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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后期和解放戰爭時期，我國進步的革命的文藝運動，一方面在解放區沿著文藝為廣大人民首先為工農兵的方向自由、健康地成長，另一方面在國統區則沖破蔣介石集團的壓迫，經過重重斗爭而獲得發展。 一九四一年以后，國民党政府進一步貫徹“消极抗戰，積极反共”的方針，在加緊与敵偽勾結的同時，又采取种种法西斯手段，增強對人民抗日力量的壓迫，并于一九四三年發動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在文化方面，國民党頑固派對進步文化工作者實行高壓和箝制。一九四一年七月，國民党中央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竟“取締書刊”達九百六十一种之多。一九四二年九、十月間，張道藩、梁實秋在國民党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主辦的《文化先鋒》上先后發表《我們所需要的文藝政策》、《關于“文藝政策”》等文，打著“三民主義”的旗號，鼓吹“文藝要以全民為對象”，表現“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民族意識”(注：張道藩：《我們所需要的文藝政策》，《文藝先鋒》第1卷第1期，1942年9月1日)。一九四三年九月，國民党召開的五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反動的“文化運動綱領”，并于十一月間在重慶舉行所謂“民族文化建設運動周”。本來，在民族矛盾尖銳的形勢下，提出“民族文化”、“民族文學”之類的口號是無可厚非的。但國民党一則把民族矛盾与階級矛盾對立起來，叫嚷進步作家不要“站在勞工勞農的立場”去創作“憎恨”剝削階級的作品(注：梁實秋：《關于“文藝政策”》，《文化先鋒》第1卷第8期，1942年10月20日)；二則把“民族意識”与封建思想混為一談，在“民族文化”的旗號下宣揚封建主義的內容。他們在文化上提出的這些口號，是為國民党政治上鼓吹的“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一個党，一個主義，一個領袖”效勞的。因此，他們的所謂“民族”云云，指的只是民族中占极少數人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蔣介石集團的壓迫和摧殘，給國統區的進步文藝運動造成了极大困難：政治上，作家生命沒有保障，創作沒有自由，出版受到查禁；經濟上，由于物价上漲，紙張印刷成本急速增高，加之苛捐雜稅的重壓(如重慶的戲劇上演稅高到票价的百分之五十五)，使得一些优秀作品難以出版或上演，作家生活沒有保障。這些都嚴重阻礙著文藝事業的發展。 雖然如此，進步文藝界在共產党領導下，仍繼續保持与鞏固著廣泛的統一戰線，對國內外反動勢力進行著不屈不撓的斗爭。在种种不利條件下，“進步的革命的文藝工作者始終善于靈活作戰，迂回曲折，此仆彼起，乘虛伺隙，互相呼應，終于能沖破了反動派的壓迫，擊垮了一切反動派的文藝活動，而打了胜仗。”(注：茅盾：《在反動派壓迫下斗爭和發展的革命文藝》)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及國統區各地分會依然繼續開展活動，它廣泛地團結各抗日階層的文藝工作者，并動員与組織他們參加許多工作。皖南事變之后，党通過文化工作委員會這一統一戰線的合法組織，不僅團結了許多進步的文化人，而且團結了大批中間的文化人，為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做出了積极的貢獻。針對國民党喧鬧一時的“民族文化建設運動周”，《新華日報》發表了《文化建設的先決問題》的社論，明确提出我們要建設的文化必須為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眾服務，“為中華民族的自由解放而斗爭”。國統區進步文藝界還曾通過紀念魯迅、慶祝作家生辰等特殊方式，推動革命文藝運動。在祝賀郭沫若、茅盾五十壽辰及創作生活二十五周年(一九四一、一九四五年，均按中國傳統習慣計算年齡)，紀念老舍創作生活二十周年(一九四四年)的時候，《文藝生活》、《抗戰文藝》、《文哨》等刊物，均出紀念特輯，表彰他們對文化革命的杰出貢獻，總結文學運動的經驗，展望未來的工作。通過這些活動，增強了團結，鼓舞了斗志，對反動統治者起了打擊和示威的作用。周恩來同志在紀念郭沫若五十生辰及創作生活二十五周年之際，熱情地贊揚了郭沫若“丰富的革命熱情”、“深邃的研究精神”、“勇敢的戰斗生活”，并對郭沫若寄以深切的期望：“祝他前進，永遠的前進，更帶著我們大家一道前進！”(注：《我要說的話》，《新華日報》1941年11月16日)一九四五年十月，在重慶文化界紀念魯迅逝世九周年大會上，周恩來同志又號召文化工作者以魯迅為榜樣，依靠人民建立民主的新文化。周恩來同志的這些意見，正代表了中國共產党對國統區廣大進步文藝工作者的熱情引導和殷切期待。 國民党政治上的法西斯統治，經濟上的魚肉人民、敲詐勒索“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騰、民變蜂起的嚴重危机”(注：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3卷第994頁)。抗戰最后兩年，國統區人民反壓迫、爭民主的呼聲日益高漲。一九四四年，在日寇為打通大陸交通線而發動的湘桂戰役中，“國民党軍隊表現了手足無措，毫無抵抗能力。几個月內，就將河南、湖南、廣西、廣東等省廣大區域淪于敵手。”(注：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3卷第992頁)湘桂潰敗是國民党當局政治腐敗、軍事無能的大暴露，引起了廣大群眾的無比憤慨。這也促進了國統區民主運動的發展。一九四四年六月，郭沫若發表了《為革命的民權而呼吁》一文，指出：“為爭取戰爭的胜利，為促進訓政的完成，在革命民權允許的范圍內，我們文化工作者應有權要求思想言論的自由，學術研究的自由，文藝創作的自由。”同年七月，“文協”鑒于“若干作家病不能醫，盆無所告，死不能葬的悲慘事實”，并為了“加強文藝工作和社會人士的聯系”，發起了“募集援助貧病作家基金運動”；這個運動發起以后，很快得到了社會廣大人士的同情和支持，推動了民主運動和文藝運動(注：可參閱《為宣布結束募集援助貧病作家基金運動公啟》，《抗戰文藝》第10卷第2、3期，1945年6月)。這年九月，中共代表向國民參政會提出了廢止一党專政、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議案，深得群眾擁護，對國統區的民主運動起了號召作用。一九四五年四月，毛澤東同志在《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為國統區的民主運動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國民党統治區內被壓迫的一切階層、党派和集團的民主運動，應當有一個廣大的發展，并把分散的力量逐漸統一起來，為著實現民族團結，建立聯合政府，打敗日本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而斗爭。”一九四五年，是民主運動公開化的一年。這年一、二月間，民主同盟、工商界、婦女界、青年界、文化界接連發表要求民主的宣言。其中，郭沫若起草的《文化界時局進言》影響最大。《進言》要求召開臨時緊急會議，商討戰時政治綱領，組織戰時全國一致政府，廢除有礙民主實現的各項措施。《進言》提出：“取消一切党化教育之設施，使學術研究与文化運動之自由得到充分的保障”；“停止特務活動，切實保障人民之身体自由，并釋放一切政治犯及愛國青年”……。《進言》說出了廣大文化工作者的心聲，在上面簽名的達三百七十多人。《進言》于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在《新華日報》發表后，在國統區引起了強烈的反映。國民党當局為了抵制《進言》的巨大影響，先由文化特務頭子張道藩出馬，強迫個別簽名者登報聲明“并未參加”；再由CC系另擬一篇反動宣言，威逼一些教授簽名，刊登于同年四月重慶偽《中央日報》上。隨著《進言》的發表，國民党更把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員會視為眼中釘，便在同年三月底強令解散。一九四五年，“文協”第六屆年會規定五月四日為文藝節。“文協”在《為紀念文藝節公啟》中說：“五四運動的口號，科學和民主，不但開發了那以后的中國人民的光輝的英勇斗爭潮流，而且依然是今天的中國人民的光輝而英勇的斗爭方向。”“文協”號召文藝工作者在紀念首屆文藝節的時候，“檢討過去、策勵將來”，發揚“五四”科學和民主的精神，為爭取民族解放、民主自由而貢獻力量(注：《抗戰文藝》第10卷第2、3期，1945年6月)。隨著民主運動的發展，文藝運動匯入了民主運動的洪流，許多民主的集會通過文藝講習會、文藝座談會的方式舉行。很多作家積极投身民主運動，并用自己的作品推動民主運動。茅盾的《清明前后》揭露了官僚資本對民族工業的摧殘，說明民族資產階級只有同人民一起參加民主斗爭，才能“打斷那把工業拖得半死不活的腳鐐手銬”。政治諷刺詩、諷刺喜劇和戰斗雜文象一把把犀利的尖刀，刺向國民党的心髒。連張恨水也寫出了《八十一夢》這類尖銳諷刺國統區黑暗現實的小說。詩人聞一多更因受到党的教育和革命潮流的激蕩，從書齋生活走到民主運動的前列，熱情地在群眾集會上進行講演或朗誦詩歌。聞一多的道路代表著一部分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文藝家在革命轉折時期向左轉傾向。 國統區的進步文藝工作者在政治上是堅持抗日、要求民主的，不少人還寫出了比較好的文藝作品。但由于當時國統區的現實是那樣黑暗，罪惡勢力暫時又還那樣強大，周圍气氛是那樣污濁而令人窒息，在這种困苦環境中，一部分文藝工作者本身也暴露出許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固有的弱點。表現在創作中，苦悶、彷徨、悲觀、失望的情緒滋長了；回避重大斗爭而描寫身邊瑣事、愛情糾葛的傾向抬頭了；有的迎合庸俗趣味，采集都市生活的小鏡頭，編織無意義的故事；有的缺乏階級觀點，對國民党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如此等等。創作上出現的這种內容空虛、情緒低沉的“非政治傾向”，反映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精神狀態中脆弱、灰色的一面。怎樣改變這种處境，擺脫創作上這類不健康傾向？文藝理論上也有不同的主張：有的強調“人生態度”；有的提倡“主觀戰斗精神”；有的強調投身現實斗爭，克服非政治傾向；有的則把問題歸結到注重藝術技巧上去。所有這些問題，在一九四五年前后關于現實主義問題的討論及關于《清明前后》与《芳草天涯》兩個話劇的討論中，几乎都涉及到了。一九四三年六月和一九四四年三月，在《新華日報》工作的于潮(喬冠華)，在《中原》雜志上發表了《論生活的態度与現實主義》、《方生未死之間》兩篇文章，引起了《新華日報》內部的爭論。于潮說：“我們正是處在方生和未死之間：舊傳統的遺毒還沒有死去，新文化還沒有普遍地生根；我們的任務很簡單，叫未死的快死，叫方生的快生”(注：《方生未死之間》，《中原》第1卷第3期，1944年3月)。如何棄舊迎新呢？于潮認為根本問題在于樹立“一种新的生活態度，一种承認旁人，把人當人，關心旁人的生活態度”；有了這种生活態度，就能“創造出科學的民主的大眾的文化”(注：《論生活的態度与現實主義》，《中原》創刊號，1943年6月)。作者感覺到當時部分知識分子中存在麻木、疲倦、消沉、觀望等不健康的精神狀態，卻對這种現象作了不正确的解釋，提出了不正确的答案。于潮不著重分析造成知識分子“精神危机”的客觀社會原因及知識分子本身存在的弱點，說明只有參加實際政治斗爭、改造思想才是解決問題的正确道路，而是把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當作解決問題的鑰匙。一九四五年一月，胡風在他主編的《希望》創刊號上發表了《置身在為民主的斗爭里面》一文，他認為作家只有發揮主觀能動作用，“只有從對于血肉的現實人生搏斗開始，在文藝創作里面才有可能得到創作力底充沛和思想力底堅強”，才能對“目前泛濫著的，沒有思想力底光芒”的“客觀主義”文藝進行斗爭。有些文藝工作者不同意胡風的這种觀點，提出批評意見，這就引起了從抗戰后期直至解放戰爭時期關于現實主義与“主觀”問題的論爭。一九四五年還曾因為對于某几個具体作品的估价問題，展開了關于文藝的政治性与藝術性關系的爭論。有現實政治性很強的作品，然而被認為是沒有藝術性的主觀公式主義；也有被認為是藝術性較高而与現實的政治脫節的作品。為了使文藝工作者認清文藝的政治性与藝術性的關系，周恩來同志領導《新華日報》舉行關于《清明前后》与《芳草天涯》兩個話劇的討論。這次討論中雖也出現過簡單化的傾向，但通過討論，批評了文學創作和評論中的“非政治傾向”，堅持了藝術性与政治性相統一而政治標准第一、藝術標准第二的原則。周恩來同志非常關怀文藝工作者的健康成長，他一方面嚴肅批評帶有錯誤傾向的文藝作品和理論主張，另一方面又耐心幫助犯錯誤的同志認識錯誤、改正錯誤，“他建議文藝界的同志們和朋友們都認真學習毛澤東思想，來檢查自己過去的文藝工作，來改進自己的文藝工作。”(注：何其芳：《回憶周恩來同志》，1978年《文學評論》第1期) 抗戰后期，國統區的文藝創作与理論主張，為什么會出現上述問題呢？除了客觀社會環境的惡劣之外，還應該從作家的主觀方面找出原因：國統區的進步作家們大多數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也屬于被壓迫階級，所以有和勞動人民結合的可能，但另一方面，未經改造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生活、思想各方面和勞動人民是有距离的。小資產階級經受不住長期的黑暗与苦難生活的熬煎，“就在一方面表現為消极低沉的情緒，另一方面表現為急躁的追求心理。這兩种傾向都表現于文藝創作中，而后一傾向特別表現于文藝理論上面，形成一种‘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文藝理論”。(注：茅盾：《在反動派壓迫下斗爭和發展的革命文藝》)歷史證明，小資產階級文藝思想与無產階級文藝思想具有原則的區別，不進行認真改造，就不可能對文藝運動中產生的問題作出馬克思主義的回答。這就是周恩來同志所以要建議文藝界共同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原因。 毛澤東同志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問世以后，不僅指引著解放區文藝前進的道路，也對國統區的文藝運動起著指導作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即《講話》在延安《解放日報》公開發表不久，重慶《新華日報》便發表了一篇根据《講話》精神寫成的指導國統區文化運動的社論《文化建設的先決問題》。這篇社論指出，文化建設一定要為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眾服務；社論號召文化工作者“把自己的思想情緒和人民大眾的思想情緒打成一片”。社論正面闡述了我党關于文化建設的方向和道路，在人民大眾面前擺出了共產党和國民党兩种不同的文化建設觀，對國統區的文化運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一九四四年元旦，《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毛澤東同志對文藝問題的意見》為題在重慶《新華日報》摘要發表。這是《講話》在國統區第一次公開和廣大讀者見面。刊登《講話》的編者按語說：《講話》“有系統地說明了目前文藝和文藝運動上的根本問題”。第二天，《新華日報》又在《讀者与編者》欄中指出：“毛澤東同志在文藝運動上所提出的意見”，“不僅是在文藝運動上，而且也是一般的文化工作上的方針。”接著，《新華日報》、《群眾》等報刊還轉載了《中共中央宣傳部關于執行党的文藝政策的決定》、以及周揚等介紹延安文藝整風和評論解放區文藝運動的文章。一九四四年四月，党中央派何其芳、劉白羽從延安到重慶，任務是向大后方的進步文化界傳達《講話》，并調查國統區文藝運動的情況。周恩來同志不僅在內部經常領導、組織文藝界學習《講話》，闡釋党的文藝方針，而且還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一日“文協”舉行的聯歡晚會上，公開介紹了《講話》以后延安文藝界呈現的“蓬蓬勃勃”的新气象。周恩來同志說：《講話》以后，許多作家“從城里走到鄉村，走到廣大的農民中去，并且生活在他們中間，因此發現了深厚的民間藝術源泉，如秧歌舞等等，中國的新歌劇是從這里發展出來的，話劇也要吸收這個形式的优良因素。”周恩來同志號召重慶的作家向解放區學習，使國統區文藝運動取得更大的成績(注：《新華日報》，1945年10月22日)。 《講話》傳入國統區，國統區文壇猶如“久旱”逢“甘霖”，很多作家努力學習《講話》，宣傳《講話》，并結合國統區實際貫徹《講話》精神。他們通過學習，進一步明确了文藝應當為誰服務以及怎樣服務的問題。郭沫若用明确的語言說明：“人民是文藝的真正主人，真正的老師。今后我們的新文藝，就需要把人民作為老師，作為主人。為人民大眾徹底服務，向人民大眾學習一切，要和人民大眾保持密切的關系。”(注：《文藝的新舊內容和形式》，《文藝春秋》第3卷第1期，1946年7月15日)茅盾聯系國統區文藝運動的實際，正确論述了應當如何對待歌頌与暴露的問題：“歌頌的對象是堅持民主，為民主而犧牲私利己見的，是能增加反法西斯戰爭的力量及能促進政治的民主的；反之，凡對抗戰怠工，消耗自己的力量以及違反民主的行動，都是暴露的對象。同樣的，凡對抗戰有利對民主的實現有助的，就是光明面，反之，就是黑暗面。”(注：《如何擊退頹風》，《茅盾文集》第10卷)何其芳撰寫了《大后方文藝与人民結合問題》，他認為大后方文藝的任務，“就是推動大后方廣泛的人民群眾覺醒起來，組織起來，參加民主運動。”為此，作家要擴大生活領域，描寫群眾的痛苦、要求，作品形式要大眾化。一九四五年春天，文藝界提出“面向農村”的口號，稍后又提出“農民文藝”等，這些提法雖然未必确切，卻是力圖貫徹《講話》精神的。 在學習《講話》、并以《講話》精神指導國統區文藝運動的同時，解放區產生的許多优秀文藝作品，也陸續傳入到國統區。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周恩來同志從延安飛返重慶，“秧歌劇之到重慶，就是隨著恩來飛來的。”(注：郭沫若：《民主運動中的二三事》，《新文化》第3卷第1、2期合刊，1947年1月14日)一九四五年一至二月，《新華日報》社為慶祝該報創辦七周年和歡度春節，先后舉辦過兩次秧歌晚會，演出了《兄妹開荒》、《軍民聯歡》、《牛永貴受傷》、《一朵紅花》。這些來自解放區的小型秧歌舞劇在重慶演出，使廣大觀眾耳目一新，別開生面。接著，《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李家庄的變遷》、《呂梁英雄傳》、《白毛女》、《王貴与李香香》等解放區的优秀文藝作品，也相繼傳入國統區。國統區作家稱贊解放區的文藝作品反映了“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文化”(注：郭沫若：《〈板話〉及其他》，上海《文匯報》副刊《筆會》，1946年8月16日)，認為這些作品是“走向民族形式的一個里程碑，解放區以外的足資借鏡”(注：茅盾：《論趙樹理的小說》，《文萃》第2年第10期，1946年12月)。他們還從解放區新型文藝的出現領悟到文藝創作的正确道路：只有深入工農，改造思想，獲取源泉，才能創造出為人民所喜愛的文藝。國統區和解放區雖然環境、任務有所不同，但國統區作家積极從《講話》和在《講話》指引下產生的文藝作品中吸取營養，用以推進國統區文藝運動，畢竟“開始了若干在毛澤東文藝新方向的影響之下的和人民大眾結合的努力。”(注：郭沫若：《為建設新中國的人民文藝而奮斗》)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國主義宣布無條件投降。抗戰胜利后，“新的情況和任務是國內斗爭”(注：毛澤東：《抗日戰爭胜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4卷第1076頁)。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在美國帝國主義支持下，要從人民手中奪取抗日戰爭的胜利果實，使中國仍舊成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代表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利益的中國共產党，則要領導人民爭取民主，反對內戰，努力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新中國。這場兩种命運、兩個前途的決戰，构成了從抗日戰爭結束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個歷史時期政治斗爭的基本內容。 中國廣大文藝工作者以興奮的心情歡慶抗日戰爭的胜利，同時也以嚴肅的態度對待當前反壓迫、爭民主的政治斗爭。《文藝雜志》主編邵荃麟寫的《在偉大的胜利面前》一文，表達了國統區廣大文藝工作者在新時期的奮斗目標和戰斗決心：“首先，作為我們當前迫切任務的，便是為徹底消滅法西斯漢奸和打擊一切反人民反民主的思想而斗爭。這在主觀方面是要求文藝的戰斗与人民的戰斗更密切結合，而在客觀方面一個迫切要求，即是言論出版創作研究的自由。……其次，從文藝工作本身來說，我們應該更肩負起國民精神代言人的職責，更深廣地去反映和傾訴今天人民的愿望和表達人民的意志。這就要求每個作家更勇敢地投身于現實斗爭，加強自己的戰斗力量。”(注：《文藝雜志》新1卷第3期，1945年9月)一九四五年秋天，毛澤東同志赴重慶与蔣介石談判，給國統區人民帶來了巨大的鼓舞力量。“雙十協定”的公布，使渴望和平的人民看到了一線曙光；但這曙光又被反動派發動內戰的陰云所籠罩。昆明“一二·一”流血慘案的發生，激起了人民憤怒的反抗。一九四六年一月，國民党政府在全國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壓力下，被迫召集了有中國共產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在這個會上，通過了一系列有利于和平民主的決議。“政協”召開前后，文化界、新聞界、出版界紛紛向“政協”呼吁，要求言論出版自由。茅盾、馮雪峰等三十人簽署的《陪都文藝界致政治協商會議各會員書》說：“抗戰八年，敵寇屈服，我們得到了建國的千載難逢的机會。然而。四個月以來，國內依然不團結，不民主，人民過著比抗戰時期更加黑暗更加慘淡的生活，如果不及時改革，大禍就要臨頭。”(注：《中原、文藝雜志、希望、文哨聯合特刊》，第1卷第2期，1946年1月20日)重慶文藝界人士陳述了對“政協”會議在政治上、文化上的希望和要求。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于抗戰胜利后改名中華全國文藝協會，并于次年移至上海繼續領導文藝界開展革命文藝活動。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文協”總會發布《紀念第二屆“五四”文藝節告全國文藝工作者》(郭沫若起草)，文中說：“為人民大眾服務，實現和平民主的要求，這應該是我們的基本原則。”告全國文藝工作者書向作家提出要求：“我們應該嚴密地保守著人民的立場，努力向人民大眾學習，使自己的意識徹底大眾化，絕對地不和腐化分子同流合污，和惡勢力抱一個死不妥協的態度。對于協會，應當使它盡量地健全發展，爭取友人，爭取青年群眾，爭取廣泛的中間層，在各种文藝活動中應積极參加，把自己培養成一個和平民主的戰士。要有這种生活的實踐，我們的創作才能夠适合人民的要求，和當前的時代配合。”(注：《抗戰文藝》第10卷第6期，1946年5月4日)當時的進步報刊曾以不同標題刊登了這個告全國文藝工作者書(如《文聯》一卷七期登載該文時，題目為《今日文藝工作的方向——紀念第二屆文藝節》)，在文藝界和社會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國民党反動派對“政協”通過的《和平建國綱領》并不信守、執行。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當重慶各界舉行“慶祝政治協商會議成功”大會的時候，反動派指使特務匪徒搗亂會場、毆打進步人士，郭沫若、李公朴和新聞記者六十余人受傷，造成了著名的校場口事件。接著，三月出現了南通血案，六月發生了南京下關事件。一九四六年六月，蔣介石与美帝勾結的反共反人民的內戰部署完畢，便徹底撕毀“政協”決議，悍然向解放區發動了進攻。國統區人民不能忍受國民党反動派的血腥統治，工、農、商、學各界在党的領導下，配合革命軍事斗爭，開展了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要和平、要民主、要自由的大規模革命群眾運動。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文化批評家、平民教育家李公朴在昆明遭到殺害；僅隔四日，西南聯大教授、著名詩人、學者聞一多也遭殺害，國民党反動派令人發指的殘暴罪行，激起了全國各界人民的憤怒抗議。中共代表團致信國民党政府代表，“抗議李公朴聞一多二氏被刺”，并向國民党政府提出了緝拿凶手、公葬死者、保護各党派及一切民主人士之安全等七項要求(注：《中共代表團抗議李公朴聞一多二氏被刺》，《群眾》第11卷第12期，1946年7月21日)。周恩來同志聞此凶耗，悲憤交集，立即于十八日在上海寓所舉行有中外記者百余人參加的招待會，向新聞界控訴反動派的暴行。他說：“李公朴聞一多兩先生被暗殺，我們非常憤慨。這不是偶然的，而是和平民主運動中一种反動的逆流，想以這种最卑鄙的手段來嚇退民主人士。”(注：《周恩來將軍談三大問題》，《群眾》第11卷第12期，1946年7月21日)反動派企圖殺一儆百，但全國掀起的追悼李、聞二烈士的活動，變成了對國民党反動派罪行的更大聲討。著名作家、教授朱自清，在北平身染重病，但仍積极支持民主運動，毅然拒絕領取美援面粉，至死不屈。毛澤東同志對聞一多、朱自清為人民不惜犧牲的精神作出了高度評价：“我們中國人是有骨气的。許多曾經是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的人們，在美國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國民党反動派面前站起來了。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党的手槍，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我們應當寫聞一多頌，寫朱自清頌，他們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气概。”(注：《別了，司徒雷登》，《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4卷第1432—1433頁) 在尖銳复雜的階級斗爭形勢下，中國共產党為了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一方面組織部分作家奔赴解放區開展革命文化活動，一方面幫助大批文化工作者撤至香港建立文化革命的新据點。革命文化工作者利用香港的特殊政治環境，聚集力量，出版刊物(主要有《大眾文藝叢刊》、《小說》、光复版的《文藝生活》、香港版的《群眾》，并為《華商報》副刊開辟了《熱風》、《茶亭》等文藝專欄)，宣傳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貫徹毛澤東文藝路線，批判錯誤文藝思想，提出對于當前文藝運動的意見。与抗戰后期相比，這時學習毛澤東文藝思想的自覺性更加提高，而且注意理論聯系實際。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香港進步文化界曾分別以《文藝問題》、《論文藝問題》為書名，出版了《講話》的單行本。一九四七年五月，香港出版的《群眾》周刊又以《毛澤東論人民的文化与人民的文藝》為題，節選了《新民主主義論》和《講話》的部分章節。《講話》的公開出版發行，為文藝工作者學習毛澤東文藝思想提供了便利條件。荃麟執筆的《對于當前文藝運動的意見》、默涵的《關于人民文藝的几個問題》、馮乃超的《文藝工作者的改造》等論文，都是在當時條件下認真學習《講話》的產物。這些文章著重論述了新文學的性質、文藝的工農兵方向、普及与提高、作家思想改造、文藝大眾化、統一戰線等問題。當時還開展了“方言文學”、“馬華文藝”問題的討論。“方言文學”討論的實質，正是為了在國統區創作通俗易懂的文藝，貫徹文藝為人民大眾服務的方針。 國統區的進步文藝工作者，配合當時國共兩党短兵相接的政治斗爭，揭露批判了形形色色維護國民党反動統治、宣傳反共反人民、麻醉人民斗爭意志的反動文藝。國民党在向解放區發動軍事進攻的同時，也在文化上大肆鼓吹“戡亂”。一九四七年九月，國民党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編印的《文化先鋒》，發表《對剿匪戡亂應有的認識》(張道藩)、《文化界怎樣動員》(褚百思)、《文藝作家的昨天和今天》(趙友培)等文章，污蔑共產党“是殺人不眨眼的魔王”，攻擊共產主義文化是“野蠻文化”、“霸道文化”，責令作家“要揮如椽之筆，向匪徒作無情的掃蕩”。他們千万百計扼殺民主文化，封閉報館，查禁書刊，迫害作家，無所不用其极。國民党反動派在文化上的倒行逆施，完全違背人民的心愿，因而受到文藝界和全國人民的反對和唾棄。當時怀有民主個人主義思想的一部分知識分子，以超于國共兩党之外的不左不右的姿態出現，在政治上鼓吹“中間路線”或“第三條道路”，在文藝上宣揚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文藝思想。他們從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出發，在我國對內對外關系問題上發表了一系列錯誤意見：對內否定人民解放戰爭、人民民主運動和土地改革，對外散布對美國帝國主義的幻想。進步文化界意識到這种思想的危害，曾集中火力對它進行了批評，幫助教育了受這种思想影響的文藝工作者。此外，進步文化工作者還對毒害人們精神的封建文藝、色情文藝進行了批判和揭露。 抗戰后期、解放戰爭時期的文藝創作，繼承“五四”以來新文學反帝反封建的戰斗傳統，遵循毛澤東同志關于“一切危害人民的黑暗勢力必須暴露之，一切人民群眾的革命斗爭必須歌頌之”的意見，揭露了國民党反動統治的黑暗和罪惡，表現了人民的反抗与斗爭，在反壓迫爭民主的斗爭中發揮了積极的戰斗作用。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隨著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傳播和解放區新文藝影響的擴大，這個時期國統區的文藝創作也有新的發展：從思想內容上看，出現了許多暴露黑暗、頌揚反抗的作品，特別是諷刺作品更為盛行；藝術形式也呈現出一种新傾向，“那就是是打破了‘五四’傳統形式的限制而力求向民族形式与大眾化的方向發展”(注：茅盾：《在反動派壓迫下斗爭和發展的革命文藝》) 政治諷刺詩的蓬勃發展，是本時期文學創作的一大特色。詩歌創作抗戰前期多為對民族解放的熱情呼喚，到一九四四年民主運動興起以后，便轉向了對黑暗現實的揭露和諷刺，產生了袁水拍的《馬凡陀的山歌》、臧克家的《寶貝儿》以及群眾性的朗誦詩運動。《馬凡陀的山歌》等政治諷刺詩，在反饑餓、反內戰的游行運動中，或被朗誦，或被書于旗幟，或被改編為街頭劇演出，它們連同《茶館小調》《古怪歌》等諷刺歌曲一起，產生了很大的宣傳效果。“諷刺詩多起來了，這不是由于詩人們的忽然高興，而是碰眼触心的‘事實’太多，把詩人‘刺’起來了。”(注：臧克家：《刺向黑暗的“黑心”》(《寶貝儿》代序)。此文最早載1945年6月14日《新華日報》，題目稍有不同。)朗誦詩多半是非職業的文藝青年們創作的，它產生于民主運動，又服務于民主運動，具有強烈的政治性和集体創作的性質。這個時期的戲劇創作，由政治形勢逆轉時的歷史劇，發展成為直接暴露反動統治和要求人民民主的作品，出現了茅盾的《清明前后》、陳白塵的《升官圖》、田漢的《麗人行》、吳祖光的《捉鬼傳》等作品。這些劇作或暴露官僚資本對中小企業的壓榨勒索，或揭示國民党官場的腐敗丑惡，或描寫人民的痛苦生活及反抗斗爭，具有明快、犀利的戰斗特色。戲劇創作中諷刺喜劇色彩的濃厚，曲折地反映了人民力量的增強和反動勢力的衰敗。抗日戰爭胜利以后。由于國民党對戲劇運動的迫害，許多劇作家轉移到了電影部門。他們根据“站在人民的立場，暴露与控訴國民党反動統治的罪惡，和在這种統治下廣大人民所受的災難与痛苦；并進一步暗示廣大人民一條斗爭的道路”的編導方針(注：陽翰笙：《國統區進步的戲劇電影運動》)，制作了《一江春水向東流》、《八千里路云和月》、《万家燈火》等很有影響的优秀影片。這個時期的小說創作，反映社會生活面比較寬廣，題材和人物更為開闊多樣。茅盾的《鍛煉》、沙汀的《還鄉記》、艾蕪的《山野》、黃谷柳的《蝦球傳》、姚雪垠的《長夜》等，不僅暴露了反動統治的黑暗，還或明或暗地描寫了各個時期人民的反抗斗爭。适應尖銳、激烈的階級斗爭形勢的需要，這個時期還繼續產生了一批匕首、投槍式的雜文。郭沫若、茅盾、馮雪峰、朱自清、何其芳、林默涵等作家的雜感，以靈活多樣的形式，抨擊“舊時代的陰魂”、迎接“新時代的晨星”(注：郭沫若：《南京印象》)。 綜上所述，在抗戰后期、解放戰爭時期，國統區的進步文藝工作者在國內外敵人百般壓迫下堅持斗爭，開展革命文藝活動，創作了一批對國民党反動派作斗爭有強烈政治意義的作品，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正如茅盾在第一次文代會報告中所總結的那樣：“從斗爭的總目標上看，國統區与解放區的文藝運動是一致的；從文藝思想發展的道路上看，雙方在基本上也是一致的；而就國統區的革命文藝運動的主流來說，最近八年來也是遵循著毛主席的方向而前進，企圖同人民靠攏的。國統區的文藝工作者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三重壓迫之下，和日本帝國主義、美國帝國主義、國民党反動派斗爭，固守著自己的崗位，對于抗日民族解放戰爭，對于在反動統治下的民主運動，對于人民解放戰爭，都起了積极的推動或配合的作用。反動派扼殺新文藝運動的企圖，從來沒有成功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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