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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之余 又不小心，感了一下子舊，就引出了一篇施蟄存〔２〕先生的《〈庄子〉与〈文選〉》來，以為我那些話，是為他而發的，但又希望并不是為他而發的。 我愿意有几句聲明：那篇《感舊》，是并非為施先生而作的，然而可以有施先生在里面。 倘使專對個人而發的話，照現在的摩登文例，應該調查了對手的籍貫，出身，相貌，甚而至于他家鄉有什么出產，他老子開過什么舖子，影射他几句才算合式。我的那一篇里可是毫沒有這些的。內中所指，是一大隊遺少群的風气，并不指定著誰和誰；但也因為所指的是一群，所以被触著的當然也不會少，即使不是整個，也是那里的一肢一節，即使并不永遠屬于那一隊，但有時是屬于那一隊的。現在施先生自說了勸過青年去讀《庄子》与《文選》，“為文學修養之助”，就自然和我所指摘的有點相關，但以為這文為他而作，卻誠然是“神經過敏”，我實在并沒有這意思。 不過這是在施先生沒有說明他的意見之前的話，現在卻連這“相關”也有些疏遠了，因為我所指摘的，倒是比較頑固的遺少群，標准還要高一點。 現在看了施先生自己的解釋，（一）才知道他當時的情形，是因為稿紙太小了，“倘再寬闊一點的話”，他“是想多寫几部書進去的”；（二）才知道他先前的履歷，是“從國文教員轉到編雜志”，覺得“青年人的文章太拙直，字匯太少”了，所以推舉了這兩部古書，使他們去學文法，尋字匯，“雖然其中有許多字是已死了的”，然而也只好去尋覓。我想，假如庄子生在今日，則被劈棺之后〔３〕，恐怕要勸一切有志于結婚的女子，都去看《烈女傳》〔４〕的罷。 還有一點另外的話——（一）施先生說我用瓶和酒來比“文學修養”是不對的，但我并未這么比方過，我是說有些新青年可以有舊思想，有些舊形式也可以藏新內容。我也以為“新文學”和“舊文學”這中間不能有截然的分界，然而有蛻變，有比較的偏向，而且正因為不能以“何者為分界”，所以也沒有了“第三种人”〔５〕的立場。 （二）施先生說寫篆字等類，都是個人的事情，只要不去勉強別人也做一樣的事情就好，這似乎是很對的。然而中學生和投稿者，是他們自己個人的文章太拙直，字匯太少，卻并沒有勉強別人都去做字匯少而文法拙直的文章，施先生為什么竟大有所感，因此來勸“有志于文學的青年”該看《庄子》与《文選》了呢？做了考官，以詞取士，施先生是不以為然的，但一做教員和編輯，卻以《庄子》与《文選》勸青年，我真不懂這中間有怎樣的分界。 （三）施先生還舉出一個“魯迅先生”來，好像他承接了庄子的新道統，一切文章，都是讀《庄子》与《文選》讀出來的一般。“我以為這也有點武斷”的。他的文章中，誠然有許多字為《庄子》与《文選》中所有，例如“之乎者也”之類，但這些字眼，想來別的書上也不見得沒有罷。再說得露骨一點，則從這樣的書里去找活字匯，簡直是胡涂虫，恐怕施先生自己也未必。 十月十二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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