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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軍第１１５師，不但是八路軍編制上的第一師，而且也是八路軍中最先從陝北出發，渡過黃河，并第一個与日軍進行交戰的師。它是名副其實的八路軍第一師。 在“盧溝橋事變”爆發后不久，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國共產党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于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５日在廬山交給蔣介石。在這個宣言中，為挽救中華民族的危亡，中國共產党摒棄前嫌，已与國民党取得諒解。為此，中國共產党重申承認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并為之奮斗；取消武裝推翻國民党政權和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蘇維埃政府名義；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并待命出發，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等四項保證。 ８月２２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宣布，紅軍主力部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并同意設總指揮部，下轄三個師，每個師１．５万人。２５日，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出改編命令，宣布將中國工農紅軍第一、第二、第四方面軍和陝北紅軍等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八路軍（９月１１日后，按全國統一的戰斗序列，改稱第十八集團軍），紅軍的前敵總指揮部改為八路軍總指揮部，朱德任總指揮，彭德怀任副總指揮（９月１１日后，改稱正、副總司令），葉劍英任參謀長、左權任副參謀長，任弼時任政治部主任、鄧小平任副主任，下轄第１１５師、第１２０師、第１２９師和總部特務團。 改編后的紅軍就要開赴抗日前線了。抗日雖然是每一名紅軍指戰員夢寐以求的事情，可現在要与國民党一起，并要在國民党的指揮下進行抗日，有些人便想不通。因為他們參加紅軍后的一切仇恨、奮爭都是与國民党連在一起的。試想一下，要与曾經奪去了戰士們親人和無數紅軍戰士生命的“白狗子”共同作戰，他們心里能很舒服嗎？在紅軍改編的時候，很多人的身上還有不少与國民党軍隊作戰時留下的傷疤，甚至還有國民党給留下的彈片和子彈。有些人之所以要參加紅軍，其主要原因就是不堪忍受國民党的高壓統治，或是為了給自己的親人報仇。有的人离開根据地后，他們的親人都被國民党軍隊處死，有的几乎整村整村的人被殺害。可如今卻要与國民党軍隊共同作戰，原來的死對頭變成了“親兄弟”，并且國民党還成了大哥哥。改編就改編吧，特別是還要把頭上戴的象征革命的八角帽摘下來，頭頂“青天白日”徽，并且在作戰中打國民党的“狗牙旗”，指戰員們的感情實在接受不了。他們的目光一齊沖著新發下來的帽徽，那“青天白日”像瘋狗的牙齒一樣，陰森森的，猙獰可惡。在紅軍的眼里，它就是殘酷和毒辣，就是凶暴和卑鄙。以前這個帽徽多是在戰場上從敵人的頭上或俘虜的頭上看到的，而今卻要戴在自己頭上。有些人气得把它扔到地上。這么些年來，多少血，多少淚，多少辛酸，多少悲痛，哪一件不和這個標記連在一起？戰士們的牢騷可就多了。 羅榮桓正在深入紅４師第１０團了解部隊的情況。這支部隊是紅一方面軍的老部隊，從中央革命根据地一直打到陝北，在長征路上打了許許多多的胜仗、惡仗和苦仗。這支部隊很多人都犧牲在長征路上，不少指戰員的親人都死在國民党軍隊的屠刀下。有一部分戰士，特別是經過長征的老戰士們心里的怨气就不少。羅榮桓一來，他們可就打開了話匣子： “國民党是咱們的死對頭，為什么要和他搞合作？” “蔣介石殺害了我們多少同志，他逼著我們爬雪山、過草地，連草鞋上的牛皮鼻子也吃了，這仇怎么能忘記！” “我們參加革命就是為了打倒國民党反動派，打來打去，要戴青天白日徽了，我們自己也成了國民党軍，這叫我們還有什么臉去見父老鄉親？” “……” 在紅軍中，羅榮桓一直以平易近人、沒有架子和善于做思想工作而聞名。他耐心地听完大家發牢騷，然后像拉家常一樣說：“共產党人要把祖國和人民的利益看成最高的利益。現在大敵當前，國家民族危在旦夕，我們要暫把階級的仇恨吞在心里，与國民党一起共同抗日。從今天起，我們就是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１１５師了。”“換個帽子算不了什么，那是形式，我們人民軍隊的本質不會變，紅軍的优良傳統不會丟，實現共產主義的理想不會動搖！帽徽雖然是白的，但我們的心卻永遠是紅的！” 是的，紅軍雖然成了“國軍”，但中共中央發布的命令中還有一點，即“保證紅軍在改編后成為共產党的党軍”。軍裝換了，帽徽變了，但是紅軍的政治信念卻沒有變。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于“八一”建軍節給每個老紅軍戰士發了一枚紀念章。羅榮桓當時也把這枚紀念章帶在胸前，他對戰士們說，雖然改編為八路軍了，但是一定要保持和發揚紅軍１０年斗爭的光榮傳統，在党中央的領導下，為完成中國革命的偉大歷史使命而奮斗。 一席話使在場的紅軍戰士明白了很多道理，他們也許還有一些疑慮，但心里卻比以前敞亮多了。 在接到整編命令時，紅一軍團正駐扎在陝北的宁縣、正宁和旬邑附近地區；１５軍團駐扎在鎮原（孟壩）和西峰鎮附近地區。８月２２日，部隊接到命令，在陝西三原云陽鎮集結，舉行改編誓師大會。 一大早，陽光像金沙一般舖在寬敞的土坪上，天空湛藍湛藍，一點風絲儿都沒有。指戰員們都換上了新的國民党軍軍服，各部隊整整齊齊地排成方陣，靜待檢閱。 當時正值秋雨連綿，像這樣的大晴天真是不多見。有的人心里就想，這是否預示著八路軍在抗日戰場上一帆風順呢？ 從前位于每一支部隊前方的紅旗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中華民國的國旗——“青天白日滿地紅”。今后就要舉著它去和日本鬼子干了。有的人看著別扭，這旗靈嗎？他們的心里在犯嘀咕。 “立正”的號音過后，從隊伍的一端走來几位領導，他們是八路軍第１１５師參謀長周昆，政訓處主任羅榮桓、副主任蕭華等，其中還包括來自總部的葉劍英。由于新任師長林彪、副師長聶榮臻已去洛川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所以就由政訓處主任羅榮桓宣讀改編命令，并帶領全師指戰員進行庄嚴的宣誓： “日本帝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的死敵。它要亡我國家，滅我种族。為了民族，為了國家，為了同胞，為了子孫，我們要堅決抗戰到底！” “為了抗日救國，我們已經奮斗了６年。現在民族統一戰線已經成功。我們改名為國民革命軍，上前線去殺敵。我們要嚴守紀律，勇敢作戰，不把日本強盜赶出中國，不把漢奸完全肅清，誓不回家！” “我們是工農的子弟，不侵犯群眾的一針一線，替民眾謀利益，對革命要忠實。如果違反民族利益，愿受革命紀律的制裁和同志的指責……” 宣誓聲像黃河壺口瀑布的濤聲，響徹云霄，震撼著清晨的曠野，激蕩著紅軍指戰員的心。它正像那滔滔東去的黃河，向世人宣告：“中華民族永遠是不可戰胜的”。 誓師大會結束后，羅榮桓立即率領作為八路軍抗日先遣隊的第３４３旅先于其他部隊出發了。 １１５師主要是由第一方面軍組成。第一方面軍包括紅１軍團和第１５軍團。紅１軍團戰斗力最強，它曾被稱為鐵軍。紅１軍團的主要組成部分是原中央紅軍，即從前的紅軍一方面軍，它隨毛澤東轉戰中央蘇區。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５次反“圍剿”作戰，就是在原紅一方面軍与國民党之間進行的。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所授予的１０位共和國元帥中，就可以看出紅一軍團在紅軍中的重要地位。因為這１０位元帥中有８位來自紅一軍團，朱德、彭德怀、劉伯承、陳毅、羅榮桓、聶榮臻、葉劍英和林彪都在紅一軍團工作過，由此可見紅一軍團在紅軍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中央紅軍在長征開始時有一、三、五、八、九共５個軍團，但到長征結束，到達陝北時，就只剩一軍團了，這就意味著，在中國工農紅軍中，只有紅一軍團從頭至尾走過長征二万五千里。而其他到達陝北的紅軍，如紅１５軍團和紅四方面軍等部隊，雖然都參加了長征，但他們開始長征的時間都晚于紅一方面軍，走過的路程也都不足二万五千里。 紅一軍團的前身是秋收起義和南昌起義的部隊，由毛澤東、朱德帶領上了井岡山。后來在毛澤東和朱德的領導下逐步發展壯大。在１９３１年１１月之前，一軍團的軍團長和政委分別由朱德和毛澤東兼任。１９３２年３月，林彪被任命為一軍團軍團長，聶榮臻為政治委員，羅榮桓為政治部主任。 在紅軍長征的過程中，中共中央的大多數領導人都隨中央紅軍行動。但到四渡赤水作戰時，中央紅軍的５個軍團就只有一軍團還保留著師的編制，其他軍團已取消了師的編制，由軍團直接指揮。飛奪瀘定橋也是由這個軍團干的。由于毛澤東在中央紅軍中呆的時間最長，所以他對這個軍團有著特別深的感情，軍團中的大多數干部他都很熟悉，并且是在他一手培養下成長起來的，林彪剛認識毛澤東的時候，才是一個營長，１１５師參謀長周昆在井岡山的時候還是一個戰士。毛澤東不但了解這支部隊，而且也給予紅一軍團以最大的信任。雖然在當時毛澤東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他周圍的很多人，特別是与他有矛盾的人卻經常就此事對毛澤東進行指責。這可以從聶榮臻的回憶錄中看出。 在紅軍即將開始長征時，聶榮臻見到了毛澤東，想知道紅軍要去什么地方。但毛澤東為了避嫌，沒有主動告訴他。聶榮臻在回憶錄中寫道： “我們這次去見毛澤東同志，本想打听一下轉移去哪個方向，可是他就談到這里，不往下談了，卻提議一同去看看瞿秋白同志辦的圖書館。” “毛澤東同志歷來是很守紀律的。同時，那個時候他也在避嫌疑。因為一軍團長期是由他直接領導和指揮的部隊，他要防止宗派主義者怀疑他在暗中搞什么宗派活動。因此，沒有達到我們想探問轉移方向的目的。毛澤東同志這樣注意守紀律，李德仍不斷散布謠言，誣蔑攻擊毛澤東同志搞宗派活動，一直到１９７６年他寫的名為《中國紀事》的回憶錄里面，仍然充滿了這類無恥讕言。 在長征途中，毛澤東也始終未离開紅一方面軍，特別是在張國燾分裂中央、分裂紅軍的時候，毛澤東也未离開過當時被編在右路軍的紅一軍團。 從毛澤東上井岡山開始，到紅軍到達陝北，毛澤東就基本上沒有离開過紅一軍團。在這期間，他把林彪任命為紅一軍團的軍團長。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后，任命林彪為１１５師長。１１５師的大部分領導都是紅一軍團的指揮員，師長是原一軍團的軍團長林彪，副師長（實際上就是政委）是原來一軍團的政治委員聶榮臻，政訓處主任（相當于政治部主任）是原一軍團的政治部主任羅榮桓，副主任是一軍團２師政委肖華，參謀長周昆也是原一軍團的。１１５師的領導班子都在一軍團任過職。可見毛澤東對原紅一軍團的重視。 中共中央決定了１１５師指揮員的人選后，林彪便從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回到了自己原來的老部隊——紅一軍團。 這樣，林彪和聶榮臻又開始了他們之間的第二次合作。 在中國共產党軍隊中的眾多將領中，林彪与聶榮臻之間的共識可以說是非常有意思的。在黃埔軍校時，聶榮臻是教師，林彪是學生。在紅軍時期，林是紅一軍團的軍團長，聶榮臻是政委，在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后，林是師長，聶是副師長。在建國后１９５５年授銜時，他倆都被授予元帥軍銜。 林彪与聶榮臻先后共事三次，第一次是在紅軍時期的１９３２年初到１９３６年初，這次時間比較長，約４年；第二次是在抗日戰爭時期，時間只有約兩個月；第三次是在平津戰役期間，時間也只有兩個月左右。 聶榮臻与林彪初次相識是在黃埔軍校，當時林彪是黃浦第四期學生，聶榮臻是黃埔的教官。聶榮臻認為林彪在學習上很一般，“政治上也不活躍”。聶榮臻說當時他同林彪沒有多少接触，印象也不深。雖然聶榮臻說林彪“政治上不活躍”，但并不表明當時林彪在政治上不進步，因為林彪入黃浦軍校之前就在林育英（張浩）的影響下加入了中國共產党。此時，聶榮臻是林彪的上級，林彪從黃埔畢業分配到葉挺獨立團，就是經聶榮臻之手辦理的。 林彪与聶榮臻共事最長的時期，也就是在紅軍時期的４年。在這一段時間內，紅一軍團作為中央紅軍的主力部隊，在几次反“圍剿”和長征途中，都發揮了重大作用。由此看來，他們當時的合作還是比較成功的。否則，如果當時兩個人合不來，紅一軍團的戰斗能力就不會那么強，毛澤東也不會讓他們在一起共事那么長的時間，并在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時又把他倆放在一起。在聶榮臻的回憶錄中回憶了他當時在處理他与林彪之間的關系時所采取的態度： “在我當時看來，林彪還年輕，世故也比較少一些，雖然气盛，但只要做好工作，還是可以團結共事的。我對他所持的態度是：盡量支持他的工作，遇到非原則問題，即使有不同的看法，也不多爭論，但是遇到原則問題就不能讓步。” 從聶帥的回憶錄中可以看出，他當時在很多事情上是讓著林彪的。這一點是非常可信的，因為林彪在軍事上向來是喜歡自己一個人說了算。但林彪對自己的老師又是怎樣評价的呢？我們不得而知。但從后來的情況中可以推測到，林彪對聶榮臻還是比較滿意的，因為在平津戰役時，他曾經向中央提出要求讓聶榮臻代替羅榮桓出任第四野戰軍政委。 盡管如此，但据聶榮臻回憶，他們之間還是發生過几次爭吵。 兩人的第一次爭吵是在１９３２年４月底前后，當時紅軍打下了漳州，部隊在漳浦地區進行籌糧籌款，“有的部隊在林彪的縱容下，對政策的執行一度搞得很混亂，甚至把一些不交款的老財弄到街上去拷打。為了制止這些違反政策、脫离群眾的作法，我和林彪之間，發生了我們共事史上的第一次爭吵”。 第二次爭吵是在長征途中。當時紅軍在突破國民党軍隊的第三道封鎖線時，林彪不執行軍委的命令，聶榮臻為此与林彪爭吵起來。聶榮臻回憶說，“我堅決主張按軍委命令行事，當時我們爭吵得很激烈”。爭吵的結果是林彪讓了步，因為通過調查證明聶榮臻是正确的。 兩人之間的第三次爭吵也是聶榮臻回憶錄中提供的。据說是紅軍在遵義會議以后打了一些胜仗，但也打了一些敗仗，因此當時在紅軍的領導層中“開始流傳說毛澤東的指揮也不行了，要求撤換領導。林彪就是起來帶頭倡議的一個”。當時紅軍為了甩掉敵人，走的路比較多，有時還跑了很多的冤枉路。林彪就說紅軍走的盡是“弓背路”，“還說‘這樣會把部隊拖垮的，像他這樣領導指揮還行’？”“在會理休整時，林彪忽然給彭德怀同志打電話，他煽動彭德怀同志說：‘現在的領導不成了，你出來指揮吧。再這樣下去，就要失敗。我們服從你的領導，你下命令，我們跟你走。’他打電話時，我在旁邊，左權、羅瑞卿、朱瑞同志也在旁邊。他的要求被彭德怀同志回絕了。我嚴肅地批評林彪說：‘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總司令，撤換統帥？我們的軍隊是党的軍隊，不是個人的軍隊。誰要造反，辦不到！’”后來，林彪又給中央三人軍事領導小組寫信，說是要求朱德和毛澤東下台，并要聶榮臻在信上簽字。聶榮臻堅決反對。林彪就自己簽字送了上去。在這之后不久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批評了林彪，并說：“你是個娃娃，你懂得什么！？” 林彪与聶榮臻之間的第四次爭吵，是爭論張國燾是否正确的問題。當時紅軍已到達甘肅，張國燾企圖分裂紅軍，不按中央的決定行事。据聶榮臻回憶，張國燾准備“吃掉”中央紅軍。他制定了一個方案，准備把中央紅軍的人調開，讓聶榮臻到１１軍去當政委，把林彪調到另一個軍去任軍長。聶榮臻獲悉了這一情況，就提醒林彪注意。但林彪卻說聶榮臻是宗派主義。接著兩人便發生了爭吵，并且气氛還非常緊張，拍桌子，把一個盤子也打翻了。 雖然聶榮臻与林彪之間曾發生過多次爭吵，但總的來看兩人之間的關系還是不錯的。因為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任何一支部隊的政治主官和軍事主官之間都很難不發生矛盾，發生爭吵是在所難免的。但兩人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特別是在紅軍長征途中的那种艱苦的歲月里，能夠帶領紅一軍團沖破敵人的圍追堵截，保護党中央到達陝北，應該說，他們之間的合作還是不錯的。聶榮臻也承認，“我一方面看到他打仗還行，有時候有股子猛勁，有時候對戰術問題也肯動腦筋”。 在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的命令宣布之前，林彪和聶榮臻就赶到陝北的洛川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當１１５師召開誓師大會的時候，他們兩人還沒有赶回部隊。 在洛川會議期間，林彪被選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１１位成員之一。會議結束后，１１５師已經出發，林彪和聶榮臻就匆匆往西安赶，准備從西安乘火車追赶自己的部隊。林彪接到參加洛川會議通知的時候，他還在延安的抗大工作，這次他也沒有再回延安。 當時，正是秋季，林彪与聶榮臻騎著馬，順著洛川通往西安的公路往前赶，按理說，兩人已好長時間不在一個單位工作了，中國共產党又剛剛經歷了一次重大的事件，老相識在一起會有很多話要說，也有很多話題可講，可是林彪是個性格內向的人，好自己一個人想事，只要不是他特別感興趣的問題，一般不會提起他談話的興致，所以在路上，他們兩人交談的時間并不多，偶爾几次也都是關于工作的。 那個季節愛下雨，一下起來就是几天。林彪和聶榮臻也赶上了雨，這可讓１１５師的兩位首長吃夠了苦頭，并且使不愛講話的林彪說的話更少。他們一路走，雨一路下，每個人的身上都淋得透濕。加上又是簡易公路，到處泛著黃泥漿。等他們到西安的時候，滿身都是泥水，幸虧隨身帶著干淨衣服，換了換，這才進了西安城，見到先期到達西安的周恩來等人。 根据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的安排，前往山西前線的領導人分兩批走，林彪隨第一批出發，到達太原住進閻錫山的招待所。因為周恩來也要去太原，他要求聶榮臻与他同行。因此，聶榮臻比林彪晚３天出發。 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１０名元帥中，八路軍１１５師占了３名。這三位元帥都在紅一方面軍工作過，但羅榮桓与林彪共事的時間要早于聶榮臻。 １９３０年下半年，羅榮桓就調任當時林彪任軍長的紅一方面軍第４軍政委。羅榮桓之所以調到紅４軍，主要是因為在此之前的几位政委都与林彪合不來，林彪經常自己一個人說了算，不愛听取別人的意見。為了能找到一位合适的政委，毛澤東冥思苦想，最后選中了羅榮桓。羅榮桓剛一到任，不少人為他捏了一把汗，毛澤東開始也不怎么放心。但羅榮桓到紅４軍后，一心扑在部隊的建設上，不計較個人的得失，把紅４軍的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抓得井井有條，与林彪合作得不錯。林彪除了負責作戰指揮外，對部隊的日常工作索性不怎么過問了。毛澤東放了心，他高興地對身邊的同志說：“羅榮桓在紅４軍，不是跟林彪合作得很好嗎？”后來，紅一方面軍擴大編制，林彪任紅一軍團總指揮，聶榮臻任政委，羅榮桓任政治部主任，這是３位未來的元帥第一次在一個單位共事。最為有趣的是，３位元帥曾在同一次演出中扮演了角色。 在紅一方面軍第四次反“圍剿”前，紅一軍團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編寫了一個名為《廬山雪》的劇本。該劇描寫的內容是紅軍打進了南昌，即將殺上廬山去，活捉蔣介石。蔣介石的反動統治就像廬山上春天的殘雪，很快消融瓦解。為了体現官兵同樂，在羅榮桓的支持和鼓動下，紅４軍政委羅瑞卿把軍團的主要領導干部都動員上了台，每人都按實際的職務擔任角色。至于反面角色，羅瑞卿自告奮勇地演蔣介石，年紀小、個子也小的童小鵬扮演宋美齡。 當戲演到最后一幕，紅軍已打下了南昌，部隊正准備向廬山前進。台上是軍團司令部，林彪正在接電話。電話里有人報告： “現在已經繳獲了許多戰利品，報告軍團長怎么處理？” “用船裝！”林彪當即給予答复。 接著軍團長林彪和軍團政委聶榮臻召集會議。聶榮臻提出，要請政治部主任羅榮桓研究一下，把這一捷報通報給軍團所有部隊。這時根据劇情發展，該羅榮桓出場了。大家等了半天，仍不見羅榮桓上台。怎么回事，羅榮桓不上台，這戲就演不下去了，就等于冷了場。 關鍵時刻，我們的羅主任怎么了，大家都在猜測著。 其實，當時羅榮桓就在后台火盆邊烤火。因為他正鬧瘧疾，全身發冷。早在“五卅”運動期間，他就在青島大學組織過戲劇演出，可他自己卻從來沒有上過台，可能這次是由于怯場，也許是由于身体不舒服，所以沒有按事先協商好的時間上台，只是低頭坐在那里笑。林彪在台上喊了几聲： “羅主任呢？”沒有回音。 好在林彪急中生智，接著就給通信員下命令： “通信員，去把羅主任請來！” 于是几個戰士跑到后台，不由分說，便把羅榮桓“請”上了台。台下的干部、戰士笑得前仰后合，當時的气氛非常熱烈。 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歷史上，３位元帥同在一個軍團工作的只有這一次，而３位元帥同在一出戲中扮演角色也只有這一次。 ３個元帥在一台戲中擔任角色，其樂融融，如不是林彪成為一個陰謀家，一個野心家，那么，即使到現在，這件事也會一直傳為佳話的。 １１５師成立后，這３位元帥在師里所擔任的職務与在紅一軍團時一樣，一個軍事主官，一個政治主官，一個是政治部的主任，但他們卻沒有机會再湊到一塊演戲了。在八路軍奔赴抗日前線不久，聶榮臻就到了晉察冀，而林彪則因負傷回了延安。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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