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時期，社會經濟發達，都市商舖林立，商客大量增加，百姓生活日益富庶，奢侈之風盛行，金銀器飾廣泛流行，專門經營金銀的店舖也隨之增加。南宋偏安一隅，京城臨安府工商業相當繁榮，僅金銀交引鋪就有上百家。其經營範圍在保留前朝金銀鋪的各項業務的基礎上新增了兌換鈔引的經營業務，使其性質由單純的買賣金銀、打造金銀的金銀店轉向帶有官商性質的民間金融兌換機構，因而成為我國早期的官民合一的金融機構。
一、金銀交引鋪產生的社會背-景及歷史
金銀買賣由來已久。戰國時期，黃金已經普遍使用於帝王貴族之間。黃金器飾和爰金、餅金等黃金貨幣已顯露出昂貴的價值。秦漢以後，銀器日趨流行，使金銀既用於製作器物，又成為保值物品，同時在一些特殊的領域還履行了某些貨幣的職能。
毫無疑問，金銀器飾大量湧起的背後存在著一支大規模金銀工匠隊伍，開始只是由富人貴族家養的奴隸充當，隨著金銀器飾的流行，民間產生了一批真正從事金銀器飾打造的工匠。北魏時已產生了經營金銀玉石的金玉肆。《魏書》卷五三《李安世傳》記載：「國家有江南使至，多出藏內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貨之。令使任情交易。使至金石肆問價。」
唐朝，國力鼎盛，工商業發達，金銀匠的社會地位也隨之提高，慢慢發展建立金銀店舖。高彥休《唐闕史》卷下《王居士神丹》載有「（長安）延壽坊鬻金銀珠玉者」。唐時金銀店的業務以打造金銀器飾為主，兼營金銀器飾和生金銀（作貨幣用的金銀鋌、餅等）的買賣，也有兼買珠玉的。又因金銀的買賣而產生金銀的鑒定的業務。
五代出現了專門從事白銀買賣的店舖「鬻銀肆」。
北宋時汴京的金銀鋪很多。《東京夢華錄》卷二《東角樓街巷》中載：「南通一巷謂之界身，並是金銀彩交易之所，屋宇雄壯，門面廣闊，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動即千萬，駭人聞見」。同時《宣和樓前省府官宇》中載：「南門大街以東南側唐家金銀鋪、溫州漆器雜物鋪、大相國寺」。《東京夢華錄》是作者孟元老在崇寧二年以後的二十餘年間寫成的，記述的是北宋末年汴京的繁盛。馬端臨《獻通考》卷九《錢幣考》記載：「大觀三年魯公（蔡京）既罷，朝議改為當三，當三則折閱倍焉，雖縣官亦不能鑄矣，而大錢廢，初議改當三也。宰執爭輦錢而市黃金，在都金銀鋪未之知，不兩月命下。時傳以為笑。」這段史料記載了大觀三年，當十大錢議改為當三時，宰執等爭著將其所有大錢送至汴京金銀鋪買黃金以免損失之事。可見，北宋時金銀鋪已相當發達，規模也相當大，並且出現了以錢易金銀的兌換業務。
二、獻記載中的南宋金銀交引鋪與出土金銀鋌牌上的金銀鋪號
南宋的金銀鋪，被稱作金銀交引鋪、金銀鹽鈔交易鋪、金銀茶鹽鈔交引鋪等。
最早記載南宋金銀交引鋪的是耐得翁的《都城紀勝》。該書記載的是寧宗端平年間京城臨安（杭州）的繁華，記載了最繁華商業街上有百餘家金銀交引鋪。「…….都城天街，舊自清河坊南，則呼南瓦北，謂之界北。中瓦前（今東、西木瓜巷），謂之五花餓兒中心。自五間樓（著名酒樓）北至官巷（今中山中路官巷口一帶）南御街（今中山中路），兩行多是上戶，金銀鈔引交易鋪僅百家余。門列金銀及見錢，謂之看垛錢，此錢備入納算請鈔引。並請作匠爐，紛紜無數。」
明陶宗儀〈〈說郛〉〉之〈〈古杭夢遊錄〉〉也記載了臨安金銀鋪的情況：「自五間樓北至官巷南到都街，多是上戶，金銀錢鈔交易鋪僅百餘家，內列金銀看垛錢。」其記載與〈〈都城紀勝〉〉基本一致，顯然是從耐得翁的說法，只是將金銀鈔引交易鋪改成金銀錢鈔交易鋪。
吳自牧〈〈夢梁錄〉〉記錄了南宋臨安的風俗，包括藝、建置、山川、市鎮、物產等許多方面，記錄了臨安城各處的一些著名的金銀鋪名：「杭城市肆……自淳佑年有名相傳者如…市西坊（今羊壩頭）南和劑惠民藥局。局前沈家張家金銀交引鋪……李博士橋（今中山中路）鄧家金銀鋪。」
周密〈〈辛雜記〉〉記載：「天井巷（今清河坊一帶）內有張家金銀鋪。」
〈〈西湖老人繁勝錄〉〉記載了寧宗慶元年間杭州商市的盛況：「諸行市，川廣生藥市、象牙、玳瑁市、金銀市…。」
林正秋〈〈南宋都城臨安〉〉中載：「市西坊…是臨安店舖最密集的鬧市區，各店林立。如沈家金銀交引鋪、張家金銀腳引鋪、張家鐵器鋪…以金銀交引鋪與絲綢店舖為多。」
上述獻告訴我們，南宋臨安的商業經濟相當繁榮，金銀交引鋪是城市中主要商業店舖，並逐漸形成了行市。不僅如此，在京城以外的城鎮也開設類似的金銀鋪。《景定建康志》記載建康（南京）城內就有各種各樣的行市，其中經營金銀的被稱作銀行。另椐《寶慶四明志》記載，明州（寧波）城內也有六家金銀交引鋪。
近百年來，尤其是解放以後，出土南宋金銀鋌牌不下三百餘枚。這些鋌、牌有金銀鋪名、金銀鋪店主名和工匠名及表示、重量、用途等字，其中有金銀鋪名十餘種。1956年杭州火車站西出土金鋌6枚，其中三枚「石元鋪」。從南宋坊巷分佈圖（見林正秋《南宋都城臨安》附圖）上看，其出土地點相當於臨安城東豐禾坊一帶，是貴族府第的集中地。坊內薦橋附近的豐禾坊王家酒店是臨安著名高級酒家，店內器皿全用金銀製成。
1955年黃石市西塞山出土的155枚銀鋌，其中有二枚有「霸北裡角徐沈鋪」、「霸北街東沈鋪」。霸北是南宋臨安肉市所在地，相當於現在的三元巷街一帶，有肉市巷之稱。《夢梁錄》載：「肉市在大瓦，今霸北修義坊…巷內兩街，皆是屠宰之家。」1982年江蘇溧陽縣平橋出土6枚銀鋌上均有「謝鋪記」，其中二枚還各有「霸北街東」、「霸北街西」，這說明謝舖位於臨安霸
霸北一帶。
1955年湖北黃石西塞山出土的銀鋌上有「貓兒橋東」，1995年湖北黃石陳伯臻糧庫出土的銀鋌上有「朝天門裡」、「清河坊北」等南宋臨安地名。「貓兒橋」位於賢福妨，相當於現在的惠民路一帶。吳自牧《夢梁錄》載：「福坊東，日平津橋，俗名貓耳橋。」「朝天門」即現在的鼓樓。「清河坊」為南宋大將清河郡王張俊居此而得名，相當於現在的中山中路相接的河坊街西段及東太平巷一帶，「清河坊」地名至今仍在沿用。這些銀鋌雖然沒有明確標明金銀鋪名，但從這些地名上可以探尋到這些銀鋌的出產地。
三、南宋金銀交引鋪的業務範圍
（一）、鈔引的買賣
《都城紀勝》和《夢梁錄》都記載金銀鈔引交易鋪內陳列著金銀和現錢，是準備兌換、清算鹽鈔引的。從唐代金銀店到南宋金銀交引鋪，其最明顯的差異就是南宋金銀交引鋪的業務範圍擴大了，增加了買賣兌換鈔引的業務。鈔引在某種意義上說是一種有價證卷。宋時，鹽、茶、礬等生產與運銷都是政府專管專賣的。政府發給特許證明（即「引」）後商人才能到產地支領、運銷。領取並運銷鹽的證明稱「鹽鈔引」或「鹽引」領取茶的證明稱「茶鈔引」或「茶引」；領取礬的證明稱「礬引」，並分大、中、小三種，大引為「一百斤」，中引為「五十斤」，小引為「三十斤」。商人在京城貨物納錢，得到特許證明「引」後，即可攜往茶場、鹽場及礬場收領貨物，再運至各地販~賣。當時，鹽、茶、礬是最能賺錢的買賣，商人們都樂於經營。所以作為茶、鹽、礬這類特殊商品買賣的證明「引」也可以高價出售，起到了有價證券的作用。
「引」的另一種情況是，由於軍需關係，允許商人把穀物、木材等出售給外地駐軍，由駐軍發給「引」到京城榷貨務取錢，然而，這些「引」往往不能立即換成現錢，因此，有的就被商人出售。金銀交引鋪就是承擔這類交易的鋪席，並從中收取手續費。這種鈔引買賣除了用銅錢交易外，還可以用金銀交易，而且金銀值大體積小，攜帶方便，是大宗鹽鈔引交易的最佳方法。《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之〈〈靖康紀聞〉〉中載：「又詔，納金銀人，計直給還茶鹽鈔云云」。〈〈宋史.食貨志〉〉卷百八十〈〈錢幣〉〉載：「（紹興）二十九年，令命官之家留見錢二萬貫，民庶半之，余限二年聽轉易金銀，算清茶、香、礬引之類。」各類「引」也可以用會子交易。〈〈宋史.食貨志〉〉卷百八十一〈〈會子〉〉載：「（寧宗嘉定五年）湖廣餉臣王釜，請以度牒茶引兌第五界舊會。」「（乾道）五年，令貨務都茶場，將清算茶鹽香礬鈔引，權許收換第一界。」
（二）金銀器飾和金銀貨幣的買賣和兌換
這裡著重闡述金銀貨幣的買賣與兌換。
南宋京城臨安工商業繁榮，百姓生活富裕。而政府在徵稅、支付軍費、賑災、賞賜、官吏薪俸等多採用金銀，這勢必導致作為貴金屬稱量貨幣的金銀大量留入民間。相對而言白銀的使用更為廣泛，人們甚至在衣食住行等方面也直接或間接使用白銀。由於民間使用金銀時多需要換成銅錢，因此，作為兌換和買賣機構的金銀交引鋪就成了最佳交易場所。《夷堅志》卷十〈〈秦楚材〉〉記載了可把金銀拿到金銀鋪去賣錢的事列：「探籃中白金一塊……將貨之以供酒食費。肆中人視金反覆玩不釋手，問需幾何錢？曰：「隨市價見償可也。」人曰：「吾家累作銀鋪，未嘗見此品。」前引〈〈宋史.食貨志〉〉卷百八十〈〈錢幣〉〉中記載的以金銀算清鹽茶礬香引之類和〈〈都城紀勝〉〉中記載的南宋京城臨安有一百餘家金銀交引鋪的事實都說明當時金銀鋪業的發達，金銀使用於民間已極為普遍。加滕繁（日）〈〈唐宋時代金銀之研究〉〉（下冊）中談到：「金銀鋪對於品位特別高貴的珍奇金銀評給特別的價格，對通常的金銀則視其金銀的品種重量按時價計算，再加以一定的手續費，然後換算錢幣。差不多近於機械的，不但錢幣如此，欲金兌換銀，銀兌換金的時候，也是同樣的情形辦理。」加滕繁所言的「特別高貴的珍奇金銀」應屬於鑄造特別精良的器飾，理所應當是高價的。而普通的金銀器飾和作貨幣用的金銀的價格就要視其成色、重量按時價來計算價值了。這種錢與金銀，金與銀之間的交易可以說是一種售買與兌換。當把金銀當作財物買賣時，它是一種商品。當把金銀當作一種媒介互換時，它就是一種貨幣。
（三）金銀器飾、貨幣的打造與鑒定
據〈〈夢梁錄〉〉（卷十九）載「茶酒可掌管筵席合用金銀酒茶器。」這說明南宋民間用金銀做日用器皿已十分普遍，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臨安城中金銀交引鋪的繁榮，金銀鋪設置工場打造金銀器飾及金銀貨幣（鋌、牌、餅等）是金銀鋪的重要業務之一。前引〈〈夢梁錄〉〉的「諸作打及爐韝」和〈〈都城紀勝〉〉的「並諸作匠爐韝」就是講的金銀打造。「諸作匠」意為有好幾個打造工場和工匠，「及」即鏤，指的是金銀雕刻，「韝」即風箱，是打造金銀器飾和金銀貨幣時不可缺少的用具。可見，當時金銀鋪中的金銀打造業已具有一定規模了，所打造的金銀器飾以已具有一定的水準。
金銀是貴重物品。南宋對金銀的打算、買賣管理非常嚴格。宋時，金銀器飾及貨幣的打造多是官府徵召民間工匠到思院冶鑄。由于思院的工匠工錢較底，手藝高超的工匠往往不肯前來就雇。因此，淳熙年間，曾改由臨安的「百姓作匠」或「金銀鋪戶」承攬金銀的打造，並規定支應官府差役的金銀工匠，要有一定數量的財產和兩名金銀鋪主作擔保，以防作弊，並負責賠償責任。慶元年間還規定上貢金銀鬚刻上金銀鋪名工匠的字號和監鑄官吏的姓名和職務等。出土的金、銀鋌上的「張鋪、王周鋪、沈鋪、謝鋪、石元鋪、石三郎、韓四郎、魏六郎」等名號顯然是受了這一規定的影響而鈐上的。同時這樣做的也是受這一保證質量、提高信譽的必要手段。《元曲章》（卷二十、至元十九年整治鈔法條）載：「金銀匠人開舖打造，開張生活之家，憑諸人將到金銀打造，於上鑿記匠人姓名，不許自用金銀打造發買，若已成器皿，
赴平准庫貨買」。由此可知：南宋金銀鋪打造金銀器飾的習慣到元初仍在沿用。
根據出土的金銀貨幣可知金銀鋌、牌的尺寸、重量、成色都有相對統一的標準。如杭州火車站西出土的六枚金牌長都在12，2左右cm，寬1，4cm，厚0，2cm，重39克，成色在95~99，9%之間。杭州長明寺巷出土的九塊金牌的形制、尺寸、重量、成色均一致，長2cm，寬1，2cm，厚0，1cm，重4克，成色98%。各地出土的銀鋌也有統一的標準，大鋌五十兩，中鋌二十五兩，小鋌十二兩半左右，這說明當時金銀貨幣的打造是根據一定標準，顯示一定的價值以便於流通。
金銀鑒定是金銀鋪誕生以來的一項不可缺少的業務。買賣、兌換金銀都必須要鑒定其真偽和優劣。自古以來鑒定金銀就有許多方法，其中最主要的方法是備有各種金銀成色的標樣，以比較觀察之標準。《春夠紀聞》（卷十）敘述了道人到當時號稱天下第一的汴京欒家金銀肆賣金一事：「行至都，以十兩就市，欒氏取其家金較之，則體柔而紫焰，即得高直以歸。」這則史料雖記錄的是北宋汴京金銀鋪鑒定金銀的事情，但南宋金銀鋪鑒定金銀也不外乎如此。
同時，在打造金銀鋌牌時，也必須鑒定其成色。南宋金鋌金牌上的「十分金」「十分赤金」，銀鋌上的「花銀」、「滲銀」等銘都反映了金銀鑒定是金銀交引鋪業務之一。
結論
綜上所述，可以對南宋金銀交引鋪的性質、業務歸納出以下結論。
南宋金銀交引鋪是具有特殊功能的金銀鋪，它與前朝唐、五代和後朝的元、明、清單純的金銀電、銀肆、銀鋪、銀樓的最大差異就是除了經營金銀買賣、打造及鑒定外，還經營兌換「引」這種由南宋政府發行的有價證券和金銀與銅錢、金與銀的兌換業務，已具備了金融機構的許多特徵，是中國最早的民間金融機構。
金銀的買賣與兌換性質截然不同。買賣是把金銀當作商品，而兌換則把金銀當作貨幣。南宋金銀交引鋪實現了金銀的商品與貨幣兩種屬性之間的角色互換，即可以買賣，又可以兌換。這一方面是由金銀本身特點、功能決定的，另一方面也是南宋時期金銀廣泛使用於民間的真實寫照i13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