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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著短篇小說的繁榮，解放區的中、長篇小說創作也獲得了巨大成就。由于作家比較長期地深入工農兵生活，進行了認真的創作准備，更由于他們通過生活實踐加深了對于文藝的工農兵方向的理解，因此，解放區出現了一批优秀的反映工農兵生活的中、長篇作品。這些作品大多數仍然是寫農村生活斗爭的，其中主要寫農民和地主階級的尖銳复雜的斗爭；即便是寫革命戰爭題材，基本上也是寫解放區農民的群眾武裝如何抗擊日本侵略者，顯示人民戰爭的巨大力量。在解放戰爭進行當中，也出現了以解放戰爭為背景的作品，不過它們出現較晚，為數基少。隨著城市、礦山的逐步解放，寫工業題材的作品，還只是個開始。從這一時期解放區中、長篇小說的思想內容看，大都是反映勞動人民在中國共產党領導下，組織起來同反動勢力和民族敵人進行激烈的搏斗，顯示了人民群眾的力量和生活發展的趨勢。從這些作品可以清楚看到新的一代群眾正在成長，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新的時代正在邁著大步向人們走來。 土地改革，作為解放區農村正在進行的一場偉大的革命運動，成了當時一些中、長篇小說共同的題材。這類作品中，除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之外，要以周立波的《暴風驟雨》最為突出。《暴風驟雨》的寫作時間与《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大体相同，也同時獲得一九五一年度斯大林文學獎金三等獎。周立波(1908—1979)，湖南益陽人。從三十年代中期開始文學活動：參加了“左聯”，寫過一些散文和文藝評論，并從事文學翻譯工作，捷克作家基希的《秘密的中國》就是由周立波翻譯的，在傳播報告文學這种富有戰斗性的新型的文學体裁方面，起了積极的作用。抗戰爆發后，周立波到晉察冀根据地，寫過一些通訊報告；后在“魯藝”任教。延安文藝座談會后，他思想發生較大變化，認真深入生活。一九四六——一九四八年參加東北解放區土地改革運動。這為他創作《暴風驟雨》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暴風驟雨》的人物和情節都比較單純，但反映土改斗爭的規模比較大，過程比較完整。作品從工作組進村掀起土改斗爭寫起，除了寫斗爭惡霸地主外，還寫了土改复查，分土地，挖浮財，起槍枝，打土匪，一直到最后掀起參軍熱潮。作品分上下兩部，第一部反映的時間是一九四六年党中央《五四指示》下達后土改斗爭的第一階段，第二部則是寫一九四七年十月末《中國土地法大綱》頒布后的情況。作品以東北地區松花江畔一個叫元茂屯的村子為背景，展示了波瀾壯闊的革命斗爭畫面，使人們清楚看到被封建生產關系束縛了千百年的中國農村是怎樣在政治、經濟、思想以至風俗習慣等各方面經歷著偉大的變革，歌頌了中國農民在共產党領導下沖決封建羅网，朝著解放的大道迅跑的革命精神。 《暴風驟雨》成功地塑造了趙玉林、郭全海等貧苦農民形象。趙玉林在日本帝國主義和惡霸地主韓老六的雙重壓迫下，老母餓死，妻子討飯，全家三口都“光著□”(因此他外號趙光□)，蹲過監獄，受過殘酷的私刑。郭全海的父親在舊社會被韓老六害死，自己十三歲就當了韓家的馬倌，跟韓家是兩代血海深仇。他們在工作隊進村前還無可奈何地過著被壓迫被奴役的生活。一旦受到工作隊的啟發，他們內心深處的革命火种就熊熊地燃燒起來，任什么力量也不能扑滅。在這里，作者強調了土改運動的群眾基礎，強調了這一偉大革命的必然性。盡管作者也寫了他們的弱點(如趙玉林的缺乏斗爭經驗，郭全海在坏分子掌權后斗爭意志一度消沉)，但更主要的是突出表現了他們勤勞朴實、積极勇敢、大公無私、不怕犧牲的高尚品格。至于其他一些人物如白玉山、小馬倌呈家富，婦女如趙大嫂，白大嫂，劉桂蘭，也大多斗爭積极，個性鮮明。 從藝術形象的塑造看，赶車把式老孫頭是全書中寫得最丰滿的一個人物。這是個暫時還殘存著落后自私的缺點然而又熱切盼望翻身解放的老一代農民。他有些膽小自私，愛吹牛，好面子，但當看到地主勢力開始真正崩潰時，他也抑制不住內心的高興，積极地投入了斗爭。赶車的生活經歷，使他沾染了舊社會的一些坏習气；然而丰富的生活知識和開朗的性格，也使他很有風趣。作者是怀著滿腔熱忱和熱愛的心情來寫這一人物的，藝術上也用了典型化的手法，既概括又具体地寫出了這一類農民的特點，因此人物形象刻划得頗為成功。除此之外，老一代農民形象老田頭的性格也寫得相當鮮明。 《暴風驟雨》對于党在整個土改過程中的領導作用十分重視。作品通過工作隊長肖祥的活動，具体表現了党的領導的重要性。從全書的故事發展看，肖祥實際上是貫穿整部作品的中心人物。如果說元茂屯的廣大農民是火种，肖祥就是點火人。因為他的第一次到來，元茂屯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土改斗爭；因為他的第二次到來，元茂屯被坏分子篡奪政權、土改回生的現象得以扭轉，复查深入的斗爭得以展開。作者強調肖祥的重要性從某种意義上說多少有些過份，因為他离開村子地主就實行“翻把”，顯得經過土改斗爭考驗并組織起來了的廣大農民有些過于軟弱。然而作為一個比較正确、比較理想的人物，肖祥的形象表現得相當感人。他是一個久經磨練的、思想和作風都比較成熟、具有党員領導者風度的人。由于作者更熟悉這一類人，所以寫得比較具体親切。作者沒有把他寫成為高踞于群眾之上的“救世主”，而是把他作為党的政策的体現者和群眾的領路人來塑造。他了解群眾，啟發群眾，在斗爭的重要關頭替群眾撐腰。他的特點是：階級立場鮮明，認識問題尖銳清醒，既實事求是，善于走群眾路線，又具有遠見卓識。作者有意寫了另一個工作隊成員劉胜，以他的脫离群眾、脫离實際、看問題主觀，襯托肖祥的深入群眾，了解群眾，在藝術上也是比較成功的。 《暴風驟雨》反映的時代特色和地方特色是相當鮮明的。當時，國民党反動派妄圖爭奪和固守東北，党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明确指出：放手發動群眾，不斷壯大革命力量，“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据地”。因此，東北的土地改革運動十分必要和重要，和同時期一般老區相比，顯得更為尖銳而緊迫。東北的土改運動實際上和清匪反霸斗爭緊緊結合在一起，和解放戰爭有著密切的關系。前線戰爭形勢影響土改斗爭的進行，而土改斗爭的發展也對前方打仗有著重大影響。作品中韓老六的淫威，韓老七的反扑，以及逮捕韓老五等情節，都充滿當時東北特有的气氛；作品結尾郭全海等青年參軍更是揭示了解放戰爭推動了土改，而土改斗爭又支持了解放戰爭。 《暴風驟雨》具有飽滿的革命激情。作者描寫人物，表現他們的斗爭，都灌注深厚的階級感情，歌頌暴露，是非愛憎，了了分明。在這里，現實主義与理想主義是結合在一起的。周立波善于選取突出的典型事件和富有特征性的細節，用簡練、朴素的筆墨加以描繪，展示人物性格。作品很少冗長、沉悶的敘述，風格單純明快。作者介紹趙玉林，主要是再現了他被攤勞工以及回來后和淪為乞丐的妻子見面的情景，也再現了“趙光□”這個綽號的來源以及他向地主借債的情景；而對郭全海，作者只集中地描寫了他父親被害和他受地主欺騙這兩件事。郭全海開始出場，作者寫了他輕巧地降伏一匹脫了籠頭的儿馬的細節，顯示了郭勇敢大膽、爽朗机靈的性格特征。小說的結构單純，故事突出，線索清楚。全書以土改斗爭發展的過程為主線，寫了一場場斗爭，讓所有人物在斗爭中活動；同時，在斗爭中也插有一些生動的情節或細節，增加讀者興味。有些場面描寫如“分馬”一節，寫得層次分明，人物活動形象具体，有聲有色。另外，作者善于向群眾語言學習，作品中運用東北農民的口語，語匯丰富，生動活潑，有很強的表現力和濃厚的生活气息及地方色彩。特別是許多對話，都是個性化的語言，使人聞其聲如見其人。不足的是作品中有時口語用得太多，由于缺乏提煉和選擇，因此多少影響讀者的理解。 另外，作品在結构上也存在一些缺點。第二部有些松散，反映的事件較多而表現不夠集中精煉；第一、二部之間聯系也不夠緊湊，多少給人脫節之感。有些細節描寫顯得煩瑣，而有些重要斗爭卻展開不夠充分。至于人物刻划，主要人物如趙玉林等表現得過于單純；反面人物地主韓老六、杜善人、唐抓子等有些類型化和臉譜化，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作品反映農村階級斗爭顯得有些簡單化。但總的說來，《暴風驟雨》仍然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在現代文學史上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和《暴風驟雨》同樣寫東北土改運動的還有馬加的中篇《江山村十日》，作品以一個小村庄在十天內發生的巨大變化，反映了土改斗爭的迅猛發展，馬加在此之前曾著有長篇《滹沱河流域》，寫晉察冀邊區民主政權建立后農村發生的一些變化；寫得較為稚嫩，語言失之書面化，人物性格也不夠完整統一。他還寫過一些反映農村生活和抗日斗爭的短篇如《減租》、《母親》、《過梁》等，思想上与藝術上均有可取之處。《江山村十日》則是寫得較好的一部中篇，顯示了作者思想上藝術上的進步。作品是在真人真事的基礎上給以适當加工寫成的；在寫作過程中，被描寫的對象——江山村的貧雇農也參加了討論。自然，作者對于所反映的生活并不是沒有提煉和集中。故事寫的是一九四七年冬《中國土地法大綱》發布后東北地區的土改斗爭情況。作品集中寫十天內發生的事件，從划階級，成立貧雇農大會，發動斗爭，農民群眾和地主高福彬進行面對面斗爭為主線，以金城和周蘭的婚事為副線，兩條線索緊密結合，顯得內容充實，生活气息濃厚，人物形象也較為突出。与此同時，小說通過貧雇農委員會對待陳二踹子的態度表現了土改中如何正确對待中農的問題；李大嘴的形象則說明了積极分子隊伍的變化和教育問題。作品結构也比較嚴密，開頭結尾互相照應。小說結束時群眾談論村名的演變，最后一致決議把原來的村名高家村改為“江山村”，表明土改以后是“老百姓坐江山”，顯示了解放區農村的偉大變化，也給讀者留下深長的意味。作品的主要缺點是典型化不夠，有些地方如搜地主的財物、分浮財的描寫顯得有些自然主義；工作組沈洪作為代表党的領導而貫穿全書的人物，他和斗爭的關系寫得不充分，形象也顯得單薄；語言雖然總的說來比較流暢，學習運用群眾語言也較好，但仍有一些知識分子語言，群眾口語也錘煉不夠。 寫成較早的歐陽山的《高干大》，是反映解放區農村生活比較优秀的作品。作者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即開始了文學活動，后來參加了“左聯”。他曾以羅西等筆名，發表過不少短、中篇小說，內容以反映廣東一帶城市的中下層生活為主，或者描寫小資產階級的郁悶煩憂，或者敘述工人的斗爭，以短篇《七年忌》等作品較為著名。然而由于生活和思想的局限，寫勞動人民的生活不夠真切深刻，再加上創作上的歐化傾向(包括表現形式和語言)比較嚴重，減弱了他作品的思想性和藝術效果。三十年代中期和抗戰初期，他提倡“方言小說”，自己也作了一些嘗試。到延安后，歐陽山參加了文藝座談會和整風運動，積极深入生活和群眾斗爭，認真改造世界觀，從而創作了長篇小說《高干大》。這不但是他創作道路上一個新的起點，也是《講話》發表后中長篇小說創作中取得較好成績的作品。 《高干大》寫了抗日戰爭最艱苦時期陝甘宁邊區一個叫任家溝的地方辦供銷合作社的故事。為了克服困難，改善農民生活，也為了增加生產支援抗日戰爭，邊區政府號召農民組織起來，發展合作社經濟。任家溝供銷合作社主任任常有脫离群眾脫离實際，思想机械保守，雖然辛辛苦苦，卻不受群眾歡迎。在他領導下，合作社不但沒有給農民帶來發處，反而成了嚴重負擔。群眾把合作社稱作“活捉社”——“把人民都捉定了”。合作社面臨崩潰的危險。和任常有相反，共產党員、合作社福主任兼推銷員高生亮(高干大)了解群眾的意見和愿望，堅持從實際情況出發，打破框框，沖破不合理的規定，辦起了醫藥社、紡織工厂、馱鹽運輸隊，包下了救國公債和公糧負擔，使合作社真正起到推動生產發展、減輕人民負擔的作用。人民群眾歡迎合作社，擁護高干大。作品在寫高干大和任常的矛盾的同時，也寫了他同任常有的支持者——官僚主義者、區長程浩明的斗爭。因此，作品的思想性就不僅是寫出了邊區合作社經濟發展的道路，反映了邊區農村新的生活面貌，而且表現了兩种不同工作路線，工作作風、工作方法的矛盾和斗爭。作品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進行的揭露和批判，對党的實事求是精神、群眾路線的肯定和歌頌，不但在當時對一些地區尚在開展的整風運動有著現實的教育意義，對以后的革命和建設工作也有深刻的認識意義。 《高干大》的成就還在于它成功地塑造了高生亮這樣一個農村干部形象。較之當時其他作品中的正面人物，高生亮的形象塑造得更加深刻丰滿些，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作者突出了他對党和革命的忠心，對工作的忘我精神，但并沒有回避他作為農民身上殘留的弱點。他有些急躁簡單，理論水平不高；遇到嚴重困難也產生過猶豫動搖；在跟巫師斗爭時自己也有迷信思想，不能徹底否定鬼神。這作為當時的農村干部是真實可信的。作者還把高干大放在几條戰線上作戰：犯有主觀主義錯誤的合作社主任任常有反對他；官僚主義者區長程浩民壓制他；淺薄的鄉文書云飛諷刺嘲笑他；不懂事的儿子栓儿因為婚姻問題分散他的精力，拉他的后腿，甚至后來和巫師一道破坏他的工作；以巫師郝四儿為代表的反動封建勢力更是千方百計陰止、破坏合作社會的發展；与此同時，他自己思想上有弱點也影響他的工作……。面對這些困難，他努力奮斗，身軀消瘦了，頭發變白了，但他的形象顯得高大了。高干大的形象表現了新的農村干部是怎樣在斗爭中成長，揭示了党的工作之所以在群眾中深深扎根、得到人民擁護的基本原因。 《高干大》的矛盾沖突錯綜复雜而又線索分明；故事情節環環相扣，斗爭逐步緊逼，高潮安排非常合适。和巫師郝四儿的斗爭雖然寫得略嫌冗繁，但有較強的戲劇性，讓人讀來饒有興味。人物描寫除高干大外，其他各色人物也都寫得活靈活現，很有分寸。作品的語言也朴素明快，加之适當地運用了陝北農民的口語，更顯得形象生動，富有地方色彩。這對作者過去的歐化傾向來說是個巨大進步。 柳青(1916—1978)的《种谷記》也是當時較有影響的長篇。比較作者過去寫的短篇小說(收入短篇集《地雷》)，《种谷記》無論在思想上、藝術上都有了顯著提高。這部作品反映的題材十分平凡，情節也比較簡單。全書以王家溝組織集体种谷的事件為線索，展示了解放區農村生活的一個側面。故事發生的時間只有二十天。為了提高生產，解決勞力不足的問題，也為了保證農村學校不致受到生產的沖擊，縣里指示在變工隊的基礎上實行定期集体种谷。這雖然是我們党組織農民走集体化的最低形式，卻是農村經濟最初的社會主義因素，因此它遇到各种不同力量的阻撓，其中主要是以富裕中農行政主任王克儉為代表的保守勢力和自私思想，也有地主富農王相仙、王國雄的破坏。但是，以共產党員農會主任王加扶、勞動模范王存起為代表的農村基本群眾是相信党，跟党走的。經過嚴肅的斗爭，撤銷了王克儉的職務，另選王存起當行政主任。在王加扶、王存起的帶動下，王家溝終于胜利地開展了集体种谷，廣大農民在生產實踐中進一步体會到共產党政策的正确。 《种谷記》的意義不只是反映了解放區農村生活的一個側面，更重要的是藝術地記錄了戰爭年代党領導、教育和組織農民的生動情景，表現了解放區農村社會主義因素的成長。通過王加扶、王存起，直到敲鐘的六老漢等農民堅決響應上級號召，一心一意按党的政策做，可以看出農民積极要求革命的本質。作者熟悉陝北農村生活，當地農民的一些風土人情，在作品中都有真實具体的描繪。作者介紹人物的身世、面貌，只用很少的筆墨，通過一些有特征的細節，就把他們勾畫了出來，加上人物各具特色的對話，就使讀者感到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种谷記》的缺點是故事情節發展緩慢，對話多而行動性不強，某些細節描寫了比較繁瑣，使人感到沉悶。到了五十年代，柳青的創作還有更大的發展：他以自己的小說為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繪下了史詩式的畫卷。他在后來的創作中表現得十分突出的善于藝術地概括生活、在复雜的階級關系中刻划人物等長處，在《种谷記》中已經可以見到端倪。 在藝術手法、藝術風格上和以上兩部作品很不相同的《地覆天翻記》，雖然存在幼稚粗糙的缺點，但由于采用了農民群眾比較熟悉的章回体形式，故事情節也比較曲折复雜，因而受到群眾的歡迎。作者王希堅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后出現的作家。他生活在群眾當中，有著丰富的農村工作經驗。他親身經歷了解放區農村尖銳的斗爭和深刻的變化，因而寫出的作品真實生動，富有生活气息。 《地覆天翻記》寫的是抗日戰爭時期山東根据地農村階級斗爭的情況。八路軍工作組下到農村開展增資(增加雇農報酬)、減租工作，組織農民秋收和反“掃蕩”，但是遇到階級敵人的阻撓破坏。由于工作組本身存在的缺點，開始不了解情況，連著兩次讓地主及狗腿子篡奪了村的領導權。地主相互勾結，反對工作組和貧苦農民，殺害農民積极分子李福祥，成立漢奸“暗殺團”，同時又偽裝開明積极，打入革命隊伍，腐蝕干部，勾結日寇進行“掃蕩”。在事實的教育下，經過整頓組織，農民群眾的斗爭最后取得了胜利，把惡霸地主押到李福祥紀念碑下槍斃。作品雖然沒有塑造比較突出丰滿的人物，但從一群普通農民身上，可以看到廣大群眾蘊含的深厚力量。《地覆天翻記》在藝術上同時具有明顯的优點和缺點：反映生活具体真實但又缺乏提煉；形式通俗易懂，易為群眾接受，但對舊小說描寫手法、套語等因襲過多；故事怀較強，但有少數情節(如大把頭和吳二爺等在林中開黑會被李四相听見等)又顯得過于巧合。另外，在對惡霸地主的斗爭問題上，開始較多強調了文明說理；對殺害李福祥的凶手過于強調了教育轉變，對狗腿子的反動性也揭露得不夠充分：這些都反映了作品的政策觀念不盡明确。 解放區的中、長篇小說創作在寫人民武裝進行抗日斗爭方面，出現了一些影響較大的作品，它們是：《洋鐵桶的故事》、《呂梁英雄傳》、《新儿女英雄傳》。這些作品的共同特點是思想上謳歌革命樂觀主義和英雄主義，藝術形式上通俗易懂。它們基本上屬于通俗文藝而藝術上較之有明顯的提高。它們的弱點或缺點有時也是由通俗文藝形式帶來的，如人物塑造不夠典型化，情節結构較一般化，反映現實生活斗爭不夠細致深刻等，但總的說來适應了當時革命和讀者的需要，因而受到熱烈歡迎。這類作品的出現，是對于小說創作民族化群眾化的一种嘗試。 中篇小說《洋鐵桶的故事》，一九四四年在延安《邊區群眾報》上發表時原名《抗日英雄洋鐵桶》。作者柯藍也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后出現的新作家。小說的篇幅不長，卻是解放區第一部以章回体形式寫成的作品。据作者自己說，他在寫這本書時，正開始向民間文藝和古典文學學習，這是他練習寫作通俗文學作品的成果。他滿怀熱情，极力想把党和人民在進行艱苦的抗日戰爭中所表現的英勇机智、堅定樂觀的精神品質反映出來。作品寫了洋鐵桶(真名吳貴)領導的民兵小隊怎樣抗擊日本侵略者，怎樣建立政權，對偽軍進行政治攻勢，以及如何捉特鋤奸。在一系列斗爭中，民兵隊伍越戰越強，洋鐵桶也威名遠揚。作品還寫了人民群眾被日本侵略者和漢奸偽軍殺戮蹂躪，洋鐵桶自己也兩次被敵人槍傷。但小說主要是描寫了中國人民怎樣以壓倒敵人的革命英雄气概打擊侵略者，直到最后把他們擊敗。通篇洋溢著革命的樂觀主義，富有鼓舞力量。作品也存在一些缺點，如敘述故事描寫人物比較簡單；故事雖能吸引讀者，但結构上主次安排不盡合适，捉特鋤奸的篇幅顯得多了一些；語言運用雖然簡練明快，卻又不必要地采用了一些舊章回小說中的俗語、套語。作者后來還有以陝北大生產運動為題材的中篇《紅旗呼啦啦飄》，由于故事情節過于簡單，語言也較平淡，成就和影響就不及《洋鐵桶的故事》了。 馬烽、西戎合作的《呂梁英雄傳》也是采用章回体形式反映抗日的長篇。作品寫于一九四五年，原是根据晉綏邊區群英大會一些民兵英雄的斗爭事跡加以整理改編；最初在《晉綏大眾報》上連載，共九十五回，后經進一步加工印成單行本，合成八十回。故事以呂梁山下一個叫康家寨的村庄為背景，描寫了晉綏邊區人民怎樣在党領導下建立民兵武裝，實行勞武結合，反對漢奸維持會，配合八路軍主力作戰。正如中國的其他村庄一樣，康家寨的農民也曾長期遭受地主階級的壓迫和剝削。地主康錫雪(外號樺林霸)就是壓在農民頭上的大石頭。他勾結日本侵略軍，組織維持會，使農民受著雙重的壓迫。但是，在共產党員、武工隊員武得民領導下，以雷石柱、孟二楞等農民積极分子為骨干，很快組成了民兵隊。他們反漢奸，斗惡霸，砸爛維持會，真正把政權掌握在人民自己手里，和日寇偽軍展開反复的斗爭。盡管他們也有挫折、失敗、犧牲，但覺醒了并組織起來了的中國人民是無敵的。康家寨的民兵小隊不但鞏固了自己，而且解放了敵人的重要据點漢家山。作品的意義在于顯示了抗日戰爭的群眾性，表現了人民戰爭的偉大力量，揭示了人民群眾是抗戰胜利的重要保證這一真理。康家寨其實是中國的一個縮影，雷石柱、孟二楞等也是千百万抗日英雄的代表人物。康家寨的民兵小隊從無到有，由小到大，正反映了中國人民革命力量的發展壯大過程。 《呂梁英雄傳》故事性強，情節曲折生動，通篇由許多大大小小的故事聯綴而成，因而較能吸引讀者。相比之下作品雖然寫了許多人物，但一般都不突出，一些主要人物個性也不夠鮮明。整個作品的結构法是用人物串聯故事，而故事与故事之間有時卻缺乏內在聯系。這和小說的創作過程有關。据作者說，最初只是想把許多生動的斗爭故事用几個人特連起來，并未作通盤計划；當時是寫一段登一段，不是一气呵成，因而對人物性格的刻划，全書的結构，故事的發展，都未作精細的安排。現在流傳的單行本雖然作了較大加工，但原來的缺陷還多少留有痕跡。盡管如此，《呂梁英雄傳》仍不失為一部反映抗日戰爭較好的作品。 同樣是用章回体寫抗戰題材的孔厥、袁靜合作的《新儿女英雄傳》，不但在作品的內容和表現規模上，而且在藝術上都又進了一步。小說寫成較晚，最先也是在報上連載。由于故事生動，人物相對集中，采用大眾化的語言和形式，當時就引起過轟動。 《新儿女英雄傳》以冀中白洋淀為背景，表現了中國人民在共產党領導下堅持抗戰八年的英勇事跡。小說主要描寫了人民群眾抗日力量和日本侵略者、地主、漢奸進行斗爭的情景。全書以牛大水、楊小梅的婚事為線索，通過他們的悲歡离合，既表現了抗戰八年對敵斗爭中敵我雙方力量對比的變化，也表現了新的英雄人物的不斷成長。共產党員黑老蔡雖然不是貫穿全書的人物(作品后半部寫他較少)，但在作品中處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是民兵力量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他不但帶領大伙作戰，也對民兵做政治思想工作，啟發教育，掌握政策。牛大水他們的成長和黑老蔡的領導是分不開的。在黑老察這個“黑不溜、笑迷迷、連鬢胡子毛楂楂”的“老鐵匠”身上，不但集中了我國勞動人民堅韌不拔、淳厚机智等傳統美德，同時閃耀著無產階級思想品質的光輝。牛大水、楊小梅都是平凡而又先進的人物；他們是普通農民，又是抗戰英雄。牛大水原本勤勞淳朴，卻又膽小怕事，眼睛只看到自己那五畝庄稼。但在抗日戰爭的炮火中，在對敵斗爭的鍛煉中，他變得堅貞不屈，英勇頑強。他成長為區上民兵隊長，領著戰士出生入死，給敵人很大威脅；在敵人的嚴刑拷打面前，他視死如歸。牛大水的性格發展過程清晰，給讀者印象較深。楊小梅的道路更是曲折。她飽受苦難，后來投靠革命，獲得解放，并在斗爭中成為一名堅強的共產党員。她的經歷代表了中國勞動婦女普遍走過的歷程。牛大水和楊小梅的結合，說明個人命運不可能离開階級的、民族的命運；只有投身革命，在斗爭的熔爐中才能找到個人的幸福。《新儿女英雄傳》其他一些人物，盡管形象不夠丰滿，但讓人感到可愛。他們和黑老察、牛大水、楊小梅等一起組成英雄集体的形象；正是這些中華民族的新英雄儿女譜寫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史詩。至于反面人物如勾結日寇殘害人民的何世雄，痞子流氓張金龍，作品都表現得活靈活現。特別是張金龍，當革命勢力較大時，他被迫投机革命，然而階級本性決定他終于成為“鐵杆子漢奸”，對革命造成极大危害，自己也終于逃不脫可恥的下場。 《新儿女英雄傳》對人物的刻划，事件的敘述，都朴實自然。在平凡中含著奇特，于渾朴中顯出峻拔。作者運用人民大眾口語也比較純熟。由于受連載形式的影響，作品的故事有時顯得斷斷續續，有些章節為了寫出一定篇幅，內容比較單薄。有些素材提煉不夠。從反映抗日戰爭全過程的要求來看，作品對牛大水、楊小梅的婚事這條線渲染得多了些，而對人民群眾抗日積极性和抗日戰爭的群眾性，對農民的民主要求和怎樣滿足他們的要求卻寫得不夠，這是作品較明顯的缺點。 這一時期反映工業生產的為數不多的中、長篇小說中，草明的《原動力》是比較突出的作品。它不但在思想性和藝術性方面完全可以和當時寫其他題材的小說比美，也是最早一部描寫解放了的工人階級生活斗爭的优秀中篇。 草明在三十年代就開始寫作。創作《原動力》之前已寫了一些中、短篇小說，主要是描寫勞動人民的痛苦生活，反映他們對舊制度的反抗，反映他們的抗日救亡活動。這些作品中，存在小資產階級的情調，語言也不夠大眾化。她到延安后，參加了文藝座談會和整風運動，思想有很大變化，堅定地走与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抗戰胜利后，她深入東北地區的工厂，和工人一道生活，后又到鏡泊湖水電站做群眾工作。這為她一九四八年創作《原動力》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原動力》寫東北一個水力發電厂解放后工人團結奮戰，克服困難，終于修复机組發出電力的故事。玉帶湖發電厂先后遭到日本侵略者和國民党反動派的破坏，冰雪埋沒了机器，厂里一片荒涼。老工人孫怀德(老孫頭)從建厂時就來到這里，他受過殘酷的壓迫，妻子貧病而死，儿子也因工傷死亡。他和其他工友對舊社會都有著“沖不盡的仇恨”。他們知道自己是机器的主人，所以國民党接收大員要破坏机器時，老孫頭机智地保護了机器。解放了，當人民政權還未來得及接管工厂，他已經領著工友主動刨冰撈油，修复机器。不久，上級派王永明來擔任經理，在党的正确領導下，老孫頭和工人們更是熱情高漲，對公開的和暗藏的坏人進行斗爭，同時也抵制了官僚主義，終于在最短時間內修复了遭到破坏的電厂，老孫頭也被選作電厂的副厂長。作品形象地表明，党領導下的工人階級是生產建設的原動力。 《原動力》的時代特色比較鮮明，作品一方面寫了工人群眾忘我勞動，恢复生產，另方面寫了階級敵人的破坏，顯示了解放初期特有的緊張戰斗的气氛。与此同時，作品也寫了個別工人勞動紀律和勞動態度的問題，工人干部的培養教育問題，真實表現了在舊中國的廢墟上整頓恢复工作的艱巨。作品結构嚴謹，情節曲折，語言朴實。作者創作時有意識地要求自己“寫淺些，寫得明白點”，“竭力避免寫長句子”，“竭力避免描寫(心理描寫、狀物描寫和自然描寫)”，當然，必要的描寫還是保留了，而“寓意的、暗示的、要人揣測的地方也盡量避免”。(注：《寫〈原動力〉經過》，《人民文學》2卷6期)這些意圖在實踐中得到了体現。作品的缺點是對王永明的形象表現不夠充分，因而對党的領導寫得不夠具体。另外，藝術上也由于強調淺顯而稍嫌粗糙。 塑造近代無產階級的藝術形象，反映工業題材的作品，在新文學創作中一直是個薄弱的部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倡導者們，曾經在這方面作了熱情的嘗試，但沒有取得多大成績。這固然有作家不熟悉無產階級和工厂生活，反動政府又不准作家接近工人等主客觀原因，畢竟与“五四”以來的民主革命和新文學都由無產階級領導這一根本事實很不相稱。隨著解放戰爭的節節胜利，全党的工作重心開始由農村轉向城市，依靠工人階級管好城市和發展生產，更成為重要的課題。因此，草明的《原動力》作為反映新解放區工業生產的第一部中篇小說，對于當家作主的中國工人階級大公無私、意气風發的精神面貌，作了鮮明生動的描繪，在思想上藝術上都取得相當成功，是值得重視的。 除《原動力》外，這一時期反映工人生活的作品還有楊朔的中篇《紅石山》和康濯的長篇《黑石坡煤窯演義》。《紅石山》以著名的龍煙鐵礦為背景，寫了日寇統治下礦工們的悲慘遭遇和英勇斗爭。八路軍組織工人成立游擊隊、地下軍，通過里應外合最后解放了礦山。作品寫的雖然不是生產斗爭而是民族斗爭，階級斗爭，還是反映了礦山工人生活的一個重要方面。《黑石坡煤窯演義》以通俗的形式寫了山西陽泉工礦區人民在新舊兩個時代的生活面貌。作品以一個有很高技術并熱愛勞動的窯工張大三為線索，寫了工友們在不同社會制度下的遭遇。 解放區的中、長篇小說創作在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指導下，由于作者的不斷努力，取得的成績是很大的。這一時期的作品和在此之前的作品相比，有著明顯的特點。首先，作品基本上都是寫工農兵生活，以工農兵為作品的主要人物，熱情歌頌他們的偉大斗爭和歷史業績。作為一個主要傾向，這是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前特別是國統區所沒有的。我們并不認為題材可以決定一切，為工農兵也并不意味著一定要直接描寫工農兵；但是，千百年來被壓迫、被剝削、被侮辱的階級，終于成為歷史——也成為文藝作品的主人，畢意是文學史上一件值得大書特書的事情。其次，是民族形式的采用，不少作者為了使自己的作品能夠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能夠為他們所讀懂，努力學習和運用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大眾化形式。雖然也有一些作品沒有直接運用通俗化的大眾文藝形式，但在表現方法上、語言運用上，都努力适應群眾的習慣和需要。可以說，這一時期的中、長篇小說基本上糾正了過去存在于許多作家作品中的歐化傾向和知識分子腔調。相反，某些作品倒是又產生了運用群眾口語提煉不夠的毛病，盡管這种現象在學習群眾語言的過程中是難免的。第三，這一時期中、長篇小說基本上堅持了革命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它們都和現實斗爭有著密切的聯系，深刻揭露現實生活中的本質矛盾，愛憎分明，對階級敵人給予無情的鞭撻，對革命人民進行熱情的歌頌。特別是在塑造工農兵典型形象方面，有些作品取得了可喜的成績，這對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產生了重大的作用。第四，小說的作者有一些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后出現的新人，他們對現實生活非常了解和熟悉。延安文藝座談會的精神象一盞明燈，照亮了他們創作的道路，因而他們的作品很快受到讀者的歡迎。而一些早就開始創作的作家，這一時期的創作也都有新的發展，一方面，他們繼續保持和發揚了“五四”以來新文學的戰斗傳統，另一方面，也努力克服過去脫离實際、脫离群眾的傾向，創作風格有很大的轉變。這一切，都有力地證明文藝為廣大的人民群眾——首先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的正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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