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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漢民族，蔑視其他民族的民族文化心理是日本始終不和滿清政權通交的重要精神因素。古代日本和中國周邊其他國家一樣，一直處於漢文化圈的邊緣，不斷受制於漢文化強大的向心力。因此，日本在移植和汲取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同時，也逐漸將漢民族的自我意識引進到了自己的思維之中。江戶時代著名學家林羅山之子林鵝峰就認為日本人是中國人的後裔，日本皇統出自周吳泰伯之後。一方面，日本在強大的中國面前形成了強烈的自卑感，以「夷」自居，慕華不已;另一方面，甘為「東夷」的日本又以漢民族的感覺來對其他「外夷」民族表示好惡，「以中國之外皆為蠻夷而不值一提」，而不是以一種平等的態度來看待他「夷」。德川時代初期，重漢輕夷的思想發展到了新的高度，一方面欲重新加入明朝的華夷秩序中去，另一方面又加速建立以自己為中心，以周邊小國為「夷」和政治邊緣的「小華夷秩序」在當時的情況下，中國唐代發生了一次有名的「廷爭」。據《續日本紀》載:大唐天寶十二載，歲在癸已，正月朔癸卯，百官、諸藩朝賀，天子於蓬萊宮含元店受朝，是日，以我次西畔第二吐蕃下，以新羅使次東畔第一大食國上。古麻呂論曰:「自古至今，新羅之朝貢大日本國久矣，而今列東畔上我反在其下，義不合得。」時將軍吳懷寶見知古麻呂不肯色，即引新羅使次西畔第二吐蕃下，以日本使次東畔第一大食國上。
這就說明，「慕華賤夷」的日本，雖甘心屈居於大唐之下，但絕不能忍受在外交地位的問題上向其他「夷」國讓步。忽必烈時代，曾六次招諭日本，欲置日本為龐大元帝國的藩屬。一貫認為自己是一民族之下，萬民族之上的日本，面對強大的蒙古勢力，不以為然。將「蒙古之號，於今未聞」這樣的語句寫在外交文書之中，不由不令人感到日本對這個征服歐亞的、同時又是「夷狄」政權的蔑視和敵意。明初，明太祖宣諭日本，日本懷良親王在回應使者趙秩時，清楚地表達了日本方面重漢輕夷的思想:吾國雖處扶桑東，未嘗不慕中國，惟蒙古與我等等夷，乃欲臣妾我，我先王不服懷良親王還犯了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錯誤，他說:「元乃使其臣趙姓者(趙良弼)林我以好語，語未既，水軍十萬列海岸矣一今新天子帝中夏，天使亦姓趙，豈蒙古裔哉?亦將缽我以好語而襲我也。」親王對明朝的真實意圖有很大的疑慮。而一當趙秩表明身份:「我大明天子，神聖文武非蒙古比，我亦非蒙古使者」，親王立刻釋然，以禮相待，更派僧人祖來出使明朝，上表稱臣，獻馬匹及方物，並送還樓寇在明州和台州劫掠的明朝人七十餘人。前據而後恭，原因皆在華夷之辨。滿清入主中原，日本人的第一反應是「華變於夷之態也」。滿清的出現，還喚起了日本人對元寇的回憶。熊澤蕃山在17世紀中葉所寫的《大學或問》一書中就曾經提到過「北狄」(滿清)的問題，他指出:北狄取中國後曾屢次來日本，而今已取中國.僥倖盼望其不來，殊非武備之道……
儘管清已經問鼎中原，奪了漢家天下，但在日本人心目中，頑固的正統主義還在執拗地認為清只是「北狄」，與自己「東夷」的身份沒有什麼區別;清佔領中原只是」胡難」，並非是華夏大統，甚至認為其可能對本國存在威脅。以「夷」自居、懷有自卑心理的日本對漢民族還抱有唇齒之誼。當漢民族的國土遭到異民族的侵犯時，這種友誼就作為一種深厚的同情流露出來，甚至表現為對該異民族強烈的憎惡和痛恨。明朝滅亡後，明遺民欲借外力以平胡清，赴日本乞師和乞資達17次之多。在最初的三、四次，日本幕府儘管剛剛宣佈鎖國令不久，卻認真地討論了這一問題，並秘密地作了出兵的準備。這實際上是「重漢輕夷」的特殊表現。
另一個「輕夷」的有力證據是:日本官方無意使用外族統治政權的名稱。文永、弘安之役後，元日雙方的民間貿易逐漸擺脫了國家之間對抗的陰影，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日船蜂擁入元進行貿易，由此形成的盛況甚至超過了唐代的遣唐使貿易和明代的勘合貿易。正因為這樣，木宮泰彥才在談論元日貿易時作出了以下的判斷:元末六、七十年間，恐怕是日本(古代)各個時代中商船開往中國最盛的時代。」。與之相應，隨同商船入元的日本僧人的規模亦堪稱空前絕後，其間中國僧人東渡傳法同樣吸引了大量日本僧人前來學習。官派入元船舶－天龍寺船也加入了入元進行貿易和求法的行列。如此頻繁的交往，並沒有使日本高層正面承認元政權的存在，連對中國的稱呼也只是使用「宋」、「宋土」、「唐」等。如:元僧一山一寧，受元成祖之命赴日宣諭，被日方扣留於伊豆。後後宇多上皇遙慕他的高風，特下詔邀其主持京都南禪寺，影響頗大，死後賜國師封號。後宇多上皇親筆撰寫像贊:宋地萬人傑，本朝一國師。天龍寺船的相關資料中無一例外地稱元為「宋」，將遣元船叫作「宋船」。《太平記》中《天龍寺建立事》篇在談到商船利潤時，說:「攜珠寶財物去宋(指蒙元)，買賣之利百倍」,無獨有偶，「江戶時代的日本人之所以稱中國人為唐人，稱中國船為唐船，和鄭成功勢力下的人們從不屈從清的明人意識出發，稱自己是唐王支配下的唐人的現實不無關係。
在這種重漢輕夷思想的左右下，古代中日官方關係凸現出一個特點，即日本官方只與漢民族的政權通交。
野蠻的侵略者在武力征服的同時從來都沒有放鬆在文化和民族自信心上的征服和打擊。他們知道他們的文化文明是落後的野蠻的，要統治比他們人口多幾十倍、幾百倍的中國人他們除了在武力上採取消滅和屠殺外更在文化上、在精神和思想上讓漢族自卑起來。幾乎所有入侵中國的少數民族都無一例外地採取屠殺、歧視漢族的政策。都無一例外地抹殺、卑化、扭曲中華文化和文明。宋遼金時的金國是這樣。蒙古蒙元時屠殺、歧視漢族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這裡再看看滿清的所為。與蒙元一樣，滿清也是靠野蠻的屠殺來征服中國的；與蒙元一樣，滿清也是從頭到腳徹底抹殺中華文化文明。蒙元時漢人都改穿蒙古服裝，朱元璋建立明朝後特別於洪武元年詔命衣冠用唐制。滿清侵佔中原後又一次殘酷地推行剃髮和改衣冠。這些野蠻的征服者連漢人的頭髮和衣冠都要徹底改變更何談漢族的文明和文化？剃髮和改變漢族的服裝就是要從做人的尊嚴和自信上徹底打擊漢族。也是於蒙元一樣，滿清表面上尊崇孔子以收漢人之心而行動上對漢族的尊嚴無情地踐踏，把漢人作為賤民稱為「一錢漢」等等。大家知道滿清雍、乾兩朝的*是中國歷代最多的，翻開歷史滿清雍、乾尤其是乾隆朝每時每刻都有*。乾隆自稱「十全老人」，他統治的六十四年是中國文化最恐怖和黑暗的年代。滿清除了用*使天下人噤若寒蟬之外更從歷史典籍上篡改歷史。乾隆三十八年開《四庫全書》館；《四庫全書》名為綜合古今典籍實際上是對中華文化的一次徹底的清洗。乾隆三十九年命各省查繳「詆毀本朝」之書，盡行銷毀。乾隆四十年令四庫館臣對所收書籍「務須詳慎抉擇，使群言悉歸雅正」。從這裡滿清開四庫書館之目的昭然若揭了。乾隆四十一年，高宗命刪改舊籍，上諭謂對明熊廷弼等人的著作，可酌改數字，存其原書；明人所刻類書，有觸礙字樣者可刪去數卷或數篇；「南宋人書之斥金，明初人書之斥元，其有悖於義理者自當從刪，涉於詆詈者自當從改」可見滿清是於蒙元有慼慼焉的，他們從來都沒有忘記華夷之別。從這些史實中我們不難看出滿蒙對中華文化是進行過徹底而細緻的清洗與篡改的。我們如今所推重的實際上是滿清蒙元扭曲奴化後的文明和文化。
西北望，幾人憶長安？
中國人被征服的太久了，中國人被驅趕被奴役，因為無力反抗而屈服了；中國人遠離了，漠視了自己那輝煌的文明和燦爛的文化。
中華文化在漢唐時達到鼎盛，就是相對較為貧弱的宋朝在文化文明方面也是元、清所不能同年而語的。蒙元雖然有元曲但元曲除了是一種新的文學形式外在文學性和藝術性上都難望唐詩、宋詞、漢賦之項背。滿清一朝則全然是文化的荒漠。
在思想和精神上，不必說漢、唐，就是相對嚴酷黑暗的明朝思想家也是層出不窮，如王守仁(陽明先生)，王廷相，顧憲成(東林黨領袖)，呂坤，顧炎武，黃宗羲等等。而一百年的蒙元和兩百六十年的滿清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竟然沒有一個思想家。蒙元和滿清本沒有思想的能力但他們卻要壓制別人壓制漢族，使中國在近四百年的歷史中，在思想上是一片空白，只有愚昧和野蠻！
在人格和氣節方面，我們中國的文化道德中從來都是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從來都是教育人們要剛正不阿的；更從來都是要人以禮、義、廉、恥來自律的。所以中國歷史上從來不乏錚錚鐵骨的人。李白說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就是在元清之間的明朝也不乏海瑞，左光斗等高節之士。反觀元、清，人格和氣節對於蒙元和滿清而言是太奢侈了。滿清一朝沒有一個有氣節的人。常言說士大夫之無恥是為國恥，滿清的文武百官、縉紳大夫無不自稱奴才、口稱主子，奴才們怎麼能理解人格和氣節呢？兩百六十年啊，中國竟無一個真正的人，中國的奴性所以傳至今日都是從滿清而來。
記的高中老師說過這麼一句話:"現今的日本,就好像是我國唐宋現代化!」此話真的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