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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揭露國統區抗日運動陰暗面的，是張天翼的著名小說《華威先生》。這個短篇一九三八年四月發表于《文藝陣地》創刊號上，后來收入作者抗戰時期小說集《速寫三篇》中。當時，國民党已開始對抗日人民加強控制和防范，就在小說發表的這個月，武漢的國民党政府無理解散了“青救”、“民先”、“蟻社”等進步抗日團体，《新華日報》曾為此發表社論，以示抗議。這篇小說由于比較尖銳地剔發和抨擊了隱伏在抗日陣營內部，對救亡工作“包而不辦”的國民党當權勢力，因而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并引起了文藝界的重視和討論。 小說作者以他擅長的夸張諷刺手法，突出刻划了華威先生——一個混在抗日文化陣營中的國民党官僚、党棍的形象。作為“抗日工作者的上層分子”，華威先生不得不在人民群眾抗日活動蓬勃開展的環境中忙碌地活動著。他包攬一切，“一天要開几十個有關抗戰的會”，甚至于叫喊著要“取消晚上的睡覺制度”，其目的是要把各种抗日活動控制在自己手里。作品選取最能表現人物性格特征的几個生活片斷，通過生動的細節和個性化的語言，反复地、富于變化的揭示了華威先生自命不凡、剛愎貪婪而又貧乏空虛的內心世界。華威先生适應不同性質的會議和個別談話的不同對象，變換著嘴臉，露出种种丑態。他极力鼓吹“要認定一個領導中心”，為了維護這個“領導中心”，他處處壓制人民的抗日要求，妄圖壟斷、操縱一切群眾性的組織和活動，就連“戰時保嬰會”這樣絕無“危險性”的團体，也不放松“領導”；最為名正言順的“日本問題座談會”，也要被他追問“到底是什么背景”。小說正是從人物色厲內荏的性格特點中透視環境，對時代的本質方面進行了開掘。華威先生到處防范人民的抗日活動，然而人民群眾是禁錮不住的。人們鄙視華威先生，不听他演講。他“派人拖几個人去听”，但連去“拖人”的人也不到場。這一切都使他害怕，“嘴唇在顫抖”、“打著寒噤”。作品在運用諷刺手法刻划華威先生的性格時，夸張而不失真實，幽默而不失嚴肅。辛辣的筆触揭露了華威先生一類人物冠冕堂皇的外表与卑劣虛弱的內心的矛盾，猛烈的諷刺火焰燒毀掉他們身上的抗日的畫皮，燭照出這伙鬼蜮的嘴臉，喚起人們的警惕，有力地抨擊了他們所奉行的國民党當權派在抗日中竭力防范人民、限制人民、敵視人民的路線。 在《速寫三篇》中，比《華威先生》早寫几個月的還有一個短篇《譚九先生的工作》。這篇作品的主要人物譚九先生是一個混得了大學畢業文憑的地主分子。他借抗戰机會進行牟利爭權活動，如囤積居奇，擴大權勢，打擊抗日積极分子，插手抗日活動，追問抗日活動“由哪個來領銜”等。作品真實揭露了地方封建勢力對抗戰的危害，但藝術上稍嫌拖沓，人物性格也欠鮮明。与上述兩個短篇揭露抗日陣營中隱伏著的敵對分子不同，收在《速寫三篇》中的另一篇《新生》，則轉為表現抗日陣營中人民生活中內在的問題。作品在贊揚那些為抗日孜孜不倦工作的中學教師的同時，著重揭示了一個生活富裕、脫离政治的藝術家由追求新生到逐漸沉淪的歷程，嚴肅地提出了剝削階級知識分子在抗戰烽火中思想改造的課題。張天翼是抗戰時期暴露國統區黑暗面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但后來終因貧病交迫，除長篇童話《金鴨帝國》外，未能創作更多的作品。 繼張天翼的《華威先生》之后，沙汀的《防空——在堪察加的一角》，黃藥眠的《陳國瑞先生的一群》，黑丁的《臃》等短篇，盡管藝術成就不一，卻都通過反面人物形象的真實刻划，揭發了抗戰痼疾，盡了諷刺暴露的戰斗作用。 如果說，張天翼等人的作品，由于抗戰初期的特定歷史條件的限制，還只能寫出國民党頑固派既要抓住抗戰旗號、表現出抗日的積极性，又害怕人民、防范人民的矛盾惶遽狀態；那么，到了抗戰進入相持階級以后，隨著國民党分裂、倒退、投降陰謀的日益暴露和法西斯統治的日益強化，直接揭露國民党反共反人民、賣國投敵的罪行就成為抗戰文藝十分迫切的戰斗任務了。 茅盾于一九四一年夏天寫的長篇小說《腐蝕》(最初在香港《大眾生活》上連載)就是适應這种戰斗要求而產生的。這部日記体的長篇小說以“皖南事變”前后國民党政府“陪都”重慶為背景，斗爭鋒芒直指國民党法西斯特務統治和他們反共反人民、賣國投敵的政治路線。作品的主人公——女特務趙惠明，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曾參加過學生運動和救亡工作。但由于階級出身和社會生活帶來的性格：嚴重的利己主義、愛好虛榮和不明大義，使她無法抵制特務頭子的威逼利誘，墮入了特務組織的羅网，成為替反動統治賣命效勞的走卒。由于她在特務系統中不是嫡系，受到排擠，還遭到高級特務的侮辱和玩弄，她的尚未完全腐蝕的靈魂中，多少保留著一點“人之所以為人”的東西，因此她感到矛盾痛苦而又無處可以申訴。這部作品是趙惠明的一束日記，作者采取了最能揭示人物內心隱秘的日記体裁。充分發揮了善于深刻細膩地刻划人物心理活動的特長。作品在特定的處境中多方面地揭示了趙惠明的复雜的內心世界，越惠明受騙、犯罪而又不甘于墮落所引起的矛盾和痛苦，她的“自訟、自嘲、自辯護”，以及在覺醒自新過程中所經歷的決裂、斗爭，寫得細膩真切，深深地感染打動著讀者，激發著人們對于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戕害、摧殘青年的國民党法西斯特務統治的仇恨，暴露了特務統治陰森恐怖的內幕。作品寫趙惠明的內心活動，不是孤立的和靜止的，而是盡可能將現實中的重大事件和圍繞這些事件而展開的各种社會矛盾，反映和投射到人物的思想性格和感情活動中。這部作品雖然因為日記体的限制，不可能在廣闊的社會背景上展開錯綜复雜的關系，但仍然保留著茅盾小說中与現實斗爭密切相關，選材富于時代性和社會性的特色。作品中汪蔣合流反共賣國和國民党頑固派發動“皖南事變”兩個重大事件，就如投石入水，激化了眾多的矛盾，它們通過趙惠明的觀感生動地展現出來，又有力地推動了趙惠明內心矛盾的發展。与人物性格的刻划膠結在一起，作品對典型環境進行了深入的描繪，例如“以皖南事變”為中心，揭示了國民党勾結汪偽、賣國投敵的反共反人民罪行。正象趙惠明所說，“在這個地方，人人笑里藏刀，攛人上樓拔了梯子，做就圈套誘你自己往里鑽——全套法門，還不是當作功課來討論。”這里，有對付共產党和進步青年的种种卑劣手段，也有特務內部五花八門的勾心斗角的會倆。“皖南事變”前夕，國民党特務象糞坑里的“金頭蒼蠅，終天嗡嗡的，沒頭沒腦亂撞”，各處都在大規模“檢舉”，被“檢舉”的人，“光是一個市，一下就是兩百多”。國民党反動派發動“皖南事變”，就是要把這作為与汪偽勾結、投入日本帝國主義怀抱的進見禮。作品中寫汪偽特務在蔣管區自由出入，“工作順利”，陳胖、周經理等國民党政客在“義憤填胸的高唱愛國”的背后，与松生、舜英等汪偽特務密謀實現“分久必合”的賣國陰謀。書中許多描寫正是這一賣國陰謀的形象的再現。 《腐蝕》的現實主義成就，不僅表現在作品通過趙惠明典型形象的刻划，尖銳地抨擊了國民党特條統治的政治黑暗，而且還按照現實生活和人物性格本身的特點，真實地揭示了趙惠明逐步覺醒、走向自新之路的過程。按照這部作品原來的“結构計划”，只准備寫到小昭被害就結束的。但當作品邊寫邊發表時，許多讀者卻給《大眾生活》編輯部寫信要求給趙惠明一條自新之路。讀者的這种要求，很大程度上表明了趙惠明這一藝術形象本身所具有的生動力量：當趙惠明的性格在作者筆下逐漸鮮明，和它周圍的生活環境形成一個有机的整体，并且在形象和形象之間逐漸有了基本真實的關系的時候，她的性格便產生出一种活躍的力量，要求作者按照她的性格發展的生動邏輯寫了去。越惠明在奉命對她過去的愛人小昭進行勸降時，本來已經對“狐鬼滿路”的特務統治產生了不滿和憎恨，她正為擺脫這种生活而苦苦掙扎著。在這個時候，小昭對她的愛、信任和規勸，革命者K和萍對小昭的營救活動和對她的幫助，使她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于絕望中產生了希望，而小照的死更促使她對那毀滅一切美好事物的環境由憎惡而至于決裂。這樣，便有了趙惠明在小昭被害后終于決心充暗投明，救出了即將陷入魔掌的女學生N的情節。人物結局的這种處理，不是硬插上去的“光明的尾巴”，而是形象本身的生動性和丰富性所必然導致的結果。趙惠明的覺醒和自新反映了法西斯特務統治的反動腐朽，這樣寫有利于特務組織的分化和瓦解，因而進一步增強了作品的現實戰斗的意義。 《腐蝕》通過特定環境中趙惠明這一典型形象的塑造，概括了長期以來特別是抗戰以后作者對國民党反動派的深刻觀察和認識。這部小說是抗戰時期文學中以現實題材揭露國統區政治黑暗的最重要的作品。它在思想和藝術上取得的獨特成就，使它在茅盾所有的作品中也占著僅次于《子夜》的顯著地位。 茅盾本時期在寫作《腐蝕》的前后，還創作了《第一階段的故事》和《霜葉紅似二月花》兩部長篇。前者寫于一九三八年，小說以上海“八·一三”抗戰為題材，從各個角度描寫了抗戰爆發到上海陷落這四個月中人民生活和思想的劇烈、复雜的變化，表現了各階層人民對這場戰事的不同態度；同時也揭露了國民党統治的腐朽以及由此而來的抗戰中的种种黑暗現象，正确地揭示了上海失陷的原因。但作品未能對生活作深入的發掘，結构散漫，人物形象也不夠鮮明突出。后者是以“五四”前夕社會生活為題材的多卷集長篇的第一部。小說的中心情節是，在江南河水猛漲的雨季，惠利輪船公司的輪船在航行中使河水溢出兩岸，嚴重地損害了農田，遭到兩岸地主和農民群眾的反對。圍繞這個事件，作品在真實描繪“五四”前夕地主、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的生活風習、世態人情的背景上，展開了輪船公司經理王伯申、地主階級頑固派趙守義和具有改良主義色彩的青年地主錢良材等三种勢力之間的复雜的糾葛。矛盾的解決是以惡勢力的相互妥協，改良主張的碰壁和農民的無辜受害為結局的。作品善于用細膩多彩的筆墨來渲染气氛，刻划人物心理，且多用人物性格和生活場景的對比來突現人物，展開藝術畫幅。眾多的人物中，婉姑与錢良材兩個人物寫得最為鮮明生動。可惜作品在完成第一部以后，沒有繼續寫下去。 上面敘及的茅盾、張天翼等作家，在國民党頑固派對日妥協投降、對內加緊反共反人民的政治高壓下，發揚了“五四”“左聯”以來文學的戰斗傳統，堅持暴露國統區的政治黑暗，寫出了一些藝術性強又緊密為現實斗爭服務的作品；而另外一些作家則在憎惡、不滿現實黑暗的同時，由于生活范圍和政治視野的限制，題材的選擇、處理和藝術個性的不同而表現出不同的創作面貌。有的從現實中選材、立意，對戰時种种丑惡現象進行了剖析、鞭撻，但尚未能從國民党頑固派及其所推行的方針政策的反動實質上對現實黑暗進行揭露；有的則選取自己熟悉的題材，寫了一些過去的經歷回憶或平凡的生活瑣事，但也再現了某种特定歷史時期的真實生活，并寄寓著作者對現實的苦悶、不滿和呻吟，從中透露出令人窒息的時代气氛。 在三十年代曾經積极從事文學雜志編輯工作并寫過大量短篇小說的作家靳以(1909—1959)，這個時期及以后一段時間寫的短篇大多收在《洪流》、《遙遠的城》、《眾神》、《生存》等集子中。他的短篇小說与上一時期大多寫男女生活和愛情題材不同，這時期著重在揭露現實的黑暗，并且在藝術上注意探索多种表現手法。《亂离》一篇于朴素、細膩的描繪中流露出作者的激情，通過一對積极從事抗戰工作，卻因莫須有的罪名而被捕的青年男女的遭遇，對不民主的政治環境進地了控訴。《眾神》以浪漫主義手法，借一個百万富翁死后靈魂在天堂与眾神會晤的場面，揭露了抗戰中官僚資本家囤積居奇、武裝走私、荒淫無恥等罪惡行徑。《晚宴》借一個喝醉了酒的人在筵席上的話，對抗戰中形形色色的“蛀虫”進行了痛快淋漓的指斥。但這一類作品的揭露較為淺露，運用夸張的手法有時也使人感到不夠真實。靳以的另一篇小說《生存》卻是藝術感染力較強的短篇。這篇作品充滿著作者對現實憎惡的感情，又有著丰富的生活實感。它寫一個從事美術工作的教授，在极端清寒困苦的境遇中不愿同流合污、始終忠于藝術的正直品格。這位教授不愿為了解除生活困境而出賣自己的名畫《母親的肖像》，他為自己的儿子畫像時“用盡殘余的生命力畫孩子的饑餓”，畫孩子瞪著桌上面包的眼光——那“饑餓的光，饑餓的火……”，他要給畫中的孩子以“生命”，“要他在全人類面前控訴”：這些典型情節的提煉具有鮮明的藝術表現力，加以抒情議論的筆調運用得适當，因而頗能動人心弦。靳以本時期還寫過一部八十万字的長篇《前夕》，作品以日帝侵入中國后一系列重大的政治事件為背景，通過一個大家庭眾多成員不同的經歷遭遇，反映了抗戰爆發前三年內動蕩的社會生活。在這個大家庭中，朝气蓬勃、在救亡運動中迅速成長的女青年黃靜玲，以及她的雖然思想偏于保守后來卻保持了民族气節的父親黃儉之等人，代表了生活的積极力量；而在唯心論哲學嚴重影響下的個人主義者靜純，和抱著游戲人間的享樂觀念的靜珠，則代表著時代的落伍者。這部作品以巨大的篇幅留下了時代的面貌，具有一定的認識和教育作用。但缺少經過精心构思而提煉的典型情節，不注意人物性格的刻划，沒有塑造出成功的人物形象，反映生活比較浮面，藝術上缺乏感染力量。 駱賓基在戰前寫的長篇小說《邊陲線上》和抗戰爆發之初寫的報告文學《東戰場別動隊》，曾以迅速反映抗日武裝斗爭而產生過較大的影響。后來他寫了收在《北望園的春天》集中的大部分小說和長篇《混沌》(《姜步畏家史》第一部)等作品。這些小說對現實和歷史的反映雖然不夠全面，但卻顯露了作者獨特的藝術才華。其中《北望園的春天》是最能代表作者藝術風格的一個短篇小說。作品以戰時后方的桂林為背景，寫了一群蟄居在北望園的各色知識分子的庸俗、孤寂的生活，展示了他們的晦暗、頹唐的心境。在這些知識分子中，有紳士風度十足卻對妻子怀著畏懼心理、背地里又以對婦女評頭品足為樂趣的政論家，有自卑而又自尊，終日沉湎在無法實現的藝術构思中的畫家，有安于家庭的瑣碎事務、對丈夫“順從得完全失去了她自己的特質”的少婦，……透過這些知識分子生活瑣事的描寫，作者細膩的筆触深入到人物精神世界的深處，向讀者打開人物心靈的窗扉，揭示出他們在特定處境中的思想感情和精神風貌，使人從中感受到那令人窒息的沉重的時代气氛。与這种知識分子的灰色生活成為鮮明對照的，是作者在短篇《鄉親——康天剛》中對一個執著地追求美好理想的農民倔強性格的描寫。故事發生在清代初年。小說的主人公康天剛遠离故鄉，從山東渡海經海參威到關外，歷時二十年踏遍千山万岭尋訪人參，終于在臨死時達到了目的，以生命殉了自己的理想。作品在离奇的情節中仍然重視人物性格的刻划。關東林海雪原雄渾瑰麗的景色，与人物的富于傳奇性的經歷、豪放倔強的性格特色融合在一起，具有動人的力量。《一九四四年的事件》一篇寫一個小公務員由于生活逼迫淪為盜賊終于被判死刑的悲慘遭遇，對戰時國民党政府的法律制度進行了鞭撻和控訴，這是駱賓基短篇小說中揭露現實黑暗較為尖銳的一篇。長篇小說《混沌》是一部自傳体形式的作品。故事以一九一八——一九二一年間的社會生活為背景，寫一個地主商人家庭中的少年儿童姜步畏的生活。作品通過姜步畏儿時的觀感、心理活動，展示了臨近蘇聯、朝鮮的中國東北邊界城市的富有特色的自然風物、社會習俗和人情世態。收入作品畫幅中的，一方面有中國的地主商人、朝鮮富戶、白俄分子的富裕閒适、投机鑽營、爾虞我詐的腐朽生活，另一方面也有中國勞苦人民、朝鮮佃戶和俄羅斯苦力的含辛茹苦、勞碌奔波的生活圖景。作品寫景狀物，体察入微；心理刻划，細膩逼真。在日常生活瑣事的描繪中時時出現新鮮的意象，顯示出生活本身的吸引人的魅力。缺點是由于作者生活范圍狹窄，站得不高，對社會生活的描寫僅僅停留在儿童的混沌的眼光里，不能從更高的角度反映出社會的階級矛盾，作者的愛憎也沒有得到明顯的表露，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消弱了作品思想教育的意義。 本時期出現的寫經歷回憶的小說，比較重要的還有蕭紅反映東北某小城人們在古老觀念束縛下愚昧保守生活的長篇《呼蘭河傳》，師陀寫中原一城鎮在衰落過程中各色小人物命運的《果園城記》等。這些作品各有藝術特色：或者在色彩濃郁的描繪中寄寓著深沉的鄉思，或者于人情世態的摹寫中表露出對往昔的緬怀，筆黑細膩，感情真摯，有較強的藝術感染力。 上述這些作家在小說創作上大多經歷了由緊密結合現實斗爭到离開現實，由反映進代的重大事件到拘泥于狹小生活圈子的歷程。這种情況表明了作者在政治高壓下生活上受到的限制和思想上的苦悶。但是，在作品所涉及到的題材范圍內，作家們寫自己所熟悉并深受感動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歷史的真實面貌，從不同的方面留下了時代的記錄。而且，有的作家藝術技巧圓熟，具有獨特的個人風格，因此也能給人藝術的感染和啟迪，對后人的創作有著一定的借鑒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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