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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已是四年前的事了，時維二月，我和婦孺正陷在上海閘北的火線中〔２〕，眼見中國人的因為逃走或死亡而絕跡。后來仗著几個朋友的幫助，這才得進平和的英租界，難民雖然滿路，居人卻很安閒。和閘北相距不過四五里罷，就是一個這么不同的世界，——我們又怎么會想到哈爾濱。 這本稿子的到了我的桌上，已是今年的春天，我早重回閘北，周圍又复熙熙攘攘的時候了。但卻看見了五年以前，以及更早的哈爾濱。這自然還不過是略圖，敘事和寫景，胜于人物的描寫，然而北方人民的對于生的堅強，對于死的掙扎，卻往往已經力透紙背；女性作者的細致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又增加了不少明麗和新鮮。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惡文藝和功利有關的人，如果看起來，他不幸得很，他也難免不能毫無所得。 听說文學社曾經愿意給她付印，稿子呈到中央宣傳部書報檢查委員會那里去，擱了半年，結果是不許可。人常常會事后才聰明，回想起來，這正是當然的事：對于生的堅強和死的掙扎，恐怕也确是大背“訓政”〔３〕之道的。今年五月，只為了《略談皇帝》〔４〕這一篇文章，這一個气焰万丈的委員會就忽然煙消火滅，便是“以身作則”的實地大教訓。奴隸社〔５〕以汗血換來的几文錢，想為這本書出版，卻又在我們的上司“以身作則”的半年之后了，還要我寫几句序。然而這几天，卻又謠言蜂起，閘北的熙熙攘攘的居民，又在抱頭鼠竄了，路上是駱驛不絕的行李車和人，路旁是黃白兩色的外人，含笑在賞鑒這禮讓之邦的盛況。自以為居于安全地帶的報館的報紙，則稱這些逃命者為“庸人”或“愚民”。我卻以為他們也許是聰明的，至少，是已經憑著經驗，知道了煌煌的官樣文章之不可信。他們還有些記性。 現在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的夜里，我在燈下再看完了《生死場》。周圍像死一般寂靜，听慣的鄰人的談話聲沒有了，食物的叫賣聲也沒有了，不過偶有遠遠的几聲犬吠。想起來，英法租界當不是這情形，哈爾濱也不是這情形；我和那里的居人，彼此都怀著不同的心情，住在不同的世界。然而我的心現在卻好像古井中水，不生微波，麻木的寫了以上那些字。這正是奴隸的心！——但是，如果還是攪亂了讀者的心呢？那么，我們還決不是奴才。 不過与其听我還在安坐中的牢騷話，不如快看下面的《生死場》，她才會給你們以堅強和掙扎的力气。魯迅。 CC 〔１〕本篇最初印入《生死場》。 蕭紅（１９１１—１９４２），原名張薨瑩，黑龍江呼蘭縣人，小說家。《生死場》是她所著的中篇小說，《奴隸叢書》之一，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上海容光書局出版。 〔２〕指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上海戰爭。 〔３〕“訓政”孫中山提出的建國程序分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在“訓政時期”由政府對民眾進行行使民權的訓練。國民党政府曾于一九三一年六月公布所謂《訓政時期約法》，借“訓政”為名，剝奪人民一切民主權利，長期實行獨裁統治。 〔４〕《略談皇帝》應作《閒話皇帝》。一九三五年五月，上海《新生》周刊第二卷第十五期發表易水（艾寒松）的《閒話皇帝》一文，泛論古今中外的君主制度，涉及日本天皇，當時日本駐上海總領事即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為名提出抗議。國民党政府屈從壓力，并趁机壓制進步輿論，將《新生》周刊查封，由法院判處該刊主編杜重遠一年二個月徒刑。國民党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也因“失責”而撤銷。參看本書《后記》及其注〔１３〕。〔５〕奴隸社一九三五年魯迅為編印几個青年作者的作品而擬定的一個社團名稱。以奴隸社名義出版的《奴隸叢書》，除《生死場》外，還有葉紫的《丰收》和田軍的《八月的鄉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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