下的僕役和老馬跑到了京城，遷徙已經成了他所習慣的生活方式。
這在中國並不是一件常有的事，中國封建社會統治的宗旨和根本是把人民束縛在土地上，戶籍制度和繁重的糧稅都可以把老百姓綁在黃土之上動彈不得，普通的人進一次省城足夠吹噓幾年，而如果有幸進過一次京城，大可以有兒子孫子們去吹噓上幾輩子。
而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外出」這件事上，封建社會的君與民達到了在其他方面都沒無法企及的高度一致，因為，三省六部裡的忠臣們報效朝廷，效忠皇帝的宗旨和具體方法同樣是把皇帝束縛在他的土地——皇宮裡，不對，應該是把皇帝束縛在乾清宮裡。這些九五之尊的天子空有遠東最廣闊富庶的疆域，但他實際上能看到的，能出入的，也只有紫禁城那個大公園，甚至連這個大公園裡的很多地方他都不能去，原因很簡單——不合規矩，普通人不合規矩無所謂，頂多是被人鄙視，但是皇帝不合規矩就變成了亡國之兆，這導致許多老實的皇帝不敢越雷池半步，終其一生被憋屈在朱色的宮牆中，從這個意義上講，他們的處境比被他們父皇丟在冷宮裡的寡婦好不到哪兒去。
不過在這個最上層和最下層之間還存在著一個體面的中間階層——官員，這些人不但可以隨意遷徙，終身背井離鄉，不顧故土而不被世人鄙視、唾罵。
相反，他們往往還是被讚揚的對象，因為忠孝，先忠後孝，中國雖不乏以孝治天下的朝代，但是從來沒有片刻國家利益會低於個人感情，這些人是因忠而廢孝，他們大江南北的奔走遷徙是為國宣力，換了誰不去讚揚。
而李冼幸運的擁有一個這樣為國效忠的父親，因此可以遍覽名山大川，這才逃過了在一個書香門第裡像他父親以及他父親的同窗故友那樣長成一個耿直卻迂腐的書生，李冼一直認為這是他的萬幸。
李冼一直和自己的父親存在著很多方面的矛盾，從年齡差距產生的代溝到他不是怎麼太符合書生風範的行為舉止，和沈哲的特例獨行不一樣，李冼的特立獨行不能歸結為洋務新思想，而是自古就在才高八斗之人中存在已久的不與世俗同流合污式的狂放灑脫，如果此時奉行的儒家學說還沒有被程朱理學扭曲過，那麼李冼的父親應該為自己有這樣一個才華橫溢的兒子而驕傲。
但是在這個儒學被折騰得行將就木且面目全非的時代裡，李冼就成了一個有傳統「遺跡」的異類，父子兩個人在李冼的母親這個「調和劑」去世後就更加劍拔弩張，不過李冼畢竟是年紀小，別人對他的評論無非是性子野，不服管，倒還沒扯上什麼忤逆不孝，離經叛道之類的判定，而這些，也的確不是對李冼為人的公正評價。
雖然父子二人之間有一些難以調和的矛盾，但李冼從沒有否認過自己的父親是一個好人，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好官，至少是那種傳統意義上，總是會受到群眾敬如父母式愛戴的好官。
他為官清廉，公私分明到幾乎病態的程度，就是同僚找他談公事的時候無意中涉及到了私事他也一定要把人家拽到內堂來，等私事說完了再把人家拽出去，繼續談公事，反正如果要說私人的事就絕對不能佔用公家的地方。
到最後，基本上來談工作的沒人敢跟他去聊私事，連給家裡人帶個好這樣的話也不敢說。
在公事上，他雖然排斥洋務是個徹徹底底的清流派，但卻並不循規蹈矩，故步自封，而是在他自己的觀念所認可的道德範圍之內對當地做一些傳統的改進，比如興修水利，改造農田之類的，總之是在為老百姓干實事，也能幹成，至少能讓當地人吃上頓飽飯，享受一個安穩覺。
在這樣一個年代，雖說工業是這個世界的主潮流，但是洋務是要錢的，而且不只是要一點錢，資本主義的發展其主基調就是剝削，剝削自己的人民以及剝削殖民地的原材料和勞動力。
在歐洲，被剝削的底層人有轉而成為剝削階級的希望，但是中國的老百姓暫仍然無可避免的成為被剝削階級，而且在老百姓的傳統觀念裡，這個被剝削的身份不但要跟自己一生一世，還會累及子孫後代，在工廠裡做工，對他們而言無異於失去了土地給地主家做工的佃農，洋務所帶來的實惠暫時還沒能普及到他們的身上。
因此，老百姓打心眼兒裡還是喜歡李冼的父親李大人這樣的好官，讓他們安安樂樂地過傳統的男耕女織，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日子。
朝廷也不否認李大人有能力，可是他為人是在太硬，不好提拔，要想發揮出它的最大價值只能平級調動，哪裡最需要就調到哪裡去，這才有了李冼可以順便去觀光了大半個中國。
李大人是個人才，但是很顯然歷朝歷代，尤其是在一個王朝氣數耗盡的時候，這樣才德兼備的國士通常難有一個善終。
要按客觀而言，雖然李大人這些年被無怨無悔地調來調去，但調去的地方都是集中在江南，的確是被太平天國時期的戰亂糟蹋得不成樣子，但是土地肥沃，底子好，自古都是天下糧倉的魚米之鄉，好好治理，肯定是富庶的。
但是同治十年的時候情況就有了轉變，眼見著江南的元氣恢復的差不多了，朝廷大筆一揮，官職沒變，但把李大人從地理位置上往「高」拔了拔，一下子調到了位於黃土高原的陝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