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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在西北部署“剿共”，不料兩廣發生了“六·一” 事變。 蔣介石對兩廣半獨立狀況深以為慮，先后派張繼、孫科、王寵惠等到穗，与胡漢民和西南當局“交換時局意見”，并以國民政府主席名位，誘胡北上，以改變西南局面。胡未為所動。 國民党中央召開五屆一中全會，蔣再次以調整中央党政負責人名義，另以中央党務委員會主席一銜拉胡入京。這時胡因在穗受制于“南天王”陳濟棠，無以展其抱負，對蔣邀有所動心，乃以“養病”為由赴歐游歷。實際上是在靜觀形勢，為自己從容籌措新對策留一時空余地。 1936年初，胡准備結束“養病”返回國內。蔣聞訊，急派司法院長居正去港迎候。陳濟棠惟恐胡被南京拉去，派其兄陳維周專程去南宁向李宗仁問計。李隨即赶赴廣州，要陳堅決留胡在穗主持局面，并提出對胡政治上尊重，經濟上支持，生活上照顧三點保證。陳濟棠接受了李的建議，兩廣派出代表，遠赴新加坡接胡。李宗仁親赴香港迎接。 胡見兩廣方面确有誠意，答應暫不北上，蔣介石拉胡解散西南的意圖未能得逞。然而胡來穗不久，因与妻兄下棋，用腦過度，患腦溢血猝死。兩廣突失此一中心人物，局勢為之大變。 5月13日凌晨，陳濟棠接蔣介石電，要陳派人去京一談。陳乃派其兄陳維周飛京，蔣告以“中央將對桂用兵，但維持廣東現狀”，囑以此意妥為轉達。陳維周返穗后与陳濟棠密商竟日，認為兩廣相依為命，此乃蔣假途滅虢之計。唇亡齒寒，桂亡粵何能獨存。与其坐以待斃，不如鋌而走險，搶先一步掮起抗日大纛，或許還能暫保西南局面，至少也讓南京政府出兵名不正，言不順，有所顧慮而怯步。正巧，白崇禧在穗吊唁胡漢民，陳乃將此決心就商于白。白以此事關系重大，須從長計議，事不宜緩，派黃旭初飛邕向李宗仁匯報。 李宗仁聞言，即由南宁抵穗。是時，蔣派出的居正、孫科、王寵惠已來粵，借吊胡喪之机，向兩廣提出了包括取消西南軍政兩机构、發還廣東軍、政、財權在內的5項條件。蔣收拾兩廣之意既已照明，陳、李、白斟酌再三，知無路可退，遂堅抗爭之意。大計既定，兩廣便統一行動。 5月26日，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以中國國民党西南執行部名義發出《反對日本增兵華北》通電。6月1日，西南兩机构舉行聯席會議，議決向中樞呈文，堅請國民党中央和國民政府毅然決然，從事抗戰。次日，兩机构根据呈文內容，向全國發出通電，吁請全國党政軍民各界一致督促中樞領導全國從事抗日，并表示西南方面已向中央請命，要求北上抗日收复失地。 6月4日，陳濟棠、李宗仁領銜兩廣將領發出“支”電，并把兩廣部隊改稱為“中華民國國民革命抗日救國軍”，由陳、李分任正、副司令，開始向湘南舉兵。并四處張貼“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反對內戰，一致對外！”“全國抗日勢力聯合起來！”等標語。 兩廣事起突然，蔣介石恐猝然討伐激起國內公憤，乃先行緩兵之計。6月9日，蔣致電陳、李：“希望迅飭所屬部隊，勿因輕率，自由行動，致誤救亡之大計。”蔣矢口否認向西南提出五條件之事，要兩廣不要相信外邊一切謠言，与中央團結一致。 然而，蔣介石表面上信誓旦旦，暗中已積极部署用兵。蔣命陳誠率精銳部隊開抵衡陽，中央軍源源不斷地從武漢南下。首鼠兩端的何鍵在陳誠鎮懾下，拒絕了兩廣聯湘的游說計划，西南使者李品仙怏怏而返，粵桂出發的軍隊在湘南受阻。 蔣介石的离間計和收買伎倆初見成效。廣東空軍黃志剛等40余人被蔣收買，于7月4日駕机飛离粵境，并于6日發出通電，表示服從中央，報效党國。7日，又有粵机9架飛京。8日，粵軍第1軍軍長余漢謀叛陳投蔣。廣東東區綏靖委員李漢魂离開汕頭，粵軍第2軍軍長張達也暗中向蔣輸誠。 蔣介石以叛陳的余漢謀為廣東綏靖主任兼第四路軍總司令，回粵收拾粵局。余部原是陳濟棠之粵主力，這對陳是個致命打擊。這樣，廣東方面不戰而潰。 李宗仁見陳濟棠一頹如此，建議兩點以圖挽救：其一重組軍事，粵軍改取內線作戰部署，由廣西派桂軍東下援粵；其二財政上由桂對粵匯款，兩省鈔票互相收受，彼此通用。陳濟棠知事不可為，無意再作掙扎，決一去了之。陳送李大洋20万元，要李回桂緩圖善后，自己則于7月18日晨悄然离粵去港，就此結束了他的7年“南天王”生涯。 李宗仁雖有近10万兵力可恃，又處內線作戰地位，內部較粵團結，蔣一時無隙可乘，故局面尚可支持。但廣東已失，唇亡齒寒，態勢已成孤立。李、白退回廣西后，乘南京尚未對桂用兵，以“緩和”為上策，利用五屆二中全會上蔣對粵、桂分而擊之時發布“廣西維持現狀，仍以李、白分任正副綏靖主任”的命令，表示愿意妥協，此乃識時務者為俊杰。李、白又通過黃紹竑、吳忠信、張定𧤤等，向蔣介石表示：“但要中央真抗日，廣西將竭誠擁護。” 蔣介石輕易地收拾了陳濟棠，正志得意滿，欲兵鋒西指，一舉拿下廣西，以去多年心患，故廣西這番表示反使蔣气焰更張。7月25日，蔣以國民政府名義，出爾反爾地免去二中全會對李、白的任命，另委李宗仁為軍事委員會常委，白崇禧為浙江省主席，同時調遣大軍進逼廣西，又在穗設立委員長行營，蔣偕宋美齡由贛飛粵，以便就近指揮。 蔣把李、白逼上梁山，于是，桂方与南京公開決裂，复電中央，斥蔣為陰險毒辣的野心家，墨跡未干，自毀信譽，把持二中全會，誅鋤异己，表示對中央任命殊難遵令。李、白抱定能戰才能言和之主張，立即在桂省下達全民動員令，在一周內組編了21個師。李、自發表《告軍民書》，謂：“期望全体將士宁為玉碎，不為瓦全，与蔣奮戰到底！” 李、白在加緊省內動員的同時，又數度對外發表講話，聲稱決不因廣東內變而停止抗日運動，竭誠歡迎各抗日反蔣党派、團体、人士，到南宁共商救國大計。李、白致電李濟深，并派出特使黃旭初去港盛邀李濟深，告之“德公有意請任公出來主持大計”。李、白還邀請在港的抗日名將蔡廷鍇、區壽年等，請其入桂重組第19路軍。 7月底，李濟深、蔡廷鍇、翁照垣、胡鄂公等相繼入桂。全國抗日組織救國會的楊東蓴、何思敬，第三党要員章伯鈞，以及國內各界名流鄧初民、彭澤湘、劉蘆隱等也應邀來桂，一時抗日豪杰匯聚。 中國共產党意識到兩廣“六·一”事變使中國革命形勢轉入抗日的新階段，指示紅軍加速西北的發動來給兩廣以支持。毛澤東于6月9日通過無線電台向全國發表講話表示：西南抗日反蔣，雖不免夾雜有權位地盤等不正當的動机，但客觀上是革命与進步的行動，我們將在各方面給西南以可能的援助。 李宗仁、白崇禧和李濟深聞言，十分高興，立即派錢壽康帶二李親筆函入陝，去延安与中共商談，探詢訂立《抗日救國協定》之可能性。 蔣介石在籌划攻桂中事態起了新的變化，不得不有所顧慮。時下，蔣之心腹之患是西北紅軍。兩廣發動后，西北“剿共”的張學良、楊虎城部已呈不穩，四川劉湘、山東韓复矩、云南龍云等對伐桂態度曖昧，形勢顯然不允許蔣對桂戰事曠日持久。若西南戰事一開，蔣倘不能速戰速決，被廣西拖住，后果將不堪設想。故蔣雖調兵遣將，聲勢洶洶，但實際上外強中干，色厲內荏，暗中卻開始謀求解決桂局的和平途徑。李、白心里也十分清楚，拿廣西人力、財力去与蔣對抗，縱然撞個魚死兩破，也徒傷國家元气，對抗日無益。即便為自身利害計，應以避免為上策。故蔣桂雙方表面決戰鑼鼓敲得很緊，私下卻尋找轉圜的辦法。 8月，蔣的使者居正、朱培德、程潛、鄧世增、香翰屏等先后去桂，向李、白表示愿意和平解決桂局。李、白初疑是蔣的緩兵之計。李、白便派劉斐隨香翰屏、鄧世增赴粵，意在了解蔣的真實意圖。蔣在黃埔接見劉斐說： “你們廣西方面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叫我吃虧我能吃的，我的地位可以吃虧，就是對國民失點信用也沒什么。他李、白吃不起虧，為他們政治生命，不能叫他們吃虧。” 蔣要劉斐回桂把他的話告李、白。李、白征求來桂各方抗日人士意見。意見不一，有主張同蔣對抗到底的，也有主張罷兵歇戰的。救國會代表楊東蓴力勸李、白從抗日救國出發，不宜輕率對內用兵，釀成內戰。中共代表云廣英希望李、白与蔣和平談判，逼蔣抗日。 李、白接受楊東蓴和中共代表意見，向蔣提出8項和議方案，由居正、程潛、朱培德帶回廣州，李宗仁派劉斐再次隨行。 9月中旬，和議正式達成，主要內容有：蔣承認以中、日現狀為基礎，積极准備抗戰，如日人再前進一步，立即實行全面抗戰。廣西屆時保證出兵參戰；蔣收回調動李、白職務的命令，李、白通電服從中央領導；蔣并答應對廣西事變以來之財政開支予以補助。 9月16日，李宗仁按協定在南宁宣誓就廣西綏靖主任職，并發出和平通電。18日，李宗仁飛穗謁蔣。蔣、李在兵戎相見、公開決裂8年后，重新晤首。李宗仁是位老實人，一見蔣走近他時，竟面紅耳熱，不知所措，表情尷尬之极。而蔣則滿面春風，笑容可掬。 兩廣事件和平解決。蔣介石吃了定心丸，當即命令開赴長沙向兩廣取攻勢的部隊，迅速返回西北，以實現其“攘外必先安內”的“滅共”計划。 紅二、四方面軍在甘孜會師后，紅四方面軍分左、中、右3個縱隊，向包座挺進；紅二方面軍組成兩個梯隊，向包座、哈達舖前進。紅四方面軍是第三次過草地，紅二方面軍剛走出雪山，体力消耗大，糧食、衣服帳篷等物缺乏。這次過草地所經路途較長，歷時近1個月，廣大指戰員不得不以野菜、草根、皮帶、牛皮等物充饑。紅四方面軍糧食雖然缺乏，仍盡力設法支援陷于嚴重饑荒中的紅二方面軍戰友。 1936年8月上旬到9月初，紅二、四方面軍經過艱苦行軍，終于先后走出了廣漠、荒涼千里的茫茫大草地。8月5日中共西北局根据中央關于速出甘南，搶占腊口子，攻占岷縣的指示，決定立即以二、四方面軍共同組織岷洮西戰役，乘敵主力尚未集中之前，先机奪取岷州、洮州、西固地區，以利繼續北進。 紅四方面軍過大草地后，經包座向甘南進軍，擊敗敵魯大昌、毛炳文、王均部，先后占領腊子口、哈達舖、臨潭、渭源、通渭、漳縣、隴西、臨洮、武山等地，給阻敵以有力的打擊，并建立和發展甘南根据地；紅二方面軍連克禮縣、成縣、微縣、兩當、康縣、鳳縣等地區，鞏固与發展甘南根据地，并把甘南同陝南根据地聯系起來。紅一方面軍進到西安至蘭州大道以北的界石舖附近地區。這樣，紅一、二、四方面軍形成夾擊敵人、即將會師的局面。 蔣介石震惊紅軍三個方面軍大會合之勢，急調胡宗南部由湖南兼程北進，企圖搶占西安至蘭州公路的靜宁、會宁、定西段，隔斷紅軍三個方面軍會合的通路；令國民党37軍、3軍阻止紅二、四方面軍北進；令馬鴻逵部和何柱國部、馬鴻賓部夾擊紅一方面軍主力。 9月中旬，毛澤東和中央則提出《靜會戰役計划》，命一方面軍以一部兵力向西蘭大道的靜宁、會宁挺進；命四方面軍以主力迅速占領隆德、靜宁、會宁、定西段公路及附近地區，控制西安至蘭州大道；命二方面軍以一部兵力直出寶雞以東地區，牽制与側擊胡宗南部，以便三個方面軍會師。 張國燾見中央要四方面軍迎擊胡宗南部而不是一、四方面軍主力南北夾擊，心怀疑慮，遲遲不表態。經中央連電催促，張國燾被迫在岷州召開西北局會議。會上，陳昌浩同張國燾發生了爭論。陳昌浩說：“立即按照中央要求，北上靜、會地區，与胡宗南部決戰，會合一方面軍。” 張國燾說：“既然一方面軍主力不能南下，四方面軍獨立与胡敵決戰不利，應即西渡黃河，進据古浪、紅城子一帶，伺机策應一方面軍渡河，奪取宁夏，實現河西計划。” 會上多數人贊成陳昌浩的意見。張國燾無可奈何地說：“這是党的會議，党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是少數服從多數，既然大家贊成北上，那我就放棄我的意見嘛。” 會后，紅四方面軍以朱德、張國燾、陳昌浩的名義發出了向靜宁、會宁地區進軍的命令。徐向前、周純全、李先念在漳縣紅四方面軍前敵指揮部，緊張地調動軍隊准備北進。 張國燾滿腹怨气，帶著警衛隊連夜騎馬赶到漳縣，進門便對徐向前等說： “我這個主席干不了啦，讓昌浩干吧！” 徐向前、周純全、李先念都未參加岷州西北局會議，不知發生了什么事，便請張國燾坐下來，有話慢慢地說。張國燾講了他和陳昌浩在岷州會議的爭論，越講越激動，掉下眼淚： “我是不行了，到陝北准備坐監獄，開除党籍，四方面軍的事情，中央會交給陳昌浩搞的。” 徐向前等覺得張國燾的意見不是沒有道理，四方面軍已是三過草地，消耗很大，疲憊不堪，裝備也大不如前，与优勢裝備的胡宗南部決戰顯然沒有取胜把握。他們根据張國燾的方案，對著地圖，當場确定了行動部署，即四方面軍以兩個軍從永靖、循化一帶渡過黃河，搶占永登、紅城子地區作立腳點；以一個軍暫在黃河渡口附近活動，吸引和牽制青海的馬步芳敵軍；以兩個軍繼續布于漳縣、岷州地帶，吸引胡宗南部南下，而后這3個軍再渡河北進。主力出靖遠、中衛方向，配合一方面軍西渡黃河，共取宁夏。 張國燾將這個方案電告朱德。 朱總司令接電大惊，原以為張國燾先去漳縣，是組織部隊北進執行靜會戰役計划的，沒想到會出現新的分歧。他即著陳昌浩赴漳縣，又電告中央說：“我是堅決遵守原來方案的，如將原方案推翻，我不能負此責任。” 接著，張國燾、朱德等西北局成員在漳縣再次會商，同意了新的方案，并將新方案報告中央。 中央复電不同意四方面軍的新方案。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又連續致電中央，陳述四方面軍新方案的理由，中央均未同意。9月30日，四方面軍4万余人按中央命令兵分5路北上，向靜、會地區急進。聶榮臻率領的一方面軍先頭部隊搶先攻占會宁。10月上旬，紅四方面軍抵達會宁，与聶榮臻、陳賡部會師。10月22日，紅二方面軍近1．3万人到達會宁東北的將台堡，与紅一方面軍會師。至此，紅軍一、二、四方面軍經過兩年艱苦卓絕的英勇奮戰，終于在會宁地區實現大會師。 蔣介石調集會宁、靜宁地區的胡宗南、王均、毛炳文、王以哲等部，分4路向紅軍進行追擊，企圖把紅軍殲滅在黃河以東地區。 毛澤東制定了紅軍打擊尾追之敵，以利北進的作戰方針：逐次轉移，誘敵深入，在有利地區，集中优勢兵力，給敵主力胡宗南部以殲滅性打擊；對王均、毛炳文部則以威脅牽制，相机予以打擊；對和紅軍已建立某些聯系的東北軍王以哲部，則采取積极的統一戰線工作。 紅軍三個方面軍統由朱德、張國燾分別以總司令、總政委名義，依照中央与中央軍委的決定實施指揮。紅軍主力在宁夏的海原及打拉池地區稍作休息后，裝作力疲勢弱，倉促潰退樣子，繼續向同心、預旺地區轉移，誘敵肆意追赶。 11月17日，紅四方面軍之第四、三十一軍在萌城以西地區設下埋伏，擊潰敵人1個旅。接著紅軍主力集結在甘肅環縣以北的山城堡地區，尋找有利地形，殲擊尾追的胡宗南部。 11月21日，胡宗南部78師由山城堡繼續向東追擊。進入紅軍預先設置在山城堡周圍的伏擊圈，紅一方面軍之1軍團、15軍團和紅四方面軍一部，在紅二方面軍的密切配合下，突然向敵人展開猛烈攻擊，首先截斷敵向西逃跑的退路，然后由東、南、北三方面向敵展開猛攻。經過一晝夜激戰，全殲敵78師的1個旅又2個團。同時，紅28軍在鹽池、定邊方向擊潰胡宗南另一路進攻的部隊。胡宗南的其余部隊倉皇向西撤退。 山城堡戰斗結束后，朱德、張國燾率領紅軍總部，于12月初到達陝北革命根据地的保安，和党中央會合。 12月7日，中央軍委作了調整：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國燾、彭德怀、任弼時、賀龍、徐向前、劉伯承、葉劍英、陳毅等23人為中央軍委委員，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國燾、彭德怀、任弼時、賀龍等為中央軍委主席團成員，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張國燾為副主席。朱德為紅軍總司令，張國燾為總政委。 徐向前、陳昌浩率領紅四方面軍之第三十軍、五軍、九軍于10月底在靖遠以南40里處的河抱口渡過黃河，執行“打通國際路線”爭取蘇聯援助的戰略任務。3個軍共2．2万人渡過黃河后，孤軍進入甘肅的河西走廊，同馬步芳、馬步青的3万正規軍和10万民團作戰。 11月11日，中央命令進入河西走廊的紅軍為西路軍，成立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以陳昌浩、徐向前、曾傳六、李特、熊國炳、楊克明、王樹聲、李先念、陳海松、鄭義齋、李卓然等人為委員，陳昌浩為主席，徐向前為副主席。中央的意圖是從新疆方向打通國際路線，爭取得到蘇聯的物資援助。 11月下旬初，紅軍西路軍已控制河西走廊的中間地帶。不料，9軍在古浪遭敵包圍，一仗下來，兵力損失2000余人。此時陳昌浩同徐向前發生嚴重的意見分歧。徐向前認為西路軍与敵人決戰是不利的。陳昌浩說： “馬家軍基本上已被我們擊潰，形勢大好。” 陳昌浩找人談話，准備對徐向前的“右傾路線”開展斗爭。因多數人不同意而作罷。 1937年初，西路紅軍挺進到高台、臨澤地區。中央指示西路軍留在高台、臨澤地區建立根据地。敵馬家軍向紅軍發起猛烈進攻。1月12日，紅5軍軍長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楊克明等3000余人在保衛高台縣城的戰斗中壯烈犧牲。 馬家軍攻克高台后，掉頭轉攻臨澤。紅軍1．4万人全部集中在臨澤的倪家營子地區43個屯庄里。2月1日，馬步芳投入7万人的兵力，圍攻倪家營子。紅軍以寡敵眾，与敵展開為期40天的大血戰。3月13日，紅軍西路軍僅剩下3000余人，邊打邊撤，進入康隆寺地區。敵追兵又至，經過一場血戰，西路軍向祁連山敗走。 西路軍決定，現有部隊分散游擊，由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傳六、王樹聲、程世才、黃超、熊國炳組成西路軍委員會，由李先念負責軍事，李卓然負責政治。西路軍分兩路行動，一路由王樹聲、畢占云率領，由康隆寺向北依托祁連山打游擊；另一路由李先念率領，從康隆寺向南深入祁連山區；徐向前、陳昌浩脫离部隊，回陝北向中央匯報情況。 3月的祁連山依然是冰封雪蓋，部隊分散活動后，由王樹聲、畢占云率領的一路紅軍，因力寡而不支，大部壯烈犧牲，不少人被俘，9軍軍長孫玉清在甘州南山落入敵手，余下的人員分散返回陝北。由李先念率領的另一路紅軍，在青海巡堡以北的分水岭上，意外地收到中央電台的呼號，得到了“設法進入新疆”的指令和陳云將前往迎接的通報。 徐向前和陳昌浩在返回陝北的路上，途經大馬營附近的一個村庄，投宿在一個漢人家里，主人是個湖北籍醫生，和陳昌浩算是老鄉。因那里仍是是非之地，第二天早晨，徐向前催陳昌浩快走，陳昌浩說他拉肚子，感到身体不行，執意要在那里休息几天。徐向前見他不肯走，只得獨自一人匆匆上路。 徐向前在奔赴延安的路上，不敢接近他人。時而曉行夜宿，時而夜間赶路，時而宿在群眾家里，時而露宿戈壁灘中，寢無正時，食無正點。在永昌至涼州途中，他意外地遇到特務營外號叫“曹大頭”的曹營長。兩人相見，猶如親人相逢。曹大頭說：“總指揮，可要小心啊！敵人有抓你的布告，抓住有賞。” 徐向前淡然一笑：“放心吧，天下還是咱們的。” 他倆過了黃河，到了打拉池。徐向前用一個金鎦子換了長袍和棉襖，倆人脫下白楂羊皮襖，一個打扮像商人，一個像伙計。倆人晝夜兼程，翻六盤山，4月下旬的一天，在一個小屯上遇上紅四軍參謀長耿飆帶領的偵察分隊，而后返回延安。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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