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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后期，特別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傳到國統區以后，進步文藝界在向國民党頑固派作斗爭的同時，對抗戰以來進步文藝運動的發展進行了回顧和總結。這一回顧和總結一直持續到抗日戰爭胜利以后。正如茅盾在《八年來文藝工作的成果及傾向》一文中所說：“八年的抗戰是我們民族史上最重要的篇章了；這須要長時間的探研，須要展開多方面的討論，更須要各种意見的切磋補充，論辯駁難，然后可能既廣博而又深入，然后可能得出正确的結論，然后能夠真正做到總結過去經驗而決定今后努力的方針。”(注：《文聯》第1卷第1期，1946年1月5日)當時茅盾、馮雪峰、何其芳、胡風、邵荃麟、黃藥眠以及其他許多進步文藝界著名人士都先后發表了文章。在回顧和總結中，既有共同認識的相互補充，也有不同意見的直接交鋒。繼前一時期關于民族形式問題討論之后，在進步文藝界內部，逐步形成了一次關于現實主義問題的論爭。 這一次討論中的分歧意見是由胡風和他所主編的雜志上發表的文章引起的。一九四二年底至一九四三年底，胡風先后發表《關于創作發展的二三感想》、《現實主義在今天》等文，論述抗戰以來進步文學創作的發展過程，在肯定成績的同時也指出存在的問題，著重分析了武漢撤退以后文藝創作上出現的某些混亂現象，認為當時“創作上的著目傾向”是客觀主義和主觀主義。他說：“有些作家是，生活隨遇而安了，熱情衰落了，因而對待生活的是被動的精神，從事創作的是冷淡的職業的心境。……這就是所謂客觀主義，是泛濫在目前創作上的一個著目的傾向。如果戰斗熱情雖然衰落了，但由于所謂理智上的不能忘怀或追隨風气的打算，依据一种理念去造出內容或主題，那么客觀主義就化裝成了一种主觀主義，……這也是目前創作上著目的傾向之一。”(注：《關于創作發展的二三感想》，《創作月刊》第2卷第1期，1942年12月，收入《在混亂里面》)胡風認為，克服當時文壇上這种混亂現象的辦法是提倡現實主義，也就是要提倡“主觀精神和客觀真理的結合或融合”(《現實主義在今天》)。一九四四年四月，胡風為文協理事會起草題為《文藝工作底發展及其努力方向》的論文，后來在《抗戰文藝》等刊物上發表。這篇論文強調作家應發揚“主觀戰斗精神”，認為“在這個混亂期，就文藝家自己說，要克服人格力量或戰斗要求底脆弱或衰敗，就社會說，要抵抗對于文藝家底人格力量或戰斗要求的蔑視或摧殘。”胡風以為，“只有提高這种人格力量或戰斗要求，才能夠在現實生活里面追求而且發現新生的動向，積极的性格，即使他所處理的是污穢或黑暗，但通過他底人格力量或戰斗要求，也一定能夠在讀者底心里誘發起走向光明的奮發”(注：該文發表于《抗戰文藝》第9卷第3、4期合刊，1944年9月，收入《逆流的日子》)。不久，黃藥眠發表了《讀了〈文藝工作底發展及其努力方向〉以后》，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認為胡風“過分強調作家在精神上的衰落，因而也就過分的強調了目前文藝作品上的病態”；他還從方法論上對胡風文章提出批評，認為胡風“只是搬弄一些哲學的名辭”，作著“蹈空的、玄學的說明”，文章“不是從現實的生活里得出來的結論，而是觀念的地預先想好來加在現實運動上的公式”(注：收入黃藥眠論文集《論約瑟夫的外套》，人間書屋出版，第120頁)。這些文章發表前后，于潮(喬冠華)在《中原》雜志上發表《論生活態度与現實主義》、《方生未死之間》等文章，提出了同胡風的文章相似的論點，認為“當前問題的重心不在于生活在前線和后方，而是在生活態度。”(注：收入《方生未死之間》，考驗社出版，第36頁)進步文藝界對于現實主義問題已開始形成兩种不同的觀點。 一九四五年一月，胡風主編的《希望》雜志在重慶創刊。創刊號上發表了胡風在一九四四年寫的《置身在為民主的斗爭里面》和舒蕪的長篇文章《論主觀》。《置身在為民主的斗爭里面》力圖從文藝反映偉大的民主斗爭這個角度，說明文藝“要為現實主義底前進和胜利而斗爭”，但他不适當地夸大了主觀在文藝創作中的作用。胡風說：“文藝創造，是從對于血肉的現實人生的搏斗開始的”，因而“要求主觀力量底堅強，堅強到能夠和血肉的對象搏斗，能夠對血肉的對象進行批判”。胡風把作家在体現生活過程中的所謂“自我擴張”看作“藝術創造的源泉”。胡風雖然也說“与人民結合”、“思想改造”，但他卻強調勞動人民身上的落后面，說他們“隨時隨地都潛伏著或擴展著几千年的精神奴役的創傷。作家深入他們，要不被這种感性存在的海洋所淹沒，就得有和他們底生活內容搏斗的批判的力量。”《論主觀》力圖從哲學史的角度說明主觀問題，認為新哲學進入了約瑟夫(按即斯大林——引者)階段”，“今天的哲學，除了其全部基本原則當然仍舊不變而外，‘主觀’這一范疇已被空前的提高到最主要的決定性的地位了。”并且在文藝上提出了“主觀精神”、“戰斗要求”、“人格力量”三個口號，認為這三者是決定文藝創作的關鍵。這兩篇文章在進步文藝界引起更大的爭論。抗戰胜利前后，進步文藝界以“過去和現在的檢查及今后的工作”為題在重慶組織多次座談會、漫談會，對抗戰以來進步文藝運動的成果及問題、文藝上現實主義問題廣泛地交換了意見，對《論主觀》一文中的觀點有所批評。重慶《新華日報》召開的《清明前后》、《芳草天涯》兩個劇本的座談會上也涉及文藝創作的現實主義問題。在座談、漫談會后，不少評論家發表文章比較系統地闡明自己的觀點，從具体問題的論述進到理論問題的探討。如茅盾發表了《八年來文藝工作的成果及傾向》，論述抗戰以來文壇的主要傾向及若干理論問題，認為文藝界的進步力量在苦斗中形成三种主要傾向：“第一种：与其不痛不痒反映最小限度的現實，不如干脆不寫，轉而寫些最有現實意味，足以借古諷今的歷史題材。第二种：既然對于大后方和正面戰場的現實沒有寫作的自由，那就寫敵后游擊區，寫淪陷區，乃‘陰陽界’；既然不許暴露最有典型性的罪惡，那就只好寫小城風波，寫鄉村土劣，寫知識分子的苦悶脆弱。第三种：与第一种用心略同而意義則純為守勢的，則為介紹世界古典名著；這仿佛是：既然不是上陣廝殺的時候，姑且研習兵法，擦拭武器吧。”(注：《文聯》第1卷第1期，1946年1月5日)馮雪峰發表了《論民主革命的文藝運動》，論述民主革命文藝運動中的經驗教訓，批評了文藝運動中的左傾机械論、思想上的后退狀態、革命宿命論和客觀主義，提出“現實主義在今天的問題”，主要是關于人民力量的反映或追求問題、大眾化的創作實踐和民族形式創造的問題。何其芳發表了《關于現實主義》，結合評論《清明前后》、《芳草天涯》兩個劇本，對現實主義問題發表同胡風、馮雪峰不同的意見，他認為“為人民群眾盡了多少力，還可能增強多少，如何增強，這才是今天大后方的文藝上的中心問題。”(注：1946年2月13日重慶《新華日報》)黃藥眠發表《論約瑟夫的外套》，批評舒蕪的《論主觀》是以斯大林的學說為外衣宣傳唯心主義；還寫了《論文藝創作上的主觀与客觀》，對馮雪峰論述“現實主義在今天的問題”提出不同的意見。何其芳(傅履冰)与呂熒《關于“客觀主義”的通訊》也在《萌芽》雜志上發表，就文藝創作中的主要偏向是舊現實主義還是客觀主義進行了討論，發表了各自不同的意見。隨后，胡風把他在一九四二年以來發表的文章編成《在混亂里面》、《逆流的日子》兩書先后出版，以表明他堅持自己的觀點。此外，《泥土》、《呼吸》等刊物也發表不少文章，提出同胡風的文章相類似的觀點。在進步文藝陣營中，關于現實主義問題形成了兩軍對壘的陣勢，從對“客觀主義”不同意見的闡述，進入到關于現實主義理論問題的研討。 一九四八年在香港出版的《大眾文藝叢刊》(共六輯)針對胡風的觀點和他所支持的《論主觀》，繼續發表文章進行辯駁和批評。第一輯刊載了荃麟執筆的《對于當前文藝運動的意見》，認為文藝運動“處在一种右傾狀態中”，主要偏向是個人主義的文藝思想——強調所謂文藝的生命力与作家個人的人格力量，實際上仍然是個人主義意識的一种強烈的表現。第二輯發表了喬木(喬冠華)的《文藝創作与主觀》，論述文藝是客觀現實的反映，批評胡風認為文藝的對象的“活的人，活的心理狀態，活人底精神斗爭”等觀點。第五輯發表了荃麟的《論主觀問題》，論述主觀問題及如何發揚文藝上的創造力量問題，從唯物論對主觀与客觀關系的理解，批評舒蕪、胡風等人強調主觀的錯誤。胡繩先后在第一輯、第四輯上發表了《評路翎的短篇小說》、《魯迅思想發展的道路》，通過評論路翎的小說和論述魯迅思想的發展，分析胡風等人強調主觀戰斗精神在文藝創作、作家研究中產生的不良影響。胡風則寫了《論現實主義的路》，進一步闡述了他的觀點并對批評文章中的觀點一一加以反駁。文中仍堅持把主觀公式主義和客觀主義看作兩种主要的偏向，從理論主論述文藝創作中主觀与客觀的關系，強調現實主義文藝應寫出典型(活的人)。直到一九四九年全國第一次文代大會召開，這次討論暫告結束。 這一次國統區進步文藝界展開的討論，時間延續達五年之久，涉及到文藝的政治性和藝術性、文藝上的主觀与客觀、作家的思想与創作等許多問題，而主要是圍繞著對文藝上的現實主義的不同意見而展開的，實際上是一次關于現實主義問題的討論。論爭雙方對于抗日戰爭爆發以來進步文藝運動取得了怎樣的成果，估价雖有分歧，尚不屬根本性的；在必須正面提倡現實主義方面，雙方看法也比較一致。但是，對于當時文藝上脫离現實主義的主要傾向是什么，意見則很不相同，一方認為主要是主觀公式主義和定觀主義，另一方認為主要是右傾思想和個人主義。從這個問題的分歧開始，比較集中加以討論的問題是現實主義文學中主觀与客觀的關系以及与之密切聯系的作家如何同人民相結合問題。 胡風在論述抗戰以來的進步文藝運動時，認為主觀公式主義和客觀主義是兩种脫离現實主義的傾向，而客觀主義越來越上升為主要傾向。胡風在文章中說：“有些作家”“既已失去了只有借著它才能向生活突擊的戰斗熱情，又怎樣能夠獲得思想力底強度或藝術力底強度呢？”(注：《在混亂里面》第16頁)為了糾正這种傾向，胡風認為“只要不脫离現實的生活基礎，只要在生活戰斗里面日新月异地培養自己底熱情或精神力量，我相信，為民族為人民服務的現實主義的創作方向一定能夠得到胜利的。”(注：《在混亂里面》第17頁)至于什么是現實主義，胡風在《現實主義在今天》一文中認為，“主觀精神和客觀真理的結合或融合，就產生了新文藝底戰斗的生命，我們所那叫做現實主義。”(注：《在混亂里面》第57頁)又說：新文藝“總是在民族解放和在社會解放的血的斗爭里面獻出了自己的力量。它控告黑暗，它追求光明；它為呻吟于苦難的命運下面的人民請命，它掘發在苦難的命運下面的人民底善良而堅勤的靈魂；它追悼陰冷的死亡的過去，它贊頌來訪的熹微的黎明……。這种精神由于什么呢？由于作家底獻身的意志，仁愛的胸怀，由于作家底對現實人生的真知灼見，不存一絲一毫自欺欺人的虛偽。我們把這叫做現實主義。”(注：《在混亂里面》第58頁)在《文藝工作底發展及其努力方向》一文中，胡風在強調主觀戰斗精神時提出了“人格力量”和“戰斗要求”，認為“文藝作品是要反映一代的心理動態，創作活動是一個艱苦的精神過程；要達到這個境地，文藝家就非有不但能夠發現、分析，而且還能夠擁抱、保衛這一代的精神要求的人格力量或戰斗要求不可。”(注：《逆流的日子》第12頁)在《現實主義的路》一文中，胡風認為現實主義中心點是“爭取主觀的思想立場或思想要求的加強，從這里拓大以至開發通向人民的道路(為人民服務)，反抗那些墮落的和反動的文藝傾向。”(注：《論現實主義的路》第13頁) 針對胡風等人強調“主觀戰斗精神”、“主觀精神与客觀真理的結合”，何其芳在《關于現實主義》一文中提出了批評的意見，他認為胡風的主張“不夠科學”，“容易使人誤解”，“而且更重要的，到底今天大后方的文藝上的中心問題在哪里？是不是就是在于革命作家缺少革命的搏斗和沖激，与他們的革命的主觀精神還沒有与客觀事物緊緊地結合？”何其芳認為：“今天的現實主義要向前發展，并不是簡單地強調現實主義就夠了，必須提出新的明确的方向，必須提出新的具体的內容。而這方向与內容也并不是簡單地強調什么‘主觀精神与客觀事物緊密的結合’，而是必須強調藝術應該与人民群眾結合，首先是在內容上更廣闊，更深入的反映人民的要求，并盡可能合乎人民的觀點，科學的觀點”(注：1946年2月13日重慶《新華日報》)。荃麟執筆的《對于當前文藝地運動的意見》也批評了胡風等人強調主觀精神的傾向，認為胡風的文章“雖然抽象理論上強調了戰斗的要求和主觀力量，但實際上都是宣揚著超脫現實而向個人主義藝術方向發展，要求文藝背离了歷史斗爭的原則，以無原則的，自發性的精神昂揚來代替了嚴肅的認真的思考。所以這不但不能加強主觀力量，而只足以削弱主觀力量。實質上，也就是向唯心主義發民的一种傾向了。”(注：《大眾文藝叢刊》第1輯，1948年3月1日)馮雪峰在《論民主革命的文藝運動》一文中對胡風等人強調的主觀戰斗精神作了具体分析，文章說：“現在就正是革命發展，人民的力量和斗爭高揚的時代，知識分子和青年和作家的某些熱情的表現和要求，就不能不是反映或向往革命和人民的這种高揚的東西，也不能不是寄寓著文化和個性的解放、未來的生活和藝術理想之追求的東西；它不免要對教條主義和客觀主義的思想態度抗議，但更本質的說，卻更多是對于壓迫青年的生机和熱情的舊社會和惡勢力的反抗，也是對于部分的知識分子的精神上崩落狀態的抵制。這些情形，主要的應看作對于革命的接近和追求，而反映到文藝和文藝運動的要求上來是非常好的，也正為我們文藝所希望的。自然，單是熱情，單是‘向精神的突擊’，在我們，是万万不夠的，還不能成為真實戰斗的文藝。并且那里面也自然會夾雜著非常不純的東西，例如個人主義的殘余及其他的小資產階級性的東西。因此，問題仍在于我們的文藝運動能夠看到廣大的社會和時代中的精神狀態，怎樣使那些好地精神要求和人民的革命斗爭接触，并使它在革命斗爭和人民的生活中得到改造、充實、提高，最后成為人民的力量和文藝。”(注：《論民主革命的文藝運動》第86—87頁) 在反動派壓迫下，在令人窒息的險惡環境里，強調作家要發揚主觀戰斗精神，增強戰斗熱情，固然反映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惡勢力反抗和對革命的追求，但也包含了不少消极的東西，過分強調這种主觀精神，思想上同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難于划清界限，哲學上容易滑到唯心主義道路上去。舒蕪的《論主觀》就出現了這類錯誤。這篇文章在批評教條主義方面有若干合理生動的論述，它肯定了不斷向前探索的必要，認為“探索和追求，是一切進步的動力；它會招致錯誤，它本身也就會克服錯誤”；文中對客觀條件与主觀作用的關系也作了論述：“約瑟夫再三昭告人們：當一切重要的客觀條件都已被自己所掌握時，事業的成功与否，就決定于自己的主觀作用的力量的強弱。”(注：《希望》第1卷第1期)但當文章從哲學史上說明主觀問題時，卻陷入了混亂，認為“所謂‘主觀’，是一种物質性的作用”，說什么‘主觀’和‘客觀’都屬于‘物’的范圍”，并且說“人類的斗爭歷史，始終是以發揚主觀作用為武器，并以實現主觀作用為目的的。”(注：以上引文均見《論主觀》)這樣一來就把歷史唯物論同唯心論、二元論、唯生史觀混在一起，實際上宣揚了唯心主義思想。胡風在《〈希望〉編后記》中對這篇文章不加分析地鼓吹，認為“《論主觀》是再提出了一個問題，一個使中華民族求新生的斗爭會受到影響的問題。”(注：收入《逆流的日子·附錄》)這顯然會使他們朝錯誤的方向越走越遠。 抗戰胜利前后，進步文藝界在重慶召開的座談會上對《論主觀》中的錯誤觀點有所批評。稍后，黃藥眠在《論約瑟夫的外套》一文中批評《論主觀》曲解了斯大林關于辯證唯物主義的論述，在馬列主義外衣下散布了唯心主義觀點，認為“無論是一定階級的主觀亦好，無論是一個人的主觀亦好，主觀是決定于歷史社會所賦予的具体的生活條件。換句話說，也就是生活決定了意識。”(注：《論約瑟夫的外套》第5頁)后來《大眾文藝叢刊》發表文章對《論主觀》進行了比較系統的批評。如荃麟的《論主觀問題》從哲學觀點和文藝觀點批評了《論主觀》的錯誤，文中說“無論從哲學觀點或文藝觀點上，我們都可以看出主觀論者理論的一個根本錯誤，即是他們把歷史唯物論中最主要一部分——社會物質生活關系忽略了。因此也把馬克思學說最精采的部分——階級斗爭的理論忽略了。”(注：《大眾文藝叢刊批評論文選集》第76頁)文中也說到“主觀論者的這些理論，是針對著抗戰中后期文藝上教條主義的傾向而提出，這在動机上說是很好的，因此這种思想在反抗黑暗的意義上，未始沒有它的作用，即在今天，也不應完全抹煞它某种程度的作用，但是由于他們只把病象當作病源，沒有更深入去追求這种現象的社會原因，同時也不是從現實革命形勢發展与要求上去把握問題，他只是以一种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去對待另一种小資產階級思想，因此，不僅不能解決問題，而其本身思想也成為一种偏向。這种偏向的發展，和馬列主義与毛澤東文藝思想是相矛盾的。”(注：《大眾文藝叢刊批評論文選集》第77頁)當時進步文藝界對《論主觀》的批評，雖然大多對反教條主義問題重視不夠，有的批評文章還存在著簡單化的缺點，但是總的看來，對《論主觀》中錯誤觀點的批評是正确的，在分析主觀与客觀關系問題時，基本上符合辯證唯物論觀點，對被批評者也有幫助。五十年代初，舒蕪曾發表《從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注：見《人民日報》1952年6月8日)一文，對《論主觀》中的錯誤作了自我批評。 主觀与客觀的關系在實際生活和文藝創作的過程中，常常表現為作家和人民的關系，因此，討論主觀与客觀關系問題，必然涉及作家同人民結合的問題。在人民革命的新時代，創作革命的現實主義文學，作家必須同人民相結合，這個問題爭論雙方似乎沒有大的分歧，但具体論述作家如何同人民結合時，就表現出意見很不相同。胡風認為“文藝創造，是從對于血肉的現實人生的搏斗開始的。血肉的現實人生，當然就是所謂感性的對象，然而，對于文藝創造(至少是對于文藝創造)，感性的對象不但不是輕視了或者放過了思想內容，反而是思想內容底最尖銳的最活潑的表現。不能理解具体的被壓迫者或被犧牲者底精神狀態，又怎樣能夠揭發封建主義底殘酷的本性和五花八門的戰法？不能理解具体的覺醒者或戰斗者底心理過程，又怎樣能夠表現人民底丰沛的潛在力量和堅強的英雄主義？”(注：均見《逆流的日子·置身在為民主的斗爭里面》)胡風文章中的語言是令人費解的，除了“對于血肉的現實人生的搏斗”外，還有“体現對象的攝取過程”、“克服對象的批判過程”、“体現對象的攝取過程就同時是克服對象的批判過程”、“對于對象的体現過程或克服過程，在作為主体作家這一面同時也就是不斷的自我擴張過程，不斷的自我斗爭過程”(注：均見《逆流的日子·置身在為民主的斗爭里面》)，等等。這許多“過程”，的确令人眼花繚亂，但基本觀點是說明作家要熟悉和了解人民的精神狀態，在“体現”、“攝取”人民生活的過程中，要有“克服對象”的“批判”和“搏斗”的能力，既要進行“不斷的自我擴張”，又要進行“不斷的自我斗爭”。胡風的這种看法，是同他對人民群眾的估計有關的。胡風認為，人民’精神要求雖然伸向著解放，但隨時隨地都潛伏著或擴展著几千年的精神奴役底創傷。作家深入他們要不被這种感性存在的海洋所淹沒，就得有和他們底生活內容搏斗的批判的力量。”(注：均見《逆流的日子·置身在為民主的斗爭里面》)這种看法引起了較大的爭論和較多的批評。 在作家如何同人民結合問題上，何其芳認為：“我們要對于自己是否已經獲得了人民大眾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加以反省，我們才可能虛心地到人民大眾中去學習。”(注：《關于現實主義》)又說：“在客觀條件方面努力爭取一個比較合理的政治環境，即是說，應該加強民主斗爭，在主觀努力方面，則作家們應該下大決心，立大志愿，盡最大可能擴大生活，加強實踐，從思想与行動上，改造自己，以至能成為這個時代的最靈敏的脈搏与中國人民的最忠實的代言人。”(注：《關于‘客觀主義’的討論》，《萌芽》第1卷第4期，1946年11月15日)荃麟認為“胡風所謂的自我斗爭，是作家和人民一种對等地迎合和抵抗的斗爭，……他一方面要求作家深入人民，同時又警告作家不要被人民的海洋所淹沒，而在我們，這個思想改造，正是一种意識上的階級斗爭，有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長期的無條件地全身心地到工農中去’，小資產階級意識必須向無產階級‘無條件的投降’，它不是對等的斗爭，而是從一個階級走向一個階級的斗爭。”(注：《論主觀問題》)這些論述都強調作家深入人民，虛心向人民學習，強調作家世界觀的改造。喬木(喬冠華)在《文藝創作与主觀》一文中，既批評了他自己以于潮筆名發表的《方生未死之間》、《論生活態度与現實主義》中提出的“到處有生活”的觀點，也批評了胡風的《逆流的日子》文集中有關作家和人民關系問題的觀點。文章認為不應強調作家的主觀意志，而應強調作家和勞動人民相結合的客觀事實，“當時的作家，一般地并沒有在實際生活上和勞動人民相結合，這种強調主觀生活態度的論調，在實際上不過是取消了作家和人民結合的基本命題，使作家們各自在他們小資產階級的天地里，自以為已經深入了人民而已。”(注：《大眾文藝叢刊批評論文選集》第85頁)文章強調小資產階級作家應深入勞動人民，改造自己的思想，觀點是正确的，但對“到處有生活”、“即使在最平凡的生活事件或最停滯的生活里面，被這個斗爭要求所照明，也能夠看出真槍實劍的帶著血痕或淚痕的人生”的積极方面和消极方面則缺乏具体分析，至于認為“實際上它取消了和人民結合這一基本命題”，更有些簡單化。文章對小資產階級作家進步性方面估計很低，認為“小資產階級的心永遠不能真正同無產階級的情”(注：《大眾文藝叢刊批評論文選集》第85頁)，這也不符合“五四”以來新文學的實際，因而削弱了文章的說服力。 在討論作家同人民的關系問題中，對胡風關于“精神奴役底創傷”的提法，不少作者都有所批評，但批評者的認識并不完全一致。喬木(喬冠華)認為：“不承認廣大的工農勞動群眾身上有缺點，是不符合事實的；但在本質上，廣大的勞動人民是善良的、优美的、堅強的、健康的。健康的是他們的主体；他們的缺點，不論是精神上和生活上的，只是缺點，……。把人民善良、美德、堅強和康健的主体置之不顧，而卻去強調那些他們自己不能負責的缺點——這可能在實際上產生什么效果呢？事實上是拒絕乃至反對和人民結合。”(注：《大眾文藝叢刊批評論文選集》第87頁)馮雪峰對這個問題的意見是：“人民就是复雜的矛盾的統一体，有進步的一面，也有落后的一面；有光明的一面，也有灰色的一面；有要求解放的戰斗的一面，也有依然被封建意識束縛著的一面。倘若沒有堅強的主觀，可不是也會跟著落后的人民走么？沒有堅強的主觀或正确的思想武裝，又怎樣能給落后的人民以強有力的正确的批判呢？……但是這樣的思想和批判力是怎樣來的呢？……產生和保證我們的批判力及正确的批判的，正是人民的歷史現實斗爭及思想斗爭。高明的先見或批判，不能在人民歷史斗爭之外產生，而是人民解放斗爭的歷史經驗的總結，并時時在新的現實斗爭和思想斗爭中改正和發展的結果。”(注：《論民主革命的文藝運動》第113頁)胡風在《論現實主義的路》中以閏土、祥林嫂、阿Q的形象為例，進一步論述了關于“精神奴役的創傷”的觀點。從他的論述中可看出，提出“精神奴役底創傷”這個問題是從推動人民從沉重的精神奴役的創傷下面解放出來這個要求出發的，也是為了真實地塑造封建主義重壓下的人民的形象，以激起人們“不應該這樣活的強烈的愿望”，“把人推向著明天前進”。這种出發點是積极的，同文學真實性的要求也是符合的。但是，胡風過分夸大了這种“精神奴役的創傷”，把作家感受這种“創傷”看作是同人民結合的過程和創作實踐的過程，甚至強調了人民身上的痙攣性、瘋狂性。這种觀點卻有消极作用，特別是對那些思想還不成熟、生活實踐又不足的青年作者容易產生不良的影響。胡繩在《評路翎的短篇小說》中以短篇小說集《青春的祝福》為例，肯定了小說的成功之處和作者的才力，也指出了作品的嚴重缺陷，特別是勞動人民的形象寫是不成功，“其主觀意圖雖然是要探索人民群眾中的精神活動，但實際上，他所著重地加以表現的只是人民群眾的這樣和那樣的弱點”(注：《大眾文藝叢刊批評論文選集》第285頁)。這种評論是符合實際的。當然，不能簡單地認為路翎完全按胡風的理論寫作，但從路翎一些作品實際，也可檢驗胡風關于“精神奴役的創傷”的說法，确有消极作用的一面。 這一次在國統區進步文藝界展開的關于現實主義的問題的討論(包括對《論主觀》的批評)，反映了進步文藝界的許多人對現實主義問題的認識和理解較之過去几個時期深入了一步，對作家的主觀与客觀現實之間的辯證關系認識上更明确，對作家同人民結合問題理論上思想上更加重視。但由于客觀和主觀的原因，這次討論認識上沒有取得一致。客觀上，討論是在反動統治下的特殊環境里進行的，聯系實際有所避諱，有些文章不免流于空泛；而且這次討論本來是因抗戰中后期進步文藝運動中的問題引起的，革命現實的急速發展，解放戰爭的節節胜利，使這些理論問題遠遠落在實際的后面。在主觀上，論爭的部分文章帶有程度不同的教條主義、洋八股或党八股的缺點，相互交鋒中具体分析和針對性不夠強，有時用了嘲笑、挖苦的語言，特別是胡風的個人自大狂較為濃厚，甚至謾罵對方是“剝削階級所留下的一料精虫”。反過來，后來卻把胡風等人在這次討論中發表的文章，一律當作反動的文藝思想加以批判，從根本上混淆了思想、理論問題与政治問題的界限，從而產生了嚴重的后果，使不少文藝工作者誤把提倡現實主義的道路視為畏途，影響了現實主義傳統的繼承和發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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