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東風破堅冰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
春風又綠江南岸，江南的春風總是很輕柔，很溫軟，裊娜柳絲飄拂，撫摸著大地；漠漠細雨的滋潤，體貼著萬物，漸行漸近，這才有了草長鶯飛，花開似錦……
然而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
江南春早，天氣雖然已日趨暖和，可還時不時有寒冷難當的日子襲來，這時最難將養休息，打發時光。
不過，在帝國北方，卻與江南春天那種『潤物細無聲，隨風潛入夜』，很是柔美無聲的動靜截然兩樣，北方的春天是遲緩的，也是粗獷無比的，動靜也總是大得很。
在北方，山巖下的積雪才不管什麼立春、春分節氣，只管冷森森的絲毫沒有開化的意思；
潭邊、溪畔、井台、泉眼，凡有水的地方，也都頑固堅持著冰塊、冰硯、冰溜、冰碴的立場！
直到一夜之間，春風忽然來臨。
忽然從塞外的蒼蒼草原，莽莽沙漠，滾滾而來的浩蕩春風，撲過山頭，漫過山梁，插進山溝，灌過山口，嗚嗚號叫，哄哄呼嘯，飛沙走石，打在窗戶上，撒拉作響，撲在人臉上，如無數針扎。
轟的一聲，河冰開裂了；
嘎的一聲，病樹摧折了；
連房梁架子，都格吱吱格拉拉地響起來，晃起來，彷彿從漫長的冬眠中驚醒過來了，要抻抻懶腰，動動胳臂，渾身關節都要挨個兒格吱吱格拉拉地鬆動鬆動似的。
還在霜凍裡，麥苗返青；就在積雪中，山桃鼓苞。
那些套著老羊皮襖子的勤勞的農民，也背著荊條簍子，裝滿著帶冰碴的牛羊糞，大清早就開始侍弄著莊稼地，呼哧呼哧地把糞肥拋撒勻淨，期望著有一年的好收成。
北方的人們愛說「春脖子短」，意思是說北方春天非常短暫，而類似象雷瑾、綠痕這些從錦繡江東而來的人，就覺著連這個所謂的「春脖子」也有名無實，冬天剛過去，夏天就似乎已在眼前了。
最激烈的阿蠻，意見總是直截了當：「這哪裡有什麼春天，成天只見起風、起風，成天就是刮土、刮土，外出不戴上帷帽、面巾，眼睛都休想睜開，家裡桌子凳子一天得讓人擦上幾百遍……」
綠痕不以為然：「曖，也不用那麼誇張！的確是不像我們南方的春天，不過呢，雖然是不冬不夏，但你還就得承認，這就是春天！」
紫綃慣例是不對這些事情發表意見的，只是輕輕淺淺，抿著嘴微笑。
雷瑾懶洋洋地犯著春困，打著哈欠，順口說道：「你們看這西北的百姓，都喜歡力大無窮的好漢，到喜歡得不行的時候，捎帶來著連粗暴也一起喜歡上了，還就覺得特解氣特痛快。這裡的春天，其實也和這裡的人一樣，粗獷豪爽，大氣磅礡！像江南那樣，軟綿綿的春風，好似柳絲飄拂，恰如細雨滋潤，柔美是柔美了，溫軟也夠溫軟了，但這樣綿軟的風，又怎生過得了草原、走得了沙漠、闖得過高山、撲得上山梁？又怎生能踢打開千里的冰封，遍地的霜雪？我看啦，這北方啊，還就得該著有這樣的春天，如果把江南軟綿綿的春天搬到北方，怕是奈何不得這遍地的冰雪寒霜！
再說啊，江南的春天老是淡淡的陽光，濛濛的陰雨，乍暖還寒，最難將息，整天都好像穿著濕衣衫，少爺我都過膩味了。享受一下這北方粗獷的春天，也自有一些江南無法比擬的佳處呢！」
雷瑾從塞外歸來，除了到隴右總督府交令完差以外，因為朝廷的封爵和賞賜，連同『傷亡將士』的撫恤銀子也一同調撥了下來，要上謝恩折子、要撫恤傷亡、要四處弔喪、要處置幕府中重要事務，等等，等等，這一忙起來就忙得天昏地暗，沒個閒的時候，雷瑾也是忙得夠嗆，無暇分心，等到把一干喪事、喜事，都緊趕慢趕的操辦完了，他在河西的頭一個短短的春天也快過去了一大半，這時才能忙裡偷閒，過兩天悠閒而無聊的日子。
在夏天快要到來的時候，印書館第一批印刷精美的宗教經卷已經正式交付，大受佛道人士和信徒們的歡迎。至於印書館大管事徐揚所提辦報的建議，在河西幕府諸幕僚謀士們的再三權衡和爭論下，認為目前時機還不成熟，暫時不宜辦報，一則是當前時局、朝野形勢都不允許，二則在人們接受程度普遍較低，對各種消息的需求還不是很迫切的情形下，貿然辦報將在贏利上承受相當大的虧損風險，尤其是在河西幕府資金緊缺的情況下，不賺錢的營生暫時是不被允許的，而且交通也是個大問題，因此辦報事宜將押後緩議，只有在西域商路暢通，四方商旅行客絡繹不絕，紛至沓來，人們對消息的需求急劇增加時，這個提議才會納入考慮範圍，雷瑾自然從善如流，同意緩議；
而掌握在幕府手中的玻璃作坊、琉璃作坊，通力合作，終於燒製出了頭幾窯精美絕倫的玻璃器皿，其品質一點不比波斯、大食地區精工細作的玻璃器皿差，只是因為產量實在是上不去，物以稀為貴，這種簡直可以媲美水晶的玻璃器皿一直供不應求，價格高得令人咋舌，已經成為關中、四川富豪爭相搶購，炫耀財富的奢侈品；（註：事實上，中國即使到了清代乾隆時期，玻璃茶具、玻璃酒具也仍然珍貴異常，許多一品、二品的朝廷大員家中，也未必能擁有一套精美的玻璃杯呢）
夜未央的營造還算順利，經過僱傭大量生計無著的閒散人等，在幾個月內日夜不停地趕工擴建，整個互為犄角的堡寨群也已經快要竣工，已經開始房舍內部裝飾，不久之後就可以選擇黃道吉日開張。也許到夜未央的青樓、賭場、錢莊、酒樓、珠寶店、金銀鋪、當鋪等都開張了，河西幕府那非常乾癟的錢囊才會稍稍鼓起來一點，窘迫的財政狀況才會好轉一些。
至於河西幕府秘密策劃的走私販運，一來一回之間，最快也要半年以後才會看到結果，而交付給塞外白虎、蒼狼兩大馬賊團的秘密任務也不是馬上就能得手的，那完全得看時機和碰運氣，目前也只能等待，急是急不來的！
對於雷瑾來說，雖然枯竭而窘迫的錢糧財政狀況，讓他許多美好設想無法實施，但是目前，還是要馬上著手推動一項很重要的變革計劃，這是獨孤岳受命去中原組建秘密眼線網的時候，一次靈機突現，偶然萌發的一個想法，他在深入的思考，醞釀得比較成熟之後，向幕府提出了一個改革提議，這個提議與租佃河西雷門田地的佃戶們有關。
要知道，河西走廊的農耕區，因為有祁連山雪水作為灌溉水源，所以非常豐饒發達，是西北除關中平原外，最富饒之地，而河西田地的大部分都掌握在豪族手中，只有少部分在一些零散農戶手中。
除外牧場不算，回回馬家是河西兼併佔有農耕田地最多的地主，而河西雷門，包括現在掌握在河西幕府和各支各繫手中的田地總量，則緊隨回回馬家之後，應該說河西最好的用於農耕的膏腴之地，有七成掌握在馬、雷兩家之手，其它豪族和少量零散農戶則佔有剩下的三成好地，兼併程度是非常高的，甚至連許多軍屯的田地也不可避免的落入豪強大族之手。大量的田產都掌握在少數地主手中，而多數佃農則僅僅掌握著一點點田產，而且就是這一點點田地也多數瘠薄低產。
應該說地租在河西雷門的錢糧收入構成中，現在也仍然佔據著較重要地位，正如地租是整個帝國的主要命脈一樣（古代國家賦稅有四：一曰租，即田賦，也叫稅，稅租相通；二曰調，即徵調所需物品；三曰役，即徭役、兵役，也叫庸，意為用民之力；四曰課，即雜賦，糧食之外之實物，如茶、鹽等。戰亂期間，賦稅不循章法，需要多少就征多少，征不到就暴力搶奪），帝國財政完全是靠從農民處徵收的皇糧國稅支撐運轉，地主同樣也靠從農民處收取的地租興業發家，這也同樣都著落在農民身上，所以在士農工商中，四民之一的農才排在士的後面，並不是農民地位真的就一定高過工商之民，而是農民作為帝國主要的被徵稅對象，承擔著整個帝國的命運。
當然具體到回回馬家、河西雷門這樣的豪強大族，因為在畜牧以及工商業上獲利豐厚，地租雖然還是比較重要，但對家族的影響已經沒有那麼大了，到不了動輒生死攸關的地步，所以馬家、雷家對佃農收取的地租，其實算是較輕的，比較起其他純靠坐食地租過日子的地主，佃農是絕對能夠接受的！
不過就算如此，獨孤岳仍然覺得有變革的必要。
田地兼併，掌握大量田地的田主總是有萬萬種方法逃避和轉嫁帝國的各種差役雜派，而佃農則沒有這個能力逃避帝國的征派，差役不均，富的越富，窮的愈窮，田主佃戶勢同水火。
人窮極了什麼事做不出？暴動、起義或者流寇、民亂的根子，實際都肇因於此！
獨孤岳在中原秘密發展眼線時，由於掌握了大量的消息來源，因此更容易從繁雜紛蕪的世間萬象中窺視到一些深刻的東西。
他發現在帝國北方，經濟已經落後於南方，而仍然在流行分成租，即地主供給佃農以農具、耕牛和較多的生活資料，每年收穫的農產品則由地主和農民按一定比例分取，一般對半分成，也有高達六四、七三，甚至八二分成的。
但在南方，已經更多地實行了定額租，也就是說，農民不論豐歉荒熟，每年交足固定數額地租後余皆歸己。實行定額租，田主就完全退出了農耕生產，不再直接干預佃農的生產活動，與此同時佃農對田主的人身依附也同時被削弱，擁有了更多更大的自由，農耕生產的積極性自然要比實行分成租的佃農要高得多，可以安心地做一個比較長期的興業發家的計劃，致力於改進和使用新農具，以及提高各種農耕生產技術，進行精耕細作，提高產量，減少人工；而其中一部分家庭成員，就會逐漸脫離土地，從田畝耕作轉而從事家庭棉布紡織、桑蠶絲織，甚至做木匠、石匠、泥水匠等手藝活以貼補家用。
另外還有一種更新的農耕方式更讓獨孤岳感到吃驚，在江東一些地方，有一些田主直接雇工，對田地進行親自經營管理，通過加強對運用生產耕作技術和調配勞力等環節的管理，來提高經濟效益，並且還建立起一套相當完整的耕作法式、地租份額分配、會計綜算、考核稽查、獎勵懲處等措施，並且非常重視興修水利、改良耕作技術和雇工耕作條件，進行集約化的精細經營，較多使用雇工，而且他們收穫的農產品也有相當一部分進入市場，通過商品交易獲取厚利，這是與一般地主坐食地租、通過一些超經濟手段加強壓搾來增加收入的做法已經有所不同。（註：現在看來，這已經是現代農場主或者說農業資本家的早期雛形，而不再純粹是坐食地租的田主）
獨孤岳提議在河西雷門所控制的田地上，先推行佃戶的定額地租，而由河西幕府直接掌握的農莊田地則仿照帝國南方新的農耕方式，有意識地進行類似商行、店舖、作坊那樣的經營管理，一旦能夠獲取較高利益，必定蔚然成風，被其他豪強大族效仿。
這樣一個提議在河西幕府的幕僚中，也存在著很大的爭議，所以不能夠馬上實施，必須等到雷瑾返回，親自拍板定案。
雷瑾很清楚，中土帝國自從先秦戰國時代商鞅變法，獎勵耕戰以及諸國紛紛變法以來，到漢初文景之治，再到漢武帝改田租什一，加派大量雜稅，鹽鐵酒官營以聚斂財富，再到武帝之後以桑弘羊為代表的儒家公羊學派與儒家「賢良」「文學」之士在朝堂的論爭，再到唐帝國的租庸調，兩稅法，再到宋帝國王安石變法，所有的變化和不變，所有的爭論和鬥爭，所有一切的中心最終無一不是著落在田地和農民身上！
帝國歷代王朝都以田地賦稅為正賦，但是由於窮奢極欲、冗員氾濫、戰亂頻仍等多種原因，而且兼併佔有大量土地的帝國豪強大族，一般都隱匿有大量的地產及人口，這些隱匿的地產、人口都在私門，不直接對國家賦稅、軍事防務作貢獻，卻仍然要享受帝國提供的和平、秩序、興修水利、防洪抗旱、防疫治疫、賑災救荒、施粥救饑、捕蝗驅蝗、保證完善而統一的水陸交通（包括四通八達的帝國驛道、運河、江河水道、帝國郵驛），等等，等等，這使得依賴正賦收入的帝國中央朝廷，其賦稅來源逐漸萎縮，國家僅靠正賦收入難以解決入不敷出的問題，為了增加收入，平衡財政，帝國歷代都會不同程度的在田稅正賦之上，額外附加種種雜稅，而且附加的雜稅總是隨著土地兼併的不斷加深，非常頑強地趨向於超過正賦，直至數倍數十倍之多，而這些雜稅中的絕大部分，毫無疑問的會被大多數官僚地主逃避或者轉嫁，最終集中著落在農民身上，這一直是帝國積弊數千年的痼疾，屢屢引發無力負擔的農民起義和暴動，甚至導致改朝換代。
其實如果光是土地兼併，豪強大族不享有免稅、免役特權，土地兼併並不見得有多大危害，但官僚地主的特權是帝國律法所明文規定的；而且不惟如此，地主往往還會利用其強勢地位，進行合法和非法的土地兼併，卻同時又轉嫁其應承擔的國家差派徭役，譬如大地主往往會利用天災**收購自耕農的土地，卻又不向國家正式登記過戶，而是用雙方私契的方式約定。這樣，地主得了土地，而國家的正賦雜稅還是得由自耕農來承擔，當自耕農無力負擔時，只好拋荒土地成為流民，這反過來又加重了國家維持和平和秩序的負擔，而當這負擔一旦超過國家力量所能承受的極限，改朝換代也就是不可避免的趨勢了，這就是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深層原因。
帝國歷代王朝雖然都曾經試圖通過改革變法，增加國家賦稅來鞏固統治，但從未真正成功過，從未在『民富』和『國強』這兩個問題上找到真正永恆的平衡，苛捐雜稅以及繁重的徭役差派總是如雨後春筍般，不經意地就找到了瘋狂生長的土壤，直到把一個舊王朝徹底葬送，再催生一個新生王朝，然後再重複前一王朝的循環！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雷瑾曾經和包括秦夫子在內的許多老師，私下探討過帝國王朝興衰更替的問題，在雷瑾看來，土地不斷兼併，並最終集中到少數豪強大族手中，其實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長期趨勢（註：生產資料總是趨向於集中的，因為在一定條件下，只有集中，才能產生最大的效益，土地作為生產資料當然也是如此），只要土地私有，並且可以自由買賣，則無論朝廷再怎麼抑制豪強兼併，再怎麼提倡重農抑商，也不過是延緩革命的到來，終歸無濟於事！
「抑兼併」，在雷瑾看來，財政原因僅佔一二，恐怕更多的還是中央朝廷為了防止民間財力過於集中而導致尾大不掉的局面，懼怕『兼併』對大一統皇權構成威脅，這才是根子上的原因！
歷代王朝驚人相似的更替，少則十年二十年，多則二三百年的輪迴，已經用事實雄辯地證明了這一點——帝國中央朝廷根本做不到抑制兼併，也根本做不到一姓可傳萬世！
既然從地主著手是解決不了問題的，那麼就還不如從事情的另一端——農民這邊著手解決問題！
天下的田地，無論怎麼開荒，總是有限的；這有限的土地，無論如何努力，也只能承載很有限的人口，隨著人口的不斷增加，加之田地兼併又不斷地使土地趨向於集中，能夠重新再分配的土地日漸減少，就更顯得土地有限，而無法承載無限人口的衣食需要了，人與地的衝突更加激化，這是宛如死結一般難解的矛盾；
王朝更替過程中的戰亂和瘟疫，會消滅很多人口，從而使這種矛盾大為緩解，然後矛盾再不斷重新累積，直到下一次失衡的到來，也就是說帝國內部過多的人口——在土地兼併非常集中的情況下，過多的農民，尤其是完全破產的流民，必須從有限土地上大量地疏導分流出去，才有可能緩解帝國內部的矛盾，防止革命的爆發。
把農民疏導分流到哪裡去呢？如果不是把農民從**上消滅的話！
雷瑾個人認為，雖然工商之業可以容納吸收一部分「多餘」的農民，但是在種種因素下，帝國工商業目前的狀況並不能夠達到把「多餘」的農民全部分流和吸納的目的，甚至連最低限度的把分佈在帝國各地的幾百萬流民完全的分流、吸納、安置下來都是不可能的，如果在戰亂、瘟疫爆發期間，工商業自身尚且難保，又何談雇工呢？
在雷瑾看來，可以把農民，特別是那些流民適當組織起來，組成武裝農民團體，向帝國四境以外進行武裝屯墾和移民，這樣的逐步遷移和蠶食政策，帝國可以一舉兩得，既不花什麼錢，解決了內部矛盾，把禍水引向外國，以鄰為壑，又同時等於在無形中擴張了帝國的疆土。
而且如果帝國從事農耕的人口大量遷移出去，國內擁有龐大田產的大地主也就不得不通過加強管理、興修水利、改進農耕技術，善待雇工和提高雇工工錢等方法來維持和提高其所佔有土地的收益，因為供求關係的改變將決定這一切，當農民過剩時和農民短缺時，地主的反應當然應該是截然不同的，也許這樣一來，帝國會因此有較大的改變。
這絕對是只要戰爭販子和唯利商人，才可能湧現的瘋狂而叛逆的想法，根本不符合儒家懷柔以致遠，以道德感召四夷的王道，以至於雷瑾還因為童言無忌，而被好幾個老師訓斥和告誡。
但是秦夫子倒是很欣賞他的想法，並且指出雷瑾在設想上的許多漏洞和不可行的方面，譬如當從事農耕的勞力非常短缺時，地主們也許會從盡量提高地租轉嫁逃避國家差役，轉而通過從人販子手中購買奴隸或者招納自願賣身為奴者，來滿足其對勞力的需求，而不是通過改進農具、提高農耕技術或者大量雇工，加強管理來獲取厚利；譬如帝國普遍蓄養奴婢的風俗絕對不是那麼容易改變的，這也會大大降低工商產業可以吸納安置過剩勞力的空間,有不用給工錢的奴婢,幹嗎還要從外面雇工呢?又譬如帝國如何向大地主、工商業者徵稅，也是個難題；等等。
秦夫子指出，雷瑾的設想必需要有相應的時機和相應的前提條件來互相配合，才有可能實施，總之順應時勢的變化是最重要的，否則就只能是空中樓閣，所以這個想法，雷瑾實際上已經悶在肚子裡好些年了！
現在獨孤岳提出這樣一個變革的具體建議，正好暗合雷瑾早年粗糙而幼稚的想法，早有同感的雷瑾大致上也拍板同意了獨孤岳的提議，現在只等下邊的幕僚謀士們擬訂好具體細節章程，這就可以先在雷家的田地上逐步推行定額地租，同時在河西幕府直接掌握的農莊中試行集約式經營，而牧場本來就有一定程度的集中管理，現在只需要再改良改良即可。
至於那看來比較瘋狂的武裝移民屯墾的想法，暫時還是實施不了，但雷瑾也不是輕言放棄的人，只要時機成熟，他必然要把這個想法付諸於實現！
既要保護豪強地主的利益，又要與民休養生息，這其實是困擾帝國幾千年的兩難問題，像漢文帝、漢景帝、漢光武帝、唐太宗這樣的明君，也不過是嚴於律己，寬以待人，盡量委屈自家，讓大家皆大歡喜罷了，輕徭薄賦，克制皇家的奢靡浪費、節儉中央朝廷的財政支出、不輕易發動對外戰爭，如此而已。譬如光武帝實行三十稅一的田賦，並縣裁員，十置其一（即裁撤官員90％），在北方匈奴發生饑疫，也不趁機派兵征伐，只是為了節省軍費。
在大一統的帝國格局下，如何長治久安乃是天字第一號的大問題，多少睿智博學的智者謀士都無法真正解開這個死結，打破帝國的千年堅冰！
雷瑾能破開這帝國積弊千年的堅冰嗎？
至少，雷瑾認為自己可以，雷瑾相信自己的瘋狂想法，正是那破除堅冰，掃蕩霜雪的浩蕩東風！
為了破除帝國的堅冰，將來即使用相對粗暴的方法達到目的，也是在所不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