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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1月，京漢鐵路總工會籌備委員會草擬了總工會章程，并決定于2月1日在鄭州正式舉行京漢路總工會的成立大會。 京漢鐵路總工會的籌備會將開會的宗旨、地點均登載各報，并向京漢鐵路局局長趙繼賢呈文報告。趙是個詭計多端的政客，他表面上同意工人成立總工會，并給北段代表以免票乘車，南段代表挂專車的“优待”，又將1月18日的星期例假移到2月1日，以方便代表赴鄭州開會，暗地里他卻密電吳佩孚，要求禁止召開總工會成立大會。 吳佩孚此時始看清工人群眾的團結，并不只是為加薪及減短做工時間，而還有政治方面的目的，于是，他便拋棄其偽政策，驟然施展其凶殘毒辣的手段，禁止工人在鄭州集會。吳佩孚看到工人階級是國民革命的急先鋒，于是，他下令駐鄭州的第14師師長靳云鶚，對京漢鐵路總工會的成立大會，預為防范，設法制止。 鄭州警察局長黃殿辰于1月28日到總工會籌備會，聲稱奉吳佩孚命令，禁止在鄭州召開總工會成立大會。籌備會感到意外，說明召開成立大會，已經路局允許，軍事當局不應無故干涉。 1月30日，吳佩孚電召工人代表赴洛陽去見他。籌備會派楊德甫、李震瀛、凌楚藩、史文彬、李煥章5人前往洛陽交涉。他們當日赶到洛陽，吳佩孚避而不見。 次日，吳佩孚會見代表，狡猾地說道：“你們工人的事，我沒有不贊成的。你們想，什么事我不幫助你們！不過鄭州是個軍事區域，豈能開會？你們不開會不行么？你們改地方不行么？其實會個餐亦可開會，在屋子里亦可開會。我是宣言保護你們的！豈能和你們為難？這是你們的局長來的報告，我已經允許了他，我已經下了命令，要制止開會；我是軍官，豈有收回成命的道理？我以后保護你們的日子還多咧。你們說開會沒有什么，我亦知道；不過，你們若是非要開會不可，我可沒有辦法了……” 代表們提出，根据約法，人民有集會結社的自由；“保護勞工”的通電是吳的政治主張，不應出爾反爾；大會籌備已久，并經鐵路局局長同意，各地代表已齊集鄭州，大會勢在必開。 吳佩孚顧左右而言他，最后冷笑几聲，揚長而去。 入夜，身著戎裝的吳佩孚在官邸召見謀士白堅武。他嘴上兩撇八字胡修得整整齊齊，厚厚的下嘴唇微微顫動，背著手在室內緩緩踱步，听白堅武講述著各方情報。他突然收住步，擺出儒將的風度，不慌不忙地問： “罷工風潮，越鬧越大，京漢路成立總工會，乃是得寸進尺之舉，依你之見，如何是好？” 白堅武道：“必要時就開殺戒！” “好！只要我吳某人說句話，京漢鐵路就得變個樣！” 白堅武又道：“兵家之道，先禮后兵。只要能化干戈為玉帛，就不要輕開殺戒。這樣可以免得被孫大炮借此做文章。” “何為先禮？”吳佩孚詫异地問道。 “今夜，我差人進京，向李守常轉達大帥此意，并曉以利害。解鈴還是系鈴人，希望守常能出面斡旋，平息這次風潮。” “假如他執迷不悟，一意孤行呢？” “大帥就血染京漢線！” 白堅武派往北京的說客，帶上禮品去見李大釗，轉告白堅武的話：“希望京漢線上的工人不要成立總工會，否則，吳大帥就要武力解決。白堅武不愿發生軍人和工人沖突的不幸事件，他思之良久，無能為力，認為只有你才能避免這場流血事件！” 李大釗听完說客的話，站起身來，憤然地說：“請堅武轉告他的吳大帥，我李大釗沒有這樣的權利，請他們去問京漢線上的几万名工人吧！” 李大釗令說客帶回禮物，回去報告白堅武，不要做歷史的罪人。 此時來到鄭州的代表有京漢路代表65人，京奉、津浦、正太、京綏、隴海、粵漢等路來賓60余人，武漢工團聯合會、漢冶萍總工會、武漢電話工會等30余團体來賓130余人，北京、武漢各地男女學生及新聞界人士30余人，總計到會人數近300人。 31日晚，赴洛陽人員向云集在鄭州的代表們報告了与吳佩孚交涉經過。在討論對策時，有3种意見：楊德甫等人認為：成立大會的節目變少點，時間縮短點，早開早散，以便息事宁人；凌楚藩等人主張：不如改期開會，再派代表分別去請愿和交涉；項英等人認為：工人要組織工會，就是武裝自己，求得解放，是要付出相當代价的，吳佩孚那些人是壓迫我們的人，是我們解放的障礙，如果成立工會要他們批准，那只有不開了。因此，要堅持斗爭，如期開會，項英大聲疾呼： “誰說一個‘不’字，誰就是我們的敵人，我們就同他干！” 与會代表群情激昂，一致同意項英等人的意見，堅決主張向軍閥進行斗爭，當場議決次日在鄭州普樂園劇場如期召開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 2月1日清晨，駐鄭州第14師師長兼警備司令靳云鄂、鄭州警察局長黃殿辰，根据吳佩孚的電令，在鄭州城內外緊急戒嚴，鄭州城內沿街布置軍警，商店閉門，行人斷絕，如臨大敵。 代表和來賓們毫不畏懼，都說：“必須開會，不為武力所屈。”上午8時，各路各站工人代表和各鐵路各地區工團代表齊集五洲大旅館，整隊出發，隊伍以軍樂隊為前導，手持各地所贈賀匾、賀聯的青年工人隨行。代表手持紅旗，与來賓們在軍樂和口號聲中，順序前進，气魄雄偉。鄭州鐵路工人也向會場聚集。 隊伍行至會場不遠的錢塘里時，被軍警攔住，舉槍恐嚇，阻止前進。全体代表鵠立街心約2個小時，群情激憤，奮勇拚死沖破防線，蜂擁至會場，破門而入。會議主席宣布組織宗旨，遂群呼：“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万歲！”“勞動階級胜利万歲！” 會場周圍已被武裝軍警包圍。与會代表更加激昂，奏樂歡呼，聲震屋瓦。 黃殿辰赶到會場，限令大會于5分鐘內自行解散，否則以軍法從事。工人們紛紛怒斥，仍堅持開會。下午4時，宣布散會，代表們始沖出重圍。 當天下午，軍警們又包圍了代表及來賓所住各旅館，不許工人自由走動和交談。總工會在万年春飯館預訂的飯菜，不准開售。代表及來賓一時完全喪失自由，飲食不得。各團体所贈的匾額、禮物等，盡被摔毀，棄置道旁。總工會會所被重兵占駐，禁止工人出入，室內一切文件、計物，搗毀一空。工人問兵士何以如此強暴？兵士回道：“是奉大帥命令……。” 工人代表及來賓無不愿舍死擁護神圣之總工會，奮力爭奪獲而复失之自由，雖死亦無余恨。當日晚上，總工會召開秘密會議，決定發動全路總罷工，以抵抗軍閥的武力壓迫，并發布罷工決議說：“此次橫遭壓迫，不僅我京漢工人的奇恥大辱，實我勞動階級全体的奇恥大辱，我們為抗爭人格与自由起見，謹決于4日午刻宣布京漢全路總同盟罷工；……我們是為爭自由作戰，爭人權作戰，只有前進，決無后退。” 總工會決定移江岸辦公，并立即成立總罷工委員會，統一指揮罷工行動，推選總罷工委員會委員長楊德甫，副委員長凌楚藩、史文彬，總干事項英；鄭州罷工負責人高彬、姜海士，江岸罷工負責人林祥謙、曾玉良，長辛店罷工負責人吳汝銘、史文彬；傳達罷工命令負責人彭占元。 總工會為保證代表的安全，作出決定，各地代表從速离開鄭州。各地代表臨行時，無不憤恨軍閥官僚朋比為奸，他們說道：“京漢鐵路總工會能否健在，實全國工人共同問題，我們應討論幫助京漢總工會爭回人格及自由——此乃我們今后的重要使命。” 2月2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向全國各工團發出通電，號召全國工人本著階級斗爭之精神，切實援助。于是，震動全國的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 2月4日，遵照總工會規定的罷工時間；鄭州從上午9時起，江岸從10時起，長辛店從11時起，先后宣布罷工。京漢鐵路長達2000多里的所有客車、貨車、軍車、橋梁、工厂、道棚一律停止工作。 2月5日，鄭州的靳云鶚逮捕了鄭州分會的高彬、姜海士等5人，施以重刑，強迫他們下令复工。得到的回答是：“沒有總工會的命令，決不上工。” 吳佩孚從保定、琉璃河方面調集軍隊，包圍長辛店，沿路布滿崗哨，禁止工人走動。工人們仍冒險示威，并向軍隊散發傳單，向軍隊士兵說明：“兵士、警察和工人同是苦同胞，應該互相聯合互相幫助，不應該進行殘害。” 兵士們听了，均為之感動。 湖北督軍肖耀南和參謀長張厚生調集軍隊包圍江岸工會机關，威脅工會交出京漢路總工會和江岸分會負責人楊德甫、林祥謙、羅海澄、朱蘭田、張廉光等人，工人以強硬態度嚴詞拒絕。張厚生又調集軍隊占領車站机厂，在工人家中捕去火車司机2人，強迫開車。江岸分會聞訊，即派糾察團救援，約2000余工人，沖開軍警防線，將2工友奪回。肖耀南、張厚生又派軍警逮捕了糾察團的几名工人，揚言要把他們槍斃、斬首。數千名工人根本不怕威脅，堅決要求立即釋放被捕工人，几個被捕工人終于獲釋。 2月6日，因總工會沒有掌握電訊机關，斷絕了与各地分會的聯系，斗爭形勢開始對工人不利。趙繼賢在長辛店指揮全副武裝軍警挨戶搜查工人住宅，匿住在工人家中的分會委員和工人史文彬、洪尹福、吳汝銘、陳勵茂、吳珍、李玉、吳春雪、康定新、張寶和、高順田等11人被捕走。時值寒冬，被捕的11人，都被剝去衣履，送往旅部，准備次日天明解往保定。 靳云鶚在鄭州，將前一天捕去的高彬、姜海士等5人，押至鄭州車站，剝去上身衣服，綁在電杆上。天气寒冷，積雪半尺厚，軍閥企圖強迫高、姜等人屈服。但高、姜等人斗志昂揚，毫不動搖，高聲責罵。工人和居民，深受感動，淚落不止。 李大釗以南下講演為名，來到武漢，秘密地領導罷工斗爭。他与武漢党組織負責人陳潭秋以及江岸分會領導人施洋、林祥謙保持著密切的聯系。 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和京漢路總工會，于2月6日在江岸舉行盛大集會，有1万多人參加，武漢分部主任林育南、京漢鐵路總工會秘書李震瀛等人相繼發表演說，言詞感人，群眾紛紛高呼：“京漢鐵路總工會万歲！”“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万歲！”“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 會后，舉行了大規模的游行示威。 2月7日，吳佩孚對京漢鐵路工人開始血腥屠殺。 7日黎明，長辛店3000多名工人為了營救被捕的工友，在糾察隊長葛樹貴、副隊長郭連登的帶領下，扛著“要求釋放被捕工人”的大旗，奔赴第14混成旅旅部示威。工人們憤怒高呼：“還我們的工友！”“還我們的自由！” 第14混成旅旅長命令軍警向工人沖殺，一時彈如雨下，刀劍飛揚，并繼以馬隊踐踏。可怜數千工人，中彈者紛紛倒地。葛樹貴等5人當場犧牲，重傷30余人，被捕30余人。軍警屠殺工人以后，又闖進工人住宅進行搶劫。 在武漢，肖耀南命張厚生率領2營全副武裝的兵士，分3路包圍江岸總工會，并向守衛在總工會門前的數百名工人開槍射擊，糾察團副團長曾玉良等32人犧牲，傷者200余人，江岸分會委員、共產党員林祥謙等60余人被捕。反動軍隊在進行屠殺之后，又進行了瘋狂的搶劫。工人聚居的福建路一夜間連劫3次，官兵慘無人道地毆打、強奸工人的妻女，工人家中所有衣物被劫掠一空。 林祥謙等被捆綁在車站的電線杆上，張厚生強迫他下令复工。林祥謙威武不屈，嚴詞拒絕，張命劊子手先砍一刀，然后再問道：“上不上工？” 林祥謙抗聲回答：“不上！” 張又命砍一刀，怒聲喝道：“到底下不下命令上工？” 林忍痛大呼：“上工要總工會下令的！但今既是這樣，我們的頭可斷，工不可上的！” 張复命砍一刀，林鮮血濺地，暈了過去，醒來時，張獰笑道：“現在怎么樣？” 林祥謙切齒罵道：“現在還有什么話可說！可怜一個好好的中國，就斷送在你們這般混帳王八蛋的軍閥走狗手里！” 張大怒，立命梟首示眾。林祥謙慷慨就義。 當晚，肖耀南奉吳佩孚之命，非法逮捕了“二七”斗爭領導人之一、共產党員施洋。施是律師，1920年他在上海加入共產党，多年來積极參加工人運動，抨擊軍閥暴行，深得工人群眾信仰，被武漢工團聯合會聘為法律顧問。肖耀南加以“煽動工潮”的罪名，于2月15日晨6時，將施洋殺害于武昌。施洋就義前，軍法吏問他家庭方面的遺命，他說： “無產階級便是我的家庭。”身中3彈，猶引吭3呼“勞工万歲！” 吳佩孚下令逮捕在武漢的李大釗，當地党組織為了保證他的安全，把他轉移到較為隱蔽的旅館。 “二七”慘案后，党組織派人通知李大釗，要他盡快离開武漢，絕對不能落到軍閥的手里。李大釗剛剛离開旅館，10多名軍警乘坐警車嘶叫而來，結果捕了個空。 李大釗回到北京之后，于3月20日組織5000多人示威游行，在總統府前高呼：“懲辦禍首！”“為死難烈士复仇！” “實現民主自由！”等口號。 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在桂林同孫中山會談之后，又經廣州等地于1922年3月29日回到上海。馬林根据他對國民党的考察，從中國民主革命的前提出發，建議中共党員加入國民党，實行國共兩党的党內合作。陳獨秀等反對，在4月6日給維經斯基寫信說： 茲特啟者，馬林君建議中國共產党及社會主義青年團均加入國民党，余等則持反對之理由如左： （一）共產党与國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礎不同。 （二）國民党聯美國、聯張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產主義太不相容。 （三）國民党未曾發表党綱，在廣東以外之各省人民視之，仍是一爭權奪利之政党，共產党倘加入該党，則在社會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會），永無發展之机會。 （四）廣東實力派之陳炯明，名為國民党，實則反對孫逸仙派甚烈，我們倘加入國民党，立即受陳派之敵視，即在廣東亦不能活動。 （五）國民党孫逸仙派向來對于新加入之分子，絕對不能容納其意見及假以權柄。 （六）廣東、北京、上海、長沙、武昌各區同志對于加入國民党一事，均已開會議決絕對不贊成，在事實上亦無加入之可能。 第三國際倘議及此事，請先生代陳上列6條意見為荷。 馬林的建議被中共拒絕后，于4月24日离滬返回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執委會提交了一份書面報告。馬林在報告中敘述了他在中國南方考察的情況，認為國民党是個多階級聯盟的政党，起領導作用的是知識分子，其中一部分人自稱為社會主義者，孫中山就是其中之一。 馬林的報告顯然有許多不妥之處，完全忽視了國民党里還有軍閥和官僚這一重要事實，國民党是個成員复雜的松散團体，是個資產階級的政党，他過高地評价了國民党。 馬林對共產党提出了不切實的批評和要求，指斥共產党人不和罷工工人聯系，對中國政治生活說來沒有价值，甚至說中國共產党誕生得太早了，簡直不能把它稱為一個政党。 馬林向共產國際執委會提出中共党員到國民党中去進行政治活動。 馬林的意見得到了斯大林和季諾維也夫的同意，于是，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党作出指示。 在馬林對中國南方考察之際，中共收到共產國際遠東局關于選派代表參加會議的通知。中共中央立即分派包惠僧赴廣東、周佛海赴長江一帶、劉仁靜到北方各主要城市物色，選派代表赴會。 代表們分別從上海、北京、漢口、廣州、唐山等地秘密出發，經山海關、奉天、哈爾濱，由滿州里越過邊界，歷經艱險，到達伊爾庫茨克，在伊爾庫茨克聚齊后，乘專列到達莫斯科。 1922年元月21日，遠東各國共產党和民族革命團体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克里姆林宮斯維爾德洛夫大廳隆重開幕。來自朝鮮、中國、日本、外蒙古的代表共178人。中國代表團共39人，有中國共產党、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代表，也有國民党的代表、工人代表、學生和文化團体代表，婦女代表、以及城市小資產階級代表。中國共產党的代表是張國燾，國民党的代表張秋白、工人代表鄧培、婦女代表是黃碧魂。共產党的代表還有高君宇、王盡美、鄧恩銘、瞿秋白、林育南、任弼時、羅亦農、俞秀松、柯慶施、肖勁光等14人。大會貫徹了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的意見，明确指出中國和遠東各被壓迫民族當前的革命任務，是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民族民主革命，號召“全世界遠東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 列宁因病未能出席大會，但他在會議期間，接見了中國代表張國燾、張秋白、鄧培。在克里姆林宮列宁辦公處的會客室內，列宁親切地接見他們，在愉快的气氛中，張秋白請列宁對中國革命予以指教。列宁回答說，他對中國的情況知道得很少，只知道孫中山先生是中國的革命領袖，但也不了解孫先生在這些年來做了些什么，因此不能隨便表示意見。 列宁在談話一開始就注意到中國革命中的國共兩党的合作問題，他詢問張秋白： “中國國民党和中國共產党是否可以合作？” 張秋白回答：“一定可以很好地合作。” 列宁轉而以同樣的問題問張國燾，并希望張國燾告訴他一些有關中國的情形。張國燾表示：在中國民族和民主革命中，國共兩党應當密切合作，而且可以合作；在兩党合作的進程中可能發生若干困難，不過這些困難相信是可以克服的。 中國共產党當努力促進各反帝國主義的革命勢力的團結。 列宁頻頻點頭，表示滿意。告辭時，列宁緊緊握著鄧培的手，勉勵說： “鐵路工人運動是很重要的。在俄國革命中，鐵路工人起過重大作用；在未來的中國革命中，他們也一定會起同樣的或更重大的作用。” 張國燾回到上海后，向中共中央匯報，說明了大會确定的中國革命的反帝國主義性質，而帝國主義与中國的反動勢力是勾結在一起的，中國革命又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共中央欣然接納了共產國際的意見。中國人民長期地遭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具有光榮的反帝斗爭傳統，中國先進分子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以后，認識到帝國主義侵略成性的本質。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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