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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底5月初，中共中央召集在廣州的党、團負責干部，舉行工作會議，討論党對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方針，以及對國民党的態度問題時。陳獨秀、張國燾、張太雷、林伯渠、譚平山等20多人參加了會議，少共國際代表達林也參加了會議。 會上，陳獨秀報告了勞動和青年兩個大會的重要意義和國共關系問題。在討論党對孫中山同陳炯明的矛盾的態度問題時，引起熱烈的爭論，林伯渠主張支持孫中山。林伯渠是當時兼有國民党和共產党党籍的人，1919年10月他協助孫中山把中華革命党改組為中國國民党。1921年1月，他經好友李大釗、陳獨秀介紹，加入了上海共產党發起組。加入共產党后，仍協助孫中山工作，因此，他對孫中山比較了解和信任，認為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北伐主張都是值得欽佩的，國共合作應以与孫中山先生合作為中心。 譚平山等人在陳炯明的廣東省政府任職，要求支持陳炯明。他們贊揚陳炯明“同情社會主義”，認為孫、陳不和，是由于陳受到孫先生左右人的排擠。 陳獨秀在作結論時，主張党應与國民党所有革命分子合作，國民党內部既有斗爭，我們現在應先觀察清楚，再作決定。會議接受了陳獨秀的意見。 會議提出共產党加入國民党的問題，并進行了長時間的爭論。達林發言要求共產党整体加入國民党，結成反帝民族革命統一戰線。張太雷等也認為，在反帝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与小資產階級結成廣泛的統一戰線是必要的。張國燾此時思想有些變化，反對和小資產階級聯合。陳獨秀動搖不定，但在長時間的討論以后，他認識到了統一戰線的必要性。大多數人同意了統一戰線的策略，但沒有通過決議，會議決定會后繼續討論。 會議之后党積极制定民主革命的綱領，陳獨秀受党的委托，起草了《中國共產党對時局的主張》，經中央批准，發表在《先驅》上。 1922年7月16日到23日，中國共產党在上海召開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代表大會的代表，不是民主選舉產生，而是由中共中央局提名或協商确定。中央局提出請李大釗出席會議，李大釗因北大校務繁忙，委托鄧中夏和高君宇出席。“二大”代表計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蔡和森、向警予、高君宇、項英、鄧中夏、張太雷、王盡美、鄧恩銘、施存統等12人，代表著全國195名党員。 “二大”正式制定了党的民主革命綱領，并通過了陳獨秀起草的《中國共產党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宣言》分析了國際國內政治形勢，闡明了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和動力；制定了党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為了實現党的最低綱領，“二大”通過了《關于民主的聯合戰線決議案》，決議規定：“共產党應該出來聯合全國革新党派，組織民主的聯合戰線，以掃清封建軍閥推翻帝國主義壓迫，建立真正民主政治的獨立國家為職志。”并提出邀請國民党及社會主義青年團在适當地點開一次代表會議，會商建立聯合戰線問題。 “二大”雖然贊成与國民党建立聯合戰線，但關于聯合的方式，仍然堅持兩党平行聯合，不同意共產党加入國民党。而孫中山不同意兩党平行聯合，因此，國共合作問題沒有真正解決。 “二大”剛剛閉幕，上海法租界當局又逮捕了陳獨秀。這次逮捕陳獨秀，与“二大”會議有一定的關系。雖然“二大”接受了“一大”開會期間法國巡捕闖進會場搜查的教訓，多次改變會議地點，并少開大會，多開小組會議，敵人暗探沒能摸清底細，“二大”會議便已結束。但敵人暗探楊某利用造謠中傷手法，說陳獨秀得了俄羅斯的巨款，向陳獨秀的朋友董、白二君示意要敲竹杠。陳獨秀十分貧困，無錢被敲，只好挺身就捕。 陳獨秀被捕事件，使進步團体极為憤慨。自治同志會、新中國會、共存社、改造同盟、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少年中國學會、非宗教大同盟、非基督教學生同盟、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等10個革新團体，聯合發表宣言，反對法國人的橫暴。蔡元培、李石曾亦聯名致電法領事，并面訪法公使，要求釋放陳獨秀。 8月18日下午，被關押10天的陳獨秀獲釋出獄。陳獨秀出獄不久，便隱蔽起來。 “二大”以后不久，馬林在莫斯科拿到共產國際的指示，准備從莫斯科返回上海時，蘇俄政府決定派著名的外交家、蘇俄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員越飛訪問中國，于是，馬林便同越飛一起返回中國，于8月21日到達北京。馬林立即從北京轉赴上海。 馬林從中共中央那里了解到“二大”通過的各項決定后，他批評聯合戰線是空洞的、不能實現的左傾思想。他說，孫中山不會贊成聯合戰線，只會要求中共党員參加進國民党里去；共產國際贊成共產党員加入國民党的辦法，這是實現聯合戰線的可行途徑。他提議中共中央不妨再召集一次會議。 此時，李大釗由北京到達上海，由于他和馬林沒有參加“二大”，現在馬林提出了不同意見，大家正好從長計議。因而中央決定在杭州西湖舉行一次中央特別會議。 8月29日，中央委員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蔡和森、高君宇，以及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翻譯張太雷7人，來到杭州西湖。中央特別會議在書記陳獨秀主持下開會。馬林提議共產党加入國民党組織，力言國民党不是一個資產階級政党，而是各階級聯合的党，無產階級應該加入去改進這一党，以推動革命。 5位中央委員一致反對馬林的提案，他們說，党內聯合乃混合了階級組織和牽制了我們的獨立政策。馬林沒有一個支持者，便提出中國党是否服從國際決議，用共產國際壓制中共中央。致使陳獨秀、李大釗等人表示：如果這是共產國際不可改變的決定，我們應當服從，至多只能申述我們不贊同的意見。于是作出決定，勸說全体党員加入國民党。 此時，孫中山因陳炯明叛變而离開廣州，住在上海。這次嚴重的失敗，使他陷入极大的苦悶和絕望之中。陳獨秀向上海的國民党總部負責人張繼表示：陳炯明現已背叛革命，共產党即与他斷絕關系，并一致聲討。共產党將不因孫先生受到暫時挫折而改變同他合作的立場，反而將更積极地反對一切支持陳炯明的反動言論和行動。對廣東方面個別党員支持陳炯明的錯誤態度，已在設法糾正。共產党向孫中山伸出友誼之手，熱情地鼓勵和支持他重新振作起來。孫中山深刻地總結了過去的經驗教訓，作出了偉大的轉變。 中共中央致函廣州支部負責人譚平山等，要求他們立即脫离与陳炯明的一切關系，轉而支持孫中山。但廣州一些共產党人，反對中央對陳炯明的政策，并擬离党而組織廣東共產党。中央再次去信對他們進行嚴厲指責，并嚴重警告陳公博、譚植棠2人，如不立即改變態度，將受到開除党籍的處分。負著廣州書記責任的譚平山，如仍优容放縱，將同樣受到嚴重處分。陳獨秀、李大釗的這3位學生，沒有完全執行他們的老師、中央領導人的提示，譚植棠終于被開除出党，陳公博在受到嚴重警告后，也退出共產党，譚平山則被撤銷了廣州党的負責人職務。 中央委員蔡和森在共產党的刊物《向導》周報上公開發表文章，指責陳炯明，他說：“民國九年，陳炯明在漳州的時候，曾在精神上和實際上贊助社會主義運動，并為民主革命努力。彼時社會主義者与之發生關系，是极應當并且是光明磊落的行為。故陳炯明和民主革命勢力回到廣東以后，社會主義者陳獨秀曾到廣州去辦教育，這也是极應當的，也是极光明磊落的行為。可是現在不但一切社會主義者不應与他合作，就是一切民主主義者和全國人民再沒有一個可与他合作的。” 孫中山在上海經常看《向導》周報，他對蔡和森的文章极感興趣，特別是對蔡和森不久前發表的《統一，借債，与國民党》一文，贊歎不已。他反复閱讀文章中的那段話： 為中國人民根本禍患的就是國際帝國主義与封建的舊勢力，30年以來的民國革命運動，就是由這兩种東西刺激起來的。所以國民党過去的生命在革命，今后的生命還是革命。為使這种革命運動貫徹成功，便要一面与民眾親切的結合，一面与蘇俄為不二的同盟，大著膽子明白的反抗以上兩种惡勢辦，使革命潮流一天一天高漲，革命行動一天一天丰富，勿以民眾力弱而与之疏隔，勿以善鄰勢微而不与接近，勿因一時之利害而忘遠大。 孫中山此時雖然不認識蔡和森，但他對共產党內有這樣出類拔萃的人才而興奮不已。 中共杭州西湖特別會議散會之后，李大釗同陳獨秀等立即回上海。孫中山曾通過林伯渠傳達他迫切希望會見李大釗這位共產党的大理論家，他說： “昔日大釗先生介紹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我相見，提出一是要一個能聯合各革命階級，尤其是工農大眾的政党，二是要有真正的革命武裝，要辦軍官學校，是非常中肯之見。我翻閱了不少時人的論著，尤其對大釗先生的政見頗感興趣，并迫切和他面談。” 現在中央已作出決定，要求共產党員加入國民党，李大釗會見孫中山的時机完全成熟，他們一回到上海，立即通知既是共產党員又是國民党員的林伯渠，安排李大釗同孫中山會面。 林伯渠接到指示后，戴著一副博士眼鏡走進孫中山的住宅，微笑著對他說道： “仲甫先生通知我，說守常先生來到上海。問您何時安排和他見面？” 孫中山激動地說：“你立即坐上我的轎車去把李先生請來。” 孫中山平時很少坐耶輛華僑贈送給他的黑色轎車。現在讓司机開車，請林伯渠一同去陳獨秀住所迎接李大釗。 李大釗在林伯渠的陪同下，驅車來到孫中山的住所。孫中山將李大釗迎進樓上的小會客廳，讓李大釗坐下，便說： “久聞守常先生大名，今日請你到寒舍來，就國事問題向您請教。” “先生乃革命元勳！你的功德已載入史冊，所倡導三民主義逐漸深入民心，既然承蒙先生的厚愛，我自當推心置腹。” 李大釗謙誠地回道。 “我為复興中華民國，奔波已有30余載，路途坎坷，險灘百座，至今未達目的。今天，很想听听大釗先生高見。” 李大釗簡單地分析了全國軍閥割据，祖國不能統一之后，旋即說： “中國禍亂的根本原因，在于帝國主義与封建軍閥。中國共產党提出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的革命主張。欲達革命胜利之目的，首先要建立一個有堅實群眾基礎的革命政党；其次在采取革命手段上，必須依靠真正的革命力量。” 孫中山深沉地說：“先生所見，洞若觀火，也擊中我的心病，快翔實地談談。” 李大釗直言道：“政党是執行革命任務的中堅力量，縱觀先生組建國民党的歷史，及其成分，不能充當此任！容我直言：在民國成立前，先生的党曾領導了辛亥革命，表現出一個向上發展時期革命党的朝气。但是由于這個党本身的弱點，當時也無法引導革命走向胜利。辛亥革命后，孫先生的革命事業一再受挫，而一批官僚、政客和軍閥混入了國民党，原來的党員也有發生蛻變的。不少人入党只是為做官發財，無視党紀，組織系統形同虛設，几乎是一盤散沙……” 李大釗侃侃而談，孫中山覺得不無道理，迫不及待地問：“守常先生對本党的弊病看得如此清楚，諒必也有醫治之良方？” 李大釗說：“孫先生的國民党必須經過徹底改造。沒有這個改造，國民党不僅不可能繼續在中國革命中發揮作用，而且本身也會因為內部的各种腐敗因素的膨脹而死亡。” “我未嘗不想迅速改變自己領導的党的這种狀況。早在1914年，我在日本東京就把國民党改組為中華革命党；1919年，我又將中華革命党改組為中國國民党，并公布了規約32條，還創辦了《建設》雜志，其目的都是想振奮本党的革命精神。可是直到現在，也沒有產生過效果。” “孫先生依靠的依然是國民党的那批舊人，作為革命的指導思想也不十分明确。今天革命事業中的客觀形勢，需要發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國民党要擔當革命任務，必須要加進新的血液。” 孫中山對這一新的提法，很感興趣：“何謂新的血液？” “就是無產階級的力量，國民党要同共產党建立聯合戰線。” 孫中山望著李大釗問：“聯合共產党？” “對，聯合共產党。”李大釗接著談了中共“二大”和杭州西湖特別會議關于建立國共聯合戰線的意見。 孫中山走過來，熱忱地握著李大釗的手說：“守常先生，我誠懇地希望您能夠在這方面幫助我，不瞞您說，國民党內像您這樣的人才，我一個也沒有發現。” “我是個教書的，承蒙孫先生器重，我愿以共產党人的立場，与孫先生合作，共同革命。”李大釗有些激動地說。 孫中山頓時非常高興，道：“好！守常先生，我現在以中國國民党總理的身分，邀請您加入本党。” “謝謝孫先生！不過，我已經是第三國際的一名共產党員了，党籍是不能脫掉的。” “這不打緊，您盡管一面作第三國際的党員，一面加入本党，幫助我來實現中國革命大業，我們攜手合作，并肩奮斗。” 李大釗嚴肅地說：“我感謝孫先生的信任，但不知加入國民党需要履行什么手續？” “手續簡單，由我主盟，你的同鄉張繼作介紹，填寫一張入党志愿書就行了！” “好吧。我同意加入先生的國民党，做一名跨党的國民党党員。” 于是，李大釗當即便加入了國民党。 陳獨秀、張太雷、蔡和森、張國燾、俞秀松等等也相繼加入國民党。 孫中山同李大釗、陳獨秀等常在一起，研究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討論振興國民党以振興中國之問題。他們有時連續數小時，暢談不厭，几乎忘食。 馬林也以蘇聯特使越飛的代表身份多次訪問孫中山，同他討論中蘇關系問題，并研究中蘇合作的具体方式。孫中山歡迎蘇聯對他的幫助，歡迎共產党人同他合作。 在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党的幫助下，孫中山不但積极采取聯合蘇俄的新步驟，而且也加快了同中國共產党人合作的步伐。 9月4日，孫中山召集了上海的各省國民党負責党員張繼等53人開會，陳獨秀、馬林等均應邀參加會議，座談如何改進國民党的問題，孫中山在會上解釋了聯俄聯共的政策，与會者一致贊成國民党的改組計划。 9月6日，孫中山指定丁惟芬、覃振、陳獨秀、陳樹人、茅祖權、張秋白、田桐、呂志伊、管鵬等9人組成“國民党改進方略”起草委員會，經過一個月的工作，起草委員會擬定了國民党的党綱和總章草案，經過孫中山修正定稿。 11月15日和12月16日，孫中山連續兩次召集有國民党各省代表和共產党人參加的會議，審議草擬的党綱、党章和由胡漢民、汪精衛起草的《國民党宣言》，于1923年元旦正式發表。 宣言發表的第二天，國民党總部又召集在滬党員大會，孫中山在會上發表了長篇講話，強調党的進行，當以宣傳為重。宣傳的結果，便是要召致許多好人來和本党做事。宣傳的效力，大抵比軍隊還大。俄國五六年來，革命成功，也就是宣傳得力，其力量不但及于國內，并且推及國外。 會議根据孫中山的要求，推荐了改進后的党中央干部人員，共產党人陳獨秀被委任為參議，林伯渠被委任為總務部副部長，張太雷擔任宣傳部干事。 陳獨秀正在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党之際，接到共產國際的通知，同劉仁靜等一起赴蘇俄，參加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11月8日到達莫斯科。會上，共產國際政治書記拉狄克發言，對中國共產党進行了頗為嚴厲的指責。他警告中國同志：“不要過高估計你們的力量”，要“走出孔夫子式的共產主義學者書齋，到群眾中去！”拉狄克的指責不符合實際，中國共產党一成立便十分注意工人運動。 拉狄克的發言代表共產國際。共產國際對中國的指導意見，來自在中國活動的馬林。馬林和越飛聯合起草了《我們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特別是在中國工作的有關問題》的提綱，由馬林帶往莫斯科向國際和蘇聯政府報告。他們提出，為了幫助中國實現統一，必須使中國最大的真正的政党國民党成為一個群眾性政党。蘇俄的幫助只能給予國民党。 蘇共理論家布哈林根据馬林和越飛的報告起草了《關于中國共產党与國民党的關系問題的訣議》。《決議》經共產國際執委會通過。布哈林起草的這個《決議》接受了馬林和越飛的大部分意見，但強調共產党必須保持自己政治上的獨立性，很不徹底地糾正了馬林、越飛等人的某些錯誤。 陳獨秀在共產國際“四大”閉幕之后，同翟秋白一起回國，1923年1月10日抵達北京，2月20日回到上海。 蘇俄代表越飛在北京，同上海的孫中山的代表，互相訪問和交換書信。孫中山曾派張繼去會見越飛。經過張繼的聯系，1923年1月17日，越飛從北京南下，來到上海，去莫利愛路29號孫中山的住宅，首次同孫中山會面，傾談頗久。此后，雙方經過几次會談，于1月26日聯名發表了著名的《孫文越飛宣言》： “越飛君此次在滬，曾与孫逸仙博士談數次，關于中俄關系各重要事件，意見一致，而以下列數端尤著： （一）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党主義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國，因中國并無可使此項共產主義或蘇維埃制度實施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感，且以為中國最重要最迫切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与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關于此項大事業，越飛君并向孫博士保證，中國當得到俄國國民最摯熱之同情，且可以俄國援助為依賴。 （二）為明了此等地位起見，孫逸仙博士要求越飛君再度切實聲明1920年9月27日俄國對中國通牒中所列之原則。越飛君當即重新确認此項原則，并向孫博士切實宣稱：俄國政府准備且愿意根据俄國拋棄帝政時代對華一切條約及強奪權利之基礎，另行開始中俄交涉。上述各條約中，包括關于中東鐵路之各項條約及協定在內（關于此路之管理，上述通牒中第7條曾特別敘述之）。 （三）因承認全部中東鐵路問題，只能于适當之中俄會議始克滿意解決，故孫逸仙博士以為就目前的實際情況，宜于該路之管理之上，覓一相當辦法，且与越飛君同意現行鐵路管理法，只能由中俄兩國政府不加成見，協商暫時改組。但不得損害兩方之真實權利及特別利益。同時，孫逸仙博士以為此點應与張作霖將軍商洽。 （四）越飛君向孫逸仙博士切實宣稱（孫博士對此層完全滿意）：俄國現政府決無亦從無欲在外蒙實施帝國主義政策，或使其脫离中國之意思与目的。孫博士因此以為俄國軍隊不必立時由外蒙撤退，緣為中國實際利益与必要計，中國北京政府庸弱無能，無力阻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對赤俄之陰謀与敵對行為之發生，而釀成一种較目下尤為嚴重之局面。 越飛君与孫博士以最為親摯与有禮之情形相別，彼將于离日本之際，重來中國南方訪問，然后赴北京。” 1月27日，越飛即以療養為名，乘輪渡日。隨后，孫中山派廖仲愷前往日本，与越飛繼續商討實現宣言的具体辦法。雙方在日本熱海進行了一個多月的會談，就蘇俄援助中國革命、創設軍官學校、建立革命軍隊以及改組國民党、實行國共合作等問題，詳細地交換了意見。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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