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隨章侃第三十九章外放
（演義第三十九回荊州城公子三求計博望坡軍師初用兵）
本回演義主要說的是諸葛亮初用兵。博望一戰確有其事，不過此事和諸葛亮沒有關係，博望一戰是諸葛亮很可能還沒有加入劉備陣營，而且就算加入也不可能如演義中那般指揮軍隊，事實上在劉備身前，主要是由劉備負責前線的戰鬥，諸葛亮大部分時間是作為負責後方政務和後勤補給的官員，就好像蕭何和荀彧一般的角色，甚少在前線參與軍事，（按一般演義上的軍師角色來說，法正龐統比諸葛亮更像軍師。）更不用說直接指揮了，博望之戰乃是劉備指揮的，這也是劉備的諸多事跡被演義移加至諸葛亮的開始。我們以後會陸續提到。
不過，本章還沒到總結諸葛亮演義和歷史區別的時候，這次想說的是劉琦之事，本章劉琦為求諸葛亮之計，來了一招「上屋抽梯」，終於逼的諸葛亮說了效仿重耳一事，讓劉琦主動外放江夏。
諸葛亮為什麼要這麼做呢，劉琦與劉備的關係頗佳，假若他能或許繼承權，那劉備肯定可以得到重用，進而得掌荊州大權，而要掌權那就不能離開首府之地，就好像袁紹一事，袁紹未必真決定了由袁尚掌權，但是袁譚在外，袁尚在內，一旦有事，袁尚便可造成既成事實，袁譚毫無辦法。
一般來說，控制中央佔據著最重要的地位，不說一般正常的情況下得到朝廷便代表著擁有了全國的權力，即便亂世之時，眾人依舊想獲得中央朝廷之權，所謂「挾天下以令諸侯」也，這不但是名分問題，更關乎實力的對比，在傳統思維下，中央擁有比地方更大的號召力，即便在亂世割據的情況下，依然有部分地方政權會聽從中央號令，比如三國的張楊，再比如北洋軍閥時期便有許多地方政權沒有明確的派系，以中央馬首是瞻。所以一旦得到中央權力，在很多情況下就意味著獲得許多傾向於中立的勢力支持或者不介入，這對於天下之爭是相當重要的，三國時期的曹操便佔有這樣的優勢。自然，這也意味著，在大部分情況下，大多數人都會選擇先獲取中央政權為上，所以只要有一定的實力，必然會介入朝堂之爭，甚至以全副身家性命投入也在所不惜。
而這種事以太平日子中同姓相爭，骨肉相殘最為慘烈。我們之前在《長子繼承下的迷霧》一章中說過，選擇嫡長子繼承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減少這樣的權力之爭，減少繼承權力的成本，可嫡長子往往並不能順利的接位，如嫡長子死去，或者嫡長子不得父親之歡心，都會造成繼承權的爭奪。所以每奉主公身體欠佳之時，為了繼承權力和日後的格局，朝廷之上便會開始一場明爭暗鬥。而這種爭奪的結局往往是勝利為王，敗者死亡，自刎或者軟禁已經是其中最好的結局。
朝堂之爭是如此凶險，有人不惜為權力捨身博大，也有人明哲保身，退至地方以求全身。這一來是示意我無心寶座，求對方放之一馬。另一方面也是經營地方，手握實權，壯大自己，無論是誰得到寶座要對自己動手都要估量一番，而且萬一朝堂有變，便可乘虛而進，反客為主。
如齊桓公晉文公兩位都是春秋霸主，起初都為避禍而逃至遠方，待國中有變便乘勢回來，終成霸業，諸葛亮勸劉琦便是用的重耳之例，假如說這兩位是春秋人物，和日後不同，那漢文帝則也可一說，他與母親為防呂後，而退至封地，而後呂後死，朝中變革，他因禍得福，居然重新坐上了權力寶座。朱棣經營外藩而日後奪得皇位。
而諸葛亮讓劉琦外放，則是因為劉琦獲得繼承權的希望渺茫，在內反而容易遭到暗害，還不如外放，一則掌握一方重地，可保自身平安，二則萬一有變，可效仿晉文公當年，勒兵進逼，所謂進可攻，退可守。
不過這種事情畢竟要看運氣，重耳在外流亡幾十年才得以回來，朱棣的奪位也有很多的運氣成分，自從採取了中央集權制度後，各朝又吸取教訓，限制在外藩王的權力，他們要獲取權力並不容易。如明朝，朱棣由外藩得權，在其之後也刻意限制了外地藩王的權力。畢竟，比之中央政權來說，地方一域，實力相差太遠。
所以外放這件事，更多的是諸葛亮想先讓劉琦避開朝堂之禍，是明哲保身之舉，畢竟劉琦在江夏還是一番助力，假若在荊州，那劉琦只怕就危險了。
說起外放，古代的外放到底是好是壞呢？剛才已經說到了，中央朝堂是權力的中心，地方只是羽翼而已，假若心是向著朝中大權的，那最好是在京城為官，古代的京官往往比地方官員要高那麼一等。此外，古代生產力有限，大部分資源都集中在少數幾個地區，尤其是京城，生活比外地要舒服得多了，就說那明朝科舉考試吧，成績好的進翰林院或者為翰林院庶吉士，這都是京官，可以面見皇帝和高官，以後就有機會入閣拜相，而成績差的外放為地方官。所以京官外放往往也就是意味著貶官。本在京城為官，前途大好，甚至可以上達天聽，卻一下要到外地做地方官，這往往就是失寵的代名詞。
但是，且住，這指的主要還是那些大官或者品級雖低但是實權不小有前途的官僚，他們外放，那是虧大了，但是對於那些小官或者無望陞遷的京官來說，外放不委是天賜的好事。京城為官，有前途還好，但是沒有前途呢，且別忘了這京城到處是大官，出門都要小心撞了誰的車駕轎子。可一旦外放，只要不是那窮鄉僻壤，做起那土皇帝來，可就舒服多了，這油水可比京城裡好撈多了，就算清正廉潔，那至少在地方上可以不用看太多的上級臉色，權力ziyou得多了。尤其在中央朝堂衰弱之時，那地方官更加吃香了，那劉焉便看東漢日益危險，就跑至益州做那土皇帝，可比那些留在京城被董卓一干人或殺或劫的同僚舒服多了。
另外，通常情況下，一些京官也會外放地方，但是這並非貶級，而是讓他們去地方鍛煉一下，增加一下歷練，現在我們叫掛職鍛煉。這種京官的外放只是鍍金而已，幾年之後便會回到京城派以大用了。當然，假若幾年之後回不去，就意味著自己的仕途危險了。
還有，一些京官會出任封疆大吏如巡撫一職，這種重要地方官職只要不是宰相這般級別的人擔任，也不能認同為貶級。尤其明朝巡撫本就是京官外巡形成慣例才變成地方大員，巡撫要每年回京議事，也是變相的京官。
還有一種情況，因為在京城沒有機會，而到地方尋找機會升職從而再回京城作官的，這種例子在初唐極多，初唐對外征戰頻繁，邊疆大將權大，軍功又豐厚，而在京城則少有機會征戰，一些軍人便調職邊軍，立功之後再得以回朝，所謂「拜將」再「入相」。
此外，外放也有中央監督地方的意味，剛才說到明朝的巡撫制度便有這樣的意思。此外，如漢明等代初期都給予藩王封地大權，為何？就是希望同姓王能在地方協助中央。相比外姓，還是皇族可信一點，唐朝也不例外，唐初便有以王子帶兵征伐的習慣，安史之亂唐玄宗便分封諸子到各地為節度，從而還形成一起「永王之亂」
外放一事，意味深長，有明升而暗降之，也有明貶而暗升之，有前途光明之，也有無望回京之，有出外發財之，也有出外避禍之，有離開時喜笑顏開者，也有離開是愁眉苦臉者，有失敗者，有勝利者。在京城門前的那一瞬間，不知留下了多少京官回首那無窮滋味的一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