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九章帝國政策二
大漢帝國的民主，是一種皇權控制下的民主。楊亦並不是分權，而是要建立一種皇室和百姓雙贏的長久穩定、充滿活力的體制。當一個議員當選後，他可以獲得一筆經費，供他開辦二間辦公室，一間在眾議院
大院，另一個設在他的選區，並一定要設置出宣傳欄，以便上傳下達，任何一個議員，每七天必須有一天呆在他的選區辦公室，與選民進行交流，路遠的選區可以延長時間，把政府的政令法律向百姓傳達，議員可用經費聘請助手，這些助手，一部分是固定職務，另一部分是學生，學生就叫做「實習生」！政府各部門辦公所在地，也都聘請有不少實習生。
另外，議員的所作所為，全部公示！也就是這個議員當選後，有過什麼提案，投票支持什麼，反對什麼，全部列舉在眾議院的公告牌裡，每半年還發一次號外，發到選區，專門讓百姓知道議員做過了什麼事！讓百姓們知道，他們選出來的議員，是否為他們伸張心聲！大漢帝國法律中規定官員和群眾的關係是平等的，不允許搞任何特殊化、形式化、做秀等等。公民具有選舉權和撤銷權，官員的好不好，只有一個指標，那就是居民滿意指數，只要滿意指數低於60%，居民就可以投票對官員進行撤職！
居民滿意指數的計算可以從犯罪率、破案率、行政效率、生活水平、居住環境等各個方面進行綜合計算，一年進行一次民意投票，決定官員是留任還是撤職。大漢民國對官員實行高薪養廉，官員的薪水可以達到全國人均工資的10倍以上，但對官員貪污**將重罰，最輕五年以上監禁最高死刑，凡是有任何不良記錄的官員，撤銷後永不錄用！米蘇斯行省的人口，基本都是拉捨維爾世界的原住民，大腦中沒有什麼民主、人權的大概念。
大漢帝國本土政府根據這一情況，成立了「政策法律宣傳部」，招聘了大約五萬人左右的員工，奔赴米蘇斯行省進行法律、法規、民主、人權等等的宣傳，同時向米蘇斯行省的原住民宣傳大漢帝國的政策，解讀大漢帝國的各種政策對人民的益處等等。農業興，基礎牢，農民穩，天下安！「民以食為天」，這句在華夏流傳了幾千年的古話，造就了華夏歷史上高度發達的農耕文明。農業被歷朝歷代政府當作基礎產業發展，農民在國家中的社會地位僅次於皇室和士大夫階層，產生了「士、農、工、商」的社會階層排名。
雖然華夏歷史上的歷代文明都以農為本，但華夏的歷代文明高峰都造就了舉世繁榮的文化、政治、手工業、商業等等各方面成就。四大文明古國的華夏文明，正是建立在農業基礎上的。可是說農業是國家的基石，國家社會的發展都是建立在農業之上。一個人最基礎的就是「生理需求」，而「生理需求」中衣、食、住、行最基礎的則是「食」。缺少了食物，人就連基本的生存都無法保障，如果連生存都成問題，何談其它的？人類社會的進步，是建立在逐步解決生存危機的基礎上。
華夏以農為本的歷史發展，使華夏更早的擺脫了缺少食物的生存危機，從而能夠將更多的精力放在吃飽肚子之外。在解決了吃飯問題之後的華夏人，創造了輝煌的華夏文明，使華夏文明造就的輝煌成就一度成為地球的領頭羊。所以大漢帝國在剛建立的時候就提出了「以農為本」的理念。以農為本的發展理念，並非輕視工業化的發展，而是以農業發展為根本核心，工業、商業、科技等發展圍繞農業發展開來。拉捨維爾世界幾乎所有國家中，農業人口佔到了80%以上，遠遠高於楊亦穿越前的華夏。
隨著大漢帝國的領地增多，農業人口也將直線上升，如果讓這些農民生活水平提高，擁有更多可支配收入，必然會更大程度的刺激內需，然後依靠巨大的內需拉動經濟發展，帶動其他各行各業的成長。並且高度發達的農業經濟可以最大程度的保障國家的穩定，所謂「手中有糧，心裡不慌」。一個以農業作為金字塔底經濟結構的國家，一定可以像埃及金字塔一樣穩固屹立。當然，社會盛極而衰的發展定律依然無法避免，只能盡可能為自己營造更長的平穩生活。
大漢帝國第一時間推廣的政策就是土地改革，主要是針對米蘇斯行省。米蘇斯行省是拉捨維爾世界的流放的地之一，在這裡生活的大多數人是一些在其它國家活不下去的平民或是受到歧視的種族。但他們在米蘇斯行省生活的時候，也產生了大量的貴族和權力階層，這些貴族和權力階力把持了大量的土地，大部分人生活在極度貧困之中，每年都要餓死不少的人。大漢帝國掃平了米蘇斯境內的反對勢力後，頒布了《大漢帝國土地改革法》，它規定廢除貴族和權力階層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
沒收一些貴族和權力階層的土地，分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耕種，同時也分給貴族和權力階層應得的一份，讓他們自己耕種，自食其力，藉以解放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以後的工業化發展開闢道路。《土地改革法》在沒收一些貴族和權力階層的土地的同時，保護富農、中農和小土地出租者，穩定資產階級，以利於早日恢復和發展生產。大漢帝國還在憲法中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佔、買賣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侵佔家農民土地。」
大漢帝國在土地改革中，雙管齊下，針對不法貴族和權力階層採取了強制行沒收的暴力手段。而對一些沒有什麼惡行的貴族權力階級運用經濟手段進行「和平土改」。為了保證土改順利進行，大漢帝國重視和加強對土地改革政策的制定及土改工作進程的組織與管理。大漢帝國專門設立了由政府代表、土地問題專家和農業專家共同組成的「農業發展改革署」。「農發署」在土地改革中具體負責土地政策制定、土改運動組織、領導等工作。
「農發署」分別由高水平的農經專家組成，對土地政策的制定既富有遠見又細緻周密，並且讓於「農發署」掌握著農業技術創新、土地改革推廣的試驗基金和，使「農發署」具有強有力的推動政策能力與資源。大漢帝國為了在土地改革中提高運作效率，增加政策透明度，有效制止**現象發生（現在雖然還沒有**發生，但建立一種完善的體制是很有必要的），保證土地改革順利進行，還專門成立了一家土地銀行作為「土改」的資金核算單位和政策執行機構。大漢帝國政府明確規定，土地銀行在土改中負責發行實物土地債券。
按徵收地主耕地地價的七成逐筆償付地主，並按10年20期辦理兌付，搭發一些國有企業公司股票，償付地主其餘三成地價。向領地或購地農民按10年20期徵收現金或實物地價，全面辦理農民在土改中的各項貸款等。在土改中貫徹「農民獲地，貴族得利」的雙贏方針，採取和平、漸進的方法，先徵收貴族和權力階層保留額以外的耕地放領給農民，然後以協議購買方式由政府貸款予農民，並讓農民購買地主保留額內的土地，以達到全面實現耕者有其田的目的。
為了確保政策公平和社會穩定，在土改中大漢帝國政府堅持對地主耕地的徵收、放領均由政府居間辦理，即由政府向地主徵收土地，再轉放予現耕農，在全過程中，不使貴族與佃農有任何直接接觸，耕地所有權在融和氣氛中順利、有序地轉移為耕者所有。大漢帝國政府還特別重視對自耕農的融資支持和法律保護。由於在土改中剛領有土地的自耕農，因地價負擔沉重，經濟基礎尚未穩定，極易喪失其土地，再度淪為佃農。因此，大漢帝國政府一方面頒定法律，規定承領耕地在地價未繳清前不得轉讓，並防止冒名頂替承領及將承領耕地出租他人等流弊發生；另一方面則設置專項貸款為有需要的農民提供融資支持。
楊亦交給齊靈雲的資金，就像流水一樣「嘩嘩嘩」地流了出去。大漢帝國政府在分配了大量土地給平民的同時，為了提高糧食的產量和效率，由政府出資，成立了集體農莊。在集體農莊中，基本生產資料如大型農具、農業機械、役畜、畜群、經營用建築物等等，屬於國家或集體所有。集體農莊員進行集體勞動，農莊的收入在扣除補償生產資料消耗、提取公有基金以後，按莊員的勞動數量和質量分配給個人消費。同時允許莊員保留一定數量的宅旁園地和小農具，自養一定數量的牲畜和家禽，經營家庭副業。
農民富不起來，經濟也難以長久繁榮，必將拖國家發展的後腿。大漢帝國在進行土地改革的時候，取消了農民的一切稅收，使得農民能夠盡快富裕起來。拉捨維爾世界的社會體制和歐洲中世紀一樣屬於半奴隸半封建社會，國家的稅收大部分是靠向農民徵收獲得的。按國家和地區的不同什三到什七不等，有些黑心的貴主或領主甚至將稅收提高到了什八或什九。大漢帝國免征農業稅的做法可以說是拉捨維爾世界一大創舉，對於楊亦以後征服其它國家有著巨大的作用。
倉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如果一個人經常性地窮得掉渣，吃不飽飯自然不會去想什麼民族大義、什麼為國家奉獻，只要誰給吃就跟誰混。楊亦現在做出了一個榜樣，以後侵略其它國家，唱著「開了城門迎漢王，漢王來了不納糧……」必然可以得到其它國家的百姓擁戴。華夏歷史上的李自成就是由於提出的口號「均田免賦」深得人心，在短短幾年內，所率起義軍便迅速從數千人擴充到百萬以上，最後一直打到了北京城……
俗話說：無農不穩、無工不富裕、無商不活。大漢帝國在推行新農業政策的同時，也在推廣新商業政策。地球華夏古代的商業發展取得了十分驕人的成就，但回顧歷史，可以發現，在這繁華的背後有兩條線始終牽連著商業發展的軌跡。封建政府的國家壟斷主意及重農抑商政策貫穿了華夏幾千年的商業發展史。從戰國時代的鹽鐵專營到清代國家對鹽鐵茶木等大宗商品的直接壟斷，以及大量的官辦產業，如官窯，直到清末洋務運動時的官督商辦、官商合辦。再到楊亦穿越前的國有企業壟斷。商人要想經營商業必須得到國家的許可。其中，這些壟斷行業憑藉著行政權的壟斷經營獲得了超額的壟斷利潤。
在華夏商業發展的歷史上，始終存在這一個讓人糾結的問題，就是權力與市場的關係，而這背後則是權與法的關係問題。這個問題在新華夏建立後社會上依然普遍存在，始終制約著華夏商業的自由發展。國家直接進入商業領域進行經營生產活動，並依靠自身掌握的巨大權力形成行業壟斷。控制商業發展，使其始終在國家的掌控之下發展。政府干預市場在華夏是始終存在的，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內涵。雖然國家壟斷維護的社會的穩定，有其積極的一面。
但可以看到，為何資本主義在宋朝就已發芽，但卻始終沒有茁壯成長？活躍於明清商業的十大商幫為何都沒落了？乃至現代社會的股市、樓市的瘋狂，以及游資對農產品、大宗商品的炒作？這在很大方面和國家壟斷有著直接的關係。民間閒散資金缺乏合適的投資渠道而做出的無奈之舉。為什麼？因為國家壟斷。這也就是為什麼現今華夏大企業為什麼在國內牛氣沖天但在國際上卻舉步艱難。華夏公司最大的問題在於大而不強。問題出在哪？是因為那些大型企業集團依靠行政權力以壟斷經營而獲得超額壟斷利益的，不能獨自行走的企業，怎麼會獲得讓對手真正尊重的實力？
正因為華夏的國有企業壟斷，政府權力時刻干涉商業的發展等等導致貧富兩亟亟度分化，政府越來越富，百姓越來越窮。楊亦穿越的時候華夏政府的財政收入已經超過了美國，成為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國有。可國內的大多數百姓卻買不起房、治不起病、上不起學，生活拮据，有許多了溫飽都成問題。本來這些住房、教育、醫療問題，放在哪個國家也是老百姓花錢的大事。但放在華夏卻是更加放大了。住房，除了國外的房價沒有我們虛高外，人家還有政府建造的廉租房，買不起住房的起碼還有房可住。
而華夏的老百姓卻只有負擔高房價或者是高房租的選擇。教育，國外有昂貴的私立學校，也有政府補貼的公立學校，還有數量不菲的獎學金，窮人的孩子至少可以在公立大學完成學業，而不至於象華夏學費能逼死家長難死學生。醫療，國外百姓大多數享受著醫療保險，而國內卻是很少人享受醫療保險，而且還要負擔名目繁多的醫療收費項目。當然你會說，那些例子是發達和准發達的國家，而華夏還屬於經濟剛起步的國家，我們還很窮！可現實的情況卻告訴所有人，華夏窮的是百姓，我們的國家一點都不窮。
不然華夏的財政收入怎麼可能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楊亦穿越前華夏的財政收入達到8萬億人民幣以上，相當於1.2萬億美元，可是同年的美國財政收入只有8000多億美元。況且，美國還負擔著地球最龐大的軍事開支。在西方國家，高稅負意味著高福利。包括美國的民主黨相對於共和黨也是持此觀點。而北歐的高福利國家也是由高稅收來維持的。但華夏的高稅負，帶來的卻不是高福利。在華夏，享有國家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的只是少數人。
更多的人沒有享受任何國家給予的福利或享受到少到不能再少的福利。在華夏社會保障支出大概佔到國家財政的10%以下，而且還在逐年降低。教育產業化、醫療產業化更是把這些需要國家大量投入的行業變成了賺錢的途徑，國家不僅不用投入還可以賺一大筆。而在西歐、北歐這些高福利國家，財政的錢有45%以上是用在社會保障上的，美國財政也有三分之一上的錢用在社會保障方面，香港港府下面有11個局，單是衛生福利局和教育統籌局兩個局的支出就佔到香港財政的50%以上。教育經費、醫療經費、科研等經費占國家財政收入的支出持續保持低比例。甚至低於印度、孟加拉以及非洲很多比我們貧窮的多的國家。
華夏的高稅負達到何種地步？華夏內地則需交納47個稅種，稅種越多，納稅越繁瑣，程序越複雜，納稅成本越高。而且，華夏現行稅制在設計時，考慮到稅收實際徵收率不高的因素，實行「寬打窄收」即名義稅負高和實際稅負低的徵稅機制。由於名義稅負過高，如果人人都照章納稅，稅負將非常高。根據世界銀行與普華永道的調查，華夏企業納稅額佔到總利潤的77.1%。如果各種稅收悉數徵收，將佔到GDP的50%左右，如果加上各種收費，比例將非常驚人。事實上，稅收相對比較高的美國，稅收收入總和也才佔到其GDP的30%左右。因而，華夏的稅務負擔排名全球第二。
如果再算上，華夏人都知道的政府攤派的話……嘿嘿……。昔日西伯昌問姜子牙：「怎麼樣才能得到天下呢？」姜子牙說：「王者之國，使人民富裕；霸者之國，使士富裕；僅存之國，使大夫富裕；無道之國，國庫富裕。這叫做上溢而下漏。」西伯昌馬上讓人打開糧倉賑濟窮人，於是百姓歡欣鼓舞，西週日益強盛。荀子.王制中記載：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為政也。管仲為政者也，未及修禮也。故修禮者王，為政者強，取民者安，聚斂者亡。
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筐篋已富，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則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敵得之以強。聚斂者，召寇、肥敵、亡國、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楊亦雖然對大漢帝國有著絕對的掌控權，也在變相地實行集權統治。但穿越前身受毒害的他卻不會讓大漢帝國走上穿越前華夏政府的老路。在楊亦的指示下，大漢帝國實行了藏富於民的商業政策，私有經濟為主，國有經濟為輔。
藏富於民利民利國，可促進國家的實質性發展，可激發民間的致富心理和創業熱情，可永葆國民的愛國熱忱。藏富於民的現實意義在於消除貧困，增加國民消費支出的可持續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消化經濟滯漲，減少**，消除社會「嫉公霍財」心理和行為，同時減輕巨額儲備的管理難度。大漢帝國政府將通過政策和基礎設施投入創造經濟發展的良好環境，使企業家得以生存、發展、壯大，社會財富得以積累，政府財政得以充盈。
然後以二次分配的手段，培育中間層，充實中間層，擴大中間層。因為，只有中間層擴大了，購買能力和消費水平才能大幅提高並維持穩定。中間層不僅是消費的主體，也是帶動第三產業發展的主要力量。由於中間層消費量的擴大和消費水平的提高，從而增加服務產業人群，並引發水漲船高的增益效應。因此，中間層也是扶助低收入人群的重要力量，是政府的一支看不見的扶貧之手。完善高收入人群的稅收調節政策以及完稅監管，同時增加一次分配工資比例，二次分配社會公共產品的投入比例，發展全社會保障體系。
這樣既解決了收入懸殊的問題，又解決了弱勢群體的生存安全問題，同時也使得中間層的不斷擴大。國家投資建設的國有企業只針對於一些關係到國家命脈的行業，而且國有企業建立後，必須將向社會出售49%的股份。這些股份將零散地出售給普通民眾，使得這些普通民眾每年都能夠依靠手中的股份獲得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