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1月12日）
    語曰：忠臣去國，不洁其名。大丈夫以身許國，不能行其志，乃至一敗涂地，漂流
他鄉，則惟當緘口結舌，一任世人之戮辱之，嬉笑之，唾罵之，斯亦已矣；而猶复曉曉
焉欲以自白，是豈大丈夫之所為哉？雖然，事有關于君父之生命，關于全國之國論者，
是固不可以默默也。
    論者曰：中國之當改革，不待言矣，然此次之改革，得無操之過蹙，失于急激，以
自貽磋跌之憂乎？辨曰：中國之當改革，三十年于茲矣，然而不見改革之效，而徒增其
弊者何也？凡改革之事，必除舊与布新，兩者之用力相等，然后可有效也。苟不務除舊
而言布新，其勢必將舊政之積弊，悉移而納于新政之中，而新政反增其害矣。如病者然，
其積痞方橫塞于胸腹之間，必一面進以瀉利之劑，以去其積塊，一面進以溫補之劑，以
培其元气，庶几能奏功也。若不攻其病，而日餌之以參苓，則參苓即可為增病之媒，而
其人之死當益速矣。我中國自同治后，所謂變法者，若練兵也，開礦也，通商也，交涉
之有總署使館也，教育之有同文方言館及各中西學堂也，皆疇昔之人所謂改革者也。夫
以練兵論之，將帥不由學校而出，能知兵乎？選兵無度，任意招募，半屬流丐，体之贏
壯所不知，識字与否所不計，能用命乎？將俸极薄，兵餉极微，武階极賤，士人以從軍
為恥，而無賴者乃承其乏，能洁已效死乎？圖學不興，阨塞不知，能制胜乎？船械不能
自制，仰息他人，能如志乎？海軍不游弋他國，將帥不習風濤，一旦臨敵，能有功乎？
警察不設，戶籍無稽，所練之兵，日有逃亡，能為用乎？如是，則練兵如不練。且也用
洋將統帶訓練者，則授權于洋人，國家歲費巨帑，為他人養兵以自噬；
    其用土將者，則如董福祥之類，藉眾鬧事，損辱國体，動招邊釁，否則騷扰閭閻而
已，不能防國，但能累民；又購船置械于外國，則官商之經手者，藉以中飽自肥，費重
金而得窳物，如是則練兵反不如不練。以開礦論之，礦務學堂不興，礦師乏絕，重金延
聘西人，尚不可信，能盡地利乎？机器不備，化分不精，能無棄材乎？道路不通，從礦
地運至海口，其運費視原价或至數倍，能有利乎？如是則開礦如不開。且也西人承攬，
各國要挾，地利盡失，畀之他人；否則奸商胡鬧，貪官串弊，各省礦局，只為候補人員
領干脩之用，徒糜國帑，如是則開礦反不如不開。以通商論之，計學不講，罕明商政之
理，能保富乎？工藝不興，制造不講，土貨銷場，寥寥無几，能爭利乎？道路梗塞，運
費笨重，能廣銷乎？厘卡滿地，抑勒逗留，朘膏削脂，有如虎狼，能勸商乎？領事不察
外國商務，國家不護僑寓商民，能自立乎？如是則通商如不通。且也外品日輸入，內幣
日輸出，池枯魚竭，民無□類，如是則通商反不如不通。以交涉論之，總理衙門老翁十
數人，日坐堂皇，并外國之名且不知，無論國際，并己國條約且未寓目，無論公法，各
國公使領事等官，皆由奔競而得，一無學識，公使除呈遞國書之外無他事，領事隨員等
除游觀飲食之外無他業，何取于此輩之坐食乎？如是則有外交官如無外交官。且使館等
人在外國者，或狎邪無賴，或鄙吝無恥，自執賤業，污穢難堪，貽笑外人，損辱國体，
其領事等非惟不能保護已商，且從而陵壓之，如是則有外交官反不如無外交官。以教育
論之，但教方言以供翻譯，不授政治之科，不修學藝之術，能養人材乎？科舉不變，榮
途不出士夫之家，聰穎子弟皆以入學為恥，能得高材乎？如是則有學堂如無學堂。且也
學堂之中，不事德育，不講愛國，故堂中生徒，但染歐西下等人之惡風，不复知有本國，
賢者則為洋庸以求衣食，不肖者且為漢奸以傾國基，如是則有學堂反不如無學堂。
    凡此之類，隨舉數端，其有弊無效，固已如是。自余各端，亦莫不如是。然則前此
之所謂改革者，所謂溫和主義者，其成效固已可睹矣。夫此諸事者，則三十年來名臣曾
國藩、文祥、沈葆楨、李鴻章、張之洞之徒，所竭力而始成之者也，然其效乃若此。然
則，不變其本，不易其俗，不定其規模，不籌其全局，而依然若前此之支支節節以變之，
則雖使各省得許多督撫皆若李鴻章、張之洞之才之識，又假以十年無事，听之使若李鴻
章、張之洞之所為，則于中國之弱之亡，能稍有救乎？吾知其必不能也。何也？蓋國家
之所賴以成立者，其質甚繁，故政治之体段亦甚复雜，枝節之中有根干焉，根干之中又
有總根干焉，互為原因，互為結果。故言變法者，將欲變甲，必先變乙；及其變乙，又
當先變丙，如是相引，以至無窮，而要非全体并舉，合力齊作，則必不能有功，而徒增
其弊。譬之有千歲老屋，瓦墁毀坏，榱棟崩折，將就傾圮，而室中之人，乃或酣嬉鼾臥，
漠然無所聞見；或則補苴罅漏，彌縫蟻穴，以冀支持：斯二者，用心雖不同，要之風雨
一至，則屋必傾，而人必同歸死亡，一也。夫酣嬉鼾臥者，則滿洲党人是也；補苴彌縫
者，則李鴻章、張之洞之流是也。諺所謂室漏而補之，愈補則愈漏；衣敝而結之，愈結
則愈破，其勢固非別构新廈，別紉新制，烏乎可哉？若知世之所謂溫和改革者，宜莫如
李、張矣，不見李鴻章訓練海軍之洋操，所設之水師學堂、醫學堂乎？不見張之洞所設
之實學館、自強學堂、鐵政局、自強軍乎？李以三十年之所變者若此，張以十五年之所
變者若此，然則再假以十五年，使如李、張者出其溫和手段，以從容布置，到光緒四十
年，亦不過多得此等學堂洋操數個而已。一旦有事，則亦不過如甲午之役，望風而潰，
于國之亡，能稍有救乎？既不能救亡，則与不改革何以异乎？夫以李、張之才如彼，李、
張之望如彼，李、張之見信任負大權如彼，李、張之遇無事之時，從容十余年之布置如
彼，其所謂改革者乃僅如此。況于中朝守舊，庸耄盈延，以資格任大官，以賄賂得美差，
大臣之中安所得多如李、張之之者？而外患之迫，月异而歲不同，又安所更得十余年之
從容歲月者？然則，舍束手待亡之外，無他計也，不知所謂溫和主義者，何以待之。抑
世之所謂急激者，豈不以疑懼交乘，怨謗云起，為改革党人所自致乎？語曰：“非常之
原，黎民懼焉。”又曰：“凡民可以樂成，難以慮始。”從古已然，況今日中國之官之
土之民，智識未開，瞢然不知有天下之事，其見改革而惊訝，固所當然也。彼李鴻章前
者所辦之事，乃西人皮毛之皮毛而已，猶且以此負天下之重謗，況官位遠在李鴻章之下，
而所欲改革之事，其重大又過于李鴻章所辦者數倍乎？
    夫不除弊則不能布新，前既言之矣，而除舊弊之一事，最易犯眾忌而触眾怒，故全
軀保位惜名之人，每不肯為之。今且勿論他事，即如八股取士錮塞人才之弊，李鴻章、
張之洞何嘗不知之，何嘗不痛心疾首而惡之。張之洞且常与余言，以廢八股為變法第一
事矣，而不聞其上疏請廢之者，蓋恐触數百翰林、數千進士、數万舉人、數十万秀才、
數百万童生之怒，懼其合力以謗己而排擠己也。今夫所謂愛國之士，苟其事有利于國者，
則雖敗己之身、裂己之名，猶當為之。今既自謂愛國矣，又复愛身焉，又复愛名焉，及
至三者不可得兼，則舍國而愛身名；至二者不可得兼，又將舍名而愛身；吾見世之所謂
溫和者，如斯而已，如斯而已！吉田松陰曰：“觀望持重，號稱正義者，比比皆然，最
為最大下策，何如輕快捷速，打破局面，然后徐占地布石之為愈乎？”嗚呼！世之所謂
溫和者，其不見絕于松陰先生者希耳。即以日本論之，幕末藩士，何一非急激之徒，松
陰、南洲，尤急激之巨魁也。試問非有此急激者，而日本能維新乎？當積弊疲玩之既久，
不有雷霆万鈞霹靂手段，何能喚起而振救之。日本且然，況今日我中國之積弊，更深于
日本幕末之際，而外患內憂之亟，視日本尤劇百倍乎！今之所謂溫和主義者，猶欲以維
新之業，望之于井伊、安藤諸閣老也。故康先生之上皇帝書曰：“守舊不可，必當變法；
緩變不可，必當速變；小變不可，必當全變。”
    又曰：“變事而不變法，變法而不變人，則与不變同耳。”故先生所條陳章奏，統
籌全局者，凡六七上，其大端在請誓太廟以戒群臣，開制度局以定規模，設十二局以治
新政，立民政局以地方自治；其他如遷都、興學、更稅法、裁厘金、改律例、重俸祿、
遣游歷、派游學、設警察、練鄉兵、選將帥、設參謀部、大營海軍、經營西藏，新疆等
事，皆主齊力并舉，不能支支節節而為之。而我皇上亦深知此意，徒以無權不能遽行，
故屢將先生之摺交軍机總署會議，嚴責其無得空言搪塞，蓋以見制西后，故欲借群臣之
議以定之也。無如下有老耄守舊之大臣，屢經詔責而不恤；上有攬權猜忌之西后，一切
請命而不行。故皇上与康先生之所欲改革者，百分末得其一焉。使不然者，則此三月之
中，舊弊當已盡革，新政當已盡行，制度局之規模當已大備，十二局之條理當已畢詳，
律例當已改，巨餉當已籌，警察當已設，民兵當已練，南部當已遷都，參謀部當已立，
端緒略舉，而天下肅然向風矣。今以無權之故，一切所行，非其本意，皇上与康先生方
且日日自疚其溫和之已甚，而世人乃以急激責之，何其相反乎！嗟乎！局中人曲折困難
之苦衷，非局外人所能知也久矣。以譚嗣同之忠勇明達，當其初被征入都，語以皇上無
權之事，猶不深信。及七月廿七日皇上欲開懋勤殿，設顧問官，命譚查歷朝圣訓之成案，
將据以請于西后。至是譚乃恍然于皇上之苦衷，而知數月以來改革之事，未足以滿皇上
之愿也。譚嗣同且如此，況于其他哉！夫以皇上与康先生處至難之境，而苦衷不為天下
所共諒，庸何傷焉。而特恐此后我國民不審大局，徒論成敗，而曰是急激之咎也，是急
激之鑒也，因相率以為戒，相率于一事不辦，束手待亡，而自以為溫和焉。其上者則相
率于補漏室，結鶉衣，枝枝節節，畏首畏尾，而自以為溫和焉。而我國終無振起之時，
而我四万万同胞之為奴隸，終莫可救矣。是乃所大憂也，故不可以不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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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