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
中共中央雖然尊重國際關于共產党加入國民党的提議，而大多數党員只贊成民主革命的聯合戰線，對于加入國民党組織，卻十分怀疑。直到1923年初，這种狀況并無多大改變。這年2月，北京地區党組織的一次會議上，在討論國共合作的問題時，除李大釗等少數人外，多數同志認為國民党是一個資產階級的党，他們只有領袖，沒有群眾；只有高級干部，沒有中下層干部，里面有許多墮落腐化的政客，很難在他們身上找出革命的因素。我們同他們建立聯合戰線，既失掉了我們的階級立場，又損害了我們党的純洁性。因而不愿加入國民党。 孫中山回廣州任陸海軍大元帥，設立大本營。1923年4月10日，孫中山任命陳獨秀為大本營宣傳委員會委員，委員會推舉陳獨秀為委員長，中共中央由上海遷到廣州。為了促進國共合作，中共中央于6月12日至20日在廣州召開了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中共“三大”的中心議題是党員加入國民党的問題，到會代表為此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出現完全對立的兩派意見。一派以馬林、陳獨秀為代表，主張共產党員應全体加入國民党，在工人群眾中也應發展國民党的組織；另一派以張國燾、蔡和森為代表，反對全体共產党員都加入國民党，尤其反對在工人群眾中發展國民党的組織。 馬林說：“中國的勞動運動太軟弱無力，實際上等于沒有。中國共產党是人為地組織起來的，而且也產生得過早。目前在中國只能發展國民運動。國民党是代表國民運動的，但是它必須進行改組。現在我們有了改組國民党的机會，也有了這种可能。共產國際以為國民運動是當前中國共產党的中心任務，蘇維埃俄國應該支持國民党。因此，中國共產党人一定要集中自己的力量改組國民党，在國民党內工作和發展國民党。除了馬克思主義的宣傳教育工作之外，中國共產党的一切政治宣傳工作都應當在國民党內進行，全國的工人都必須參加國民党。只有在國民党內的工人階級覺悟提高之后，才能產生國民党左翼。只有到那個時候，一個真正的中國共產党才能形成。中國革命運動只能這樣發展。 “現在就企圖建立一個獨立的、群眾性的共產党是一种夢想，我們的團体還一直這么小，談不上是一個政党。几乎沒有工人党員，党組織只在一些大城市的工會里与工人有些聯系。” 馬林提出“一切工作到國民党中去”的口號。 陳獨秀在報告中，在批評不愿意加入國民党的同時，也作了自我批評，說自己由于對時局的看法不清楚，犯了很多錯誤。另外，自己很容易激動。他說中共中央決定勸說全体党員加入國民党，党的政治主張有了重大改變，以前我們党的政策是唯心主義的、虛构的。 張國燾不同意馬林和陳獨秀的意見，他說：“一直只顧組織政府，進行軍事行動的國民党，被迫同這個或那個外國帝國主義以及國內的軍閥搞妥協，因此，它已稱不上是一個民族主義的政党了。國民党現在并不代表國民運動，它必須予以改組。問題在于，我們需要一种力量去迫使國民党進行自我改組。如果我們沒有這种力量，我認為就很難有改組國民党的可能。 我們不要忘記，組織工人、提高他們的覺悟，乃是我們党的特殊任務。即使工人階級還很年輕，力量還很弱，但它在斗爭中已經顯示出相當力量，這支力量不可完全被忽視，這是勞動運動，不能把它說成國民運動，不要把工會運動從我們手中轉到國民党手中。 “在現階段，只有在共產党有強大力量控制的工人集中的地區，我們才能自行組織國民党支部；而在共產党力量依然十分薄弱，國民党也沒有什么影響的工人集中區，我們就不必為國民党在那里組織支部，也不讓其影響滲入。” 張國燾、蔡和森等人，怕共產党加入國民党而削弱自己的勢力，因而不積极去參加國民党。 馬林則堅持：“所有共產党員沒有例外地都應加入國民党，并在國民党內積极工作，一切工作歸國民党。” 張國燾認為：如果中共全体党員都加入國民党，而且都在國民党內擔任實際工作，即陳獨秀也要在國民党內擔任實際工作，接受國民党的指導而忙得不可開交，并須以國民党的身份對外發言，那還有什么中共的獨立性？他主張：擔任中共各級領導的党員，和擔任与國民党無關的工人運動職務的党員，不必加入國民党，或加入而不必在國民党內做實際工作。 張國燾還聲稱：“中共并無義務在工人群眾中為國民党發展組織，因為這樣，將使獨立的工人運動成為國民党所領導的工人運動。” 馬林說：“共產党人加入國民党時，是考慮到可用這种策略最有效地增加工人階級利益，才去加入的。既然共產党人可以跨党，為什么工人、商人就該在國民党之外呢？我相信我們的精神力量，我相信憑這個策略，我們能取胜。” 兩种意見爭論激烈，各有偏頗。于是，与會者的多數，既反對張國燾等人的左傾觀點，又不全盤接受馬林提出的“一切工作歸國民党”的右傾觀點。 毛澤東的觀點与眾不同。他說，湖南工人數量很少，國民党員和共產党員更少，可是滿山遍野都是農民，因而得出結論，任何革命，農民問題都是最重要的。國民党在廣東有基礎，無非是有些農民組成軍隊，如果共產党也注意農民運動，把農民發動起來，也不難形成像廣東的局面。 大會經過長時間的討論，在代表中仍未取得一致意見的情況下，最后就陳獨秀起草的《關于國民運動及國民党問題的決議案》，進行表決，以21票贊成、16票反對被通過。《決議》決定全体共產党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党，實現民主統一戰線。共產党員加入國民党后，仍舊保存共產党組織，并須努力從各工人團体中，從國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階級覺悟的革命分子，漸漸擴大共產党組織，謹嚴党的紀律，以建立強大的群眾共產党之基礎。并須努力擴大國民党的組織于全中國，使全中國革命分子集中于國民党，以應目前中國國民党革命之需要。 由于張國燾怀疑國共合作，在選舉党的領導机關——中央委員會時，他落選了。會議選出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王荷波、毛澤東、朱少連、譚平山、項英、羅章龍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李漢俊、鄧中夏等5人為候補委員。 共產党再次作出共產党加入國民党的決定，對國共合作是個很大的促進。 再說越飛和廖仲愷在日本熱海會談。越飛說中國實行共產主義是遙遠的事，這話使廖仲愷放心去做三民主義者。要做好三民主義者，必須交個好朋友，共產主義者就是三民主義者的好朋友。 越飛還告訴廖仲愷說：“以往中國的革命，過于借重軍閥之力，因而常導致失敗。國民党必須組織培養自身的軍隊。” 廖仲愷甚以為然。經過會談，廖仲愷与越飛達成協議，蘇聯政府每年向國民党提供200万元的援助，其中70万元是軍官學校的費用。蘇聯將援助國民党設立軍官學校，并參照托洛茨基所訂立的紅軍制度，擬定一項創設軍官學校的計划。 廖仲愷由日本回國后，即大力協助孫中山做聯俄的工作。孫中山和蘇俄的關系日深一日。馬林同孫中山保持每周會面三四次。5月初，蘇聯政府致電孫中出，表示准備給中國必要的幫助，即派第一批軍事顧問5人，由蘇聯駐華武官阿納托里·伊里奇·格克爾帶領來到中國。 孫中山決定派蔣介石率領“孫逸仙代表團”赴蘇聯考察學習革命經驗。團員有沈定一、張太雷、王登云。代表團在蘇聯3個月。當時列宁正患病，蔣介石拜會了托洛茨基以及蘇維埃主席加里宁、外交人民委員契切林、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書記魯祖塔克、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斯克良斯基、總司令加米涅夫、教育人民委員盧那察爾斯基、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維經斯基等。還考察了紅軍的訓練情況，參觀了一些軍事學校，訪問了一些工礦企業。 在代表團訪問蘇聯之際，孫中山決定創辦軍官學校，軍校定名為“國民革命軍軍官學校”，命蔣介石為校長，陳翰譽為教練長，廖仲愷為政治部主任，由廖仲愷負責軍校籌備工作。當時廣東各實力派人物，看到軍校校長是塊肥肉，紛紛向孫中山推荐校長人選，不同意由蔣介石擔任校長。孫中山當即表示：“新辦的軍校，如果不叫蔣介石當校長，宁可不辦。”孫中山視蔣介石為“如身之臂，如驂之靳”。他說蔣介石：“昂昂千里之資，雖夷險不測，成敗無定，而守經達變，如江河之自适，山岳之不移。” 蔣介石乃浙江宁波奉化縣溪口鎮人，名中正，字介石，原名瑞元，譜名周泰，學名志清。其父蔣肅庵在溪口鎮上開設玉泰鹽舖，經營鹽、酒、石灰為主，有薄田30余畝，是一戶中產人家。蔣肅庵前后娶過妻室3位，元配徐氏、繼配孫氏、再繼配王氏，蔣介石為王氏所生。王氏名叫王采玉，与蔣介石的父親結婚是第二次嫁人。原來嫁給溪口曹家姓俞的，那姓俞的36歲去世后，王采玉回到娘家居住，曾在葛溪一個庵里守節，后經在蔣肅庵店舖任帳房的堂兄王賢棟的介紹，再嫁給了喪妻的蔣肅庵。蔣肅庵1895年死于時疫，當時蔣介石只有8歲。 王采玉在其夫病死后，茹痛撫孤，勤勞特甚，1921年，王采玉因患心髒病而死。蔣介石是個孝子，他將其母葬在白崖魚鱗墺中壟。孫中山為其寫了祭文，并在墳墓的墓碑上手書“蔣母之墓”。張靜江為其寫了一副對聯，上聯是“禍及賢慈當日頑梗悔已晚”，下聯是“愧為逆子終身沉痛恨靡涯”。蔣介石寫了《哭母文》和《先妣王太夫人事略》。 蔣介石前后娶過妻室4位。第一個妻子叫毛福美，1901年同蔣介石結婚。她比蔣介石大5歲，給蔣介石生了個儿子蔣經國。1913年蔣介石娶姚冶誠為側室，姚氏生了蔣緯國。但也有一种說法，蔣緯國是戴季陶之子，由姚氏撫養大的。蔣介石的第三個妻子叫陳洁如。陳氏受過中等教育，能說俄語。蔣介石的第四個妻子是宋美齡。蔣同宋結婚時在上海報紙登了結婚照片，寫著“中美合作”，即蔣正中的“中”字，和宋美齡的“美”字。 蔣介石從小讀過一些古書，16歲時考過秀才，未中。17歲到奉化城里進鳳麓學堂，以后又到箭金學堂，19歲轉入龍津中學讀書。20歲這年，曾赴日本學習，未能如愿。返國后不久考入全國陸軍速成學堂，次年被軍校保送去日本留學，入振武學校。蔣在振武學堂學習期間，曾寫了一首七言絕句： 騰騰殺气滿全球，力不如人万事休！ 光我神州完我責，東來志豈在封侯！ 1910年，24歲的蔣介石离開振武學堂以后，被分配在日本駐新潟縣高田市野炮兵第13師團第19聯隊充當二等兵，以后升為上等兵，稱士官候補生。蔣介石平常很少講話，但他是留學生。 1907年，蔣介石同陳其美一見如故，即与訂交。陳其美介紹蔣介石入同盟會，并引他見了孫中山。 1911年夏，蔣介石接到已經回到上海的陳其美的電報，托故請假歸國。他臨行前，曾送給師團長岡外史一塊匾，手書“不負師教”4字。蔣回上海參与陳其美“密商舉義計划”，雖然假期不多，他還是參加了營救被關在牢獄里的同志張恭，和計划暗殺出賣張恭的劉光漢、何震夫婦。后因假期結束，返回日本。 辛亥革命爆發后，陳其美電催蔣介石回國。蔣介石再次請假回上海。他回滬后，陳其美多次派他到杭州參加領導起義。滬軍都督府成立后，陳其美派蔣介石為滬軍第5團團長。 1912年初，蔣介石受陳其美派遣去刺殺光复會領袖陶成章。蔣介石同另一名刺客王竹卿于夜間2時許，撬開陶成章的住所的大門而入，守門者覺，詢以何為？蔣回道“來看陶先生。”旋登樓，入陶成章臥室，蔣又呼曰：“陶先生！”即出手槍擊之，子彈從陶左額入，斜穿胸部，陶成章不明不白地死去。 蔣介石殺陶后，又去日本，在日本辦了《軍聲》雜志。他在《發刊詞》中寫道：“本社同人編輯《軍聲》，將欲揭破各國之陰謀，而曉音喑，警告國人以未雨綢繆之計者。” 1912年底，蔣介石返回中國，次年7月，蔣介石在孫中山的勸說下，跟隨陳其美在上海開展反袁斗爭，躬赴火線，往來指揮。此時，蔣介石已成為陸軍少將。 1913年9月，蔣介石赴日本，在黃興主辦的東京軍事教育机關“浩然廬”學習。后受陳其美指派赴東北活動。蔣介石又參加了孫中山的中華革命党，并向孫中山呈上了《上總理陳述歐戰趨勢并倒袁計划書》。 1915年2月，陳其美從日本返滬進行反袁斗爭，派蔣介石留在東京處理善后。蔣介石在送陳其美回國時說：“此去万一不幸，而為袁氏所害，余當為兄之第二化身，以成未竟之志！” 這年10月，擔任淞滬司令長官的陳其美，要蔣介石回上海參与反袁活動。蔣介石回上海后，協助陳其美從事反袁的軍事斗爭。1916年5月，陳其美被袁世凱派人殺害，蔣介石在祭文中說：“義弟蔣介石，致祭于英士義兄之靈曰：嗚呼！自今以后，世將無知我之深，愛我之篤，如公者乎！丙午以來，至今十載，其間所共者為何事，非安危同仗之國事乎？所約者何如辭，非生死相共之誓辭乎？而乃一死一生，卒至國事未成，誓辭未踐，死者成仁成義，固無愧于一生，而生者守信踐約，豈忍惜于一死。” 陳其美死后，富有的古董商和早期革命的財政家張靜江（張人杰）很賞識蔣介石，用錢來支援他。于是蔣在黃金交易所大事投机，獲得了惊人的成功，不到1年就發了財。當時上海灘是冒險家的樂園，在這個國際都市的市場上，從事交易買賣是极冒險的事業，在買賣供求中，充滿著賭博、投机、欺騙、誘惑、冒險、凶殘等，一人的發財建立在多數人的傾家蕩產上。 1917年，張靜江和經濟非常拮据的蔣介石、戴季陶，共謀生財之道，乃和日本某企業代表協商開辦交易所，在上海組織了“協進社”的秘密社團，謀划其事，又和浙江同鄉虞洽卿等拉攏，成立了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 蔣介石同戴季陶在日本振武學堂相識，此時又走到一起，在飽嘗經營的甜酸苦辣中結成了知己，互相間稱兄道弟，戴季陶的儿子戴安國稱蔣介石為“三伯伯”，這种親密的程度，不是常人所能相比的。 在證券物品交易所，蔣介石、張靜江、戴季陶、虞洽卿、陳果夫等人開始了密切交往。這几個浙江人以地域作為紐帶，緊緊地抱成一團，成為江浙財團及上海幫會勢力在政治上的代表，為今后的權勢的不斷提高創造了有利條件。 蔣介石原是光棍一條，一無所有。他對張靜江說：“日來閒居無事，常以弄墨自娛，愧無進步，不能當大雅一睞。七日教言，領悉一是。代認恒泰股份，甚感！請為簽字。” 張靜江為蔣介石在交易所認股4股，每股1000元。蔣在交易所里擔任了經紀人，其牌號叫“恒泰號”。半年后，蔣介石獲得50多万元。 蔣介石、戴季陶等人，真所謂空手人翻云覆雨，白手起家，憑空發了大財。交易所獲利越來越多，蔣介石、戴季陶、張靜江等便將股票价格越抬越高。由于交易所得利這么快這么多，搞交易所的人紛紛而起。交易所的价格，時時飛漲，到了1921年夏秋，交易所竟至過盛時期，終于釀成絕大風潮，各交易所先后停閉歇業，蔣介石、戴季陶等也陷于破產，從買空賣空的巔峰上一下子跌落下來。蔣介石欠了一屁股債務。 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拖延到1922年2月，宣告“死刑”，大量股票一旦成為廢紙，大富翁變為窮光蛋。虞洽卿和青幫首領黃金榮研究之后，仗義援助，給蔣4万多元，年老的張靜江給蔣介石還了3万多元的債。 蔣介石雖然做投机生意失敗，但他在生意場上交結了張靜江、虞洽卿等江浙財團，后來江浙財團扶持蔣介石爬上政治舞台，此是后話。 蔣介石在陳其美死后，設法全力投靠孫中山，取得了孫中山的信任。1917年9月，蔣介石寫了《對北軍作戰計划》，10月又寫了《滇粵兩軍對于閩浙單獨作戰之計划》，送給孫中山。1918年春，蔣介石南下廣州后，參加孫中山的軍事活動，先后在援閩粵軍總司令部任作戰科主任、第二支隊司令、第二軍前敵總指揮官。這年3月，蔣介石向孫中山呈上《今后南北兩軍行動之判斷》，7月又呈上《粵軍第二期作戰計划》。由于蔣介石同陳炯明有矛盾，几度辭去軍職。而孫中山對蔣介石越來越信任，尤其在軍事上，孫中山于1920年10月29日給蔣介石的信說：“執信忽然殂折，使我如失左右手。計吾党中知兵事而能肝膽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惟兄之勇敢誠篤，与執信比，而知兵則尤過之。兄性剛而嫉俗過甚，故常齟齬難合，然為党負重大之責任，則勉強犧牲所見而降格以求，所以為党，非為個人也。” 1921年1月12日，孫中山給蔣介石去電說：“援桂剋日出師，請兄速來臂助，兄本允赴粵追隨，勿再延遲為幸。”3月29日，孫中山再次給蔣介石去電說：“西征關系重要，一切須在軍事籌划，兄來更速進行，幸即趣裝！”4月之后，孫中山5次致電蔣介石：“速來相助”；“節哀速來，臂助一切”，“一切仍俟兄來商榷”。1922年6月2日和6月16日，孫中山2次致電蔣介石：“粵局危急，軍事無人負責，無論如何請兄即來助我，千鈞一發，有船即來，至盼！”“事緊急盼速來”。6月29日，蔣介石由滬來粵，在永丰艦上同孫中山見面。孫中山對外國記者說：“蔣君一人來此，不啻增加2万援軍。” 孫中山渡過難關，蔣介石著書《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記錄了孫中山從6月15日至8月15日的62天的各方面活動情況。1922年10月18日，孫中山任命蔣介石為總司令部參謀長。1923年2月，孫中山又命蔣介石為大本營參謀長。 孫中山對蔣介石的信任，決非一朝一夕，而是有一個較長的過程。 盡管孫中山派蔣介石去蘇聯考察，并命他為新辦的軍校校長，但蔣介石對這個職務的重要性，開始卻沒有足夠的認識，因此對孫中山的任命采取消极態度。他從蘇聯回到上海后，并不立即赴廣州向孫中山報告，卻于當日下午返回浙江奉化原籍。在廖仲愷的一再去電催促下，蔣介石才不得不動身去廣州。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