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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錕急于謀選總統，他計划推倒張閣，以其私党高凌霨組閣，以便進行大選，若黎元洪不允，則迫其退位。為此，1923年5月，津保派先發動倒閣，張紹曾內閣只好被迫辭職。6月8日，曹錕利用流氓組成的“公民團”，到天安門集會，要求黎元洪即日下台。接著，又唆使北京衛戍司令王怀慶組織軍警聯合會300人到黎元洪住宅索餉。馮玉祥也帶兵入京驅赶黎元洪。 黎元洪一向以暗弱著稱，這次卻表現得十分強硬。大抵人在經過一次憂患之后，再遇到同類困境，總要比前次膽大，以為事情不過如此。他致電曹、吳說：“本日又有軍官佐多人，麇集門外，复雇流氓走卒數百人，手執‘驅黎退位’等紙旗，圍守住宅。王、馮二使聯名辭職，慰留不獲。元洪何難一去以謝國人？弟念職權為法律所寄，不容輕棄。兩公畿輔長官，保定尤近在咫尺，坐視不語，恐百喙無以自解。應如何處置，仍盼即示！” 此電發出后，如石沉大海，而軍警、公民團仍包圍黎元洪住宅不散。黎元洪知大勢已去，無可戀棧，便同幕僚策划辭職赴津。此時，黎元洪又接到報告，謂王怀慶和馮玉祥下午2時將率兵到東厂胡同，強使總統下台，否則將發生莫大危險。黎元洪听罷，決定立即出京去天津。 6月13日13時20分，黎元洪身著青色西服，在新任陸軍總長金永炎、侍衛武官唐仲寅、秘書韓玉辰、熊少豪以及外國顧問福開森、辛博森等10余人的陪同下，由荷槍實彈的總統府親信衛隊保護，從東厂胡同坐自用汽車開往東車站。政界要人、社會名流顧維鈞、顏惠慶等人聞訊后赴車站，為黎送行。 曹錕得報黎元洪攜印去天津，即令直隸省長王承斌截留黎所乘專車，索取印信。王立即率天津警務處長楊以德等人，派出全副武裝軍警數千人，將黎的專車截攔在天津北站，將火車頭摘去，不准開行。黎元洪預定將火車開到天津東站，以便就近下車回宅邸。 王承斌登上黎元洪的專車，道：“總統既出京，印信已無用處，何以攜來天津？” 黎答：“印在在北京，并未攜來。” 王承斌不信，与之爭辯良久。黎元洪怒气沖沖地對王說： “看爾等將我怎么處置，我決不能將印信交給爾等。” 王承斌回敬道：“總統既不交印，請仍回北京！” 黎之長子紹基急忙赶赴北站探視其父，但被軍警阻止，不讓會見，黎元洪得此信息，一時憤极，欲舉槍自殺，而為其左右勸止。 黎元洪被逼無奈，乃据實說明總統印璽由秘書隨眷屬攜往北京法國醫院，并挂電話通知其夫人危文繡將印信交与國會。 曹錕的津保派爪牙將大小15顆總統印璽索回，又逼令黎元洪簽名發表辭職通電。 驅逐黎元洪后，曹錕要立即進行總統選舉。不料國會議員紛紛离京，選舉無法進行。津保派政客提出選舉曹錕為非常大總統，但直系大將吳佩孚不以為然，他提出先武力統一全國，后辦大選的意見。國會議長吳景濂為了要向曹錕表功，則主張“武戲文唱”，即既設法促成國會選舉總統，又不可操之過急。几經折衷磋商，采取3項措施。 （1）拉攏國民党和奉皖兩系，緩和緊張局勢。 （2）充實內閣陣容。 （3）設法吸引議員回京。 對于第1項，曹錕通過孫洪伊拉攏孫中山。孫中山不但不上鉤，反而歷舉直系軍閥進行軍事挑釁的一些事實。一些國民党大罵孫洪伊是曹党奸細，章太炎也勸孫中山不要接近這個腳踏兩邊船的政客。曾是洪憲帝制禍首的楊度，此時已傾向孫中山，向曹錕建議迎孫北上主政。曹錕一面放出“曹正孫副”的空气，進行和平試探，一面又和吳佩孚一道布置南征軍事。孫中山窺破了他的陰謀，通電否認“孫曹攜手”的謠言。 曹錕誘惑奉皖的陰謀，也未得逞。 對于第2項，津保派決定由高凌霨主持攝政內閣。這一做法雖然遭到不少人反對，但終于組織了個殘缺不全的內閣。 對于第3項，吳景濂建議推遲總統選舉，繼續召開憲法會議，以轉移目標，騙誘离京議員回京。曹錕急于要上台過總統的癮，對此大為不滿，經吳解釋，才同意。 吳景濂擺的“先憲后選”的迷魂陣，不少离京議員將信將疑，有的根本反對。為了加強欺騙作用，吳景濂慫恿曹錕致電國會，公開表示本人無意競選總統，只是支持國家根本大法的順利完成。他為曹錕擬好了一份電報，但曹錕拒絕簽發，經吳景濂一再解釋，并將“本人無意競選總統”一句，改為“私人權利，夙不敢爭”，曹才勉強同意。 吳景濂的另一“錦囊妙計”是用金錢收買議員。可是曹錕是個著名的吝嗇鬼，既要做大總統，又不肯自己破鈔，這筆款必須另籌。于是，津保派責成各省攤派，但也所籌無几。直隸省長王承斌想出了個“捉財神”的辦法；逮捕制造金丹、白丸的制毒犯百余人，選擇其中無力繳款的“小魚”數人槍決示威，令其余人等繳納數千到數万元予以釋放。又以“借軍餉”為名，通令170個縣，每縣籌借1万元到3万元。 籌足賄選經費后，曹錕便設立競選班子，在甘石橋設立議員俱樂部，為大選的机關，規定在京議員有出席費，每月有600元油水，而在滬議員每月只有300元。這种收買議員的政策卻有效果，回京的議員絡繹不絕。 曹的競選班子在討論大選問題時，規定每張票价5000元，但他們擔心付款后議員不投票；議員擔心投票后不付款。 王承斌最后提出解決辦法；在選舉前發給每票5000元的支票，選舉完成后即可持支票兌現。 9月中旬，保定傳下話來，“老帥”一定要在雙十節坐上總統交椅。總統選舉預備會召開，出席者431人，吳景濂指使眾議院秘書長鄭林皋冒簽為436人，會議才達到法定人數。 9月23日，在京議員已600余人，至此，大選問題人款兩足。此時，全國學聯、全國商聯、上海各省聯席會議，以及奉、皖和西南各省軍閥，先后通電反對直系賄選總統的丑劇。 10月1日，甘石橋大選机關發出支票573張，除普通票每張5000元外，還有1万元及1万元以上的特殊票。 直系公開賄選總統，銅臭熏天，通國皆知。眾議院議員邵瑞彭突然向北京地方檢察廳舉發高凌霨、吳景濂等行賄行為，并將行賄證据制版送交各報發表。直系在鐵證面前無可抵賴，而他們也就公然置之不理。邵瑞彭不得不往上海避難。 大選定在10月5日。4日晚，甘石橋大選机關通宵加班，門前停放汽車几百輛。 拆台派在六國飯店設机關，收買不投票的議員，最后每人8000元，共收買40人，終因財力不繼而失敗。在這40人中，還發現有人兩邊都拿了錢。 5日上午，北京軍警机關出動大批人馬，在北自西單牌樓、南到宣外大街，布置了森嚴的警戒線，并派保安隊往來逡巡。憲兵警察在象坊橋東西兩口夾道排隊，除議員及參觀人員外，任何人不准通過。無論國會議員和旁听人員，入場前必須搜身，女賓由女偵探搜查。 原規定10時開選，但到了11時40分簽到者不過400人，吳景濂急得團團轉，遂派出可靠議員分途去拉同鄉同党的議員，每人至少要拉一個回來。甘石橋派出汽車180輛，分途迎接議員到會，因此有些患病議員也被他們拉來。為了湊足人數，臨時決定凡不投票而肯來出席者，也一律發給5000元支票。一直到下午1時20分，簽到者有593人，才搖鈴開會投票，曹錕以480票當選。 10月10日，曹錕到北京就職。 曹錕當選總統后，在滬議員和各省聯席會議代表紛紛通電討伐賄選，孫中山下令通緝附逆議員，并電請奉皖軍閥段祺瑞、張作霖、盧永祥同時起兵討賊，盧永祥宣布与北京政府斷絕關系。各城市人民也紛紛舉行反曹示威游行。 中國共產党人建立中國共產党和共青團組織之后，一方面繼續宣傳馬克思主義，另一方面積极領導工人運動。為了全力開展工人運動，建立了全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先后擔任勞動組合書記部負責人的有張國燾、鄧中夏等人，在勞動組合書記處工作的還有包惠僧、李啟漢等人，机關設在上海。 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地方組織是分部。在北京設立的北方分部，負責人是羅章龍、王盡美等。北方分部向各條鐵路、重要厂礦和城市派遣了特派員；武漢分部的負責人是包惠僧、林育南、項英以及陳潭秋等。武漢分部的工作重點是京漢路的兩岸車站，先后派到那里的有項英、陳潭秋、包惠僧、林育南、施洋等；湖南分部的負責人是毛澤東，李立三、劉少奇也曾在湖南分部工作過，后到安源路礦領導工人罷工斗爭；廣東分部負責人是譚平山、阮嘯仙、馮菊坡等。 1922年5月，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在廣州召開了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出席會議的有來自12個城市的173人，他們中比較著名的人物有：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代表李啟漢，京漢鐵路工會代表鄧中夏，京奉鐵路工會代表鄧培，香港海員工會代表蘇兆征、陳炳生、林偉民，上海海員工會代表朱寶庭，廣東机器工會代表黃煥庭等。大會通過了《全國勞動大會第一次會議宣言》。《宣言》分析了中國工人階級遭受痛苦的根源以及擺脫痛苦的道路，號召全國工人階級即刻聯合起來，組成強固的緊密的陣線，与資產階級和壓迫階級進行斗爭。 這次會議之后，勞動書記部發起了勞動立法運動，并擬定了勞動立法4項原則和勞動法大綱19條，作為運動的指導原則和奮斗目標。 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后，全國各地普遍掀起罷工運動。這時，中國共產党的創始人李大釗便公開地領導著工人運動。 李大釗除了領導北方党的活動外，由于他在社會上的聲望，党中央決定讓他多進行公開的活動。為此，李大釗辭去了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之職，改任校長室秘書。這樣，他便有了空閒時間到處講演、發表文章，在許多高等學校兼課，宣傳科學社會主義，名聲大振。 一日，李大釗舊時天津同窗好友白堅武手持吳佩孚的親筆信，直奔李大釗的住宅。白堅武已成為直系軍閥吳佩孚的心腹謀士，吳佩孚想借用李大釗的聲望，達到他位居洛陽遙控中央政權的目的。白堅武見到李大釗，便追述同窗之誼，暢談別后的經歷。李大釗從白堅武的談吐中，感到和這位同窗好友已沒有共同語言了，從而內心生起厭惡的感情。白堅武取出吳佩孚的親筆信，笑著道： “守常兄，弟此次進京，專為迎候兄南下洛陽。” 白堅武走后，李大釗獨自一人在室內緩緩踱步，思考是否去洛陽的問題。吳佩孚曾利用五四運動，摧毀了親日的皖系軍閥。吳佩孚偽裝同情勞工，蒙蔽了不少工人、農民。在直奉戰爭中，他又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把奉軍赶出關外，交通系內閣隨之倒台，代之而起的是直系軍閥吳佩吳的御用內閣。目前吳佩孚在洛陽手握兵權，遙控北京，以華北為基地，稱雄平原，進而武力統一全國。李大釗分析了吳佩孚邀他去洛陽的真實目的，認為吳佩孚企圖借助革命潮流，達到他統一全國的目的。吳既然偽裝進步，必然做出進步姿態，不如將計就計，去洛陽与他會談，為勞工爭得一些福利。他決定去洛陽。 李大釗去洛陽之前，召集北京党組織會議，征求党內對他去洛陽与吳佩孚會談問題的意見，鄧中夏、何孟雄贊同李大釗去洛陽；張國燾反對說： “我們党的革命任務之一就是反對封建、打倒軍閥。像大釗同志這樣有威望的共產党人，去洛陽見吳佩孚，必然會有毀于党的聲譽！” 李大釗解釋說：“我去洛陽，一是利用吳佩孚擁護勞工的假象，達到保護勞工、深入開展工人運動的目的；二是利用直系軍閥和親日派交通系的矛盾，把我們的同志派到鐵路上去，以鐵路工人運動為先導，更加廣泛地開展全國的工人運動。” 張國燾不再堅持自己的意見，李大釗很快決定南下洛陽。白堅武喜出望外，立即把李大釗請進了高級包廂，急馳洛陽。在洛陽火車站，吳佩孚已派專用汽車迎候，把李大釗迎送到迎賓館，住進豪華的下榻處。 當天晚上，吳佩孚在白堅武的陪同下來見李大釗。李大釗以不變應万變的決心，和吳佩孚會談，終于達成了一項包括保護勞工的4大政治主張的聯合聲明。 吳佩孚深知交通系在鐵路上有雄厚的勢力，同時又知道共產党是鐵路上的新興勢力，他想利用共產党，打著“保護勞工”的招牌，要清除交通系，把鐵路的大權穩操在自己手里。他希望李大釗同他合作，要李大釗派出密查員，赴京漢、京奉、京綏、正太、津浦鐵路干線，調查親日派交通系貪贓枉法的罪行。吳佩孚通過白堅武同李大釗具体商談派密查員的問題。 李大釗考慮到派共產党員以合法的身份，即交通部欽差大臣的身份，出現在全國主要鐵路干線上，對工人運動可以起到推動作用。但是，交通系苦心經營數十年，在鐵路上的關系盤根錯節，派出的同志一旦和交通系人物發生糾葛，安全便成了問題。白堅武不屑一顧地回答說： “他們的人身安全，包在我的身上！” 于是，李大釗便介紹何孟雄、張昆弟、安体誠、陳為人、包惠僧、袁子貞等6名共產党員去擔任密查員。交通部分派張昆弟在津浦路，何孟雄在京綏路，包惠僧在京漢路，安体誠在京奉路，陳為人在正太路，袁子貞在隴海路。 這些密查員在交通部接受調查交通系骨干人物活動的任務，每人領取百元以上的薪水，除生活費外，其余交党組織，作為党的活動經費，而他們實際卻是勞動組合書記部領導工人運動的秘密特派員。密查員可以免費來往坐車不花經費。交通部雖然有6位密查員的名字，但出發各路可以換別的人。共產党員有密查員作護符，得以往來各路通行無阻。他們不僅不怕鐵路上的任何人，而且使人怕他們。不到半年時間，勞動組合書記部在6條鐵路上，建立了相當的工人組織，僅京漢鐵路沿線，就成立了16個工人俱樂部。 工人俱樂部成了工人運動的指揮机關。1922年6月，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鄧中夏和高君宇一起向李大釗報告：長辛店工人俱樂部根据工人的迫切要求，向北京鐵路局局長趙繼賢遞交了革除欺壓工人的火車房總領班郭福祥、電務科段長黃綿錦等5人的職務，改善工人生活待遇的8項要求的呈文。趙繼賢一直不予理睬，問題拖了一個多月。李大釗沉思片刻，說道： “待我做些實地調查后再定。” 李大釗親自到長辛店做了實地調查，經過和工人多次座談，深深地感到北方以組織工會為中心的工人運動，必須立即轉到向反動統治階級開展大規模的罷工斗爭。于是，他斷然作出決定：不答應工人提出的條件，就舉行罷工。 8月23日，鄧中夏根据李大釗的意見，前往長辛店領導罷工斗爭。他在工人俱樂部召集工人代表開會，決定24日早晨7時起正式罷工，會上通過了罷工宣言，并組織了糾察部和調查部。 24日上午7時，長辛店3000多工人，手執白旗，上書“不得食不如死”、“打破資本專制”、“不達目的不止”、“勞工奮斗”等字樣。涌向娘娘宮，舉行罷工誓師大會。 趙繼賢与直系軍閥王怀慶密商后，決定立即派兵南下，武力鎮壓罷工工人。兵車開到長辛店，工人并不畏縮，一聞兵到，即全隊擁列車站，詢問來由，并大聲長呼：“如是來鎮壓罷工，請開槍，愿求一死。” 兵士見此景象，气為之奪，乃改口說：“恐土匪乘机而起，我們是前來保護諸位工友和長辛店居民的。” 工人与兵車對峙約3個小時后，兵車奉命開回北京，工人則揚旗游街、示威。 趙繼賢見武力鎮壓不能奏效，只好派代表同工人代表談判。此時，鄭州鐵路工人發動了同情長辛店工人的罷工，江岸鐵路工人也正醞釀同情罷工，南北交通完全中斷。京綏、京奉、正太鐵路工人，都派代表到達長辛店進行慰問，又有隴海、津浦鐵路工人拍來電報聲援。 趙繼賢害怕罷工風潮擴大到全路，造成更大損失，不得不作出讓步。 罷工胜利后，長辛店3000多工人召開了慶祝罷工胜利大會。俱樂部在复工后第一輛開往武漢的火車頭上，插上上書“慶祝長辛店罷工胜利”的紅旗。 以長辛店工人罷工為起點，緊接著，李大釗派王盡美領導了京奉路山海關鐵工厂工人罷工，派鄧培領導了京奉路唐山制造厂工人罷工，派何孟雄領導了京綏鐵路車務工人罷工，派張昆弟領導了正太鐵路工人罷工，派鄧中夏、羅章龍、鄧培領導了開灤五礦大罷工；中共北方區委還領導了隴海、津浦、粵漢、京漢等鐵路的大罷工，革命的風暴，席卷了北方的鐵路和礦山。 工人運動直接打擊了軍閥吳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僅京漢路長辛店工人罷工取得胜利，工人每月增加3元工資，京漢鐵路全路工人約2万人，每月須多開支工資6万元，全年七八十万元。由于京漢鐵路是聯結北方首都，河南英國厂礦，保定、洛陽軍事要地，以及華中政治經濟中心武漢之間的交通樞紐，它對吳佩孚以及与鐵路關系密切的英國資本家，有著重大的戰略意義。他們不容忍京漢鐵路工人發動政治運動。為驅逐親日的交通系曾經暫時支持共產党人的吳佩孚，政治態度發生了很大變化，他像個凶神惡煞似地對白堅武說： “鐵路，是我吳某人賴以生存的搖錢樹！全線罷工，就等于刨了我的搖錢樹，斷了我的一半軍餉，我向誰訴苦去，這一切都出在保護勞工的政策上。我要收回這個政策，把窮鬼們再關進籠子里去！” 白堅武道：“大帥，審時度勢是兵家求胜的秘訣，縱觀全國大局，采取高壓之道，尚不成熟，如果奉系乘机揮師入關怎么辦？孫大炮誓師北伐又怎么辦？” 吳佩孚愕然地睜著大眼，他最怕的還是這兩件事。于是，他在公開場合仍然保留著“保護勞工”的幌子，而背地里卻積极准備對付工人運動。他下令組織“學兵隊”，要他們學習駕駛机車，以便在必要時取代工人。又令南段段長馮沄組織“同人通誼會”，分裂工人群眾，竭力抵消共產党在工人中的影響。 李大釗在鐵路、礦山工人運動胜利的時候，同鄧中夏商議，決定召開擴大的中共北京地方執行委員會議，總結北方鐵路、礦山罷工的經驗和教訓，擬定今后斗爭的方向。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同志，各鐵路干線上的密查員都參加了會議。李大釗听取了匯報后，提出：鑒于罷工風潮多偏于經濟斗爭，要求各礦山、鐵路在今后要組織政治斗爭，把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爭取組織工會的自由權利放在首位，把罷工運動提到一個新的階段。 會議之后，勞動組合書記部決定先成立京漢鐵路總工會，再成立各路總工會，然后成立全國鐵路總工會，作為鐵路工人運動的總机關；各城市同時成立各業工會，再聯合成立各城市工團聯合會，然后召開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謀全國工人運動的統一。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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