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二章大學士朱繼祚
作為加盟同盟會的隆武舊臣，福州行政院的劉中藻、張肯堂、曾櫻等人，儘管對於高旭大刀闊斧的改革，各種手段激進的新政保留意見，但對於整頓福建混亂的冶鐵業，儘管出發點並不一致，他們還是與高旭達成了共識。
曾櫻言道：「鐵爐之害，有目同睹。山中築廠，洗沙流水，山液如膏。堵川流，鑿地脈，久雨則激流灌城，田畝為之毀摧，且沙石阻塞，有傷文運。」
曾櫻的出發點是環境保護，但劉中藻的出發點則是地方民生治安，他向高旭進言道：「鐵爐之興，其主大都為地方土豪有勢力者當之，為搶奪礦場而結仇角鬥者無算。豪強者聚集人夫，大都為雞鳴狗盜之徒，聚博逞兇，魚肉人民，屢見不鮮。況且鐵治趨晴避雨，一年之間，鼓鑄也不過六個月，或鐵礦枯竭，或炭木不繼，興廢不恆。鐵爐一熄，礦夫無以聊生，則聚集為盜，禍害鄉里。」
對於高旭來說，為了滿足同盟軍的擴軍所帶來的對軍械的需求，控制冶鐵業的上游鐵礦資源是迫在眉睫的。在江南，產鐵的地方要麼是湖北的大冶，要麼是南京地區的馬鞍山。湖北大冶鞭長莫及，馬鞍山又在清軍的控制區內。在同盟會控制的長三角區又沒有鐵礦資源，如今同盟會入主福建之後，高旭關注的除了海貿利益，就是解決高氏工坊緊缺鐵礦資源這個瓶頸了。
高旭的計劃是通過商政署頒布礦業執照，徵收同盟稅來淘汰一批礦場，關閉一些民怨極大的，再通過與鐵商合作、收購的方式來整合一批，整頓混亂無章的冶鐵行業，從而能夠讓商政署充分調動福建的鐵礦資源，服務於同盟會的軍工產業。
但商政署署理長周福生原本就是海盜出身，在執行上海盜作風嚴重，方式過於粗暴，在作為試點的尤溪縣中，對於那些鐵商執行高壓政策，一言不合，動輒炸平冶鐵高爐，這雖然能在最快的時間裡得到成效，但接踵而來的副作用也是極大，而且作為主管的陳永華實務經驗不足，最終在尤溪導致了大規模的礦亂事件。
因為整頓礦冶而激起的礦亂，成為那些政見不合者的機會。作為一個新興勢力，同盟會的新政必然會觸及那些既得利益者。在這些反對聲之中，尤其以原任隆武朝東閣大學士的朱繼祚為最。
朱繼祚是福建莆田縣人，他是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歷任禮部右侍郎。其人崇尚禮法，善於交際，精於書法，長於聲詩。雖然同為隆武朝舊臣，資歷上也與劉中藻、張肯堂、曾櫻、路振飛這些人相當，但對於高旭的激進主張，朱繼祚一向持排斥態度。
特別是同盟會發行越來越大、影響力也越來越大的中華報上，竟然公開以同盟憲歷來紀年，雖說按同盟會崇明總部宣政司司理長顧炎武的說法，這是為了推廣《同盟憲章》的需要，但這種立場也明確了同盟會已不奉南明殘存政權永歷、紹武、魯王政權中的任何一個，光是同盟會這種悍然自立的意圖，以朱繼祚來看來，就足以抹殺同盟軍驅逐滿清的所有功勳。因為對於已窮途末路的大明朝來說，同盟會既然不是朱明王朝的救命稻草，就算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事業成功，這個天下也不再是朱氏王朝了。
對於朱繼祚這些執念於大明正統觀念的舊式官僚來說，自然對同盟會怎麼看也不順眼了。
在朱繼祚的聲討中，他直接把同盟會商政署整頓礦冶業的政令等同於萬曆年間的礦監事件。當年萬曆為了增加稅收，派遣太監到全國各地礦山徵收礦稅。由於太監的肆意搜刮，最終激起民變。很顯然，朱繼祚把同盟會新政下的礦亂事件等同於萬曆年間的礦監民變，別有用心地誇大了。
在興化府的莆田縣，逐漸形成一個在以本地官僚朱繼祚為代表的反對同盟會新政的守舊集團。這個集團之中，有朱明三藩桂王永歷、繼唐王紹武、魯王這些南明政權的使者。這些南明使者既然都得不到高旭的支持，自然同仇敵愾地討伐同盟會的所有主張，而朱繼祚則在三藩使者中左右逢源，謀取聲譽。當然，光有正統名份的嘴皮子也是無濟於事的，在同盟軍的軍威之下，朱繼祚顯然明白了這一點。
朱繼祚對同盟會新政的聲討暫時沒有得到高旭的激烈回應。對高旭來說，容納異已，也是一種考驗。但容納並不是放縱，對於朱繼祚這個反同盟會團體，黑衣衛的秘密情報憲兵一直在監控當中。
九月初，朱繼祚攝於同盟會的軍威，也趁著全境礦亂愈演愈烈的時候，認為時機來到，離開興化府的莆田，來到南澳島。
南澳是位於福建最南端，漳州府與潮州府交界的一個海島，是東南沿海一帶通商的必經泊點和中轉站，早在明朝就已有「海上互市」的稱號，素有「潮汕屏障、閩粵咽喉」之稱。
朱繼祚之所以要來到南澳，不光是因為南澳島背靠著廣東，在身後有廣東紹武政權的支持，而且因為南澳島是福建省內唯一一個不在同盟軍控制之下的島嶼。
南澳島地處閩粵交界，進可攻，退可守，地理位置極其重要，但南澳島處在鄭芝龍舊部、南澳總兵陳豹的控制之下。
在鄭氏少主鄭森流亡日本之後，福建境內的鄭氏勢力幾乎被高旭連根撥起，鄭氏在商業上的利益基本上被華商會接收，至於鄭家軍，更是讓高旭打散分化，一部分加入了甘輝的安義鎮，而其中鄭家軍的主力洪旭部，早已奉命開赴江南抗清前線，加入了徐玉揚的鐵一鎮序列。
但在福建境外的廣東，鄭氏仍然有二股殘存勢力，一股就是南澳總兵陳豹的人馬，另外一部分就是已成為廣東紹武政權支柱力量的廣東總兵林察的人馬。陳豹與林察倆人都是鄭芝龍的舊部。
陳豹是福建南安石井人，其人矮胖精悍，性格粗魯，但他武藝高強，善於騎射水務。他據守南澳島，對於同盟會的招攬嗤之以鼻。他是追隨鄭芝龍多年的舊部，對鄭氏十分忠心，而且在漳州府、潮州府沿岸一帶頗有名望。
儘管鄭氏家族的基業是先損於清軍，然後被高旭「巧取豪奪」，但對於高旭入主閩海，像陳豹這樣的鄭氏舊部自然十分不服。在這樣的形勢下，對於朱繼祚這樣的曾出任隆武朝大學士的重臣駕臨南澳，身為武夫的陳豹自然是極為歡迎的。
對於朱繼祚為代表的反對同盟會新政的少數福建本地官紳來說，面對浙江魯王、廣東紹武、廣西永歷三個南明藩王的招攬，有了待價而沽的擇君機會。由於杭州清軍發起攻勢，魯王政權控制下的浙東已經大部分淪陷，魯王本人也逃到舟山群島避難，而且浙東又在抗清前線，擁立魯王自然就是下下策了。
要論血統與崇禎帝的親近，桂藩永歷無疑是最具正統性的，但在永歷與紹武的兩廣內戰之中，永歷政權連番大敗，而永歷帝又是個出了名的膽小怕死，每戰敗一回，他就向西逃一回。從當初在廣東肇慶登基，再「離駕」到廣西全州、柳桂、桂林，如今又憑著廣西的本地軍閥劉元胤，以及大順軍殘部郝永忠部，才站穩了腳。
高旭所帶來的最明顯的蝴蝶效應就是原本初立不過一月就被清軍覆滅的紹武政權，由於福建被同盟軍光復之後，而駐守江西的清軍綠營將領金聲桓又在福建新敗之下無力南下，這使得紹武政權沒有了外部威脅，再加上與永歷政權爭立中又大勝幾場，終於站穩了腳跟。
但是廣東的紹武政權雖然在兩藩爭立的軍事上勝利了，但在政治上，對於正統觀念深入人心的大明官紳來說，還是傾向於永歷的。因為當初唐王隆武帝以遠藩、罪藩的名義繼統，就留下了非議的後遺症，何況紹武又是隆武的兄弟而已，仍然不過是遠藩而已，所以連廣東省的一些著名官紳如曾任大學士的何吾騶、陳子壯、兵部侍郎張家玉等人均持反對態度。
陳豹與紹武政權中的廣東總兵林察都是鄭芝龍的舊部，再加上南澳島背靠廣東，陳豹自然支持紹武政權。至於朱繼祚，他也收到紹武帝的入閣邀請。朱繼祚原來就是隆武政權的大學士，由於隆武帝的遇難，而紹武作為隆武帝的兄弟以兄終弟及的名義繼統，也得到了朱繼祚與部分福建官紳的同情與支持。
朱繼祚來到南澳島之後，沒有急著到廣州去參見紹武帝，而是滯留在南澳。面對同盟會新政下福建大亂的形勢，以朱繼祚的計劃，他要把南澳經營成背靠廣東的反同盟會的前哨陣地。
所謂瘦死的駱駝比馬大，鄭氏家族雖然瓦解了，但以朱繼祚看來，鄭氏家族在閩海經營數十年，只要有一個主心骨，仍然還能聚焦一批殘存的力量，並不是沒有東山再起的可能。
這個主心骨當仁不讓是當初隆武帝賜以朱姓、賜名成功的國姓爺：鄭氏少主鄭森。
「國難當頭，豈能置身事外？！」對於鄭森隨母流亡到日本，朱繼祚是痛心疾首的。以朱繼祚看來，當初隆武帝就有以高制鄭的打算，如今高氏如此獨大，自然要反過來扶植鄭氏，以達到制衡高氏的目的。而且「國姓爺」這塊招牌，在閩海還是有一定的號召力。只要鄭森還在福建，至少就能整合陳豹與林察這兩支鄭氏舊部，憑著廣東紹武政權的支持，完全有重整鄭氏雄風的可能。
所以，朱繼祚來到南澳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把自己請鄭森回國的書信送往日本。
信中，朱繼祚對鄭森慷慨陳辭，言道：「國姓爺既身負國姓，又負國恨，更負家仇，何以消沉異鄉？韃子未滅，高氏亂閩，吾等皆翹首以盼，望到國姓爺歸來，不負汝之『大木』之號，以汝棟樑之才，共締柱國之偉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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