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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鋒受毛澤東派遣去西安，他化裝成鞋舖的討帳先生，頭戴一頂氈帽，身穿一件陰丹士林布長袍，腰系藍色布帶，背著褡褳，一頭裝著算盤，一頭裝著帳本，當走到長武縣北鄉楊公鎮附近，被地方民團的兩個便衣攔路搜查，把藏在長袍夾縫里的信搜出，他們看到信封上寫的是楊虎城，立刻膛目結舌。 汪鋒便呵斥道：“是誰派你們來隨意搜查行人的！” “長官息怒，我們是奉縣長党伯弧之命！”兩個便衣一邊回答，一連點頭哈腰。 党伯弧早年曾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并受汪鋒領導，后來參加了十七路軍，深受楊虎城信任。從長武到西安300多里，敵人的關卡、密探很多。汪鋒心想，何不請党伯弧設法把自己護送到西安，遂令便衣帶他去見党伯弧。 党伯弧挑選了一名親信帶領4個兵，乘汽車把汪鋒護送到西安。 汪鋒在西安住了一個多月，同楊虎城長談3次。是時南漢宸從天津派王世英來西安，帶著南漢宸的6項建議同楊虎城會面。汪鋒、王世英同楊虎城達成了互不侵犯、互派代表、設立電台互通情報等協議。 不久，中國共產党從共產國際選派与楊虎城有家世淵源的王炳南回國，進駐西安專門做楊虎城的工作。王炳南的父親王寶珊是陝西辛亥革命的領導者之一，自靖國軍起，一直是楊的高級參議，与楊私交甚厚。 毛澤東又派他的秘書張文彬作為紅軍代表常駐西安，楊虎城委以他十七路軍總指揮部政治處主任秘書的公開職務作為掩護。 張學良、楊虎城各自秘密地溝通了同紅軍和共產党的關系。但由于蔣介石在西安派有特務秘密監視張、楊，蔣派他的侍從室主任晏道剛到西安任“西北剿總”參謀長，蔣又派他的最得意的開門大弟子、黃埔軍校第1期學生、黃埔系的“十三太保”之第一太保曾擴情任“西北剿總”政訓處長；國民党陝西省党部的特務直接向蔣介石密報情報，在東北軍和十七路軍中，也有蔣氏特務。張、楊兩人雖然都分別同紅軍簽訂了協定，但彼此都隱瞞著，他們相互之間都還存有戒心，深怕張揚出去獲個“通匪”罪名，盡管這樣，彼此間已分明看出，張學良便派東北老鄉高崇民到十七路軍做聯絡工作。高在東北軍中雖然沒有擔任什么職務，但張學良非常尊敬他，他來往張、楊兩將軍之間，楊虎城對他也很賞識。張、楊之間開始疏通關系。 一天，張學良對王以哲說：“我覺得楊虎城不會出賣朋友，干脆和他把話挑明，反正這一步遲早都得走。” 王以哲以贊成的口气回答說：“從某些跡象看，楊主任（楊兼任西安綏署主任）很可能和中共早就聯系上了，這層窗戶紙，以敝人之見早該挑破，多個伙伴也多條路嘛。” “好，就這樣決定，請楊虎城到洛川去談吧，西安城內蔣介石的耳目太多。”張學良請高崇民同楊虎城一起去洛川。 張學良為了避開蔣介石安插在西安的特務机關的注意，特意在“西北剿總”會議上宣布，成立“洛川前方指揮所”，便于他以“督剿”為名去洛川活動。 張學良和楊虎城在洛川都談了心里話，他們決定：同共產党攜起手來，聯合抗日，共赴國難；對于蔣介石，采用剛柔相濟，軟硬兼施，逼蔣抗日。 至此，東北軍、西北軍和中國紅軍已形成了三位一体，聯合抗日。中共中央派遣紅軍參謀長葉劍英作為紅軍正式代表常駐西安，協助張學良和楊虎城整訓部隊，進行抗日的准備工作。同時還派遣彭雪楓、朱理治等40多名干部進入西安，進一步開展對東北軍的工作。 周恩來先后給蔣介石、陳果夫和陳立夫寫信，規勸他們改變“清党剿共”政策。他在致蔣介石的信中說：“自先生揭櫫反共以來，為正義与先生抗爭者，倏已十年，先生亦以清党剿共勞瘁有加，然勞瘁之代价所付几何？日本大盜攫去我半壁河山，今日登堂入室，民族浩劫，高壓于四万万人之身矣……共產党与紅軍則亟望先生從過去之誤國政策抽身而出，進入于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域，愿先生變為民族英雄，而不愿先生為民族罪人。” 毛澤東先后分別寫信給宋慶齡、宋子文、蔡元培、馮玉祥、傅作義、宋元哲、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章乃器、陶行知、沈鈞儒、鄒韜奮等各方人士，說明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為促進抗日戰線工作，中共中央在上海設立辦事處，命潘漢年為主任，馮雪峰為副主任。 1936年12月1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暨紅軍主要將領彭德怀、賀龍、劉伯承、徐向前、葉劍英等致書蔣介石，曉以利害得失，促其走上合作抗日的道路，說： “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擇一，徘徊歧途，將國為之毀，身為之奴，失通國之人心，遭千秋之辱罵，吾人誠不愿見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稱曰，亡中國者非他人，蔣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視先生為能及時改過救國救民之豪杰。語曰，過則勿憚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從，愿先生熟察之。” 蔣介石在和平解決“兩廣事變”后，便躊躇滿志，他說： “紅軍不答應改編，我想還是送他們到外蒙去吧！” 蔣介石將其嫡系与精銳部隊260個團，約計30万余人，調往平漢線漢口到鄭州段和隴海線鄭州到靈寶線上。如果張學良的東北軍、楊虎城的西北軍“剿共”不力，既行入陝，圍殲紅軍。 蔣介石置國內抗日輿論于不顧，以“危害民國”為名，在上海逮捕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領袖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時、史良，造成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宋慶齡針對蔣介石倒行逆施，和何香凝、胡愈之等領導和發起了名震中外的“救國入獄”運動。馮玉祥、于右任等也在南京發起征集10万人簽名營救“七君子”運動。國際上名流學者，如時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世界著名科學家愛因斯坦，以及美國著名哲學家杜威等，致電南京國民政府要求釋放“七君子”。蔣介石迫于國內外的輿論，不得不將“七君子”釋放。 蔣介石厲行他的“匪未肅清絕對不言抗日”的罪惡主張，決心繼續“剿共”內戰。他認為調集30万大軍和100架戰斗轟炸机，并在必要時不惜使用毒气彈，就可以在兩三個月內，將“匪共殘余大部分殲滅在陝北地區，小部分可能渡過黃河，到達蒙古沙漠地區”。那時他將以重兵控制黃河，對“匪共殘余”相机行事，或予圍殲，或予收編，收編數額最多不能超過5000人。 1936年10月22日，蔣介石偕宋美齡由南京飛抵西安，親自“督剿共匪”。他准備向張、楊宣布他的“剿共”計划，強迫他們執行。如果他們不服從他的命令，他決定第一步將他們調离西北，免為“剿共”的肘腋之患，然后再找机會解決他們。蔣認為解決張、楊易如反掌。 蔣氏狡詐多端、詭計十足，他帶著滿身的殺气來西安，但初到西安卻裝著若無其事，要張學良、楊虎城和邵力子等陪同他攀登華山，遨游終南，表現出一副閒情逸致的樣子。在游山賞景之中，蔣問張學良近來看什么書，張回答看看唯物辯證法和政治經濟學。蔣正顏厲色說： “我在十几年前，看了不少這類書，都是俄國人寫的，不适合中國的國情，你看了會中毒的，以后不許你看這些書！要好好地讀《大學》和《曾文正公全集》，把這些書讀通了，將一生受用不盡。” 蔣介石又說：“漢卿，最近兩三個月，告你狀的可不少啊！” “學良才疏學淺，擔當重任，還望委員長多栽培和指導才是。”張學良有些惶恐地回道。 “漢卿，我對你是很了解的，你盡管放心，我把西北已經交付給你，就是相信你，誰說什么我都不听。誰有意見，都只能向你提出，我不管。”蔣介石大大落落地說。 蔣介石、宋美齡下榻在距西安30公里的華清池。華清池位于臨潼縣風景秀麗的驪山腳下，相傳西周末期周幽王在那里修建驪宮，到唐玄宗天寶六年，又大興土木，圍繞4個泉眼修湯井為池，環山列宮殿，宮周筑羅城，改名“華清宮”，因宮在溫泉之上，又名“華清池”。邵力子擔任陝西省主席后，見華清池年久失修，日趨頹衰，便籌款修茸。蔣介石光臨，辟為臨時行宮，驪山上下，華清池內外，崗哨林立，戒備森嚴。 蔣介石夫婦的辦公室和宿舍安排在荷花池上面的一排老式的五開間式房屋。站在庭院坪上可以觀覽臨潼縣城，遠眺廣袤的關中平原，俯瞰華清池，池中遍植荷花，出水芙蓉亭亭玉立，陣陣清香彌漫四野，令人心曠神怡。 蔣介石游山玩水之后，便在五間廳的會議室內召開軍事會議。蔣身穿軍裝，胸前斜挎著武裝帶，腳登擦得珵亮的長筒馬靴，一反連日來游山玩水時表現出的那种溫文爾雅姿態，顯得威風凜凜，透出几分殺气。 到會的除張學良、楊虎城、晏道剛之外，還有東北軍、十七路軍的部分軍、師長。蔣介石走進會議室，威嚴地掃了站立著的將領們一眼，快步來到懸挂著他的巨幅照片的主席台邊就位，并招呼大家坐下。他板著面孔說： “我這次來西安之意，一言以蔽之：圍剿共匪！南方之共匪經國軍多次圍殲，傷亡慘重，僥幸漏网的殘匪長途跋涉，現已流竄到陝甘邊境，我們要乘共匪立足未穩之良机，集中兵力進行圍剿，以絕后患。東北軍開到陝西剿匪，為時一年，戰果甚微，赤患不僅沒有根除，反有向河東、關中蔓延之勢。我這次來陝，一方面想了解進展遲緩的原因，另方面是部署新的圍殲，決定調集30万兵力，配備100架戰斗机，力爭在二三個月內，把共匪聚殲于陝甘邊境。現在，你們先談談各自的意見。” 蔣介石話音剛落，張學良便站起來說：“我向委員長再次請求，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接受中共建議，共商抗日大計。這不僅是我個人的請求，也是東北軍全体將士的愿望和要求，請委員長明察！” 蔣介石滿臉怒气地問坐在左首的楊虎城：“虎城，你的意見呢？” “是的，我也有同感。十七路軍全体官兵抗日情緒十分高漲，而‘剿共’卻士气低落頗值得憂慮。”楊虎城委婉地回答。 蔣介石大怒：“你們都中了共產党的魔術了！兵隨將走，什么剿共士气低落，士兵還不是听你們的，當統帥的不動搖，當兵的會動搖嗎？” 性格直爽的張學良紅著臉爭辯說：“打內戰是指揮不靈了，要是打日本，東北軍還是勇猛善戰的，可以一呼百應，指哪打哪！” “在未殺盡紅軍、捉盡共匪之前，決不准輕言抗日，‘攘外必先安內’是既定國策！你們絕不可被共匪盅惑，要堅定信心。明天我去王曲軍官訓練團訓話，我相信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的官兵深明大義，會服從党國的利益的！” 10月27日上午，蔣介石身著陸海空大元帥藍呢軍禮服，帽子前沿豎著五六寸長的白旄，腰懸三四尺長的指揮刀，手帶白手套，由張學良、楊虎城、邵力子陪同，在軍樂隊的伴奏下，走上主席台，對校級以上軍官訓話： “革命軍人要明禮義，知廉恥，要孝順父母，為國盡忠，服從長官，這是革命軍人的本份。我們最近的敵人是共產党，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們很遠，為害尚緩。如果遠近不分，緩急不辨，不積极剿共，而輕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本末倒置，蓄奸養賊，便不是革命，這樣的軍官，党國是要嚴厲制裁的。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當前任務，第一是剿共，第二也是剿共，第三還是剿共。剿共是你們唯一的、光榮的任務！ ……” 蔣介石言詞滔滔，台下卻議論紛紛，秩序大亂，一片嘩然。蔣見勢頭不妙，講話便草草收場，陰沉著臉，誰也不理睬，匆匆穿過人群，直奔汽車。張學良留他吃飯，蔣面帶怒容地回答說：“不吃，不吃，現在就走。” 蔣走后，眾人議論紛紛，這個說：“蔣簡直是胡說八道！”那個講：“作為領袖，國難當頭，不講抗戰，只講打內戰，安的是什么心喲！”還有人說：“他的所做所為与賣國賊沒有兩樣！” 蔣氏特務貼出“安內攘外”的標語，有人將其涂改為“按內讓外”，以示諷刺。 王曲軍官訓練團是張、楊准備抗日，培訓軍事干部的場所。蔣在那里大放厥詞，激起軍官們极大憤慨，張學良為了息事宁人，對受訓軍官們說： “蔣的講話，主要是對我說的，不是對你們，希望你們安下心來，我們應當有最大的忍耐和克制，小不忍則亂大謀。” 10月29日，蔣介石以“避壽”為名，去洛陽西宮軍校住了一個多月。他在那里加緊“剿共”部署，調兵遣將，內定蔣鼎文為西北“剿匪”前敵總司令，衛立煌、朱紹良、陳繼承等人是各路軍總指揮；他下令在西安、蘭州擴建飛机場，容納100架轟炸机，供戰時使用。 張學良思忖：原以為憑自己与蔣多年深厚交誼，能夠說服蔣停止“剿共”，共同抗日，結果竟如此冷酷，他深感失望、憤懣。還有什么辦法去說服委員長呢？他想起10月31日是蔣介石50大壽的慶典，何不趁此良机，邀請太原綏靖公署主任閻錫山一起去洛陽向蔣介石進言。想到這里，遂吩咐秘書給太原發報，請閻錫山先到西安，然后同去洛陽給蔣委員長祝壽。 張學良曾在1936年4月29日去太原，向閻錫山介紹了他同周恩來在延安會面的情況，建議閻錫山以積极姿態与共產党聯絡，爭取合作，閻表示同意。5月27日，張學良偕楊虎城再次赴太原，与閻具体商談聯共抗日計划。中共中央也托人向閻錫山表達聯合抗日之意。閻錫山審時度勢，下決心与共產党談判，請中共派代表來太原會談，中共中央便派彭雪楓、周小舟去山西，他們說明了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閻錫山表示：要救中國，除照共產党的辦法，再沒有第二個辦法。 9月初，閻錫山派郭挺一去北平，邀請中共中央北方局的薄一波去太原“共策保晉大業”，以此表示他同共產党和解的誠意。薄一波隨即入晉，他首先向閻錫山提出停止迫害共產党人的要求，經過多次會談，終于使王若飛等一批被囚禁的著名共產党人獲釋。薄一波等一批共產党員進入由“暑期健身團”改建的“軍政訓練班”任職：薄為政訓處組織科長，宋劭文為宣傳科長，劉岱峰為訓練科長兼主任干事，楊獻珍為研究室主任。薄一波、宋劭文等還擔任了山西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群眾組織——犧牲救國同盟會委員。該同盟會在數月內發展會員100万。中共中央北方局決定由薄一波、楊獻珍等組成“中共山西省公開工作委員會”。委員會同閻錫山多次談判，達成3項協議：（1）取消山西以反共為宗旨的反動組織；（2）取消對陝北蘇區的封鎖；（3）組織抗日的民眾團体，發動民眾開展抗日運動。 張學良給閻錫山發去邀請一同赴洛陽的電報，閻錫山欣然同意。張學良的專机第二天就把閻錫山接到西安。張學良、閻錫山、楊虎城徹夜長談，約定利用去祝壽之机勸諫蔣介石。 張、閻同車赴洛陽，張學良因有閻錫山的同情和支持，情緒甚為興奮，一路談笑風生。 10月31日上午，洛陽西宮軍校內張燈結彩，鑼鼓齊鳴。祝壽典禮在軍校廣寒宮禮堂舉行，禮堂內布置得五彩繽紛，富麗堂皇。蔣介石和宋美齡在鞭炮聲中走上主席台。台下前几排坐著各地軍政大員，后面是洛陽軍分校學員。蔣介石夫婦在台上喜气洋洋地頻頻向台下招手，全場起立鼓掌，气氛頗為熱烈。 祝壽典禮開始后，先由國民党中央党部的特派代表致祝辭，盛稱蔣介石統一全國，消除赤患的“丰功偉績”，以及對党國的偉大貢獻。蔣介石正襟危坐，不時左顧右盼，沉穩中顯露出得意的樣子。 特派代表致辭后，各地軍政大員相繼登台為蔣氏歌功頌德，獻媚一番，最后由蔣介石致答辭。 祝壽典禮完畢后，張學良、閻錫山走進蔣介石的小客廳。蔣介石朝兩位呶呶嘴，示意他們坐下，他自己也在對面的沙發上坐下，面朝閻錫山問道： “百川，近來河防怎樣，共匪還經常過河襲晉西嗎？” 閻錫山赶快回說：“共軍撤回黃河西岸以后，目前河防倒還平靜。” 老謀深算的閻錫山瞟了張學良一眼，話鋒一轉，道：“今天，委員長五秩華誕，洛陽冠蓋云集，頗有‘八方風雨會中州’之盛啊！” 蔣介石哈哈大笑：“全憑大家，全憑大家。……” 張學良便接過話題說：“現在國難當頭，民生凋敝，老百姓愿捐資熱忱支援抗日，擁戴您領導國軍收复失地，把日寇赶出中國去。” 蔣介石正色道：“抗日，又是抗日！我給你說過多少攘外必先安內的道理，共產党就在你們身邊，而日本遠在千里之外，我們必須先消滅眼前的敵人，免除后顧之憂，然后再去解決遠處的敵人。你怎么置党國利益于不顧，把剿共放到一邊呢？共匪已成強弩之末，只要大家努力，短期內不難徹底消滅，永絕后患。” “消滅共匪，談何容易！我和共軍作戰一年了，不但沒有消滅，反而被人家吃掉了3個師。”張學良不以為然地說。 “那是你三心二意，意志不堅！更應由此吸取教訓。”蔣介石聲色俱厲。 張學良爭辯說：“廣大官兵的家鄉淪入敵手，不圖收复，卻叫我們到西北來剿共，你叫我們的意志怎么堅決起來？而共產党卻提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停止內戰，團結抗日，打回東北老家去！我們的官兵听了怎能不動心！8年來我跟隨委員長，愛護之心始終如一，希望委員長能采納忠言，千秋万世留下美名。否則，即使我本人愿效忠到底，部下也不肯听命。……” “一派胡言，不要再說了！”蔣介石不愿再听下去，轉過臉問閻錫山：“百川，你說大敵當前，哪個是我們真正的敵人？” 閻錫山道：“這個問題嘛，依我看應該是日本鬼子。委員長，漢卿講的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實行全民族的抗日，是輿論所歸，人心所向，我以為是很有道理的，這也是當今中國的唯一出路。” 蔣介石拍案而起：“我現在只要你們回答一句話，到底是我服從你們呢？還是你們應該服從我？” 閻錫山為緩和緊張气氛，連忙陪著笑說：“委員長是最高統帥，我們當然應該听委員長的。” “既然如此，那我告訴你們，在殺盡紅軍、捉盡共匪之前，我決不談抗日之事。你們若是非要堅持，那就等我死了之后，再去抗日好了！”蔣介石說罷拂袖而去。 次日，蔣介石在洛陽軍校紀念周上，有所指地罵道：“共產党不要祖國，不要祖宗，主張停止剿共的人，也不要祖國，不要祖宗。共產党是大漢奸，是要亡中國的，這种敵人不打，還侈談什么抗日？當面的敵人不打，偏要打遠處的敵人，這种軍隊有什么用處？勾結日本者，是漢奸；勾結共產党者亦是漢奸，……” 張學良坐在前排，心情极為沮喪。蔣訓話完畢，張學良回到住所，吩咐隨行副官：“收拾東西，回西安！” 11月17日，蔣介石飛往太原，同閻錫山和綏遠省主席、35軍軍長傅作義談話，命令他們迅速結束綏東抗日戰爭，以免影響“剿共”決策。爾后蔣又派陳誠到綏遠前線，監督和制止綏遠軍民的抗戰活動，并指示傅作義迅速抽出手來，准備“剿共”。由于蔣介石的三令五申，綏遠抗戰就不了了之。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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