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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篇 以夷制夷——為夷所害 文 / suphis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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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立國三百多年,經濟繁榮,文化發達,是中國歷史上重繁榮發達的朝代。但就國勢而論,則自太宗伐遼失敗,宋朝即顯露武力不振的弱點。加以契丹之外,西夏、女真、蒙古,相繼興起,與宋人競逐東亞大陸。宋人以積弱之勢,為經略外敵或御戎圖存,講求外交,遂成重要國政,其得失影響於國運興衰者,亦特別巨大。而宋人外交,基於傳統經驗,聯夷攻夷或以夷制夷顯然仍是主要策略。本文內容,主要就在介紹兩宋歷次聯夷外交的概要,並對其得失略加評講.

    一、聯夷攻遼與歧溝關之役

    以夷制夷的外交思想淵源甚早。從漢初北伐匈奴失敗,中原農業社會感到對抗塞北遊牧民族不易,為制馭戎狄,發展國勢,便萌生了以夷制夷的外交方策。兩漢時期,為對付匈奴,經略西域,固己廣泛採行分化,聯夷,徙胡守塞及使用胡兵等策略。到了唐朝,由於突厥強大,唐室也曾使用分而制之的方法,卒予解決。其後吐蕃入寇,唐室甚至借用回紇之兵,以為應付。可見以夷制夷的政策,在以中原農業社會政權為主體的中國,早己有其傳統經驗。然而,盡中國之史,以夷制夷可得一時之安,卻終逃不出為夷所害。

    漢唐的以夷制夷之論因匈奴、突厥強大而起,相似的,宋代的聯夷外交亦展開於太宗攻遼受挫以後。

    宋代建國之初,繼承後周世宗雄略遺緒的太祖太宗兄弟對於重振華夏聲鹹,拓展國勢,原是頗具自信的。所以太祖得位不久,即曾與宰相趙普商議,謀復燕雲,但因趟普力持謹慎,宋代的聯夷外交與國運加以反對,方始暫罷。轉而先從削平割據著手。及太宗繼統,南方悉定,宋廷的注意又轉而北向。太平興國四年(公元九七九年)正月,太宗已不顧北漢與契丹的從屬關係,表示「太原我必取之」,並告訴契丹使節,:「河東逆命,所當問罪,若北朝不援,和約如舊,不然則戰」(遼史景案本紀)可見宋廷在出征太原之際。實乃心雄氣銳,不但對滅取北漢滿懷自信,就是擊敗契丹,恢復燕雲也己在計劃之中了。在這種情況下,宋人當然還不會考慮到採用借助外力的聯夷策略。

    太宗親征太原,雖順利攻滅北漢,並乘勝伐遼,圍攻燕京:不幸高梁河一戰,被遼將耶律休哥所敗,宋軍大潰,遼軍追擊,太宗流矢傷足,乘驢車走免。喪失軍械、糧饋不可勝計。

    至此宋人對遼作戰信心已受到嚴重打擊。郎分臣僚紛勸太宗改採守勢,左拾遺張齊賢更從儒家觀點,提出安民養德之說,認為「廣推恩於天下之民」、「民既安利,則遠人斂衽而至矣」。但太宗志切復仇,主戰者不堪契丹連番入寇』亦建言速取幽薊。故宋廷仍積極籌議再舉。而對契丹戰力既懷戒懼,連絡東北諸部,共同對付契丹,以增加勝算的聯夷攻遼外交遂告展開。渤海亡後的殘餘勢力則首先成為宋人爭取的對象。

    渤海與契丹本為宿仇,在遼太祖阿保機滅渤海後,其殘餘勢力仍不斷反抗。遼太宗時,介入中原政局,注意力轉移;繼立的世宗』穆宗則不恤政事,在此有利環境的培養下,渤海殘部勢力更得滋長,成為契丹的隱患。

    太平興國四年,太宗攻幽州時,曾有渤海酋帥大鸞河等三百餘騎來投,宋廷對東北的情況大獲瞭解,高梁河之後既敗,為佈署對遼再度用兵,即設法連絡。太平興國六年,賜烏捨城浮渝府渤海琰府王詔,約「盡出族帳,佑予兵鋒,俟其剪滅,沛然封賞,幽薊土宇復歸中原,朔漢之外,悉以相與。」同年另一渤海殘部定安國亦托女真貢使附表來上,表示「契丹恃其強暴』入寇境土,攻破城砦,俘略人民」。故願「受天朝之密畫』率勝兵而助討,必欲報敵,不敢違命」。太宗特答以詔書,重申前旨,合力攻遼。(宋史.渤海國傳)

    烏捨據學者考證,即遼史所稱兀惹,地在今牡丹江上流。

    定安國位置則在今鴨綠江中游及佟佳江流域。他們皆渤海亡後之殘餘勢力,不甘契丹長期役屬,願與宋合作抗遼,宋廷亦把握這種情勢,圖藉敵愾同仇之心,動以爵賞裂土之利,聯合對遼作戰,期能分散契丹軍力,—舉克敵。

    公元十世紀後期的東北亞,除渤海殘部之外,還有女真、高麗兩大勢力。女真乃為部分靺鞨部落之別稱,當時乃為部族分立的狀態,分佈於今松花江以東,長白山及鴨綠江一帶,為取得物資,五代時已通中原,宋太祖建國以後,更頻頻入貢,沿鴨綠江與遼東半島海岸渡渤海到登州,進行貿易:以馬匹、毛皮交換絹、茶與工藝品。其後隨著宋朝對馬匹需要的增加,這種越海貿易規模也日趨擴大。所以,基於經濟的需求,女真與宋朝發展成親密的關係,而宋朝不但於此獲得馬匹的補充,並且也透過女真的協助,取得與定安、烏捨等部的連繫。

    高麗方面,由於契丹滅其同種之國渤海,威脅其北境,又曾遣使後百濟,謀共圖高麗,故高麗王廷對契丹素無好感,政治態度也一向親附中原。趙宋建國,即迅速遣使入貢,建立關係。太宗繼立,由於經略北方,更主動加強對高麗的連絡。以高麗的立場而論,與宋接近,既可輸入進步之文物,又可藉北宋之力,牽制契丹、女真。在這種互利的基礎下,太宗時期,宋麗關係特別緊密,雙方信使往還,封贈通貢,無年無之。而宋朝對高麗加意籠絡,當然就是希望在宋遼抗爭中,高麗能發揮牽制作用,甚而必要時能發展為共同對遼作戰的軍事合作。

    宋廷為大舉伐遼,除外交部署之外,軍事上亦於邊郡廣屯重兵,「只俟嚴冬,即申天討」。甚至契丹方面也獲有「宋多聚糧邊境」,「主將如五台山」的邊報。似乎東北亞一場國際大戰已迫於眉睫。(遼史.聖宗本紀)但此後數年,定安、烏捨可能忌憚契丹強大,不願率先挑起戰爭,所以並無軍事行動之消息。宋方亦以連年兵戰,議者多請息民。獨立進攻更無制勝把握,於是二度伐遼之役,遂告暫罷。

    宋朝聯合渤海殘部夾攻契丹的軍事訂劃雖未即實現,但西元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契丹已面對一種不利的國際情勢。渤海殘部、女真、高麗皆與北宋聯通,甚至可能正在醞釀一場聯合攻遼的國際軍事行動。因此,不論為化解遭受圍攻的危機,或維持北亞霸權的帝國聲威,及時採取措施,突破孤立情勢,已是契丹當局迫切的課題。當時契丹的對策顯然是採取強力軍事進攻,藉以迅速粉粹反遼聯盟。而東北諸部中,鴨綠江女真不但賣馬於宋,且位於烏捨、定安兩部與宋通路的中途,同時又是契丹進入高麗的必經要衝,如將其制服,既可切斷宋朝重要馬源,阻絕渤海殘部與宋人之連絡,又可打開經略高麗的大門。因此,鴨綠江女真成為契丹首先攻打的對象。

    大平興國八年(公元九八三年,遼聖宗統和元年),遼廷以征高麗為名,檢視兵馬。十月,命宣徽使耶律阿沒裡等將兵東討,次年二月,阿沒裡奏報「討女真捷」。四月,全軍凱旋,阿沒裡獲授政事令。經過此次用兵,契丹勢力遂達鴨綠江中下游一帶,而且出入高麗之路己通。故略經休息,遼廷又於雍熙二年(九八五〉七月下詔,「諸道繕甲兵,以備東征高麗」。但以天氣尚暑,遼澤沮洳,遠道行軍不便,乃命耶律斜軫為帥,於九月間,興師攻打鴨綠江上游的定安國。次年正月,斜軫凱旋,擄獲生口十餘萬,馬二十餘萬及其它物資。至此,不但經略高麗之路已通,就是可能來自渤海殘部的側面威脅也已清除。然而就在這個時候,(雍熙三年正月),宋太宗一面遣使命高麗出兵攻遼,一面命大將曹彬、米信、潘美等分路進兵。

    宋人第二次伐遼戰爭爆發了。

    宋大宗二次攻遼。一般皆根據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及宋史的記載,認為是遼景宗去世,遼聖宗年幼繼位,母后當政,寵幸用事,因而宋朝乘機北伐。(見長編卷二十七,宋史卷二五八)但景宗之崩,在太平興國七年(九八二),宋廷若要把握契丹國君新喪,嗣主年幼,政情不穩的用兵良機,則北伐行動早應展開,何以又拖延三年餘,至雍熙三年(九八六)始告後動。而且遼景宗崩逝不久。宋太宗還下令邊州「各務守境力田,無得蘭出邊關,侵擾族帳及奪略畜產」,「違者重論其罪」。(長編卷二十三)完全是避兔生事的和守態度。相對的,契丹方面,主政的太后則選賢任能,注重刑獄,勸謀農桑,政情平穩,也無可乘之釁。另外,史載此次宋廷北伐決定頗為倉促:

    初議興兵,上獨與樞密院計議,一日至六召,中書不預聞。(長編卷二十八)

    一日之內,召商樞密六次。且不與宰相計議,顯示事機緊急。

    因此,宋太宗第二次攻遼,不進軍於遼聖宗繼位之初,卻拖延數年,在契丹積極經略東方,反擊親宋勢力之際方始發動,並且還通知遭受契丹威脅的高麗共同進攻,這顯然說明時機的選擇是著眼於契丹軍力分散,以及聯夷外交下高麗的同仇敵愾,而不是契丹主少,母后專政。所以才為了把握戎機,匆促命將出師。

    宋太宗經數年外交部署,雖因契丹主動反擊親宋勢力而獲得北伐良機,不幸歧溝關一役,仍為契丹所敗。此後遼軍乘勝,頻頻深入寇擾,河北大受摧殘,太宗深為追悔,曾面告大臣,「卿等共視朕,自今復作如此事否。」(長編卷二十八)因此,歧溝關一戰可說打垮了宋人對遼作戰的信念,不得不改採守勢,聯夷攻遼的政策,恢復燕雲的大計,皆告擱置。後來高麗遭遼攻打,遣使請宋出兵伐遼,宋朝也加以拒絕了。

    由於歧溝關之敗,北宋聯夷攻遼以復燕雲的策略目標是落空了。推究其因,當然宋軍缺乏臨敵制勝的戰力要負主要責任。其次,渤海殘部與女真的力量薄弱,禁不起契丹打擊,以及高麗敷衍觀望,不能發揮牽制合擊的效果,也有關係。但契丹在連續用兵東方之際,仍能迅速將主力轉移,應付宋人的進攻,而且保持充沛的戰力與高昂的士氣,似乎更是整個策略成敗的關鍵。據遼史記載,經過一場寒冬征戰,討平定安國及附近女真的契丹東征軍,甫於二月中旬還軍歸朝,而三月初,宋軍已三路入境。遼廷即「詔趣東北兵馬,以為應援」。耶律休哥得此後援,乃轉守為攻。破宋軍於拒馬河,又敗之於歧溝關。

    耶律斜軫則馳赴山西,克復諸州,並親自設伏,陳擒驍將楊繼業。繼業號無敵,攻據雲、朔數州,及其敗死,宋諸州宋將皆棄城遁。影響不可謂不巨。(遼史卷十一)契丹具有如此優越的機動力與持久戰鬥力,難怪能成為當時威霸北亞的超強。宋軍既乏臨戰制敵之力,遂至功虧一簣,所謀無成。對遼政策也轉而棄戰謀和。終有澶淵之盟的訂立。但由於燕雲未復,「北虜」的威脅,也就成為北宋揮之不去的陰影了。

    所以自身戰力不過關,再怎麼聯夷制夷也是水月鏡花.

    二、聯番制夏與德明就撫

    北宋到太宗時期,不但伐遼失敗,造成重大國防問題。另外在西北也因企圖吞併西夏不成,引起邊防嚴重困擾。西夏可以說是唐末藩鎮割據的殘餘。唐僖宗中和元年(八八一),黃巢攻據長安。陝北黨項羌酋拓拔思恭助唐討賊有功,被命為定難軍節度使,統有陝北數州,後長安克復,唐室封思恭為夏國公,賜姓李,此即西夏的起源。西夏割據陝北,歷時百年。到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九八o),西夏由李繼捧繼統,但宗族不服。時宋已削平諸國,割據勢力惟余西夏李氏,如能加以撤藩,和平統一,自為宋廷所願。加以伐遼新敗,若得夏人獻土,亦可補聲威之挫。所以太宗在太平興國七年,遣專使徵召繼捧入朝,遂並其所領五州之地。但西夏部族本非漢種,割據政權有其種族特性。故李繼捧入朝獻地,其族弟李繼遷即糾合棠羽,連絡族眾,以興復為號召。西北邊患遂起。

    李繼遷叛後,請降契丹,遼聖宗妻以公主,聲勢漸振,宋廷則以北鄙不寧,甚至有岐溝關之敗,無法專力對夏,終太宗之世,剿撫無效,邊擾日甚。

    至道三年(九九七),宋太宗去世,真宗即位,為解決西北並擾的困局,朝臣弭兵之論大起。對西夏問題也一意用撫,以期收拾邊局。故真宗初立,即遣使諭李繼遷,依其要求,授為定難軍節度使,盡予李氏舊有五州之地,復賜姓名,期弭邊患。但繼遷聲勢驟漲之後,野心更大,已不以恢復故土為滿足,鹹平元年(九九八),邊警後起,麟、府、鄜、延等陝北州郡頻頻告警。甚至西北重鎮靈州(今寧夏靈武)糧運斷絕,陷入孤危。時河北邊警未解,於是在西北交困的難局之下,宋廷不得不又採取以夷制夷的政策,進行聯吐蕃以制西夏。

    吐蕃在唐朝中葉盛極一時,唐室飽受威脅,至唐末衰落,五代時期已微弱不足道,其東方部族以涼州(甘肅武威)、鄯州(青海寧夏)為中心,散居甘青一帶,各成部落,不相統屬。至北宋初年,情況猶然,而當時宋廷經營方向首在統一內部,避免生惹邊事,且需要吐蕃馬匹以供戰備,故對吐蕃專以恩撫羈縻為策。而蕃族亦以賣馬為利,傾心於宋。淳化年間(九九o一九九四),宋太宗曾遣丁惟清往涼州市馬,因蕃族之請,遂留知涼州府事。宋廷亦授涼州六谷蕃酋折甫喻龍波為保順郎將。宋朝與涼州吐蕃的關係大為增進。到了太宗末年,由於繼遷勢力日大,威逼吐蕃,劫擾宋蕃馬匹交易,宋蕃以利害一致,故雙方即從經濟為主的友好關係進一步醞釀為共同對夏的軍事聯盟。

    至道二年(九九六),宋朝出兵攻討李繼遷,吐蕃折平族已上言部落為繼遷所侵,願會兵靈州,以備討擊,太宗當時尚有自信對付西夏,故僅「賜幣以答之」,及宋師進討無功,真宗即位,歸還西夏五州,反而導致西夏勢張,邊患更為嚴重,於是籠絡吐蕃以弱西夏,遂成宋廷西北邊防政策重心。鹹平四年(一oo一),久遭繼遷圍困的靈州情勢危急。宋廷棄守難決。這時吐蕃回鶻皆因不甘西夏侵迫,要求與宋朝合兵擊夏,於是雙方軍事合作的時機頓告成熟,宋廷特授西涼吐蕃潘羅支為鹽州防禦使,以次各酋豪為懷化將軍,並遣專使前往冊命,「藉其戮力,共討繼遷」(長編卷四十九),接著更採納吳淑「以夷攻夷」的建議,下詔:「西蕃諸族有能生擒李繼遷者,當授節度使、賜銀、彩、茶六萬。斬首來獻者,授觀察使,賜物有差」(長編卷五十)而吐蕃諸部中,涼州潘羅支堪為最強雄長,故宋廷特命專使,擬前往涼州,諭其進攻繼遷。但潘羅支不待宋使之行,已主動致書宋邊,請示出兵日期,以便配合。宋朝命其「宜整師旅以俟,出師即往報」,宋蕃夾攻西夏的計劃已告確立。但聯合的軍事行動遲遲未見展開,久困無援的靈州卒於次年三月陷落,宋軍防線太幅後撤,聯蕃攻夏的計劃落空。

    繼遷攻陷靈州,建以為都,野心更張,大力向河西發展,威誘吐蕃,欲收為己用。但潘羅支仍親向宋朝,並請進兵會攻繼遷,收復靈州。這時宋朝也顧慮如果吐蕃落入西夏之手,西北盡成繼遷勢力,其禍更巨。所以為爭耳又吐蕃,威平六年(一oo三),升授潘羅支為朔方節度使。宋制素少以節鋮頒外夷,今毅然授潘羅支以方面之任,可見重視之一般了。

    宋蕃聯兵攻夏雖未實現,但繼遷以西涼水草豐美,潘羅支不為所用,故不待宋蕃行動,又主動西進,威平六年十二月,攻陷涼州,丁惟清被殺。幸而潘羅支詐降,陰集諸族合擊,繼遷大敗,中流矢,不久去世,而西北邊局也意外獲得緩和。

    李繼遷挫死西涼,子德明繼立。潘羅支也於半年後,被親附繼遷的部族所謀殺。時契丹大舉南犯,真宗議北征而深念西鄙,所以繼續推行連結吐蕃的政策。追贈潘羅支為武威郡王,遣使賻恤其眾,並以其弟廝鐸督繼為朔方節度使,盡領潘羅支舊職。

    當宋受逼於遼,吐蕃新易其主之際,西夏德明亦以初即位,政權尚未十分穩固,新獲之地亟須整頓經營,久戰之師亦待休息,故對宋態度轉變。而真宗時期的宋廷亦以靖邊為務,欲藉繼遷之死,收拾邊局,因而誘以財貨之利,招納德明。於是繼澶淵之盟的成立,宋夏也於景德二年(一oo五),展開和議。次年,和議成立,德明降宋,受封為西平王,定難軍節度使,依例恩賜給俸。宋廷並曉諭諸蕃,各守疆界。紛擾二十餘年的西北,獲現和平之局。

    綜觀此期宋人聯蕃制夏外交的推行,實迫於繼遷之擴張,西北動盪。然聯盟結成以來,吐蕃躍然救試,宋人卻是夏蕃分立制衡的心理,以致聯兵攻夏行動迄未展開,坐今繼遷北陷靈武,西破西涼。但是也由於宋朝連結吐蕃收效,終致西夏進攻涼州,繼遷敗死,西北邊局頓然改觀。

    事雖出於意外,卻不能不說是聯蕃制夏政策的重太收穫了。

    宋真宗與遼訂立澶淵之盟,結束對遼戰爭,又以聯夷制夷政策,成就了西北和局。此後數十年,宋朝兵戈息止,兩河陝隴恢復安定,遂能文風蔚起,開展繁榮富盛的太平時期。

    太平固然好,可宋之武力卻因數十年太平而繼續下降,朝廷民間揚文堰武之風更甚,卻不管那太平不過是脆弱的平衡.

    三、以遼制夏與慶歷相議

    德明降宋後,臣事兩朝,、經營商利,日益富強。同時利用宋廷之姑息厭兵,專力西向,謀取河西走廊。大中祥符八年(一o一五),攻破涼州,六谷蕃部殘破。幸而此時吐蕃贊普後裔唃廝囉崛起青堂(青海西寧)、邈川(青海樂都)一帶,擁兵數萬,羨中國貿易賜予之利,輸誠於宋,與夏對立。宋廷為保馬源及制衡西夏,亦特意籠絡。西北邊局得以維持二十餘年的平靜。但到了德明之子元昊年紀漸長,西北危機又起。元昊為西夏雄傑之主,長於攻戰,富於政治野心,對其父利宋貿易,臣事唯謹,不以為然。宋仁宗天聖六年(一o二八),元昊攻陷甘州(甘肅張掖),回鶻潰滅,乘勝奪取西涼。西北烽煙大起。不久德明卒(一o三二),元昊嗣位。不但聯姻契丹,擴充國勢,同時大攻青唐諸部。准而攻佔瓜(甘肅安西)、沙(甘肅敦煌)、肅(甘肅酒泉)三州,盡有河西之地,括土三千里,掌握了水草豐美,且為中西交通孔道的河西走廊全境,威望大增,遂轉而進行稱帝建國的王霸事業。北宋另一次重大危機亦告爆發。

    仁宗寶元元年(一o三八),元昊築壇受冊,正式稱帝,並遣使如宋,要求稱帝改元。宋朝對西夏向河西的擴張,沒有警覺,及元昊稱帝,卻強硬對付。不但關閉榷場,停止互市,籌議出兵,並詔削元昊賜姓官爵,揭榜於邊,募能生擒元昊或斬首來獻者,即以為節度使。不久元昊主動進攻宋邊,宋夏戰爭遂起。

    自太宗西北用兵不克,以夷制夷已成宋人傳統對外策咯,故元昊稱帝,宋臣即紛議聯結吐蕃,以夷攻夷。為此,仁宗即遣使吐蕃,授唃廝囉為保順節度使,賜帛二萬匹,令背擊元昊。及康定元年(一o四0),三川口之戰,大將劉平敗死,關陝大震,情勢急迫,宋廷急詔唃廝囉速領手下軍,逕往夏界攻敵,仍賜襲衣金帶、絹二萬匹。是年夏,宋決討元昊,又遣專使諭唃廝囉助討。另遣別使往河州(甘肅臨夏)諭西蕃瞎氈出兵討賊。並在陝西州縣特設館驛,專供招待吐蕃商使來往。稱之曰「唃家位」(邵雍聞見錄卷十三)宋朝對吐蕃攻夏的期待雖如此殷切,唃廝囉亦約盡力無負,但終未見具體行動。而宋軍先後又有好水川,定川之敗。藉唃廝囉攻元昊之策既未收效,宋廷只妤漸采備御之策,利用吐蕃攻夏之說,亦趙沉寂。

    宋人為制元昊,對吐蕃之籠絡,軍事之積極,遠過於真宗之對潘羅支,然夾擊之議終不能行。推究其因,實乃吐蕃分裂及元昊進行破壞所致。原來唃廝囉初娶李氏,生瞎氈、摩氈角。又娶喬氏,生董氈。後李氏寵袞,斥為尼,二子被錮。李氏黨不服,擁母子出奔。瞎氈據河州,摩氈角據邈川,唃廝囉不能制。元昊乘機以重賄間之,陰誘酋豪,吐蕃勢力因而大衰。

    宋廷雖同時籠絡其父子,但嫌隙已深,分裂如故,僅能自保。

    唯吐蕃既利宋賞賜貿易,亦不願投入西夏陣營,對西夏尚有相當牽制作用。

    元昊稱帝之初,宋臣僚多主強硬,但經三川口,好水川兩役,宋軍敗沒,主戰派氣奪,不得不轉采守備之策。而增兵設守,軍需浩繁,宋人鹹感西事日艱,和議論乃漸告抬頭。慶歷元年(一o四一),擔任延州統帥的范仲淹曾致書元昊,以財貨通市之利,勸其棄戰言和。知諫院張方平也建議宋仁宗,乘南郊大禮,降赦招納元昊。西夏方面,由於戰爭消耗,貿易中斷,也已物價飛騰,公私交困。但元昊恃勝狂妄,和議仍未展開。

    宋朝既無力制服西夏而反為所困,影響所及,遂引起契丹的覬覦,乘機脅迫宋朝,圖取利益。宋人再度面臨西北交逼的危機。

    慶歷元年十二月,遼興宗以伐宋詔諭諸道、會諸軍於燕,為威迫之計。繼於次年正月,遺使入宋,要求瓦橋關南十縣故地,並質問宋興師伐夏及沿邊疏浚水澤,增益戍兵的緣故。幸而宋朝對此早得情報,有心理準備。一面建大名為北京,整軍備戰,表示抵抗的決心。—面派富弼赴遼談判,以維護和平關係。

    富弼是北宋傑出的外交人才。他成功地說服了遼興宗放棄割地的要求。願意在和親與增加歲幣兩種條件之間作選擇。富弼還汴,報告交涉情形。這時宋朝由宰相呂夷簡等決策。對遼的回復是和親則無金帛,若能使西夏降服於宋,則歲增金帛二十萬,否則十萬,共三種條件,給遼選擇。這年八月,富弼二度赴遼,遼興宗爽快的選取了增歲幣二十萬的條件。增幣交涉遂告結束,這固然是宋廷遭受新的屈辱與損失。但遼興宗貪得財利,訂下命夏納款的承諾,後來卻導致遼夏衝突,宋朝得到以遼制夏的效果,扭轉了外交頹勢,也有助於西夏問題的解決。

    慶歷二年閏九月,宋軍對夏戰爭,又有定川之敗,至此,宋朝和談之意更決。這時宋遼增幣協議剛成立,遼使來宋,表示西夏有意求和,於是和談之門開啟。宋朝傳告元昊,若能稱臣納款,以息彼此之民,朝廷禮數必優於前。宋朝招撫之意迫切,但元昊挾軍事勝利,談判態度仍甚強硬,堅持不肯放棄帝號。宋朝只好再通知契丹,請遼興宗依約,勸諭西夏降服。而西夏在宋朝歲賜貿易之利招誘下,仍只願稱男而不稱臣,宋朝因為西夏稱臣於遼,若不臣服於宋,恐有後患,所以對此也不肯讓步。後來元昊為多得貨利,願以歲賣西夏所產青鹽十萬石,及增歲賜之數為條件,納款稱臣。宋朝同意增歲賜至二十五萬,至於青鹽,因關係宋朝官營之解鹽銷路,且予夏太多,恐引起契丹再生枝節,所以不能接受。僵持到三年十二月,元昊雖同意稱臣,卻堅持通市青鹽,增歲賜至三十萬,宋廷不允。

    元昊怒掠秦州,宋夏和議已瀕於破裂。但在此僵持之際,遼夏卻爆發了衝突,使西夏態度驟然轉變。

    宋遼增幣交涉,宋方以增付十萬為代價,由遼諭夏降服,遼興宗滿懷信心,以為指呼之間,便令元昊依舊稱臣。不料元昊數勝宋師,雄心益熾,自稱西朝,以契丹為北邊,對契丹迫和之諭,不甘服從議久不決。而興宗素以強盛誇中國,對元昊不受約束,遂以為恥,思加討伐,以立威望。此外,元昊娶興平公主,為興宗之姊,元昊待之甚薄,怨病而死,興宗更為不平。西夏方面,以遼向為對宋同盟,今契丹卻利用夏與宋戰之機會,坐取增幣之利,反而迫其向宋臣服,積怨遂起。此時適有契丹西南部分黨項羌族叛附西夏,元昊受之,並出兵援護。興宗大怒。決心伐夏。

    慶歷四年七月,遼遣使告知宋朝將伐西夏,並以「元昊負中國,當誅」(長編卷一五一)為借口,要求在遼夏交戰時,如元昊求和稱臣,宋廷應予拒絕。接著在十月間,遼就動員騎兵二十餘萬,分三路渡黃河攻夏,但元昊誘敵深入,遼軍入境四百里,即為所敗,死者不可勝計。

    遼夏衝突既起,宋夏和議遂急轉立下。因為元昊恐兩面受敵,聞契丹來攻,印放棄頑強的談判態度,遣使入宋,表示接受歲賜二十五萬五千的最後條件,而稱臣納款。宋朝雖顧忌契丹的態度,一時朝議紛紛。但終於採取了比較主動的策略。遣使告知契丹,宋夏達成和議,事在遼夏衝突之先,故宋方難拒西夏的稱臣納款。並於十二月間,正式遣使冊封元昊。宋夏和議遂告成立。另外宋朝曾於九月間,先告知西夏,即將遺使封冊,這也使元昊得以專力抗遼。遼師既敗,遂不敢輕宋。宋朝可說既舒北憂、復解西師。這應是宋廷數年間,博采群議,運用財貨,以夷制夷的外交收穫。(參見陶晉生.宋遼關係史研究)

    要之,當元昊之叛,宋人以承平已久,天下富盛,乃采強硬政策,謀制西夏。不料西師屢挫,甚至引起契丹要索,西北交困。至是宋廷以實力不足,只得藉財貨外交,對遼讓步,以夷制夷。從而引發遼夏戰爭,元昊亦稱臣納款。雖然仍不能免於歲幣買和之譏。但總是解決了危機,又能過幾天安定日子了,只是宋之武力日漸凋落。

    猛虎雖被餵飽,卻依舊還在身邊虎視眈眈.

    四、聯金滅遼與靖康之禍

    宋人自太宗伐遼失敗,到真宗訂盟輸幣,恢復燕雲的大計不得不告擱置。但澶淵之盟訂立不到四十年,契丹乘宋敗於夏,勒索關南地,宋被迫增幣二十萬始獲解決,而且在交割文書中,使用不平等的「納」字。仁宗為此,曾當大臣之面,落淚涕泣。負責交涉的富弼懇請益修武備、匆忘國恥。神宗青年繼位,厲行新政,更強調「北方乃不共戴天之仇,反捐金增數十萬以事之。為子孫者寧有是乎」。顯然圖燕復仇,實為變法圖強的目的。其後哲宗、徽宗兩朝,新黨執政,亦以紹聖。崇寧為號召,可見其一貫政策之所在。

    宋朝變法,雖志在圖燕復仇,但對契丹之強,卻深懷忌憚,故其步驟是先滅取西夏,以斷匈奴右臂。主持變法的王安石曾正告神宗:

    方今四夷,南方事不足計議,惟西方宜悉意經略。經略西方則當善遇北方,匆使其有疑心。緣四夷中,強大未易兼制者,惟北方而已。(長編卷二三六)

    在這種計劃下,有神宗元豐年間之五路伐夏,雖兵敗靈武,所謀不成,但哲、徽兩朝仍繼起圖功。尤其徽宗崇寧以後,更以童貫總兵,摧破吐蕃。收復涅鄯,繼而深入河隴,攻逼西夏,終使西夏勢屈,向宋謝罪請和。新黨以開邊有成,又有宿將精兵可用,好事之輩,遂倡興北師。適女真崛起,契丹不支,在聯夷攻夷的傳統經驗下,海上邀盟,聯金滅遼,就成宋人圖燕復仇的良策了。

    宋徽宗政和四年(一一一四),女真阿骨打大破遼兵,稱帝建國。次年,燕人馬植投書雄州,自請歸宋,獻聯金圖遼之策,新黨蔡京、童貫等力主可行,圖遼之議大起。政和八年,宋遣馬政等為使,乘船自登州渡海,閏九月見阿骨打,表達通好之意,並議共伐大遼。時金當初興,尚無滅遼把握,宋乃富庶大國,既遣使通好,首議聯盟,金人當然樂於合作。宣和元年(一一一九)正月,金使李善慶等至汴報聘。但這時宋廷忽得消息,謂契丹已割遼東之地,封金主為東懷國王,於是夾攻之議作罷。只派軍校送金使回國。後宋朝得知遼金和議不成,貫等既欲借外援圓遼,遂建議再度遣使。二年三月,宋使趙良嗣(徽宗賜投宋之燕人馬植姓名)等自登州泛海,見阿骨打於軍中。五月金破遼上京,良嗣遂與阿骨打談判,議定宋金夾攻契丹。金取中京,宋取燕京,宋以契丹歲幣五十萬與金。但宋朝又要求取得遼西京(山西大同)之地,及不屬燕京的平、營二州,金人不允,往復爭議,不得結論。這時蔡京退職致仕,接著方臘叛於浙江,東南多事,宰相王黻又與童貫失和,徽宗對夾攻之議大為消極。只籠統的回復金國:「所有漢地等事並如初議。俟聞舉軍,到西京的期,以憑夾攻」(三朝北盟會﹜編卷五)交涉已告停頓。

    阿骨打得金使之報,認為宋意絕好,遂自行攻遼。宣和四年(一一二二)正月,破遼中京,三月入西京,天祚西奔。留守燕京的契丹大臣擁趙王淳為帝。宋相王黻鑒於遼師屢敗,內部分裂,國力大衰,燕地可取。否則為女真所得,中國不免事之。且若獨立取燕,可免歲幣及盟約的約束。而童貫以平方臘之亂,亦自信軍威大振,請舉兵圖遼。於是徽宗意動,不顧大臣鄭居中等的反對,命童貫督西師諸將北進。但在五月間,范鄒一戰為遼所敗。徽宗聞敗,大懼,即命班師。適耶律淳於六月病死,其妻蕭氏聽政。王黻聞訊,力主再戰,徽宗乃覆命童貫治軍。九月,遼常勝軍帥郭藥師又以涿州來降。簫後為此遣使奉表請稱臣,惜童貫不受,並遣劉延慶將兵十萬北伐,然仍為遼所敗。士卒蹂踐,軍實委棄,狼狽更甚於前。重文輕武,承平已久,如此宋軍令人絕望。

    宋軍初次攻燕,金人恐宋先取燕京,歲幣不可得,即主動遺使來議。宋朝由於兵敗范村,又思利用金人之力,故遺趙良嗣等赴金報聘。重申前約,義無更改。但卻把夾攻解釋為宋進兵至燕京,金亦自古北口等處進兵至燕京。而且仍要求事後平營等州也給宋朝。金人則堅持夾攻滅遼之後只交宋人燕京所屬六州(平、營不在內)。宋廷還不肯放棄,而童貫以二次攻燕失敗,己完全失去作戰信心,竟密遣王鑲赴金,請金依約進攻。十二月,阿骨打三路進兵。蕭後等出走,燕京遂為金人所據。

    燕京的攻陷,全為金兵之力,宋人毫無夾攻之實,金人輕宋之心大啟。因此在歸地交步時,雖未拒絕,卻漫為要求。宋朝為速成復燕之功,曲意遷就。除原許歲幣五十萬之外,另輸燕京代稅錢百萬緡。為換取山後諸州,又同意犒軍絹二十萬匹,及借糧十萬石。宣和五年四月,金使持誓書以燕京六州來歸。至此,經過三年多的往返交涉,宋金盟約始正式締訂。宋軍隨即入燕,但所在金帛,富戶皆為金人席捲而丟,宋人所得,幾為空城。

    宋以軍旅難恃而心切燕雲,至不惜聯金滅遼,本非得計。

    雖宋不伐遼,遼亦將亡。然宋之武力如此贏弱,本當勤修武備,再以財帛支持遼人抵禦金人,如此遼可多撐幾年,宋可多備戰幾年。可惜宋為眼前虛名所累,連金滅遼,將一頭更加凶殘的猛虎放進自家院子裡。

    宣和七年(一一二五)二月,天祚被俘,遼亡。至是金別無他顧。這年十一月,金兵即分東西兩路,大舉南下,宋金盟好破毀。東路金兵由斡離不統帥,由於郭藥師叛降,燕京迅速被陷。至於河北邊防,因太平日久,早已廢馳敗壞,故望風奔潰。金兵費時不過月餘,即已渡河犯汴。而徽宗聞金兵南寇,即禪位太子,離汴出走。欽宗倉促繼位,如何應付局勢,全由朝議左右。當時大臣多認為金兵勢強,京城難守,主張欽宗離京避敵』再圖恢復。獨李綱堅持迎戰禦敵。他強調天下城池未有如都城之固者,捨此何之。此外更舉澶淵之盟的歷史經驗以斥避敵之非。他說:

    昔者契丹擁百萬之師,直抵澶淵,當時若從避幸之請,豈得天下太平百有餘年,賴祖宗之靈,社稷之福,寇萊公堅欲御駕親征。鸞輿既渡,遂殄撻攬,戎人喪氣,遣使請和』河北遂復。今日之事與之同矣,豈可緩也。(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十七)

    欽宗受此激勵,一度下詔親征,尋又改為留京禦敵。並以李綱為「御營京城四壁守禦使」,總司其事。

    宋朝原采強幹弱枝政策,屯勁旅於京師以制天下,但其後為防備遼夏,禁旅外移日多,京師兵力日趨薄弱。徽宗以後,蔡京、童貫相繼用事,開邊西北,京防更為做壞。故徽宗聞金兵南下,急急下詔勤王,又禪位出走。李綱總司城守,即以兵力不敷使用,只好榜募敢勇效命,甚至令百姓上城,協助守禦。汴京戰備如此,當時情勢可謂危殆。因此,欽宗雖勉強留汴,卻心懷恐懼,另遣使節赴金求和。而斡離不以西路軍被阻太原』未能來會,攻汴不易。故僅元月七、八兩日攻城不克,即遣使勒索金帛,及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等事為退兵條件。欽宗用主和派之言,已決定接受。這時剛好西北宿將神師道督部分秦鳳兵入援,四方勤王之師亦漸集城下。欽宗轉用李綱急戰之論。惜二月一日,宋軍夜襲金營失敗。宋廷大懼,罷李綱以謝。遂屈從金人要求,盡括京城金帛以付,並割三鎮。斡離不以懸軍遠入,且宋西北邊軍入援,不無顧忌,因而飽載退師。

    這次汴京解圍,並非守城宋軍一戰克敵,或城防堅固,金人屢攻不逞。而是粘罕受阻太原,關陝西兵大舉入援,金人心存顧忌,宋廷又以土地、金帛飽饜所欲,方始換得的屈辱結果。然豺狼之欲難填,金人復於八月,分兵兩路南侵。這時入援之關陝邊軍已因奉命赴援三鎮,相繼敗覆,故金兵所過輒破。十一月,汴京又告警被圍。

    金人二次南寇,來勢較前役兇猛,但宋廷之應付仍甚慌亂,則爭議不決。未幾金兵圍城,更以何鹵為相,主持大局。

    欽宗雖又在何鹵以歷史經驗說服下,再度留京應敵,實際上卻也遣使許割兩河,期循前役,守城約和,化解危局。但當時汴京武備之薄弱,較之年初,更為惡化,有謂僅衛士三萬可用者。而金兵東西兩路,全師十萬,攻城之強猛,遠非前役可比。在這種敵寇凶勁,外無強援,內乏練卒的危急情況下,剛斷寡謀的何鹵竟乞靈於術士郭京,以市井無賴出戰,致為金兵所乘。守城僅二十餘日,京師即告淪陷,遂至和無可議。

    平情而論,北宋末年,金以方興之銳,破遼如摧枯拉朽,而童貫以秦晉素戰之兵,兩次伐燕,皆為遼所敗,宋弱金強,其勢甚明,故聯金滅遼,非為得計。就算不助遼抗金,也當兩不相幫,強己軍力,迎接更加危險的敵人。

    可惜宋庭沒有這樣的戰略眼光,還是執行了連金滅遼的「妙計」,結果遼滅僅兩年,靖康之恥就發生了,北宋滅亡.

    五、聯蒙滅金

    汴京淪陷,徽、欽二帝被俘後,宋高宗採取避敵、抗戰、求和的方針,經十餘年的戰爭,終於與金再成和議,成偏安之局。此後雖有完顏亮南侵被弒與孝宗北伐失敗,及韓侂胄開邊喪師,宋金關係大致維持穩定。直到十二世紀末年,蒙古諸部漸強,對金的威脅日益嚴重,東亞大陸的國際形勢才增加—個強力的變動因素。這時南宋對蒙古的興起頗為注意,常令赴金使節隨時詢訪。有的報告認為其人驍勇剽悍,意氣方銳,金國受此侵擾,久而兵連禍結,危亡之兆,端在於斯。而韓侂胄的北伐,其中一部分的誘因就是以為金為蒙古所困。情勢可以利用。

    韓侂胄北伐的同年(一二o六年),蒙古鐵木真即汗位建國,數年後即發動大規模的攻金戰爭,東亞大局為之驟變。金兵經過三年的抵抗,勢漸不支,遂於宋寧宗嘉定七年(一二一四)遷都至汴,憑借黃河及潼關之險,阻抗蒙古。宋人如何處理這種新形勢,一時議論紛歧。一則擔心金都南遷,對宋不利。另外也顧慮新興的蒙古是南宋更大的威脅。所以雖然不少人認為金是必報之世仇,應把握金為蒙古所逼的機會,斷絕與金的屈辱關係,將歲幣移用於邊備,振奮民氣。但也有人認為金固為宿仇,卻為當前的屏障,宜遣使予幣,使得拒韃。由於對金的畏懼,當時宰相史彌遠傾向扶金以為屏障的主張。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金國有適當的善意對應,宋朝是可能採行助金抗蒙的政策的。可惜在金遷都汴京後,宋遣使赴金賀節,並向金宣宗表達減少歲幣的願望。金國不但沒有同意,反而在嘉定十年,利用蒙古主力西征的機會,發動對南宋的侵略,以為取償之計。金國的南侵,迢行了七年,損耗了實力,更嚴重的是加深南宋對金的仇恨。宋助金抗蒙既不可能,聯蒙攻金之論遂告抬頭。

    由於金人大舉南侵的剌激,宋朝開始遣使與蒙古連絡。蒙古也因攻金不易,企圖假道宋境,所以對與宋通好,表現積極。雙方使節往返,似頗熱絡。但不久,宋朝又對此趨於冷淡。

    因為聯金滅遼的教訓,使宋人不得不謹慎。如真德秀強調「蒙古之在今日,無異昔者女真方興之時,一旦與吾為鄰,亦必祖述女真已行之故智。」(真西山集卷五)另外,也有人認為蒙古興起,萬一佔取中原,與宋為鄰,也無非是景德之契丹,建炎之女真。同時金國方面,嘉定十六年(一二二三),金哀宗繼位,也改變政策,在第二年宣佈停止對宋界的攻掠。宋金和平恢復。聯蒙的行動隨之作罷。

    南宋在史彌遠當政之下,雖然對通好蒙古,採取謹慎的態度,但對蒙古崛起可能帶來的威脅,並無警覺。只知被動維持現狀。無意改革弊政,強化邊備。一幅因循苟安的景像。因而在應付金、蒙的問題時,越來越陷於被動與劣勢的地位。

    宋理宗寶慶三年(一二二六),成吉思汗滅西夏,次年去世,未及完成滅金的計劃。但他臨終時,留下假道於宋以滅金的遺訓。指出金精兵在潼關,南捂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於宋。則下兵唐、鄧,直搗大梁。破之必矣。(元史卷一)紹定二年(一二二九),窩闊台繼承汗位,又大舉攻金。金北憑黃河,西掘潼關,蒙軍仍少有進展。於是假道宋境滅金,成為不得不採用的戰略。

    蒙古對宋假道,是用蠻橫的武力強行方式。紹定四年三月,蒙軍自寶雞越秦嶺,攻入宋境,連陷陝南川東要地。所至轍肆為寇掠破壞,甚至全城屠殺。然後向宋人提出假道的要求。

    四川制置使桂如淵禦敵無方,遂在蒙古重兵的脅迫下,同意提供蒙軍糧草,並派人擔任嚮導,引蒙古軍通過宋境,進入河南。金人聞警,急調大軍堵截,但次年正月,鈞州(河南禹縣)

    附近一戰,金軍大敗,主力盡喪。黃河天險亦失,汴京危急。

    六年六月金哀宗奔蔡州(河南汝南),為蒙軍所圍。

    聯金滅遼,議起於宋。聯盟滅金,則主動為蒙,紹定五年十二月,蒙古遣王橶使宋,議夾攻金國。朝臣皆以為可遂復仇之舉。雖有人提醒宣和海上之盟,迄以取禍,不可不鑒。理宗不聽,即命京湖制置使史嵩之遣使報許。次年雙方議定,合攻蔡州。(宋史紀事本末卷九十一)另一方面,金則遣使來宋,以唇亡齒寒之理,欲說南宋,同御大敵,但為宋所拒。(金史卷十八)這年(一二三三)十月,史嵩之命孟珙、江海率軍赴蔡州會攻,並助濟蒙古軍糧。金兵雖頑強抵抗,終難挽頹勢。

    激戰至吹年(理宗端平元年.公元一二三四)正月,宋軍首先登城。蔡州遂陷,金哀宗自縊,金國滅亡。

    宋蒙滅金以後,雙方各自退軍。但為時不過半年,雙方戰爭即告爆發。

    窩闊台召諸王集議,定下滅宋方針。端平二年(一二三五)春,蒙古除發動第二次西征之外,另由皇子闊端、曲出等帥師,分別從四川、京湖、兩淮大舉攻宋。寇川蒙軍陷沔州(陝西略陽)、階州(甘肅武都),入成都,屠民焚城而去。京湖方面,蒙軍屠棗陽(湖北棗陽)、德安(湖北陸安),陷襄陽,直抵江陵,謀渡長江未成。適因曲出死,川、湖蒙軍北返。戰局始告緩和。兩淮地區則宋軍防禦較成功,蒙軍攻光州(河南黃川)、廬州(安徽除縣)、真州(江蘇儀征)皆不下。雖然曾一度到達建康(南京)對岸,也為宋軍擋住。退軍而去。但為時不到一年,蒙軍在度南下,蹂躪西川、兩准州郡,直到淳佑元年(一二四—),窩闊台去世,此後數年,由於蒙古汗位未定.,政局動盪,對南宋的攻勢才告滅緩。、(參見胡昭曦.宋蒙關係史)

    聯蒙滅金,宋方由於蒙古主動邀約,當時金己難免滅亡之運。但無論如何,聯蒙滅金還是失策,但若能以財力軍需支援金人,未嘗不可能多拖些時日。然而金的避蒙奪宋之舉使雙方積怨更深,宋亦難忘靖康之恥,雙方無法合作,最終先後為蒙所滅。

    蒙古原有征服宋朝的野心,滅金後很快找到侵宋借口,隨後不斷犯宋,荼毒華夏,終在四十多年後徹底滅宋,不但亡了華夏,還將中國人口削減了一半以上.

    結語

    從前面的論述,我們對宋代的聯夷外交政策可進一步得到三點認識:

    (一)由於宋太宗伐遼失敗,宋朝暴露武力難恃的弱點,以後聯夷攻夷或以夷制夷就成宋朝對外經略或禦敵圖存的慣用策略。北宋時期,聯夷外交多由宋人主動;南宋時期,則以聯金滅遼的教訓,對聯蒙外交較為謹慎被動。

    (二)雖然聯夷外交中,雖有聯蕃制夏帶來過短暫安平,但多數或是不成,或是傷己。最慘痛的就是聯金滅遼導致北宋滅亡,聯蒙滅金引來南宋滅亡。

    (三)重文輕武、輕信外夷、武力難恃,只靠財帛是餵不飽凶殘的豺狼的。要想擺脫豺狼的威脅,擦亮鋼槍才是唯一的出路。以夷制夷至多可為一時之輔,萬不可依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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