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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衛在南京丁家橋中央党部參加國民党四屆六中全會。在開幕式后，全体委員往會議廳門外攝影，蔣介石因事未到，汪精衛站在第一排中間，攝影完畢，大家正回身上石階向會議廳走去，忽然從記者群中跳出一個人來，舉起左輪手槍，向汪精衛射擊，第一槍就擊中左額，汪應聲倒下，背部又中一槍，左臂也被子彈擦傷。站在汪身旁的張學良及會場警衛，迅即奔向行刺者，將其手槍踢掉，同時將其槍擊捕獲。行刺者兩日后死于醫院。 行刺者名叫孫鳳鳴，原系十九路軍排長，因不滿蔣、汪對內鎮壓、對外妥協的反動政策，激于愛國義憤，以晨光通訊社采訪員的身份潛入會場，以謀殺蔣介石為主要目標，但不料蔣因故未參加拍照，即以汪精衛為謀刺對象，當時汪是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被刺也是罪有應得。 汪精衛遇刺后，被抬到南京中央醫院開刀，由德國醫生諾爾將其左額的子彈取出，而背部子彈因夾于第5、6根肋骨間，手術容易損傷脊椎，造成生命危險，故只是予以消毒，未敢施以手術。 汪精衛本与蔣介石有矛盾，遇刺時蔣又不在場，更加猜疑，以為蔣是借故不參加攝影。于是，他便在出院后赴上海繼續治療，并分別致電國民党中央和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各部、會長，請辭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職。國民政府雖然接受了汪的辭職，但國民党五屆一中全會仍然選舉汪精衛為中央常委委員、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 由于汪的辭職，汪氏改組派要員陳公博、顧孟余、曾仲鳴、褚民誼等，也相繼提出辭去各項任職。汪精衛既感大權已失，又怕再度遭刺，遂于1936年2月19日，帶著槍傷乘船匆匆离開上海前往德國溫帶地區療養。 蔣介石卻是狡猾，他在國民党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談到對日本的政策時說：“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犧牲有犧牲的決心。” 于是，蔣介石在繼續“剿共”的同時，又悄悄地進行政治試探。他派陳立夫秘密赴蘇聯，希望与蘇聯簽訂對日的軍事同盟，但當陳立夫到達德國准備去蘇聯時，蔣介石又命他回南京同蘇聯大使鮑拉莫洛夫談判。 蔣介石命回國述職的駐蘇使館武官鄧文儀赶回莫斯科，找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要求談判。王明回答說：“無論共產党還是國民党的中央都在國內，談判以在國內進行為好。”王明后來指定潘漢年回國作為中并談判的聯系人。 陳立夫受蔣介石之命在國內尋找共產党的關系。陳立夫把任務交給他的親信、CC派重要成員、鐵道部次長曾養甫。曾養甫想起了他的下屬、鐵道部勞工科科長諶小岑在五四運動時參加過覺悟社，同周恩來、鄧穎超熟悉，便要他与共產党聯系。 諶小岑通過覃振熟悉的進步學生翦伯贊的介紹，約北平的中國大學教授呂振羽來南京同曾養甫見面。呂當時還不是中共党員，但同北平地下党有聯系，中共北方局王世英和北平市委宣傳部長周小舟便批准呂振羽去南京商談。 諶小岑又通過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館的左恭同上海地下党接上關系。上海地下党派中共臨時中央局組織部秘書張子華以長江局代表的身份到南京同曾養甫會晤。 國民党當局希望能同中共中央直接取得聯系。于是宋子文代表國民党中央，請姐姐宋慶齡傳達信息，宋慶齡便在1936年1月，請共產党員、上海牧師董健吾去陝北蘇區。董健吾在上海圣約翰大學神學系學習時，同宋子文、顧維鈞是同學。董健吾于1928年在河南開封秘密加入共產党，以傳教為掩護在馮玉祥部工作，后來馮部清党，董潛返上海，以牧師職業為掩護，作党的地下聯絡工作。他在宋慶齡的資助下，開辦了“大同幼稚園”，秘密收養了失散流落在江、浙、滬等地革命家的子女，其中有毛澤東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龍，以及彭湃、惲代英、李立三的子女等。 宋慶齡交給他一封信和一張由孔祥熙簽名委董為“西北經濟專員”的委任狀。上海党組織派張子華与董同行，董、張二人要通過張學良部的駐區才能到達陝北蘇區，董健吾向張學良說明了此行的目的，張學良明白了南京的意圖，派人護送董、張進入蘇區。張學良送走了董、張，對部下說：“既然中央可以和共產党聯絡，我們也可以。” 董健吾、張子華到達瓦窯堡，博古、林伯渠、張云逸分別接見了他們。并派人將董健吾帶來的宋慶齡的密信送往在山西前線作戰的毛澤東、周恩來。毛、周給宋慶齡复了信，表示：“愿与南京當局開始具体實際之談判。”董健吾便帶著這個密件回上海向宋慶齡复命。 潘漢年在南京同曾養甫會晤后，來到陝北向中共中央報告。不久，張子華又帶著曾養甫給周恩來的信及同武漢電台聯系的密碼回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周恩來分別給曾養甫和陳立夫复信，邀請陳立夫、曾養甫到蘇區或陝西華陰會晤，“務望立夫先生不辭勞瘁，以便雙方迅作負責之商談。”中共中央作出決定，將“抗日必須反蔣”的策略，改為“逼蔣抗日”。 中共中央派潘漢年為談判代表去上海，同陳立夫會面。 潘漢年說：“蔣先生大概誤會了紅軍已到了無能為力的時候。” 陳立夫急轉話題：“你我均非軍事當局，從事談判也無結果，可否請周恩來出來同蔣先生面談。” 蔣介石當時抱定的方針是：中共武裝必先解除，而后對他党的問題才可作為政治問題，以政治方法來解決。 中共對蔣氏的回答是：“我們愿以戰爭求和平，絕對不作無原則之讓步。” 擔任“西北剿共”副總司令代總司令職的是張學良，蔣介石又下令楊虎城的十七路軍統歸“西北剿總”指揮。張學良初到西北，繼續執行“剿共”政策。他把東北軍的主力調集陝北洛川、直羅鎮、西峰鎮一帶，把于學忠的151軍調往甘肅。他對東北軍官兵說： “為了抗日，為了集中力量，為了免除抗日戰爭進行中的后顧之憂，為了保證能夠取得這一戰爭的最后胜利，希望我全体官兵，同心同德，奮勇直前，完成‘剿共’之重任，建樹統一功勳。然后回師北上抗日，收复東北，返回老家。” 這話引起了東北軍中少壯派的不滿，他們向張學良陳訴： “聯共抗日的問題迫在眉睫，不容遲疑，應從速解決。” 少壯派重感情，講義气，對張學良竭盡忠誠，他們的主要成員有孫銘九、應德田、苗劍秋等人。孫銘九是日本士官學校留學生，与張學良的二弟張學銘是同學，有膽有識，在張學良總部任警衛營長；應德田是東北大學學生，思想進步，抗日救國思想強烈。另外還有高崇民、黎天才一些人，這些人既是張學良的部屬，又是他的朋友。 在少壯派和一些進步朋友的影響下，張學良的思想逐漸發生變化。當時張學良吟詩一首： 极目長城東眺望，江山依舊主人非。 深仇積憤當須雪，披甲還鄉奏凱歸。 張學良的十几万東北軍在陝北“剿共”，連連碰壁，節節敗北。1935年9月間嶗山戰役，王以哲的67軍110師几乎全部被紅軍殲滅，師長何立中被擊斃；10月榆林橋戰役，107師和619團全部被殲，團長高福源被俘；11月直羅鎮戰役，109師被殲，師長牛元鋒斃命；黑水寺之役，106師一個團被殲。 短短3個月就損失3個師之眾。 張學良請求蔣介石補充武器、彈藥，以及給兩個陣亡師長特別撫恤金各10万元等，蔣介石回答說： “特恤礙難照准，兩師番號，予以撤銷。” 張學良憤慨地說：“我張某人混得不值10万塊錢了！” 這時張學良才知道蔣介石調東北軍來西北“剿共”，是一箭雙雕，假如打敗了紅軍，東北軍的實力也會大大削弱，或者被紅軍消滅。少壯派智囊人物應德田進言道： “先‘剿共’而后攘外是蔣委員長堅定不移的政策，可是他自己又剿得怎樣呢？進攻江西紅軍4年，前后5次投入總兵力達100余万，結果損兵折將，占了些什么便宜？紅軍還是紅軍，仍然存在！以往的教訓，如不及早覺悟，固執堅持，東北軍遲早會在天天‘剿共’聲中毀滅自己，委員長的治國決策不能不令人警惕。再者，東北軍遷駐西北‘剿共’前線，越俎代包，兵馬彈藥損失得不到補充，先不說東北軍陣亡將士的家屬如何安撫？他們跟著副司令輾轉南北，是為了有一天打回老家去，現在他們卻成了异鄉孤鬼，怎么不令人心寒？這些東北軍陣亡將士的鮮血是感動不了委員長的。他遠居南京，坐山觀虎斗，是想借用內戰之机一箭雙雕，達到既‘剿共’又削弱東北軍實力的目的。現在亡羊補牢，猶未為晚。對委員長的決策，請副司令深思。” 對于應德田的肺腑之言，張學良回答說：“委員長是握有全國軍政大權而又最有實力的領袖，他要‘剿共’，你就無法停止內戰。他不要抗日，中國就無法抗日，為了團結抗戰，我們應該設法諫諍去說服他，不應該拋棄他。共產党主張團結抗日是對的，但為什么一定要反蔣呢？也許因為委員長要‘剿共’，因此他們就不能不針鋒相對吧！” 張學良于1935年12月去南京參加國民党“五大”之后，帶領應德田等去上海會見東北著名愛國人士杜重遠和抗日愛國將領李杜等人。杜重遠早年留學日本，曾擔任張學良的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公署秘書，后來杜重遠赴上海和沈鈞儒、鄒韜奮、胡愈之等一起從事抗日救亡運動，并出版《生活》、《新生》周刊。杜重遠對張學良說： “日寇并不可畏，真正可畏的是一個民族喪失了气節。只要万眾一心，中國是有前途的，也只有在消滅了外患之后，才能談到中國的光明前程。” 張學良听了杜重遠的話，精神振奮，耳目一新，表示絕不辜負友人的期望。 張學良同李杜將軍談話時，提出要盡快找到共產党負責人進行聯系，他在离開上海返回西安時，把應德田留在上海，協助李社与共產党聯系。 1936年1月25日，紅軍以毛澤東領銜有20名將領署名發出了《紅軍為愿意同東北軍聯合抗日致東北軍全体將士書》，使張學良和東北軍高級將領為之一震。不久，張學良突然接到王以哲由洛川發來的一封密電，稱：“被紅軍俘去的高福源團長，現被紅軍派回，据云有机密要事，要求向副司令面陳。” 張學良看罷電報，心情激動，思緒万千：“他還活著！” 高福源是東北軍中最能干、最受張學良器重和賞識的一個年輕團長，他早年就讀于北京大學，以后投筆從戎，考入東北講武堂，后升入高等軍事研究班，畢業后在東北軍中由連長一直升到上校團長。他不僅具備較高的文化素養，而且也有一定的治軍本領。他的突出特點是：豪爽實在，爭強好胜，是個典型的東北大漢。他曾率領619團在河南与紅軍多次交火，雖然吃了敗仗，但他總不認輸，認為能吃掉紅25軍。后來紅25軍轉移到陝北，他率部尾追，在陝北富縣与紅軍對峙。可是，榆林橋戰役619團被紅軍全部吃掉。他被俘后，自忖必死，但又悔恨自己為什么不死在抗日戰場上，偏偏死在這個受人唾罵的內戰戰場。但他看到紅軍不僅沒有殺害他的樣子，而且紅軍衛生員還親切地給他醫治創傷，吃的飯比紅軍士兵還好些，又發給他一套御寒的新棉衣，行動也比較自由，每天派人同他談活，態度很和藹，當他了解到共產党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收复東北，幫助東北軍打回老家去，他十分感動。3個月后，他的思想發生了激烈的變化。對紅軍疑懼心理完全消失，敬佩之情油然而生，遂提出要求見紅軍負責同志，說有重要的問題商談。 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李克農同他見面。他說道：“不但我贊成和欽佩紅軍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東北軍甚至張副司令知道了，也會同意。我愿自告奮勇，去說服東北軍和張副司令与紅軍聯合抗日，不知你們能否相信我，敢不敢放我回去？” 李克農回答說：“這次你回去，先以你個人的身份試探張學良的態度，如果張學良有真誠的表示，紅軍愿派正式代表去談判。” 張學良曾給王以哲發過密電，請他在前線設法和紅軍溝通聯系，高福源從紅軍那邊回來，是一個絕好的机會，遂于次日親自駕駛飛机飛往洛川。他一走進67軍軍部，便吩咐： “把姓高的帶來。” 高福源一進來，便用立正的姿勢向張學良報告說：“報告副司令，我回來是紅軍讓我回來的，有許多情況要向副司令報告。” 張學良大怒，拍案大罵：“你好大膽子！你當了俘虜還不算，還敢要我通匪，我現在就槍斃你！” 高福源沒料到張學良會這樣，心一橫，說道：“副司令槍斃我，還不是同踩死一個螞蟻一樣，容易得很。但是副司令忘記了我們東北被日本鬼子強占去了，我們東北3000万同胞當了亡國奴。副司令也忘了先大元帥是被日本鬼子炸死的。現在人家共產党提出全國人民起來抗日，誠心誠意地要幫助我們東北軍打回老家去，副司令你有什么理由拒絕人家的好意，有什么理由還罵人家是‘匪’？我們東北軍再繼續打內戰就快要被消滅完了……” 高福源不禁大哭起來。 張學良听了高福源這番話，不由得流下眼淚，站起來拉著高福源道：“你回來很好，你說的很對，我剛才是要試試你的膽量，察看一下你的真情。你談得很好，我基本同意你的意見。你休息一兩天就赶快回去，請紅軍派一位正式代表來。” 高福源回到陝北向李克農作了報告，李克農又引高福源見過毛澤東、周恩來。毛澤東緊握著高福源的手說： “高福源同志，你的情況克農同志都向我們介紹了。感謝你為國家、為民族、為抗日統一戰線做了一件大好事！” 周恩來接著說：“你這一步走得很好，棄暗投明，把光明的火种引回東北軍中，你是張將軍部隊里最有覺悟、最先覺悟的愛國軍人。” 高福源激動得手足無措，木訥訥地說：“這是我應該做的，應該做的。” 中共中央派李克農作為紅軍代表，去洛川同張學良、王以哲談判。毛澤東請高福源先去67軍，安排好電台聯絡工作。 1936年2月19日，毛澤東和彭德怀致電張學良、王以哲：“我方代表李克農等4人于2月21日由瓦窯堡啟程，25日可達洛川，望妥為接待，并保安全。” 李克農等先同王以哲等進行了3天的談判，雙方達成了互不侵犯、恢复交通運輸和經濟貿易，以及東北軍送給紅軍一部分彈藥、服裝、通訊器材和醫藥用品等項協定。 3月3日，張學良從南京回到西安，第二天就飛洛川會見李克農等，他們又進行了一天一夜的親切會談。張學良最后提出，希望中共方面派出全權代表共商抗日救國大計，最好能在毛澤東或周恩來兩人中推出一位再作一次會談，談判地在膚施（延安）。 4月8日，周恩來作為中共代表，在李克農陪同下赴延安。 次日，周恩來、張學良、王以哲、李克農、劉鼎等5人在延安天主教堂舉行會談。 劉鼎是張學良委托李杜在上海找來的共產党員朋友。劉鼎是四川南溪縣人，赴德國勤工儉學時，經朱德、孫炳文介紹加入共產党，后由德國去蘇聯東方大學和空軍机械學院學習、任教，兼東方大學中共支部書記。1929年回國，先在上海中共中央軍委机關工作，后調閩浙贛蘇區政治部任組織部長，爾后又改任兵工厂政委。紅軍長征途中他掉了隊，由江西秘密地轉到上海。上海地下党考慮到劉鼎是高級知識分子，既有丰富的斗爭經驗，又有較高的政治理論水平，到張學良部做統戰工作最适合。于是，劉鼎受上海地下党派遣，同國際友人斯諾和馬海德一起，在張學良派去迎接他們的趙毅陪同下來到西安。 張學良同劉鼎一見如故，他們朝夕相處，形影不离，傾談十多天，大有相見恨晚之感。張學良向東北軍高級軍官們說：“劉先生很有學問，你們有不懂的問題都可以問他。” 天主教堂會談，雙方都以懇切坦白的態度開誠相見。張學良首先坦率地說了他對于國家前途的看法，認為中國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共產党的道路，一條是法西斯的道路。他說，他兩年前從意大利回國時，曾相信法西斯主義，因而擁護蔣介石作領袖，實行法西斯主義，但這條路能否走通，他現在開始怀疑，向周先生請教。 周恩來以誠懇的態度，對張學良所提問題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說：“法西斯主義是帝國主義的產物，主張個人獨裁，壓迫人民，摧殘群眾，把資產階級統治最后的一點表面上的民主都拋棄了，是資產階級的一种反動主張。德國和意大利是法西斯國家，他們同日本帝國主義一鼻孔出气。因此，要抗日就不能仿效這兩個國家講法西斯主義，講法西斯主義只有投降帝國主義，不能抗日。中國要抗日必須實行民主，以便發動廣大群眾的潛力，只有靠這种偉大無比的群眾力量，抗日才能取得胜利。” 會談一直進行到第二天凌晨4時才結束。雙方達成互不侵犯、互相幫助、互派代表、互通情報、加強部隊的抗日救國思想教育等8項協議。張學良私人先拿出2万銀元和20万元法幣，支持紅軍抗日。 中共中央在与張學良建立聯系的同時，也同楊虎城聯絡。楊虎城原是馮玉祥的部屬，他同共產党早有聯系。早在1921年，楊虎城在陝北榆林就結識了共產党人魏野疇，后來魏野疇擔任了楊虎城的國民革命第十軍政治部主任。1928年，第十軍駐皖北，魏野疇便介紹當時主持中共皖北特委工作的南漢宸与楊虎城相識，他們兩人一見如故，楊虎城遂命南漢宸為第十軍革命軍事干部學校校長，魏野疇任政治指導員。不久，南漢宸根据中共河南省委指示，在皖北策動暴動。楊虎城雖未參加暴動，但他以赴日本療養為名，暫時脫离部隊。臨別前，他囑咐參謀長孫蔚如：“南漢宸這些人都是靠得住的朋友，不管出了什么事，你都要多加關照。” 由于叛徒告密，皖北暴動流產，魏野疇犧牲，孫蔚如派人秘密地把南漢宸轉移出去。1930年10月，楊虎城擔任陝西省政府主席，便派人到河南開封，把南漢宸請來，委以省政府秘書長。楊虎城又釋放西安在押共產党員潘自力、李大章、呂劍人、蒲子政等人，并資送一些年輕人潘自力、王炳南等到國外留學。1932年夏，國民党下令通緝南漢宸，楊虎城遂贈金送銀，派兵連夜護送南漢宸去日本。 南漢宸在日本住了一段時間，即回到天津作党的地下工作。在楊虎城去南京參加國民党“五大”期間，南漢宸派申伯純去南京說服楊虎城与共產党聯合抗日。 楊虎城從南京回到西安后，毛澤東派汪鋒攜帶他的親筆信去見楊。汪鋒長期在西北從事革命工作，他曾擔任中共陝西省委兼軍委負責人以及紅26軍政治委員，十七路軍的地下党員由他領導。他同劉志丹被“左”傾机會主義者抓起來，直羅鎮戰役后，汪鋒從瓦窯堡被釋放出來，毛澤東召見他，派他去西安同楊虎城談判。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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